叔孙通（生卒年不详），名何，薛县（今山东滕州官桥镇）人，秦末汉初儒学大家。
根据《孔丛子》的记载，叔孙通早年拜孔鲋为师。秦始皇时期，他凭借学识被征召，担任待诏博士。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叔孙通逃离秦国，来到薛地，之后先后追随项梁、楚怀王，再到项羽麾下。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刘邦率领诸侯军队攻取彭城，叔孙通转投汉军，被任命为博士，封号稷嗣君，后举荐勇武之士为汉争取天下。高祖五年（前202年），叔孙通定二月甲午作为良日，高祖于汜水正式登帝位。高祖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适逢十月，叔孙通以礼仪让群臣朝拜，后被任命为奉常，叔孙通于是举荐众儒生，儒生全都被任命为郎官。高祖九年（前198年），叔孙通被任用为太子太傅。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力谏阻挠，甚至欲以自杀相谏。孝惠帝即位后，曾在通往宗庙的路上修建复道，叔孙通认为是不敬，又因“人主无过举”，谏议在渭河北修建一座原样的寺庙，以彰显孝道。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通过制定朝仪及宗庙礼法等制度，推动西汉礼治，既使汉初朝堂君臣等级分明，又使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弘扬，为后世帝王进行礼治建设提供典范。由于叔孙通的礼治实践，汉初统治者改变了对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大量儒生因此入朝为官，改变了西汉的官僚结构。随着儒学与汉初政治联系的加强，儒士的独立人格开始走向退化。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不管是对汉初的政治统治，还是对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司马迁评价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人物生平
逃秦归汉
叔孙通在秦朝时，以长于文章、知识渊博被征召入宫，成为待诏博士。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起兵反秦，使者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朝廷，秦二世召来各位博士、儒生问道：“楚地戍边的士卒（指陈胜起义军）攻下蕲县，进入陈县，对这件事，各位怎么看？” 博士以及儒生们三十多人，走向前去说：“做臣子的不能聚众作乱，聚众作乱就是造反，这是死罪，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攻打他们。” 秦二世一听就发了火，脸色顿变。
这时，叔孙通走向前来说：“各位儒生的话都不对。当今天下已合为一个大家，毁掉了郡县城邑，销熔了各种兵器，向天下人昭示不再用它。何况有贤明的君主君临天下，给下面制定了完备的法令，使人人遵法守职，四面八方都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行窃罢了，何足挂齿？郡尉正搜捕他们治罪论处，不值得忧虑。” 秦二世高兴地说：“好啊。” 又就此向每个儒生问了一遍，儒生们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盗贼。
秦二世命令监察官记录下每个儒生说的话，凡说是造反的，都交给官吏治罪；那些说是盗贼的，都免掉职务。对于叔孙通，却赐予二十匹帛、一套服装，并正式授给他博士职位。
叔孙通走出宫来，回到学馆，一些儒生问道：“先生为何说话那样阿谀逢迎呢？” 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啊，我差点儿逃不出虎口！” 于是逃离都城，回到家乡薛县。当时薛县已经投降楚军，等项梁率军到这里，叔孙通便投靠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芈心。怀王被项羽封为义帝，迁往长沙，叔孙通留下来追随项羽。汉王二年（前205），汉王刘邦带领五个诸侯王攻进彭城（今江苏徐州），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战败西去，叔孙通也跟了去，终于投归了汉王。
叔孙通总是穿着一身儒生服装，汉王讨厌儒生，见他身穿儒服，非常厌恶。为了讨好汉王，叔孙通换掉儒生服装，穿上短袄，而且是按楚地习俗裁制的，汉王见了很是高兴。
当初，叔孙通投降汉王时，跟随他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可叔孙通从来不引荐他们，而专门引荐那些曾经聚众偷盗的勇士。儒生弟子们都暗地骂他：“奉侍先生几年，有幸跟随投归汉王，如今不能引荐我们，却专门称道特别奸猾的人，有什么道理？” 叔孙通听到骂他的话，就对儒生们说：“汉王正以武力争夺天下，各位儒生难道能搏斗吗？所以我先要称道斩将夺旗能冒死厮杀的勇士。各位姑且等等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不久，汉王刘邦也任命叔孙通做了博士，称为 “稷嗣君”。“稷嗣” 虽是邑名，但刘邦此命，似乎不无微义，即如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所云：“盖言其德业足以继踪齐稷下之风流也。”
制定朝仪
汉王五年（前202年），天下已经统一，诸侯们在定陶共推刘邦为皇帝，叔孙通负责拟订朝廷仪式礼节。
当时，汉高祖刘邦把秦朝严苛的礼仪法规全部取消，只是拟订了一些简单易行的规矩。可是群臣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有的人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击削宫廷立柱，汉高祖为此颇感头疼。
叔孙通察言观色，知道皇帝十分讨厌这类事体，就劝说道：“那些儒生不能为您攻城夺地，却能够帮您保守成果。我愿意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跟我的弟子们一起制定朝廷礼仪。” 汉高祖说：“只怕会像过去那样烦琐，难以推行吧？”
叔孙通说：“五帝有不同的礼乐，三王有不同的礼节。礼仪就是按照当时的形势、人情风俗，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从夏、殷、周三代的礼节有所沿袭、删减和增加的情况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也就是说，各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我愿意把古代礼节与秦朝的礼仪糅合起来，制定新的礼节。”（“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汉高祖说：“可以试着制定，但要让它容易通晓，要考虑我能够切实做到。”
于是，叔孙通奉命征召了鲁地儒生三十多人。有两个鲁地儒生不愿前往，说：“您所辅佐的有将近十位主人，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从而取得亲近而显贵的。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死去的人还来不及埋葬，伤残的人还欲动不能，又要制定礼仪法规。从礼乐兴办的根由看，只有积累功德百年以后，才能时兴起来。我们不愿意违心替您做这种事。您做的事不合古法，我们不去。您还是快走吧，不要玷辱了我们的品格！” 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迂腐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世的变化。”
叔孙通与征来的三十人，一齐来到都城。他们和汉高祖左右有学问的侍从，以及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郊外拉起绳子，表示施礼的处所；立上茅草，代表位次的尊卑，进行演练。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觉得比较满意了，就对汉高祖说：“皇帝可以试着来视察一下。” 高祖视察后，让他们向自己行礼，然后说：“我能做到这些。” 于是命令群臣都来练习。这时正巧是十月，能进行岁首（汉以十月为岁首）朝会的实际排练。
高帝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已经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参加岁首大典，朝拜皇帝。那礼仪是：先在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引导诸侯群臣、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宫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摆设着各种兵器，树立着各式旌旗。谒者传呼 “趋”（小步快走），于是所有官员都急行进入其位。大殿下面，郎中站在台阶两侧，台阶上有几百人之多。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向东；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
接着，大行令安排的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传呼。于是汉高祖乘坐 “龙辇” 从宫中出来，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然后引导诸侯王以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汉高祖施礼道贺。诸侯王以下的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仪式而惊惧肃敬的。
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汉高祖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 “宴会结束”。
最后，监察官员执行礼仪法规，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把他们带走。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个人敢喧哗违礼。大典之后，汉高祖非常得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 于是授给叔孙通太常的官职，赏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向汉高祖进言说：“这些儒生弟子跟随我时间很久了，和我一起制定朝廷仪礼，希望陛下授给他们官职。” 汉高祖正在兴奋之中，一高兴，将他们全都封为郎官。叔孙通出宫后，把五百斤黄金都分赠给儒生，这些儒生都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大圣人，通晓当代的紧要事务。”
制定宗法
高帝九年（前198年），汉高祖调叔孙通任太子太傅。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汉高祖打算废掉太子刘盈，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叔孙通向汉高祖进谏说：“从前，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而废掉太子，立了奚齐，使晋国大乱几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因为不早早确定扶苏当太子，使赵高得以用欺诈伎俩立了胡亥，结果自取灭亡，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事实。现在太子仁义忠孝，是天下所共知的；吕后与陛下下同经艰难困苦，同吃粗茶淡饭，怎么可以背弃她呢？陛下一定要废掉嫡子而扶立少子，我宁愿先被杀了，让一腔鲜血染红大地。”
汉高祖一看叔孙通如此强烈反对，就说：“您算了吧，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 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根基，根基一动摇，天下就会震荡不已，怎么能拿天下根基之事当戏言呢？”（“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 汉高祖只好敷衍说：“我听从您的意见。” 后来，汉高祖设置酒宴款待宾客，看到张良招来的 “商山四皓” 都随从太子进宫拜见，觉得其羽翼已成，最终放弃了更换太子的想法。
汉高祖去世，太子刘盈继位，调叔孙通任太常。叔孙通制定了宗庙的仪礼法规，此后又陆续制定了汉朝诸多仪礼制度。这些，都是叔孙通任太常时论定著录下来的。
主要成就
叔孙通学本儒家，其最重要的思想是“与时变化”，从他仕秦后归楚，再到降汉制仪，莫不如是。降汉之初，他不举荐儒生，而专向高祖举荐群盗壮士；汉统天下后，他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从鲁地征集儒生30人，制定仪礼，破除群臣“拔剑击柱”的危机，安定天下。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最初的宫廷朝会，形同茶馆酒肆，群臣上朝，饮酒争功，借酒使气，大呼小喊，甚至拔剑击柱，毫无宫廷朝仪可言。正在刘邦担忧之际，博士官叔孙通建议制定朝仪，并受命负责拟定。经过月余的排练演习，新朝仪于长乐宫举行。天露曙色，先由谒者治礼；将文武大臣按等级依次引入殿门，廷中布置了车骑步卒，殿下丹陛夹列百数名郎中，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依次立于殿下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文官立于殿下东边，面朝西。朝会开始，刘邦乘辇出宫，左右侍帷幄者举帜相随，“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依法置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序向皇帝敬酒上寿，酒过九巡，谒者高喊：“罢酒。”由御史执法，凡有违仪者赶出殿门，于是“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刘邦禁不住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封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所定的这套朝仪，后来成为朝会仪式的蓝本，历代王朝均在此基础上损益增补，愈演愈繁。
在古人心目中，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仪制度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就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草创的汉王朝也必须完成礼仪制度的建设。但是，汉初的大臣多是通过军功起家的“布衣将相”，定礼仪的责任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鲁地儒生叔孙通的肩上。叔孙通所定的礼仪，包括朝会礼、宗庙之乐、宗庙礼、婚礼、衣服制度等。这些在汉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刘邦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礼仪，很大一部分是承秦而来的。《汉书・礼乐志》记载，“叔孙通因秦乐人定宗庙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也记载了叔孙通“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以成朝会礼仪的过程。秦汉之际，战火频仍，古礼或泯灭难存；而叔孙通本人也曾仕秦为博士，对秦仪有切身体会。叔孙通所定朝仪是因袭秦仪而来的。这种状况与汉承秦制的大势是密切相关的。
影响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通过制定朝仪及宗庙礼法等制度，推动西汉礼治，既使汉初朝堂君臣等级分明，又使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弘扬，为后世帝王进行礼治建设提供典范。由于叔孙通的礼治实践，汉初统治者改变了对儒学和儒生的态度，大量儒生因此入朝为官，改变了西汉的官僚结构。随着儒学与汉初政治联系的加强，儒士的独立人格开始走向退化。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不管是对汉初的政治统治，还是对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汉初困局与叔孙通的制礼
儒学产生于周礼崩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从本质上看儒学所提倡的是贵族文明，所主张的是贵族政治。刘邦经常自称“乃公”（即“你老子我”的意思），对儒学及儒生都极为反感。“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许多人戴儒生的帽子来见刘邦，刘邦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在里边撒尿，极度轻贱儒生以及儒学。儒家主张建立上下尊卑的秩序，而维护上位者尊严需要建立一系列等级制度。但刘邦所建立的西汉政权是一副“布衣将相之局”，其官僚阶层起于草莽，不读诗书，不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何物。刘邦在建立西汉政权之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的举措，使本应听政议事的朝堂俨然成为“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场所。面对毫无秩序的朝堂，刘邦忧心忡忡，但又束手无措，不知应以何种方式改变朝堂的面貌。叔孙通把握住刘邦厌恶朝堂无序状态的心理，适时发挥他作为顾问的作用，向刘邦提议自己“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由此，叔孙通在汉初政坛迈出了通过制礼这一让统治者满意的制度安排，改变后者对儒生以及儒学态度的重要一步。叔孙通制礼的提议，刘邦在略微犹豫之后便欣然准许。虽然刘邦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答应叔孙通制礼，但是当时他对儒家的礼治思想以及作用丝毫不了解，所以对叔孙通制礼抱着一种观望或不屑的态度。
制礼的提议得到刘邦批准后，叔孙通按照计划到鲁地征召了一批精通三代及秦朝礼仪的儒生，带领他们根据“尊敬皇帝、约束臣子”的精神，按照简洁、易学、仪式感强的原则，杂采夏、商、周与秦朝的礼仪，制定了一套完备、简洁的朝仪。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后，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期间一切朝仪均按照叔孙通所定朝仪实行。天亮之前，谒者开始主持典礼仪式，引导所有官员按次序进入大殿，廷中排列战车、骑兵、步兵、宫廷侍卫军士，佩戴兵器，张扬旗帜。大殿下郎中在殿阶两侧侍奉，台阶上则有数百人。西边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按序排列，面向东方；东边则是丞相及以下文官，面向西方。众官员排列好后，皇帝刘邦乘坐辇车驶出，众官员高举旗帜传呼，诸侯王以下直至六百石级的官员们按品级向皇帝朝拜。这一朝仪的效果非常明显，“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叔孙通成功制定朝仪，使朝堂从杂乱无章变得秩序井然，对此刘邦喟然叹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通过制定规矩，强化上朝的仪式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通过订立制度，强化尊卑和等级，让出身寒微的刘邦体会到皇帝的尊贵。为此，刘邦封叔孙通为太常，授其弟子儒生为郎官，充分肯定儒家礼治的价值，转变了对儒学、儒生的态度。作为太常博士的叔孙通再接再厉，带领一班人制定出系列的礼仪：一是设计皇帝和臣子的服装，使得君臣在“朝会”及宗庙祭祀时显得更加威权、有序；二是在婚姻嫁娶方面制定“六礼”，由朝中推广到民间；三是吸收乐人的意见，创制汉代礼乐。他还为此创作《汉仪十二篇》《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专著。随着刘邦对儒家礼治作用认识的加深，“汉九年（前198年），汉高祖授叔孙通为太子太傅”[1]。太子为国之根本，用儒生提倡的儒学对太子加以培养，并给予叔孙通太子太傅这一官位，体现汉初统治者对儒学的认可和肯定，而这得益于叔孙通礼治实践的成功。
礼制实践对汉初官吏任用影响
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及其官僚阶层起于市井，除张良以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低微，并且基本没有儒家文化修养。汉初官僚阶层基本上由一批不懂治国要务和礼仪制度的武夫构成，因此，西汉开国之初出现“群臣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不分君臣尊卑乱象。叔孙通的礼治实践基于汉初官僚阶层文化素质偏低、官僚结构单一这一现状，与其弟子为刘邦制礼，从而使西汉官僚阶层涌入一批懂得治国礼仪的儒生，并使西汉人才的任用从崇尚武力转变为文武兼重。
儒学不同于黄老学说，提倡积极入世，从先师孔子到亚圣孟子，他们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生的追求。在弱肉强食、急功近利的战国时期，各诸侯王对儒学和儒生的赏识仅局限于个体，只有极少数的儒生受到个别诸侯王的青睐，有机会从政为官实现政治抱负，大部分儒生以传道授业为生。后世诸儒并没有因在先秦不得志而改变他们积极入世的特性，但秦汉大一统体制的建立使儒生入世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环境脱节，儒生进入仕途便成为儒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必要条件。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说明儒生还不能从春秋战国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走出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叔孙通制礼时期。叔孙通以其“与时俱进、权宜通变”的性格特点，实现自身及其儒生弟子入朝为官的政治目标，从而使汉初政治人才的任用发生重大变革。
叔孙通作为儒生博士，其理论功底十分深厚。但在秦朝为官之时，奉行法家学说的秦王朝给予叔孙通的是可有可无的待诏博士，而西汉王朝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了契机。叔孙通身为儒生博士学识渊博，弟子百余人，完全可以称为当世大儒。但是，叔孙通制礼是“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也就是说，叔孙通在制订汉朝礼仪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人做事，而是集合大家的智慧，其中鲁地儒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叔孙通十分清楚，制礼是儒生进入西汉官僚阶层的重要契机，所以邀其弟子与鲁地儒生共同参与。朝仪大成之后，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加官进爵之际，叔孙通顺势向刘邦提议，“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成功为仪，愿陛下官之”。根据叔孙通的提议，刘邦让诸儒生弟子“系以为郎”。至此，叔孙通及其弟子在西汉庙堂登堂入室，改变了汉初朝堂无儒生的局面，标志着汉初官吏的任用从崇尚武力向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官转变。
虽然后世学者对叔孙通的制礼行为颇多争议，也不认同儒生以禄事君的行为，但是，叔孙通的制礼使汉代儒生摆脱了在秦朝抑郁不得志的状况，改变了西汉官僚阶层武将居多、文官寡少的局面。在叔孙通的努力下，汉初官吏任用逐步转向儒生群体，《汉书》记载：“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叔孙通的制礼不仅影响汉初官吏的任用，而且影响此后朝廷对官吏的选任——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第一位儒生丞相并开创“察举”选官制度。当时儒生在被刘邦“系以为郎”之后，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时之要务。”从诸生的言论不难看出，叔孙通的制礼对西汉儒生的仕途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汉初儒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毫无政治地位的局面，既不会有“累累若丧家之犬”的遭遇，也不会因议论时政而招来杀身之祸，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叔孙通的礼治实践。
礼治实践对后代礼治建设典范作用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刘邦面对无序朝堂束手无策之时，毛遂自荐为汉高祖制定朝仪，不仅使汉初朝堂礼治昌明，而且为后代帝王的礼治建设提供了典范。这种典范作用最初表现在汉惠帝时期。
刘邦驾崩，汉惠帝即位之后想为汉高祖修建园陵寝庙，但是“群臣莫习”，于是重新封叔孙通为太常，“定宗庙仪法”。汉惠帝此举既说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仪这一礼治实践极其成功，也说明汉惠帝对儒家礼治持肯定态度。汉惠帝春游离宫时，叔孙通向汉惠帝建议“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后世用各类鲜果敬献宗庙的礼仪，就是受叔孙通的制礼影响，说明儒学礼治深入人心。
礼治的影响仅仅制定形式化的礼仪制度远远不够，还需要相关的礼仪著作记载和传承。为了后世从自己的礼治思想中受益，以及制礼时有据可循，叔孙通还撰写了关于礼仪方面的著作，如《史记》所述“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1]。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叔孙通所著有关礼仪书籍的名称，但是在其他典籍中可以找到相关记载。王充的《论衡·谢短》记载：“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范晔的《后汉书·曹褒传》记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可见，叔孙通曾经写过一些有关礼仪的著作。叔孙通所撰写的书籍多以其在西汉制定的礼仪制度为主，虽然数量较少，但是这些仅有的制礼篇章为后世帝王制定礼仪、巩固统治提供了依据。
叔孙通在西汉开国伊始进行的一系列礼治实践，在巩固汉初政权的同时，为后代帝王的礼治建设提供了典范。叔孙通制定的“六礼”（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汉惠帝时初步实行，到王莽时进一步完善，婚丧嫁娶均按叔孙通所制“六礼”照办。班固撰写的《白虎通》谈及“六礼”，并加以具体说明。唐朝《开元礼》中关于皇室宗亲的婚嫁礼仪，是在“六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对叔孙通所定“六礼”的传承。可以说，叔孙通的礼治实践，让后世帝王清晰地认识到儒家礼学思想的作用，为后世帝王礼治建设提供了典范。
礼治实践与儒士独立人格的转变
士人这一阶层与君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战国时期，士人为了创造理想的社会，提出许多政治主张，“百家争鸣”就是士人这一群体努力形成的。在春秋战国这一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各家学派的士人积极向各国君主宣扬自己所推崇的学派学说，儒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孔子到孟子，儒家士人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游说诸国，但由于儒家所提倡的学说与各诸侯国争霸的野心相悖，所以极少有君主赏识儒家。儒家士人对偶尔在政治上遭受挫败并不十分在意，也不拘泥于一时的君臣关系，主张“良禽择木而栖”，坚持士人阶层人格的独立。
在秦汉大一统体制下，儒士以先秦为代表的独立人格开始逐步转变。在儒学、儒生遭遇灭顶之灾后，叔孙通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已不允许士人阶层存在独立的人格。为使儒学在汉初得以发展，他积极改造儒学，使儒学迎合现实政治的需要，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制礼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叔孙通成功制礼后，汉初统治者给予叔孙通及其弟子极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使儒学与西汉政治紧密相连的同时，开启了儒士依附君主而生的历史——儒士再无先秦时脱离于君主而存在独立的人格。虽然叔孙通的礼治实践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但是叔孙通的礼治实践使儒士的独立人格开始转变。
叔孙通脱离秦二世虎口，几易其主后效力于刘邦，但不读诗书的刘邦刚开始对儒学、儒生抱有偏见，对叔孙通极少以礼相待。面对现状，叔孙通主动改变象征儒士身份的服装形制向刘邦靠拢，“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迫于现实需要，将先秦士人“从道不从君”的独立人格转变为向统治者依附。与此同时，叔孙通在汉初制定朝仪采取古礼的同时又迁就楚地的风俗习惯，“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叔孙通在迎合统治者喜好的基础上制礼，完成他的礼治实践。
随着儒学礼治与汉初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儒士的独立人格逐步退化。汉武帝时，董仲舒在君权和道义的选择中毫不犹疑地选择改造儒学而伸张君权，他结合先秦的儒学与道、法、阴阳等众家思想之长，构建一套新的儒学体系，以迎合现实的政治需要。董仲舒“道”和“君”二者之间的选择，正是秦汉大一统体制下儒士独立人格退化的具体体现。叔孙通在汉初的礼治实践，对儒士独立人格的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尽管儒士独立人格的转变与秦汉大一统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但是叔孙通的礼治实践加速了儒士独立人格的转变。
叔孙通运用儒学礼治思想，为汉初社会建立起一整套以儒家礼学思想为支撑的礼仪制度，推动西汉礼治，既使汉初朝堂君臣等级分明，又使儒家礼学思想得以弘扬。叔孙通的礼治实践，让儒学与政治相结合，实现了儒家在西汉朝堂登堂入室，改变了汉初朝堂无儒生的局面，为后来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叔孙通的礼治实践，对儒学发展、儒生入仕以及后代礼治建设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人物争议
司马迁曾经这样评价叔孙通：“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屈，道固委蛇’，盖谓是乎？”然而，对于叔孙通的兴礼乐，当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儒者持反对态度，认为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这说明在儒学复兴过程中其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集中地反映在如何实践儒家 “权变” 的问题上。后世也有贬低的，如北宋司马光就说：“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汉初儒者的 “权变” 让人觉得有损儒者的人格和理想，但同时也使儒家学说真正具有了实践品格，走上实行之路，其对政治文化整合的历史性贡献是应该得到客观评价的。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治理国家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汉高祖的青睐和信任。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轶事典故
新修宗庙
孝惠帝因为要经常去长乐宫朝见吕后，有时也要随便到长乐宫走走，每次一动就得清道戒严，很不方便，于是他就决定在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修架一条空中通道，这条通道已经修到了武库的南边。有一天，叔孙通进宫奏事，他对孝惠帝个别进言说：“您怎么能让一条复道在高寝与高庙之间凌空而过呢？这样一来那每月由高寝中取出高祖的衣冠到高庙祭奠时，不就得在复道下经过了吗？高庙，是汉朝开国祖先居住的地方，我们怎么能让后世的子孙在高寝与宗庙之间的通道之间走来走去呢？”孝惠帝一听大吃一惊，赶忙说：“那就赶紧把复道拆掉。”叔孙通说：“君主是不能犯错误的。现在复道既然已经开工修建，老百姓们也已经知道了，如果再拆了它，那就不等于向臣民们表明君主也做了错事吗？因此不如请您在渭河北边再建一座宗庙，以后每月再从高寝取出衣冠时就送到那座新庙里去祭奠，这不就用不着在复道下面通过了吗，而且还多给祖先扩建了宗庙，这也是儿孙们孝顺的表现。”于是孝惠帝立即下令让有关部门在渭北重新修宗庙，即所谓“原庙。”汉朝日后屡屡修建“原庙”的章程，就是从孝惠帝修复道这件事引起的。
鲜果祭祀
有一次，孝惠帝准备到离宫春游，叔孙通说：“古人有让祖先在春天品尝鲜果的习俗，现在樱桃成熟了，可以向祖先进献，您这次春日出游，就可以采些樱桃回来祭献宗庙。”孝惠帝同意了。汉朝用鲜果祭祀宗庙的章程就是从这一次开始的。
成语典故
“何足挂齿”出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哪里值得放在口头上。用来比喻事情很小，微不足道，根本不值一提。足：值得。
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天下更加动荡不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反抗秦朝暴政的起义。胡亥得到消息后，急忙召见儒生们商量对策。秦二世问他们如何才能平息各地的暴乱，儒生们回答说：“那些乱民不顾朝廷恩德犯上作乱，死不足惜，应该发兵讨伐他们”。
儒生叔孙通当时没有说话，他暗暗观察胡亥，通过胡亥的表情判断出，胡亥对他们的话很反感。于是，他上前说：“陛下，请不要为这点小事而忧虑。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人愿意造反。那些闹事的人，根本就不值得挂在嘴上。陛下只要让各地的州郡长官捉拿他们就行了。”
听了叔孙通的话，秦二世高兴起来了，叔孙通因此被封为博士。
影视形象
史料记载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⁸⁾，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人物评价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司马迁《史记・叔孙通传》评）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司马迁《评）
“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足见叔孙通在汉朝的重要地位。（王充《论衡・效力篇》评）
“惜夫，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北宋司马光评）
“马上成功不喜文，叔孙绵蕞擅经纶”。（王安石）
“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清人洪亮吉）
以诗哂之：“刘项权将作狗偷，谁能撩虎又靡头。”（宋人陈普评）
诗赞其才：“诸生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宋祁评）
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诸儒生评）
叔孙通揣摩求合，欲起朝仪，徒以绵蕞从事，贻讥后世；而高祖反喜出望外，叹为皇帝之贵，及今始知。夸外观而失真意，乌足制治？此鲁两生之所以不肯从行，而名节独高千古也。（蔡东藩评）
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是以仲虺美成汤曰：“改过不吝。” 傅说戒高宗曰：“无耻过作非。” 由是观之，则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 “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缪哉！（《资治通鉴》司马光评）
叔孙通是秦、汉之间最 “灵活” 的一位儒家学者。（公孙策评）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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