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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成都探路农村金融改革“深水区”
来源:新华社-中经社
新华社记者胡梅娟台艳胡旭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发展相对缓慢，功能发育不完备。作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成都相关探索走在全国前列。据悉，成都将继续在深化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的道路上探索求进，持续在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产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方面进行完善和创新，打造全国农村金融改革标杆。近日，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谢瑞武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探究成都农村金融改革之路。
新华社记者：成都市为什么选择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这项改革有什么重大意义？
谢瑞武：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全市辖20个区（市）县，幅员面积达1.43万平方公里。2007年，国务院正式确定成都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在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成都启动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开启了农村金融改革破冰之旅。2015年，成都正式获国家五部委批准为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为顺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在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成都创新开展了新一轮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金融改革路子。改革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十九大报告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是新时期下我国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升华，是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转变。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进农村的各项改革，而农村改革中，金融是长期缺失的关键一环，各地针对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践很多，但大多还未形成综合系统解决方案。成都把农村金融改革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参加全国人代会四川代表团讨论和2018年春节前夕来川视察时关于四川要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深入推进了一系列农村金融的体制机制创新，引导金融回归本源，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贡献出成都智慧，助推全国乡村振兴战略。
（二）有利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成都市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1.8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9.3%，尚有承包地的农户数达206.5万户，600万人。十八大以后，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市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要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就必须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到城镇。农村金融改革，能够缓解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问题，有助于农村资源变资本，有助于农民带着产权、股权打工，增强农民进城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三）有利于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
农业生产水平决定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农村金融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现阶段成都农业发展正在向高级形态逐步演变，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趋势日益明显，需要金融由小微额度的经营方式向小微、中小、大中额度相互协调的经营模式转变，由单一信贷支持模式向多类别、多层次、组合式综合金融支持模式转变。开展农村金融改革，就是顺应发展潮流，推动金融服务由传统的、同质化服务方式尽快向现代的、差异化服务方式转变，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农业提供现代金融服务，注入金融资本动力，打通信息孤岛，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新型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和农业综合服务配套持续跟进，促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加快形成，为在广大农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有利条件，增强成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有利于农民早日实现全面小康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没有现代金融服务，农民增收就缺乏资金支持，成为无水之源。我市被确定为全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来，勇于承担国家赋予的改革试点使命，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改革创新，推动各类要素价格逐步市场化，帮助新型经营主体把信用资源转化为信用资本，有效解决了农村缺乏有效抵（质）押物、信用信息不对称、市场风险大、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加快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进程，让更多农村人口分享了改革带来的红利。
新华社记者：近年来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
谢瑞武：2017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蓉调研，评价成都的改革可圈可点，作为区域金融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具有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重要意义。6月，国务院参事室会同人民银行参事室联合调研组总结成都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1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发布天府金融指数，成都农村金融评价得分位居全国35个主要城市首位，率先实现全国“单打冠军”。成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取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是构筑了现代农村金融的产权基础。通过“确权颁证、还权赋能”，基本完成了农村产权确权颁证，建立了现代农村产权制度，让农民享有了比较明晰、相对完整和可以流转的财产权利。首创组建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村产权收储公司、农村产权维护法律援助中心、农村产权仲裁院和金融仲裁院，建立健全农村产权纠纷调处机制和流转服务体系，土地规模经营率达到60.8%。我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荣获第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
二是基本满足了农村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构建“农贷通”金融服务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构建了全国一流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服务质效明显提升。从2017年7月上线运行以来至今年4月底，“农贷通”平台已聚集了67家一级金融机构，累计受理农业经营主体贷款29.51亿元，成功放款26.37亿元，在线放款成功率89%，贷款办理时间节约1/3。
三是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成效明显。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创新各类动产质押贷款，拓展了农村有效抵（质）押物范围，为资金注入农业农村打开了阀门。截至2017年底，全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累计发放180.1亿元，余额119.3亿元，贷款品种和规模都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累计实现保费36.72亿元，为农业生产提供2876.7亿元风险保障。
四是建立了完善的农业保险保障机制。围绕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22种，其中用工意外保险、土地流转履约保险等多项保险品种为全国首创，农业保险深度和密度在中西部处于领先水平。
新华社记者：成都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是什么？
谢瑞武：总体思路是：以改进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为核心，以“互联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手段，以建立农村金融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为基础，以完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为支撑，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保障，不断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取得突破，建立包容、高效、开放、可持续和较为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形成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金融支撑体系。具体举措包括：
（一）创建“农贷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构建全国一流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小、信用制度不健全、农村金融信息不对称、服务半径大，导致金融机构下乡难、获客难、成本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集多功能于一体、线上线下结合的“农贷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一是用数字金融手段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线上系统具备涉农政策发布、数据汇集、报表统计展示、融资对接入口、贷款在线审批等核心功能，以大数据为基础建模把控小额分散贷款。二是用线下服务手段推动金融下乡。线下系统按照农村金融、农村产权交易、农村电商“三站合一”模式，在全市乡镇、行政村分别建设282个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和2679个服务站，农户足不出村即可办理信息采集、融资对接、小额支付、跨行转账、便民缴费、农村电商等多项业务。在2000余个行政村聘请金融联络员，以熟人社会为基础当好金融机构和农户的中介，为“农贷通”线上系统采集信用信息。三是用信息匹配拓展融资渠道。依托“农贷通”线上系统，探索建设涉农融资项目库、涉农企业直接债务融资项目库以及金融服务和产品数据库，搭建政银企对接服务平台。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大对项目库内重点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和涉农企业融资需求信息推送，发布涉农金融产品超过400个，并提供电商、产权交易、收储、担保等配套服务，促进“政企银保”充分对接。
（二）拓展各类涉农交易市场，构建全国领先的涉农资本市场服务体系
股权融资渠道窄，直接融资比例低是阻碍“三农”中长期发展的瓶颈之一。我们以培育涉农要素交易市场为突破口，健全了涉农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一是创新建设农村产权交易体系。以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为重点，构建全市“一个交易平台、四级服务体系”，开创性采取“独资建设”、“合资共建”和“业务指导”3种模式，推进成都农交所与省内市州、区（市）县联网运行，探索打造了“交易+互联网”的新模式和“1+9+N”（一个主网+九大频道+N个业务处理系统）的理念，统一全省农村产权交易鉴证管理。二是创新设立农村商品交易中心。以天府商品交易所为重点，按照“一所多中心，一县一平台”思路推进建立全国性的单一农产品交易平台，开展商品实物交易和商品衍生品场外交易，目前已建成华北木材交易市场、汉源花椒交易中心、苍溪县红心猕猴桃交易中心、南江黄羊交易中心等农产品交易中心。三是打造花木交易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花交所推进花木现货挂牌、竞价等交易模式和T+5（当日交易，5个交易日后确认）购销模式，累计服务客户1694户，实现交易额18.49亿元。四是创建涉农企业资本市场融资培育载体。以四川（天府）股权交易中心为重点，创新实践成都经济证券化行动，开展对重点企业实施一对一跟踪服务，打造农业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都军团”。
（三）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构建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体系
围绕破解农村缺乏有效担保物、信贷期限与农业周期错位等问题，重点创新4大类金融产品。一是围绕农村资源资本化创新财产权抵（质）押融资产品。在“两权”抵押融资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首创开展经济林木（竹、果）权、农业生产设施、养殖水面经营权抵押贷款、花木仓单质押贷款、农产品仓单质押贷款、集体资产股权抵押担保贷款。二是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信贷产品。大胆探索“农业共营制”，创新以农业职业经理人凭资格证书信用贷款模式，初级至十佳职业经理人凭证书分别可信用贷款10万～100万元。围绕现代农业总体布局，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主办行制度。围绕“小组微生”（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局、微田园风光和生态化建设）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融资。三是围绕风险分担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在全国首创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经营主体用工意外伤害保险和生猪最低销售价格保险，在全省率先探索开展农产品气象指数保险——柑橘冻害气象指数保险。四是围绕农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创新直接融资产品。支持涉农企业通过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融资178亿元，发行私募债52亿元。2017年注册国内首支涉农投融资平台中期票据10亿元，首期发行2亿元。设立5亿元“成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与金融机构签订120亿元产业基金的合作协议，设立了蒲江耕地质量提升基金、涉农基建基金等5支基金，规模55亿元。
（四）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立农村金融创新可持续机制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具有风险高、收益低等特点，为打消金融机构顾虑，成都适度扩大政策应用边界，重点优化三大农村金融生态。一是优化农村金融政策生态。出台“农贷通”产业支持目录、“农贷通”风险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整合支农扶持资金，设立规模超过1.6亿元的“农贷通”风险补偿资金和4.5亿元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用于支持农村产权直接抵（质）押融资、农贷通惠农贷和保险公司信用保证保险的风险分担。二是优化农村金融组织生态。充分发挥农发行政策性金融服务“三农”中长期贷款优势，推动农行、邮储银行“三农”事业部制改革，农行“三农”事业部考核达标7家，累计设立村镇银行14家，4家村镇银行新增资4.8亿元，设立四川新网银行、天府金融租赁公司、中垦融资租赁公司、成都（川藏）股权交易中心和成都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探索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筹资规模5000多万元。三是优化农村信用环境生态。在全市建立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对象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完成了指标体系和数据的采集，560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入库。建设信用乡镇173个、信用村1692个、信用户10.3万户。12家村镇银行获准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6家征信机构对外提供涉农企业信用报告服务4576户次。
（五）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建立了强有力的工作推进机制
成都市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健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领导制度，成立了以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分管农业副市长为副组长、市级相关部门和人行成都分行营管部为成员单位的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统一协调部署全市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主任单位和副主任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工作局，承担日常工作。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农村金融改革推进、管理相关工作。由市农委、市金融工作局牵头，建立了“农贷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农贷通”平台建设中的跨部门、跨领域改革重点难点问题，督促落实重要改革事项。各区（市）县政府成立相应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领导机构，明确牵头部门和成员单位，通过开展专项检查、绩效评价等方式加大对农村金融改革工作指导，在乡镇和行政村设立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和村级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全面负责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采集本辖区的农村金融信息等情况。农村金融改革的相关信息通过乡镇中心和村站及时上传“农贷通”平台，再通过“农贷通”平台汇总上报市县两级农村金融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形成了完善的工作领导机制，有效促进了试点的有序发展。
新华社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都市下一步将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谢瑞武：下一步，我们将在人民银行综合等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全国、省、市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抓好以下工作。
（一）做大做强“互联网+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推动涉农数据在“农贷通”平台的归集共享，开发涉农经营主体信用评价模型，做实涉农大数据库，以“农贷通”金融服务平台为核心，加快构建“互联网+”农村金融生态圈。实现“农贷通”与农村电商、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融合发展和有效对接，建成全覆盖、立体化的金融综合服务网络。以服务全省和西部乡村振兴为目标，推动“农贷通”平台跨区域发展，成为立足成都，面向全省，覆盖中西部的互联网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结合政务服务自助终端体系建设，将“农贷通”平台金融服务功能向城市复制，研发“银杏通”普惠数字金融服务平台。
（二）加快涉农新型金融业态发展，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分类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各类涉农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创设一批普惠金融事业部、绿色支行、直销银行等专营服务机构。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境。推动地方法人银行机构进一步下沉服务重心，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调整优化网点布局，聚焦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群体和脱贫攻坚等领域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大力推进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银行、手机银行，面向广大“三农”经营主体提供优质高效、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三）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推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和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继续保持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在全国领先地位。以农业机具、农业知识产权等农村动产为重点，创新开发动产质押金融产品，探索建立统一的涉农动产融资登记系统。依据农业生产经营流程，大力发展订单、仓单质押等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新模式。开展农业保险从“保物化成本”到“保完全成本”的转化，支持保险机构积极探索开展“保险+期货”“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建立多元化、广覆盖的涉农保险产品体系。
（四）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三农”直接融资规模。推动要素市场创新发展，按照“合资共建”模式设立成都农交所市州分所，共建区域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依托天府商品交易所，在四川自贸区设立保税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推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绿色”信贷专项金融债券等。探索设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创投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五）进一步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优化金融改革创新环境。推动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进一步探索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及风险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做好风险识别、监测、评估、预警和控制工作，完善风险处置手段，建立金融案件快速反应通道，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制定出台《成都市“农贷通”融资综合服务平台风险资金补偿审批流程实施细则》，简化“农贷通”风险资金的补偿审批流程，落实涉农贷款风险分担机制。
探访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去年寒冬时,蒙继合最小的孩子光着腿。在他的意识里,孩子并不冷,他们一家人在大山里生活很幸福。夏军摄
王成安在扶贫干部黄海军的帮扶下,精准选择养殖市场稳定的本地黑山羊,他在橡胶林建起了一座高脚羊舍,已卖了一批羊。刘邓摄
开车一个多小时后,便没了路,43岁的蒙继合再爬半个小时山,才能回到家。不过,他始终拒绝搬出山外。
搬迁安置点设在公路旁,200米外就有漂亮的学校和卫生院。县委书记来了又回,乡党委书记回了再来,扶贫干部更是隔三差五前来动员。然而,这个滇黔桂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极贫村里,部分村民仍死守穷窝,不愿改变。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战略的强力推进下,全国几千万贫困人口拔了“穷根”,过上了扬眉吐气的美好新生活。但在一些地方,仍有不少贫困户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成为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是什么导致他们“安”于贫困、意志消沉?是“懒入骨髓”、真的没有希望,还是扶贫方法不对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开展了一次近距离观察。
孩子这样成长,他对搬迁仍不置可否
去年底的一轮寒潮,让广西深山坳里气温骤降。寒风不时穿进这间透风的木瓦房里。见到来客,蒙继合热情地招呼,生起一堆火来。
蒙继合有8个孩子。前两年,大儿子去了广东读职校,最大的女儿也去了广东打工。目前有4个孩子正在读书,最小的2个孩子尚年幼。
来寨子要走半个小时的羊肠小道,一不留神就可能滚下几十米深山崖。山里人的油盐酱醋都用背篓背进来。
蒙继合一家人种玉米,养了几头猪。在石漠化严重的深山里,土地只有巴掌大小,根本谈不上收成,蒙继合一家几乎完全靠低保过活。
他看起来并不悲观,他将2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抱在怀中,孩子光着的腿已冻得通红。冬日寒风凛冽,我们担心孩子会冻着,他却摆着手说:不冷、不冷。
去年9月,扶贫干部们开始劝说蒙继合外出打工。一年多了,大家的努力如“泥牛入海”。
“你为什么不外出务工呢?”
“没人看小孩。”
“你外出务工,爱人留下看小孩,生活会过得好一些。”
“我找不到工作。”
“我给你介绍工作,就在县城。”
“我不会说普通话。”
其实,蒙继合用普通话正常交流并没有问题。
蒙继合所在的县,是广西的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众多,所有干部都对口帮扶好几户贫困户。整个2017年,这个县里的干部就取消了周末,他们不得不去贫困户家里,一起谋划如何脱贫。“我们看贫困户的次数,比看望父母的次数还多。”一名干部说。
山坳还有30户村民,几乎都是贫困户。即便通了路,这个偏远的寨子也无法发展产业,最有效的脱贫方式就是搬迁。
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公路旁为他们建新房,每户两层半的楼房,不用花一分钱。离县城不到半小时,200米外有小学,山里娃不用再爬山路上学,也再不用为吃水、用电、看病发愁。
但这个搬迁计划被许多村民拒绝,蒙继合也一直犹豫不决。县委书记、县长、乡党委书记以及驻村干部都曾不断来大山动员搬迁。他们想了许多办法,给他们算各种账,但一年多过去了,至今仍有几户农户不愿搬迁。“比起搬迁,他们更关心低保,他们很多人没出过大山,不羡慕外面的世界,宁愿留在大山里,习惯了山里的生活,觉得过得也挺好。”挂村干部说。
坐在家里打麻将,等着政府送钱粮
在西南某深度贫困县,记者见到乡党委书记黄燕(应当事人要求为化名)时,她刚送走一户“难缠”的贫困户。
这位贫困户曾在矿山打工,身患尘肺病,小儿子正读初中,所幸另外3名家庭成员都正力壮。
最近两年,为培育贫困户“造血”功能,县里引进一家种牛公司,牵线将贫困户贴息贷款入股种牛公司,每年每户贫困户可以拿到4000元“分红”。
2017年,为让贫困户参与到扶贫产业中来,在县委、县政府主导下,4000元“分红”不再直接发放给贫困户,而是向贫困户发放一头牛犊。贫困户精心饲养一年,肉牛能超800斤,公司再按市场价回购,市场价较低时,政府进行兜底。这意味着贫困户每年至少有8000元收入。
“这户贫困户去年领过4000元现金‘分红’,今年他不想养牛,只想要4000元现金,来乡政府拍桌子大吵大闹。”黄燕说。
乡政府工作人员轮流跟他交谈,问他为何放弃眼前更好的“红利”?
这名贫困户最初表示他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劳动力养牛。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养牛不需要特殊劳动,干部帮助他在房前屋后种饲料喂牛即可。这名贫困户马上改口称牛生病了。
“技术人员几天前已上门,教他如何给牛打针,药和针现在还放在他家呢。”黄燕说。
这名贫困户抵赖不过,放话称:“反正我就是不养,牛死了你们负责,我把死牛拉到乡政府来。”
乡政府工作人员说,这名贫困户平日爱打麻将,最近两年“等靠要”思想特别严重,就是想要现金分红打麻将,不劳而获。
提起这些“等靠要”的贫困户,乡政府的办公室里像炸开了锅。扶贫干部们纷纷讲述他们遇到的“奇葩事”。
一名扶贫干部说,有一天,他打算去给对口帮扶的贫困户送大米,并询问他的脱贫想法。到了贫困户家里,这名贫困户一边打麻将一边说:“我家那么多人,就一袋大米哪够吃?”
甚至曾有贫困户对扶贫干部说:“你们不帮我做,我就不做,我脱不了贫,你们就交不了差。”这一现象在农村产生了负面影响,且有的贫困户陷入“因穷而要,因要而懒,因懒而穷”的恶性循环,扭曲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效果。
闯市场屡屡“碰壁”,话脱贫信心不足
在扶贫工作中,有一类人是曾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也曾努力,但受限于眼界、能力等,无力应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徒劳无功,进而灰心丧气,失去斗志。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55岁黎族老汉王成安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帮扶下现已脱贫的王成安曾让扶贫干部黄海军一度觉得这就是农村“懒汉”的原型。“15户贫困户有12户贷款养羊、种山茶,开店修摩托……贫困户们都动起来了,只有他无动于衷。”黄海军说,王成安每天三顿酒“雷打不动”,醉醺醺无所事事。
黄海军摸底了解到,王成安家中有5亩水稻田和3亩林地,可他只种一季水稻刚好够吃、林地也没啥产出,年近三十的儿子闲在家里,一家人欠着外债10多万。“我都替他急,但他就是不急。”黄海军说。
其实他也曾努力过。荔枝价旺时,王成安种了300多株荔枝树,3年后挂果荔枝价跌到谷底。辛辛苦苦忙3年,啥也没挣着,王成安一气之下将荔枝树砍得只剩3株。4年前橡胶价稳,王成安种了400多棵橡胶。还没等割胶,胶价大跌。“一碗橡胶水买不了一瓶矿泉水,费那个力气干嘛?”王成安说。他还跟风养过牛、养过蜜蜂,可费时费力总白忙活一场。
在湖南省最大的贫困县新化县油溪桥村,彭育光因小时候生病,导致一只眼睛失明。感觉体力不如别人,他总是自怜自艾,做事没有信心。成家后做了几次买卖更是连连亏本,干脆破罐破摔,连孩子的教育都不管了。
“我做什么都不行,现在只能靠政府管我们了。”彭育光垂头丧气地说。
产业发展需“真招”,“真金白银”动人心
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都是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都是当前脱贫攻坚最真实的现状。不少基层扶贫干部认为,“药方”仍在扶贫干部身上。
一些贫困户身体素质差、文化技术水平低、信息来源较少,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被商人压价,所得不多,被严重挫伤劳动积极性。长此以往,他们对自己的付出能否得到回报没有信心,对“勤劳致富”的朴实理念产生质疑。
了解到彭育光的情况后,油溪桥村支书彭育晚决定和彭育光一起发展养甲鱼这种低劳动强度的产业。小甲鱼容易死亡,村干部想办法创造出“零风险养殖模式”,将价格便宜的小甲鱼苗集中饲养一年后,将长大的甲鱼苗免费发放给养殖户,既节约了买大甲鱼苗的资金,又减少了小甲鱼苗死亡给贫困户带来的损失。
今年,彭育光已养了280只甲鱼,粗略计算能赚两万元。
“换位思考,就知道王成安最担心什么?是风险,那我们扶贫干部就要帮他们分担风险,低门槛的小额贷款就是跟他共担风险的一个法子。”黄海军说。身在海南的黄海军和彭育晚“巧合”地有着同样的认识。
看着王成安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懒散度日的样子,黄海军劝他养羊。“我帮你贷款1万元,农信社再资助5000元,你自己投5000元,先养几只试试看。”黄海军诱惑道。
王成安不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但对白给的5000元动了心,提出政府资助5000元、贷款1万元的想法。“根据经验,农民只有自己下了本,才会珍惜资助款和贷款。”最终,在黄海军的反复劝说下,王成安抱着试试的心态养了20只本地黑山羊。
王成安不久前已经卖了2只羊,纯收入1400块钱。失去信心的王成安初步尝到甜头,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的儿子也在帮助下,到镇上的一家钢材店工作,一个月有一两千块钱的收入,成功实现脱贫。“不是简单地提供扶贫羊,而是帮助他们分摊风险,调动种养积极性。”
“产业扶贫不能想当然,必须步步为营,对扶贫干部而言,也是步步惊心。”说到产业扶贫的经验,彭育晚向记者感慨道。
7年前,油溪桥引进了一种市场价格颇高的桃子品种,但这种桃子培育期长,几年没有结果。到第6年,老百姓怀疑是不结果的“毛桃子”,找村干部要说法,一个村的人连年都没有过好。村干部反复做解释、下保证,今年,大大的桃子如约而至,村民们笑开了花。
“扶贫工作一次失手,可能就很难翻身。”彭育晚向记者强调,“农民很实在,项目能赚钱,他们就会上心学,不赚钱,光靠嘴说,别人不理的。产业发展中干部必须胆大心细,科学谋划。”
以道德风尚根除“劣习”
相对于物质贫穷来说,贫困户精神贫穷更可怕；相对于更容易“立竿见影”的物质扶贫来说,扶志这个硬骨头最是“难啃”。
为真正激发贫困户脱贫斗志,四川巴中市探索了“乡村道德银行”机制。“完全没想到,家里卫生搞好了还可以领到奖品。”67岁的巴中南江县关坝镇小田村村民周其昌在兑换自家道德银行的积分后,感慨这次带来的竹背篼有点小,原因是他家在全社的家庭卫生评比中获得第一,加上儿子媳妇义务帮助乡邻秋收的加分,最终斩获320分的高分。
随后,周其昌将肥料、洗衣粉、毛巾、牙膏、牙刷、餐巾纸等兑换的物资带回了家。
小田村的“积分王”是返乡创业带动村民搞养殖挣到570分的村民谢明朗。在兑奖现场,他装了几背篓兑换的农用生产物资,让村民们羡慕不已。
小田村地处大巴山腹地,山高沟深,曾经是远近有名的贫困村。自2015年以来,市里的帮扶单位硬化了村社道路,通了自来水,修建了“巴山新居”,还搞起了特色产业。2016年小田村顺利脱贫,但一些村民“等靠要”思想还比较严重,不仅缺乏健康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甚至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培育文明乡风,从2017年初开始,小田村探索实施“乡村道德银行”积分管理机制:驻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17人组成积分评定小组,以院坝会、公示栏、QQ、微信等形式宣传实施“乡村道德银行”考核标准、评定办法、积分兑换办法等,并通过入户调查、现场打分、集中评定等,每季度对居住在小田村的155户村民,从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勤劳致富、清洁卫生、孝老爱亲等5个大项32个小项进行评定,按标准加分、扣分,年度积分集中兑换成生产生活用品。
小田村第一书记唐强说,自从“乡村道德银行”实施以来,村民好吃懒做、乱堆乱扔等现象基本看不到了,村容村貌也变得整洁干净起来。
四川省南江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乡村道德银行”让道德有价、德者有得,通过积分管理机制育文明新风,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改变直接给群众送钱送物的方式,把无形道德资本变成有形的资本。这种高扬良善的做法减少了部分贫困户视好吃懒做为正常,群众争当贫困户等现象。
四川阆中市采取一系列措施清查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享受国家扶持、救济期间是否存在赌博活动、酗酒滋事等行为,一经查实的,取消其一切帮扶待遇。
为达到更好的整治效果,阆中采取“发动群众”这一“法宝”,对提供低保户、特困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赌博线索的,或提供党员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规违纪办理低保等惠民政策问题线索的,查证属实后一律给予举报人300～600元现金奖励。
正向激励比单纯“给予”效果更好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3年前在四川乐山发起名为“劳动收入奖励计划”的反贫困实验显示,对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以奖代补,可有效鼓励贫困户通过劳动来增加收入。
余洪清是乐山市五通桥区的一户贫困户,他和90岁的母亲住在一间顶梁柱都已经断了的危房之中。2014年,余洪清参加“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因为“挣得越多,奖励金就越高”,他每天会多蹬一个多小时车,收入从原来的400多元增加到了670元,“劳动收入奖励计划”会再奖励他320元。余洪清90岁的老母亲说,儿子现在工作动力大了,有时还会去工地打零工,想要为孙女读书多赚钱。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表示,让低收入者提高劳动意愿的关键是从补贴变成奖励。根据对乐山实验的评估,参加“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实验”的家庭就业率相对提高13.5个百分点,每月劳动时间相对提高9小时。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建华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应为部分不思进取的贫困户提供切合实际的学习榜样。海南扶贫电视夜校2016年11月开播,行业专家、致富能手及优秀帮扶干部现身说法,讲政策、举案例、教技术、出点子,课程受到贫困户追捧。
“这个好处就是让贫困户看到身边人或者近处的市县的人是怎样做事、怎样脱贫的,这些看得见、够得着的榜样,才能具象化贫困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效果很好。”黄海军说。（记者夏军、刘邓、史卫燕、吴文诩、沈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