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能赚70万，借款中介水有多深？藏身高级写字楼，打着银行旗号招揽生意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作者：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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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中介的形象越来越“高级”了。

近日，时代财经连续多天收到多条贷款中介销售人员短信，多以工行或建行为抬头，主要格式为“您在我行可申请一笔XX元信用额度，X年内随用随还，回1查利率，回2快速办理。”

当时代财经回复其中两条“建行”和“工行”的短信，随即两名分别自称“建行”和“工行”人士回电，邀约时代财经上门办理贷款。巧合的是，上述两人提供的均为同一地址。

12月13日中午，时代财经前往“建行人士”所提供的地址，发现并非对方所称的“建行信贷签约中心”，而是一家贷款中介机构“首腾按揭签约中心”。而另一家“工行人”所称的工行林和西支行，也“变身”一家“银行助贷中心”。

自称建行人士提供的地址。

实际上是一贷款中介——首腾按揭签约中心。时代财经摄

被称作工行林和西支行的银行助贷中心。时代财经摄

原来，市中心高级写字楼中隐藏了不少贷款中介，他们往往打着四大行的旗号招揽生意，以“高级”“专业”的形象给客户留下良好印象。调查过程中，时代财经还发现，有些中介人员会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包装相关借贷术语，来提高办理贷款的几率，甚至骗取借款人高昂手续费。

值得一提的是，时代财经发现，贷款中介手持的客户名单覆盖甚广，连时代财经采访的其他贷款中介及银行人士也表示，最近常收到贷款中介电话。

打着银行旗号

临近年关，个人、企业主等借贷需求旺盛，贷款中介的销售节奏也更加进取。

某国有大行人士樊龙（化名）告诉时代财经，他时常收到一些自称是他所在行的借贷中介的电话，往往都会戳穿他们，“他一上来就说自己是银行的人，但我们行有系统，一查编号就能查到任何一名在职同事资料，我一问他编号多少，他编不下去只能说自己是中介。”

时代财经调查发现，贷款中介一般先从电销公司获取客户名单，然后以四大行名义发送短信，待目标客户回复短信后，便致电邀约其上门贷款。这些中介并不吝啬负担高额租金，租用市中心高级写字楼办公室作落脚点，并且换了一个更为专业的名字——“签约中心”或“助贷中心”。

12月5日，时代财经收到一条自称“工行”的借款相关短信，回复数字后，一名人员回电，“您好，我们是广银的，请问近期是否有借款需求？”

时代财经进一步核实对方单位身份，对方解释称来自一家名叫广银资本的助贷中心，跟54家银行均有合作，可以快速帮客户办理贷款业务。

第二天下午，时代财经假借有借款需求，前往广银资本所在的广州高德置地广场写字楼A座。写字楼大堂机器显示，广银资本全称为“广银（广州）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而该公司的门头招牌为XXX签约中心。

助贷中心广银资本。时代财经摄

而后，广银资本某销售人士边询问时代财经基本资料，边在事先准备好的纸上记录，包括借款金额、年收入，名下是否有保险、车或房产等。该人士表示，他们只是中介，不放款。

“我们只做服务，会从各家银行的产品中帮客户挑选更适合他们的产品。”该人士称，一般人去银行贷款很容易被银行“挑刺”，而通过助贷中心，会比贷款人自己去银行贷款更容易、更快捷办理贷款，“信用贷的话，基本2-3天便能放款。放款成功后会收取你3%的手续费，但如果要帮客户‘包装’资料的话，资料费要另外收取。”

赚信息不对称的钱

上述人士称的“包装”，指的是如做假流水等虚假资料。

在广东某二线城市从事4年借贷中介工作的陈海辉（化名）告诉时代财经，助贷中心其实就是借贷中介。一般来说，行内会将业务分成两大类，一类为标准件，一类为非标件。

陈海辉解释，像广银资本此类主要做标准件的公司，一般会养一批人来打陌拜电话，邀约客户上门咨询，手续费一般为2%-3%。“这类业务的客户多为优质客户，其实他们自己去银行也能借款，但这些人一般怕麻烦，就找中介跑腿，听中介指引去准备资料。我们业内叫‘捡漏’。”

陈海辉进一步解释称，他主要操作的非标业务，对应的客户一般财务流水或资产都有点问题，或者急需用钱，所以需要“处理”一下。以陈海辉的话来说，做这一类业务需要有过硬的银行关系网跟资源，难免涉及灰色地带，赚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钱，“比如不同银行的产品都稍有不同，利率也有所差别，很多客户不知道。”

陈海辉笑称，做贷款中介年收入50万一点都不难。“这行‘大神’很多，干的狠的同行三个月能赚70万，这是真实发生的，但也容易出事。”

山东某助贷中心的员工盈盈（化名）告诉时代财经，助贷是不提供贷款，按她的理解，会分为线上公司和线下公司，做线下一般是打电话开单，而做线上的就是找渠道低价买量，然后高价卖给其他公司。

盈盈解释称，她所在公司的上游公司称为批发公司或获客公司，有一批客户资源，把资源买回来后再卖给她的公司，从中收取差价。盈盈所在的公司称渠道公司，也就是“操盘手”。

时代财经采访发现，助贷中心或贷款中介只是一个名头，并不是区分公司是否带资，主要是看公司是否有一笔资金。陈海辉就表示，他们也有一笔资金，供客户“过桥”。

时代财经调查发现，贷款中介一般会以“商务服务”或“商务咨询”等字号来注册公司。不过，陈海辉告诉时代财经，这一行要做得好讲的是信任，其实不需要注册公司，有个地方给客人喝茶就行。

陈海辉表示，临近年末很多企业主要提前结账给供应商，需要资金周转，年底是借贷中介的销售旺季。“你打电话来之前，我才收到一个中介电话问我要不要借钱”。

樊龙认为，贷款中介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很多人身边没有相熟的人在银行工作，听信借贷中介的套话。“其实现在贷款相比以前容易多了，产品也丰富，银行竞争这么激烈，我们都是求着客户来贷款的。”

对于助贷中心打着银行旗号招揽生意的泛滥现象，12月13日，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晶晶律师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金融行业属于特许经营行业，金融营销宣传是金融经营活动的重要环节，未取得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市场经营主体，不得开展与该金融业务相关的营销宣传活动。除非是明确获得银行委托，否则都属违法。

“关于借款短信事宜，相关法律法规也明确规定了未经金融消费者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金融营销信息，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金融营销信息。”陈晶晶表示。

慎防陷阱

众所周知，贷款中介依靠收取一定服务费用为生，如今，他们“改头换面”，冠以四大行或“助贷中心”的名头，话术也越来越“高明”，有人一不留神就被骗取高额服务费。

上述广银资本销售人士表示，公司所收取的服务费有一部分要返点给到银行，“银行很少自己获客的，包括你们自己直接去银行贷款，有一些他们也不批，因为银行也想赚手续费”。但陈海辉告诉时代财经，这只是行业术语。

“做标准业务收取的手续费一般都是中介自己收的，而做非标业务，比如收9%手续费，很多中介会告诉客户自己只收取3%，剩下6%需要给到银行做‘前置利息’”，陈海辉表示，这只是让客户更容易接受，办理贷款的几率也高一点。

事实上，借贷中介跟银行之间关系微妙。樊龙认为，站在银行角度来说，借贷中介相当于帮银行拉客，“借贷中介必定与银行的人相熟，但一般来说只要客户资料真实，银行都会按正常流程审批，银行是不收取中介费用的。”

陈海辉总结道，借贷中介业水很深，处处是套路，特别是当借款人急需用钱，走投无路时，最容易被“宰”，“急病乱投医，中介要狮子大开口你也没办法。”

陈海辉还提醒，借贷人需要看清楚居间合同的条款才签名，否则被套路了也不知道。他表示，特别注意在经营性贷款时，看清楚第三方收款方。“经营性贷款一般用途是经营，所以一般都是货款，可以支持第三方收款的，当你签合同的时候要看清楚，第三方是谁。有些中介会将第三方填自己公司，拿到款后就跑路。这一年我们镇上也发生了几宗。”

黑心贷款中介还有哪些陷阱？

9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防范不良贷款中介新型套路的风险提示》，里面提到三个主要表现，分别是伪装银行人员身份，瞄准小微客户群体诱导办理银行线上贷款；采取“AB贷”伎俩，为缺乏资质客户套取信贷资金；还有就是诱导客户签署代扣协议，自动扣取高额“中介费用”，提醒选择正规贷款渠道，提升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以及谨慎对待签字、授权等重要环节。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防范不良贷款中介新型套路的风险提示》。图片来源：银保监会官网

陈晶晶表示，贷款中介基于和银行长期合作关系，协助借款人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并赚取中介费用而提供居间服务，是合法的，属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但如果利用贷款漏洞，为征信存在问题或者通过正当手续无法获得贷款的主体制作虚假资料，违法提供贷款，那么有可能就涉及违法。市面上存在这样违规的贷款中介。

陈晶晶进一步指出，作为中介提供资金掮客、配资中介的业务本身处在法律规制的灰色地带。贷款中介可能存在涉罪风险，包括获客过程中违规发放短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其业务过程中，如伪造资料、公文、证件等协助骗取贷款，涉及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贷款诈骗罪等，国家也会进行一定的监管。

心心相印40载——倾诉在《经济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

有道是往事如烟，而我与《经济日报》历经40年的一件件往事却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这得从《经济日报》的前身《中国财贸报》说起。那时我尚在浙江新昌县农业银行从事信贷工作，后升职为支行计划股长兼宣传报道组组长。上班忙于银行业务，班后坚持业余写稿，常有“豆腐干”见诸《中国财贸报》。1983年元旦，《经济日报》在《中国财贸报》基础上创办问世。自此，《经济日报》更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报纸，即使出差，也必补看，40年来已养成习惯。在职期间办公室订有《经济日报》；退休15年了，家里也一直订阅《经济日报》。我与《经济日报》的情缘可浓缩成一句话：心心相印40载。

40年的读者、作者生涯中，我在《经济日报》发过多少文章已说不清了。消息是易碎品，自不必多言，而观点性的评论则难以忘怀。比如2004年4月2日的五版，“前沿论坛”专栏发表了我撰写的评论《“市场占比”也需另眼看》，编辑显然是看好此文的，标题用了大号粗黑体，相当醒目。文章针对商业银行竞争中过度考核“市场占比”的倾向，强调应该运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市场占比”，进而就校正“市场占比”考核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是从单纯考核“市场占比”转变为注重“利润占比”，即测定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主要看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二是辩证看待“市场占比”的上与下，这是一个动态指标，波动是正常的，不必过度考核；三是考核“市场占比”不能只顾眼前，还须兼顾长远持续发展，做到长短结合，全面协调。文章最后认为，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市场占比”，并非取消“市场占比”考核，而是要赋予更科学更丰富的内涵，把商业银行的经营真正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此文发表后，在商业银行界引起了较大反响，《金融时报》也全文转载。

这篇评论的打响，极大地鼓励我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和脑子去观察分析经济热点问题。我继而对当时宏观调控中信贷增长过快的态势进行深入思考，认为宏观调控成效的完全显现尚需要一个过程，这不仅因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成因比较复杂，还在于宏观调控不宜急刹车，而对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多，则须找出原因，及时预警。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银行信贷要防止“政府信用”导致风险》的评论。定稿后，我反复斟酌该投给哪家报纸为宜，首先想到了《经济日报》，可转念一琢磨，文章提及防止“政府信用”导致风险，作为党报的《经济日报》能发表这样的评论吗？但若投给其他经济类报纸，即使发了，影响力也不够哇……犹豫再三，我最终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报纸上公布的邮箱投给了《经济日报》。没想到，稿子不仅于2004年7月10日见报，头版醒目位置还发了一个导读：《银行信贷要防止“政府信用”导致风险（详见6版）》；六版也将这篇评论处理得非常醒目，大号黑体字标题下加了圈框提要：“信贷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是企业干部千方百计与银行拉关系，甚至不择手段向银行行长和信贷实权人物攻关；二是政府协调放贷，而银行一些人也认为这个项目是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的，不会有什么风险。”又特别提醒：“这两种新动向，如不警惕和防范，很有可能演变成信贷道德风险和政府信用风险。”《经济日报》刊发这篇评论，很快引起金融界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不少银行下发学习并展开自查自纠，颇有成效。这件事又一次鼓舞了我，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经济日报》的感情。

2008年9月，我从农行退休，但我与《经济日报》的感情没有“退休”。2009年8月13日，《经济日报》刊发了我写的《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创新微小企业融资模式“种子基金”开始发“芽”》一稿，用了3行提要题并配图，文末还发了我的采访感言《培育“种子基金”需要合力》。见报后不仅在中信银行系统引发关注，还在当地金融界和政府部门获得好评，对于加大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12年10月29日，《经济日报》宏观资讯版发表了我的评论《合力破解互保链风险》，是针对当时一些地方“保险链”变成“导火索”后在金融界和企业界引发争论而提出的个人见解，仍是按版面公布的邮箱发稿，仍是很快见报，并被置于“专家观点”栏目。10年后的今天，我从珍藏的报纸中拿出这期《经济日报》，读来依然欣慰：只见宏观资讯版上共3篇重头稿，头条是“本报记者”的新闻分析，倒头条是时任财政部长谢旭人的“经济工作手记”，右上角就是我的评论，文末还注明“作者系农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我虽于1992年就受聘为高级经济师，这次却是头一回以专家身份在中央媒体发表文章，更对当时浙江金融界、企业界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起到了提振信心和底气的作用，令我终生难忘。

有了这次跻身“专家观点”，我对发表自己的见解更为自信了。半年后的2013年4月11日，我在《经济日报》时评版发表了《农村金融应走多元化发展之路》一文，是为配合对开展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做出部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而写的。文章认为，这将给农村金融业带来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机遇，并联系当年的农村金融实际和“三农”现状，提出应从4个方面的稳步推进：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建立和完善信贷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为农村经济发展引入多元化资金；发展和规范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涉农贷款抵押担保方式，为“三农”创造银行融资条件。稿件也是向邮箱发出的，很快收到马洪超编辑的回复：“吕志强同志，你好，来稿收到，择期发表，按照你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提出的可操作性意见和建议，你有写头条的能力，希望继续支持我们！”读后倍感亲切，也颇受激励。我又投稿数次，后来果真上了时评版头条，如2013年6月30日“经济热点面面观”发表的《理性看待不良贷款反弹》；2014年5月23日“纵论”栏发表的《金融差别化调控大有可为》；2016年7月18日“专家论道”栏发表的《正确看待银行不良贷款“双升”》；2020年7月1日“深度观察”栏发表的《银行业合理让利意在银企双赢》，等等。通过这些稿件的处理，马编辑加深了对我的了解，从开始称呼“吕志强同志”，到后来称为“老吕”，再到后来称“吕老师”，这也让我进一步认识了马编辑！当今大报已很少采用通讯员稿件，也鲜有公布投稿邮箱的，《经济日报》却能视基层来稿为宝，不断为宏观决策提供来自基层的声音，令我打心眼里为之点赞！

2018年春，马编辑微信约我为“专家洞见”专栏写系列评论，给我的选题范围是“金融防风险”。起初，我担心难以胜任，婉言谢绝了。不料马编辑又发信勉励我，让我看到了自己从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业务干起，既了解基层，也懂得宏观决策落到实处须有可操作性措施的优势和长处。于是我鼓足信心，应承了邀约，接连写出4稿，之一是《强化商业银行风控是重点》，之二是《去杠杆要坚持“稳”中求“去”》，之三是《助推高质量发展是治本之策》，之四是《为金融发展系上“安全带”》。见报时上了我的头像，首篇加了“编者按”，每篇末尾还附有下篇预告。这组系列评论得到了马编辑和时评组老师们的好评，还特别提到，之二的标题用《去杠杆要坚持“稳”中求“去”》，“稳中求去”的提法之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防控须将杠杆率稳在适度位置，既很贴切，也有新意。一些基层的银行工作者读后也纷纷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提法既恰当，更实用！

出于职业习惯，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发好经济时评权威第一声？经对多份经济类报纸的时评加以比较，我选择以《经济日报》为例撰写了一篇评析类文章，投给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没多久，2021年09期《新闻战线》即以3个页面的篇幅在“个案评析”栏全文发表，还配了《经济日报》时评版图片，并在文末注明“作者系浙江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员、浙江省记协新闻行业社会监督员、浙江广电新闻监督评议员”。此后我在武汉全国农行培训班讲课期间也听一些学员评价说，《经济日报》的时评确实称得上“经济时评权威第一声”，单位领导时常用作信贷决策参考，很有指导作用。这是读者对《经济日报》时评的真实评价，能获得金融界读者如此赞誉，值了！

不知不觉40载，我与《经济日报》的感情在文稿往返中日渐加深。漫长的投稿岁月里，无论评论消息还是图片报道，我从不找熟人走后门，只认准公布的邮箱投稿。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经济日报惟稿件质量录用，报风之正令我叹服！以稿识报，以报识人，我收获的不仅是稿件发表，更有知我懂我的编辑老师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孙勇、陈剑飞、王智、马洪超编辑，还有更多不知姓名的编辑老师，也要感谢新近主动加我微信的温宝臣、梁剑萧编辑。他们有的是我在北京工作时相识，有的是他们出差到浙江时见过，还有的至今未曾谋面，但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报界精英，是值得我尊敬的老师！借此40华诞之际，我真诚地祝愿《经济日报》与时俱进，基业长青！同时向所有编辑老师由衷地道一声：谢谢你们，向你们学习！

（作者吕志强系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办公室原副主任、宣传部原副部长）

「凡人故事」“贷款100元来铜川打拼”一个农村娃到高级工程师的逆袭之路

生在商洛一个偏僻的农村，幼年的艰苦生活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了生活，他来到了铜川，没有路费就贷款100元。30多年来，他将辛勤的汗水挥洒在铜川这片热土上，凭着执着和吃苦精神，实现了从农民工到高级工程师的华丽转身。他就是铜川市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舒玉民。

“贷款100元做路费，睡过废弃窑洞”刚毕业就只身一人来到铜川打拼生活

1971年出生在商洛的小山村，中学毕业后，只身来到铜川，找到一处因持续渗水被废弃的窑洞居住，用废弃砖块在窑洞地面的水中铺设小路，捡拾废木板和砖块支起了床铺，这便是他刚到铜川最初的落脚处“1989年刚中学毕业的我在信用社贷了100元作为路费来到铜川，刚来时在一个废弃的窑洞里落脚，在石渣场做过装卸工，在锅炉房做过临时工……”说起当初离开家乡来铜川打工过往，舒玉民感慨良多，十几岁的孩子，刚步入社会就只身来到异地他乡打拼，其中的艰辛然他迅速成长，也正是艰辛的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当时在国营工厂锅炉房做临时工，一天中午下班后，工厂车间突发火灾，在紧急关头，我冲进去从大火中救出三名女工，让工厂的损失降到了最低，而我两处烧伤，衣服烧毁。”舒玉民说，因此，厂方破格把他安排到办公室成为国营厂职工，做起宣传、文件起草以及收发工作。

有了稳定的工作，他便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学习生产工艺流程等知识。“当时领导看我还不错，就推荐我报考陕西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继续深造，被录取后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圆了我的大学梦。”舒玉民说，后来企业改制，他自愿到一民营企业参加项目筹建，在一次项目推进会上，当时他正患肠梗阻住院手术治疗，得知会议决议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他立即拔掉输液管，勒紧绷带赶到会场，“当时我刚做完手术，打着绷带，站在会议室向主管领导汇报了施工意见和方案，最后重新开会讨论协议，一次性为公司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万元。”舒玉民告诉记者，当时伤口崩裂血已经渗出，他也此造成感染，此后一年多只能通过插管引流进行康复，但因项目建设需要，他每天依旧插着引流条坚守工地现场，以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

正是凭着拼搏精神和十足的干劲，他从一个农民工成长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成为了行业的高级工程师。“工作内容虽然变了，有些地方根本不懂，但工作态度不能变，所以我只能白天工作跑业务，晚上加班学习材料、创新工艺流程。”舒玉民说，经过5年多的苦干，他编写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30多份；发表《探寻中国人与西服的渊源》《中国西服的改良途径》等理论文章10多篇；申报了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14项。面对成绩他只是淡淡一笑，说到“我是农村娃，只认一个道理，那就是‘付出就会有回报’，所这些成绩并不代表什么。”

“我没事就喜欢走一走、看一看”当选铜川市政协委员后积极建言献策

“随后，我就当选了咱铜川市政协委员和新区知新会会长，但我不习惯坐办公室，所以没事了就喜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比较关心咱老百姓需要啥。”舒玉民说，在通过走访、调研对于脱贫攻坚和民营经济发展等热点问题，形成调研成果30多份，提交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30多件。“在疫情期间，防护服和口罩紧缺的情况下，我以高于日常3倍工资招聘熟练缝纫工、紧急召回就近员工加班加点生产口罩和防护服。”舒玉民说，同时他出资1万多元购买口罩捐赠疫情防控一线。随后，又成立“知新联会党员突击队”，带头捐款5000元，开展“一分钱也是爱”活动，组织捐款捐物价值150多万元，“这些都没啥，我是一名党员，是一名政协委员，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刚好也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义不容辞。”

“铜川是好人之城”愿意为好人之城做一点事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先后被评为“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陕西省委统战部授予“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人”，被陕西省工会评为“陕西省热爱企业优秀员工”，连续两届被铜川市委、市政府授予“铜川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被市政协授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政协委员”等多种荣誉称号。“这些只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今后还是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舒玉民说。

工作多年来，虽然工作岗位和政治身份经过数次变化，但是他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习惯永远不会变。“昨天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服，昨天已经成为历史，铜川是好人之城，我也愿意为这座城市做一些事情。”采访最后舒玉民告诉记者。

华商报记者袁小锋编辑张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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