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遗诏(明世宗朱厚熜的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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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遗诏》，是明世宗朱厚的遗诏，该遗诏是由内阁首辅徐阶、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共同撰写。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中午，久罹重病的世宗特别自治市皇帝朱厚熜病逝。嘉靖皇帝去世，循照惯例，就颁发了《嘉靖遗诏》，借以作为新旧皇帝交替的衔接。《嘉靖遗诏》主要的实质性内容是由嘉靖本人用自我谴责的口吻，对自己从即位以来到去世前的治政以及各种荒诞作为，公开表示愧悔，给予彻底的否定，并明确由朱载坖继位并劝勉其修身立德，同时提出为“大礼议”事件获罪官员平反昭雪，为因进言获罪的官员复职，抚恤逝者，释放囚臣，依法惩治方士，停止各类劳民的斋醮、工程与采办事务；同时精简丧仪、约束朝臣藩王等，以此稳定朝局、安抚民心。但遗诏也引起了未被邀请参与密议定稿的大学士如高拱、郭朴等人的反感，从而埋下了与高、郭等人矛盾的种子。

《嘉靖遗诏》文词语气虽较委婉，但以拨乱反正作为主导思想则是十分明确的，在含蓄中仍显示出鲜明的旗帜。《嘉靖遗诏》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一道例行的讣文，而且是一篇旨在宣布荒唐暴戾统治业已终结，重在弃旧图新的重要政治宣言书，并为继位皇帝的新政指明走向，为采取相应的善后措施留下广阔的空间。

起草背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中午，久罹重病的完颜雍皇帝朱厚熜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几十年的虔心修玄，无数处斋醮恭祝，多少祥瑞灵丹，并没有推延他的寿算；一应玉皇大帝、天尊、诸神群仙、方士，都救不了他的命。如同一切凡夫俗子一样，皇上“龙髯难攀”，带着他的执迷幻想，怀着对权位的难舍和无奈，撒手人寰了。

嘉靖去世，意味着一个充满虚无飘渺，采用幻听幻觉以主宰国家的大政方针的荒诞时代的结束。

严峻的形势提出迫切的要求，即必须立刻对嘉靖时期各种倒行逆施，进行认真的清算。不如此，就难免祸延后世，无所底止。惟有与之决裂，惟有在捣毁原有恶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除旧布新。这是朝野普遍的愿望，又是身任大学士的徐阶和其大弟子张居正相当时期以来“沉机密议”达成的共识。

循照惯例，一个皇帝去世，都应该颁发一道遗诏，借以作为新旧皇帝交替的衔接。一般遗诏的内容，无非是对已故皇帝在位政绩的简略回顾，勉励嗣位新君勤政爱民等套语，大多数臣民亦视为惯常，很少对之认真诵读推敲。但在四十五年前，即在朱厚照正德皇帝去世时，所颁遗诏却非同寻常。众所周知，正德皇帝是个顽童兼浪荡子，在位十五年，恶迹昭彰。他长期匿居豹房，猥弄佞幸，宠信大宦官刘瑾等所谓“八虎”，不时巡幸，当皇帝当腻了，竟然自封为“大庆法王”，又号“威武大将军朱寿”。

当时，“骄帅跋扈不恭，剧盗纵横日炽，强藩称乱相望”，“致祸延朝野，狂焰四沸，鼎轴摧折，钧党之狱儿起，甘露之变将形”。正德皇帝的胡作非为，已弄得国无宁日，广大臣民相视以目，确有“偕汝俱亡”之痛。对他的死，普遍引为欣幸，当时也存在着政治上改弦易辙的迫切要求，迫切需要公开地对已故皇帝作出公正的评价，具体宣布废除各种最受臣民痛恨的弊政，借以稍平民愤，挽回人心。故此，当时的大学士杨廷和等经过精心斟酌，拟制出一道《正德遗诏》，宣布“罢威武团营，遣还各边军，革京城内外皇店，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释系囚，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等等。这道《遗诏》，曾受到朝野极大的欢迎，京城老少皆踊跃称庆。

历史有时有些巧合。不想继正德之后的嘉靖，自一登位开始，即以另外的新形式推行自己的荒唐主张，其苛暴扰民的程度不亚于正德，而肆毒的过程却三倍之，“明祚中衰，以正德、嘉靖为显著”。如今，嘉靖也留下一个烂摊子而“骑鹤西归”了，徐阶的处境恰如四十五年前的杨廷和一样，只能以《遗诏》的体裁，用嘉靖本人的名义，以自责的口气，宣告一个令人憎恶时代的结束。

朱厚照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武宗崩，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在慈寿皇太后(武宗母亲)和大学士杨廷和商议下，遵循《皇明祖训》“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的原则，由朱祐杬之子朱厚熜继承大统。朱厚熜是朱见深之孙，与武宗朱厚照是堂兄弟关系，他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嘉靖帝。从即位到嘉靖四十五年(1567)皇帝驾崩，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五年，仅次于其孙子朱翊钧万历帝，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后期皇帝多疏于政务，与大臣联系减少甚至不与大臣沟通，如明神宗在位虽长达四十八年，但避于后宫，不理政务。对于嘉靖帝的评价，也多认为其后期避居西苑，任用大权臣，但实际政事上权柄未移，仍握帝手，改变了我们对嘉靖帝一贯的认识。

嘉靖帝当政初期，革新时弊，推行改革，诛杀佞臣，整顿朝纲，出现了“嘉靖中兴”的局面；但后期，日益腐化，大兴土木，沉迷方术，任用佞臣，边事废弛，开了明亡的先河。

从大礼议后，嘉靖帝提拔了一批顺从自己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正如遗诏中所提及：一改武宗时政治、社会混乱的状态，革除弊政、减免赋役、广开言路、惩治佞臣江彬等；禁内监干预政务，避免再次出现武宗时“八虎”作乱干预政务的现象；勤于政务、整顿边防、清除外患，使朝政为之一新。从这些行政政策中可以看出嘉靖帝是一个很有才干、有自己想法的人，并且对明政局产生了重要作用，而“过求长生”，对于方术的沉迷使得嘉靖开始放松。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在安逸的环境下开始松懈，皇帝也是如此，社会安定，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也减少了，看到国家被自己治理的一派繁荣，便开始享受了。正如《嘉靖遗诏》中所写，嘉靖帝唯一的追求就是修道，想达到为尊者最想要的长生不老，于是便开始“渐兴寺观，崇奉诸教”“乾清诸处各建醮，连日夜不绝”为方士加封道号，敕建真人府，甚至进入各部院当官，对于修道的沉迷引起了臣民的反对甚至反抗。

嘉靖十八年(1539)九月，太仆卿杨最因谏言“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而下狱，后死于狱中，这样的大臣不在少数。嘉靖二十一年(1542)，便出现了宫女因每日早起采集修仙所需的晨露，不堪其扰，加上时常遭受皇帝的欺凌虐待，而准备造反欲杀死皇帝的“壬寅宫变”。历史上皇帝压迫宫人的事不在少数，但能逼得宫人不顾生命而造反的就只有嘉靖帝一个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皇帝后期因为对道教的沉迷的昏庸。而从这件事后，嘉靖帝“自是移御西苑，不复入大内矣”，认为自己是因为修道，仰赖天地鸿恩，才可以让自己躲过宫人的谋害从而更坚定修道的信念，也是从这开始进入了我们通常意义上了解的明朝历史上严嵩掌权的黑暗时期。

嘉靖后期，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侵扰东南沿海，造成了极大破坏；北面的俺答汗不断寇边，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南倭北虏”不断，战事的频繁失利使得在边事人员的任用上也是调动频繁，这又导致将领对于作战情况不熟悉而又使得作战困难重重，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政者嘉靖帝并未对战事的重视。皇帝沉溺方术、大兴土木所造成的靡费和频繁作战的支出使得财政负担加巨，国库衰微，大伤民力。

嘉靖帝在位时，除了在嘉靖十八年(1539)立第二子朱载壡为太子且在其夭折后再未立过太子，而拒立太子的原因是相信道教宣传的“二龙不相见”，使得父子关系冷淡。对于接班人的培养上也是很不积极，到了嘉靖帝驾崩后只有一个朱载坖健在，且之前也未受过要成为下一任统治者的教育，种种原因使得继承者质量不高，这不得不依靠阁臣，而万历皇帝在当时敢拒与臣子联系，自己也不理政，可以说是自掘坟墓。这一系列所作所为都使明朝开始由繁盛向衰落的过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明亡始于嘉靖。

遗诏是皇帝在驾崩后给后人留下的遗言、遗书，主要是对自己一生的行政得失的总结，或是表达了对后人完成自己未竟事业的期望。对于遗诏这种为尊讳的文书，即使记载皇帝的不当行为，也只会是经过修饰的或者是加以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难以展现。并且一般的遗诏都是对于皇帝的一生事迹的总结，多为恭维之语，而像徐阶这般书写皇帝在政务处理上错误之处的是极少数，但这有一个好处是对于后世的研究能更加公正的认识嘉靖帝这个形象。

原文

朕以宗人，入继大统，获奉聂氏宗祠四十五年。深惟享国久长，累朝未有，乃兹不起，夫复何恨！但念朕远奉列圣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务。祗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祀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朝讲之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

迩者，天启朕衷，方图改辙，而遽婴疾病，补过无由，每一追思，惟增愧恨。盖愆成美端，端仗后贤。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训，下顺群情，可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过毁伤。

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斋醮、工作、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

于戏！子以继志述事兼善为孝，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当体至怀，用钦末命。诏告中外，咸使闻知。

我作为皇族宗室继位当皇帝，在皇帝位上坐了四十五年。当皇帝的时间很长，之前从没有过（这么久的）。这样说起来，又有什么好遗憾的呢！但想到我在远尊崇圣人的教导，在近受到父亲的教导，一想到这些诚挚恳切的事，本应该以尊敬上天爱护百姓为己任，只是因为我常生病，过分的追求长生，于是导致奸邪小人趁机欺骗，结果天天祷告，年年建宫殿，对聂氏宗祠的拜祭不够，礼仪废弛，不仅违背宪令，也违背了我的初衷。后来上天提醒了我的初衷，我才改过，然而得了疾病，没法改正过错，每次想到这里就倍感羞愧遗憾。

皇子朱载坖。天生仁厚孝顺，聪明潇洒。应当遵从祖宗的教诲，顺应大家的愿望，即皇帝位。让他行德政，不要批评他。我的丧礼遵循老规矩，来换皇帝，二十七天后就脱掉丧服，祭拜我用寺院菜，不要禁止民间娱乐、嫁娶。宗室的王爷应以国事为重，不能擅自离开封地。各地的地方官员也不能擅离职守，知道我死之后，都在自己所在地哭丧，三天后烧香，派人代理。知府、知州、知县等人不用烧香了。我的葬礼和陪葬品，都遵照祖宗的老规矩，看情况适当改变。

自我继位到现在，因为进谏获罪的众位大臣，还活着的就找来做官，死的给抚恤，关在牢里的释放且官复原职。那些道士，查清他们的罪过，都依法处置，求神等荒诞劳民的事都停办。唉！我儿子应继承我的志向行善孝顺，大臣应该尽忠。把我的想法用钦命的方式昭告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

起草经过

《嘉靖遗诏》就是应此需要，在嘉靖死后的第二天，即在十二月十五日一早庄严发布的。这一道诏书，是经过徐阶和张居正字斟句酌然后拟定出来的。

《嘉靖遗诏》是朱厚熜的遗诏，但并非明世宗生前所写，而是由内阁首辅徐阶、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在皇帝崩逝后共同纂写，以世宗自己的口吻来反省生前的错误，突破惯例，增加了纠正弊端的内容，借以确定国家大政方针。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6），明世宗朱厚熜驾崩，次日（十二月十五日）颁《嘉靖遗诏》。

徐阶为世宗所拟的遗诏中将世宗时弊政革除，因“大礼议”而获罪的臣子恢复其名誉、自由，对已逝去的则加以追封；精简丧仪，遵循祖制；臣子藩王不得擅离处所，以稳定朝政；劳民伤财之事务全部停止，以重获民心。《嘉靖遗诏》所起的作用要比完颜雍登极前杨廷和所拟的除去武宗弊政、革故鼎新的登极诏书意义更大，同时更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认识自己错误并善于改正的皇帝的印象，从后继的统治者角度上说，更利于增强百姓对于自己统治的认同感，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在明代关键历史时期所起草的遗诏发挥了挽局面于既倒的重要历史作用。

参与人

没过多久，朱厚熜驾崩，徐阶草拟了遗诏，下令将所有道教斋醮祭祀、宫殿土木工程、珠宝采办、丝织品织造进贡等事务全部停止，所有因 “大礼议”、各类政治大案以及上书进言而获罪的大臣，全部恢复名誉与官职。诏书颁布后，朝廷上下无不痛哭流涕、深受感动，人们将它与杨廷和当年草拟的朱厚照登极诏书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嘉靖皇帝一生当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徐阶是在张居正协助下拟定这份《遗诏》，对为期数十年的重要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估提供了前提，对先皇在位期间的主要决策和活动重新作了评价，将被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几近于全面翻案。在当时，作出这样的急转弯，是要冒一定的风险，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的。因为这样做，不但冒犯了刚咽气的老皇上，而且也必然开罪了所有在嘉靖朝迎合谄媚、邀宠得势的文武大臣、方士之流，甚至还必然会引起未被邀请参与密议定稿的大学士如高拱、郭朴等人的反感，并由此在与高、郭等人之间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影响及意义

它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在大丧之后及时公告的治道信息，是头等重要的弃旧图新的政治宣言书，旨在除暴政，安民心，稳定大局，确定隆庆初政的走向。它既对嘉隆时期各种荒诞作为予以否定，又为继位皇帝的新政勾勒出大体的轮廓，为日后采取的善后措施留下广阔的空间。《遗诏》的文词语气虽较委婉，但以拨乱反正作为主导思想却是明确和具体的，在含蓄中仍不失旗帜鲜明。它意味着嘉隆交替将面临大转舵，将出现大变局。

社会上对于《遗诏》的内容，反映是良好的，“今上初诏，海内喁颂”，“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嘉靖遗诏，……最为收拾人心机括”。

但是，必须看到，《遗诏》在逐项除弊方面写得比较具体，但对今后政治转轨的走向则表述得十分模糊，这就必然埋藏着不同政见争论的伏线。

凡大举措大兴废，有拥护者就必有反对者，在人际关系间的反应也必然是参差不齐的。草拟《正德遗诏》和《嘉靖登极诏》的杨廷和曾经如此；草拟《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的徐阶亦必然如此。新矛盾必将代替旧矛盾，斗争决没有穷期。隆庆朝的政局，也必然是处在复杂多变的状态中迂回运行的。

对于遗诏这种为尊讳的文书，即使记载皇帝的不当行为，也只会是经过修饰的或者是加以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难以展现。并且一般的遗诏都是对于皇帝的一生事迹的总结，多为恭维之语，而像徐阶这般书写皇帝在政务处理上错误之处的是极少数，但这有一个好处是对于后世的研究能更加公正的认识嘉靖帝这个形象。

在其死后，由徐阶和张居正撰写的《嘉靖遗诏》中，对朱厚熜及嘉靖一朝的政治得失进行了概括总结，虽然字数寥寥，但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皇帝的形象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嘉靖帝。

起草背景

原文

起草经过

参与人

影响及意义

相关人物

朱厚熜

徐阶

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