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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友贷款,王金军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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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市金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怎么样?

南雄市金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2010-04-27在广东省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南雄市雄州镇雄南路20号二楼。

南雄市金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4402825536733017,企业法人刘丹,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南雄市金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其它经批准的业务(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广东省,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1319860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 5000万以上 规模的企业中,共150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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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的点子

事关农民生活水平、农村经济发展与“扩内需、保增长”的大局

为什么有许多农民朋友感觉到生意难做呢?主要是去年以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对农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是由于国内外资源型产品价格全面下降,造成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面临的困难增多,农业增值的压力增大;返乡农民工增多,靠工资性收入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增大。所以说,今年极有可能是新世纪以来农业农村经济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是农民增收难度极大的一年。

如果农民不能继续增加收入,不仅会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的供给;不仅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将影响“扩内需、保增长”的大局。

在这种新形势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并出台了专门的决定;今年中央和省委1号文件都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主题,制订了不少扶持政策;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决定,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千方百计确保农民收入实际增长6%以上。

细读这些文件,今年农民增收有着不少“利好”消息。那么,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到底有哪些办法呢?如果把中央和省里出台的很多措施概括起来,就是要做好“加、减、乘、除”法。

“加、减、乘、除”法各指什么

增加投入;减轻负担;提高劳动生产率;跳出增收抓增收

“加法”,就是增加“三农”投入。去年,农民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每亩最高可达109元。今年,国家还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因为在我省农民收入构成中,种田等家庭一产业收入仍然占了40%以上的比例。农民干好了“老本行”,收入就有了一个基本保障。从今年开始,国家还将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这些投入,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农村面貌,而且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直接促进农民增收。

“减法”,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减少种田成本。如今,农业税全部免除,农民负担得到实质性减轻。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和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标准,巩固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力度。同时还要大力推广良种良法、测土配方等先进实用技术,降低种田成本。另外,财政补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也让农民间接增收。

“乘法”,就是通过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市场拓展等手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对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实现效益倍增、“土里刨金”。大家知道,产业雷同、特色不够、效益不高,是不少农村的“通病”。解决这个问题,重点是要面向市场,更加突出优势产业培育,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在粮食生产方面,省政府提出,今年争取在正常年景下粮食总产达到300亿公斤。按稻谷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提高13元的幅度计算,一亩双季稻亩产800公斤的话,可以增加200元左右的收入。在产业发展方面,要着力抓好生猪、茶叶、水产、植物油、烟叶、食用菌、蔬菜、花卉等主导产业发展,同时积极开拓乡村旅游,拓展农业增收功能。省委省政府还提出,要更加突出农产品加工增值,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更加突出农业科技创新,强化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农产品市场开拓,构建现代农业市场体系。

“除法”,就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促进农民增收,“功夫在诗外”,也就是要跳出增收抓增收。如今,“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已经成为共识,办法就是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返乡农民工增多的背景下,特别要加大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有手艺、有技术,就有了就业技能、赚钱门路。在这方面,我省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力争农民工返乡不失业、转产不减收。我省各地新开工的水、路、电等民生工程建设项目和新增公益性岗位,也尽量多安排返乡农民工就业。

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即“节本增收”、“优化农业结构增收”和“改善农民就业增收”。“节本增收”就是要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这是2005年一个重要政策课题。去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9%,其中,城市上涨3.3%,农村上涨4.8%。农民购买力低,但农村物价上涨却高于城市,是不正常的。农村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日用消费品,不合格率高、假冒伪劣问题较为严重,销售渠道混乱,严重危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些地方行政管理乱收费的现象,加重交易双方负担。要规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管理,净化市场环境,建立有效的农业生产资料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农村日用工业消费品市场要以扩大连锁经营、重点加强便民设施建设为主,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商品消费品分销渠道,发展销售代理制等营销方式,方便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市场的运作效率。

记者:“优化农业结构增收”又怎样理解?

韩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主线。根据我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推动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形成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加大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记者:在大多数省份相继宣布取消农业税后,从当前看,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今后政策重心应该放在哪里?

韩俊: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关键阶段,应该说,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还很大。我认为,应该把握好三点:一是应当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大幅度地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重点支持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二是城镇化的推进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而且,在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要维护好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土地征用应当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造成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三是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银行大量收缩在农村地区的机构网点,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功能趋于弱化。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全。农村吸收的资金流到城市的规模平均每年高大700—800亿元。在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以后,仅靠农村信用社系统的信贷实力,无力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滞后是农村发展面临的两个重大制约。必须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玉溪市人大副主任曾立岩:

针对网友提出的“怎样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我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政府制定长效的农民增收体系。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减少农业税、给予农民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就算增加了农民收入。当然,这些措施都能提高农民收入,但是从长远看,不足以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长效的农民增收体系应包括四个方面。一、保证稳定的农民增收政策。二、制度上充分尊重农民的权益,不歧视农民工。三、农民不只种粮,政府需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地调整生产结构,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四、社会公共产品向农民倾斜,解决农民教育、医疗等问题,提高农民素质。目前大部分的社会公共产品都集中在城市,农民根本无法享受到这些福利待遇。因此,政府只有采取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民进行文化熏陶等综合措施,一村一户地具体落实,才能逐步提高农民素质。当然,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完全可向农民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诸城外贸集团公司总经理王金友:

农村养老,一方面要坚持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为主,另一方面,对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政府要承担起责任。目前,国家对农村五保户的供养政策已经作出了调整,供养他们的费用不再由村集体承担了,而是由政府财政拨款,这就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有些地方对农村五保老人实行了财政集中供养的方法,政府财政出钱,把老人们集中到敬老院供养,这种方式比较受欢迎。我认为,这应当是个方向。

长期以来,城乡差距的扩大,集中体现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上存在不公平。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主要靠农民自己投入。无论在道路、饮水、供电、通信、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还是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文化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解决这一矛盾是政府的职责,需要调整政策,健全制度,使农民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分城乡都要由政府提供。农业、农村发展了,全社会受益、全体国民受益,不能片面认为是对农民的恩赐和特殊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是欠账还债、欠情补偿。

农民增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农村人多地少的问题,有家庭经营方式的问题,有农民素质的问题,也有农村基础条件落后的问题。我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从眼前来讲,推行农业产业化,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一种选择;从长远来讲,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农民,也是农民增收的一条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省长吕祖善:

农民增收并不是只有依靠土地一条途径。新农村建设不能画地为牢,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政府部门必须跳出“三农”抓“三农”。从浙江来看,人均半亩地,绝不可能把3000多万农村人口都拴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65元提高到6660元,年均增长8.5%,收入水平连续多年居各省区首位,关键还是靠工业化、城市化。浙江靠工业化促进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靠城市化促进农民向城市和城镇集聚。目前,浙江农民的非农收入已占75%左右,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已占75%以上,城镇人口已占55%。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工业化、城市化对浙江农业农村发展的带动效应。

解决方法:一是做好吸纳集聚的文章,有效促进二、三产业和城镇对农村要素的吸纳与集聚,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二是要进一步拓展农民转移空间。积极培育有特色产业基础的小城镇特别是中心镇,以此引导企业向工业功能区集聚,农民居住就近向城镇和新社区集中,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载体和平台。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农民就业能力,加快培育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农村后备劳动力队伍。

2004年以来,浙江对315万农民开展了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其中实现转移就业83万人。这些短期培训要继续坚持,并进一步提高针对性与实效性。与之同时,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庄文忠:

我国农村目前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占绝大多数。农民素质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认为,有两件事是现在开始就必须做好的。一是解决好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让更多的农民得到好的教育,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二是对岁数较大的农民搞好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实用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经过多年的积累,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目前的许多措施对二元结构已经有了一些突破,当然,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譬如,农民工问题,由于城乡统筹就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一些企业的用工还不规范,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稳定的职业,没有稳定的住所,不仅造成对农民工权益的损害,而且对社会稳定也会构成威胁。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要不断改善进城务工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解决子女入托、入学难题,解决医疗、工伤保险问题,确保工资按时发放。

全国人大代表姜德明:

尽管在现行法律中已经包含了保护农民权益的制度规范,但现实中农民的权益还是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出台《农民权益保护法》,依法保障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以及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保护农民权益,首先要关注失地农民。全国现有失地农民4000余万。因此必须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尊重和保障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自主权。其次要提高进城农民待遇。统计显示,全国外出务工人员约为1亿人。由于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当前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在一些地方仍受到种种限制,故意克扣或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而且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社会地位低下,可以说是干最苦最累的活,享受最低最差的生活待遇。

保护农民工劳有所得,让他们平等地享受到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国民待遇,使他们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绍兴市委书记王永昌:

提高农民素质,绍兴有许多实践经验。全市目前已建立了75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基地,去年以来,共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15.7万人次,70%以上的受训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现了转移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

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嘉兴把农村文化列入公共财政投入的一部分,加大投入力度,在观念上首开先河。嘉兴市要求县、乡镇两级将基层文化阵地活动所需经费列入公共财政支出计划。另外,一些经济发达、有条件的县市通过财政倾斜,集中建设了大批基层文化场所和设施。如海宁市,市、镇两级财政各拨1000万元,加上村集体出资、社会力量融资等多方面投入,总计投入资金4000多万元,在所有社区(村)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室),建成率达100%。其中不少地方的文化活动中心达到省级和市级标准。(丁锡国 张晓晶 张乐 曾亮亮 王小波 方烨 李佳鹏 曹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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