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和信用评分

“大数据”概念的最早出现，是从2012年2月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在大数据领域当中的投资已经越来越热，该领域企业越来越多。大数据在美国金融当中最直接的场景，主要运用于信用评估体系。

信用评分是一个数字，帮助贷款人评估一个人的信用报告，估计其信用风险。信用评分会影响一个人的能力，以符合不同类型的信贷和利率的变化。一个具有较高信用评分的人，可能有资格获得更长的贷款期限和更低的利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实惠。美国的信用评估体系很早，对每个人都有制衡作用。中国现在也在做，但是还不太成熟，这个领域中有很多机会。

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介绍两种信用评估模型，了解其中的差异。

案例分析

我们以历史上的两个典型人物司马懿和诸葛亮作为代表，将他们历史上的典故事例来模拟化举例：假设两人活在现代并且正在申请借贷，我们来分别评估其信用情况。

信用评估模型1.0

假设我们搭建一个传统信用评估模型v1版，在此模型中，我们会采集如下一些数据指标。

序号数据指标司马懿诸葛亮1工资500030002过去24个月的违约记录013负债/收入比率（DTI）20%40%4信用历史20年7年5贷款记录房贷、车贷、学生贷车贷基于上述两人的基础数据指标而形成的信用报告，就可能分别有如下描述——

司马懿：跟曹操混了那么多年，日子过得不错，拥有过许20年的信用历史，而且这个官级从养马开始一点点升上来，他可能盖房子借过钱、买马车借过钱，所以信用值也不错，最近没有新的贷款。

诸葛亮：日子过得没那么好，帮刘备打下蜀国了，但是毕竟蜀国财政没那么好。收入可能只有3000块钱，过去24个月还违约过一次，只有7年的信用历史，最近还老是借钱，借过3次，贷款类型也不丰富，借过钱买过马车。

将这二者之间进行比较，毫无疑问，大家都会选择把钱借给司马懿，而不借给诸葛亮。这就是个典型的传统风控模型，看重债务历史，而不看重现在。

信用评估模型2.0

倘若以互联网思维来分析并建立起信用评估模型v2版，或许会获得截然不同的结果。在v1版的基础数据指标之外，我们还增加了许多额外的数据指标项，如下表：

序号数据指标司马懿诸葛亮6出国记录无17IP地址魏国图书馆，蔡文姬茶楼丞相府8新申请贷款两个发薪日贷款无9获奖情况无司马徽、庞德公奖学金10医疗记录无被马车撞后负伤住院11贷款扣除方式单位扣除自己还所以在v2版中，司马懿和诸葛亮的信用报告，则可能是这样来描述——

司马懿：其上网IP地址来自于魏国国家图书馆、蔡文姬茶楼等，他不从工作的地方来、也不从家里来，可以证明他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他刚刚申请了两个发薪日贷款，这证明他以前有钱，现在没钱。而他的学生贷款是从公司里扣除的，说明他钱不归他控制，而由魏国国家政府控制着意味着信用记录并不好。而从地址来看，他最近一会在许昌，一会在洛阳，一会在长安频繁搬家，从整体情况来分析，很可能最近他混得比较惨。

诸葛亮：其借钱的原因是他去年被马车撞了，蜀国的医疗保障不健全，他只好自己付了医疗费，这意味着40%的DIT来自于他借款还医疗费，而之所以历史信用记录不长，是因为他刚刚搬到四川，当丞相的时间不长，信用体系仍然没有建立完全，但最近五年他一直住在丞相府，地址相对稳定，而且在学生时代曾从司马徽，庞德公那里拿过奖学金。如果把所有的因素放在一起，信用评估的结果就会发生变化。

在这个大数据场景当中，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建模的方式，能够产生一个二维决策，那么就可以看到，最终借款的人应该是借给诸葛亮，而不应该是借给司马懿。

所以，真正的信用评估应该是这样的：传统的占一部分，但是可替代的网络数据也占据一部分，包括用户在网上体现出来的网络行为、社交信息和来自用户自己的回答，要把所有这些信息全部给综合起来才可以。

在传统数据当中，我们只看到了深度没看到广度；

在大数据场景下，更多地注重广度，因此当下网络上的数据也很重要。

传统信用评估

美国的传统信用评估体系很简单，主要通过五大因素评估信用值。

1.首先是债务历史（权重35%）。包括）各种信用账户的还款记录；）公开记录及支票存款记录主要包括破产记录、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记录、法律诉讼事件、留置权记录及判决；）逾期偿还的具体情况，如果曾经发生违约，则会对个人今后借款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

2.第二是未偿债务（权重30%）。即当下总共欠了多少钱。对于贷款方来讲，少量的债务，并不意味着这个客户的信用风险高。但是，如果一个客户有限的还款能力被用尽，则说明这个客户存在很高的信用风险。即使你是比尔盖茨，如果你借款已经超过了你的偿还能力，也是个大问题。

3.第三点信贷时长（权重15%）。如果有甲乙两个人，甲在10年之前就有过一张信用卡，而乙直到今年才有第一张新的信用卡。对贷款人而已，虽然无法直接判断谁的偿还能力更强，但至少觉得甲有更多的信用数据，会更靠谱一点。

4.第四点新开立的信用账户（权重10%）。在现今的经济生活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开立更多的信用账户，选择信用购物的消费方式。如每一次买房、买车都会产生新的信用卡账户。据调查，在很短时间内开立多个信用账户的客户具有更高的信用风险，尤其是那些信用历史不长的人。

5.第五点是正在使用的信用类型（权重10%）。主要分析客户的信用卡账户、零售账户、分期付款账户、金融公司账户和抵押贷款账户的混合使用情况。具体包括：持有的信用账户类型和每种类型的信用账户数。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形成了美国现有的评分体系。

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由FiI公司推出的FICO信用评分模型。全球三大商业个人征信巨无霸：益百利（Exi）、艾克发（Eifx）和环联（TUi）都是以FICO评分为基础来提供的，作为贷款人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说，FICO评分技术为全球2/3的信用卡业务提供保护，仅在美国就帮助各类机构实现高达100亿美元的审批贷款决策。

传统信用评估的不足

传统信用评估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

1.首先，传统的信用评估服务无法覆盖全体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图1展示了美国FICO评分与其对应的人口分布情况，而根据FICO的标准，如果人们未能如期还款，或者缺乏借贷经历，他们就会自动被视为风险人士，他们的贷款也就会被惩罚性地给以更高的利率。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的贷款申请会被拒，无论是否事出有因。比如，遇到了医疗紧急事故，或者最近刚刚移民美国。即使在金融体系发达的美国，也约有15%的人群，因为信贷记录缺失或不完整，而无法获得常规的金融服务，或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获得常规的金融服务。

2.其次，传统信用评估模型信息维度比较单一。传统的FICO评分模型的基本思想是比较借款人信用历史资料与数据库中的全体借款人的信用习惯，检查借款人的发展趋势跟经常违约、随意透支，甚至申请破产等各种陷入财务困境的借款人的发展趋势是否相似。它主要从前文所述的五个方面考察用户的信贷资质。但随着信贷业务的进一步开展，FICO信用评分由于单一的标准、严苛的门槛和片面的评估结果而饱受诟病。

3.最后，传统信用评估模型时间上比较滞后。虽然FICO评分仍然体现风险排序，但其预测绝对风险的能力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饱受指责。如图3所示，FICO分数从2005年到2011年在美国人口中的分布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大量坏账的现实严重不符。

大数据信用评估

由于传统的基于FICO评分的信用评估模型覆盖人群窄、信息维度单一、时间上滞后，所以，在互联网时代，需要探索信用评估的新思路——利用大数据技术来完善传统信用评估体系。

美国互联网企业ZFi公司则是其中的代表。其基本理念是认为一切数据都是和信用有关，在能够获取的数据中尽可能地挖掘信用信息，从大数据采集和大数据分析两个层面为缺乏信贷记录的人挖掘出信用。

其基本理念包括：

一切数据皆为信用，“积少成多、汇流成海”。在此之前做统计、做因果系统的时候，总是希望能找到原因判断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靠谱。但是在大数据的情况之下，可以暂时不考虑背后的原因，只看关联不看因果。

数据的来源很重要。包括错误信息也是有用信息，比如说谎能体现出一个人素质。

大数据多阶段建模。首先考虑过成千上万种原始数据变量；然后理清变量关系，转换为有用的格式；将被转换变量合并到元变量中，形成用户画像；将元变量输入到不同模块中，每种模块代表一种“技能”；每一个模块贡献一定分数比例，合成最终的信用评分。

这种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评估体系和传统信用评估体系相比，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传统信用评估体系（FICO）大数据模型信用评估体系（ZFi）服务人群有丰富信贷记录者（占85%）缺乏或无信贷记录者（占15%）数据格式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大量非结构化数据数据类型信贷数据信贷数据（40%）、网络数据、社交数据，…理论基础逻辑回归机器学习变量特征还款记录，余额，贷款类别传统数据，IP/邮箱，网络行为，…数据来源银行信贷数据+第三方数据，+用户提交数据，+互联网数据变量个数10～30（变量库400-1000）1000～10000+启示

ZFi主要面向两类人群：

1.一类是（FICO评分接近或低于500）无法获得基本的信贷需求的人群，解决他们的无信用评分借贷问题，

2.另一类是信用分数不高而借贷成本高的人群，利用大数据征信降低他们的信贷成本。

虽然ZFi的体量不大，目前仅为10万美国人提供了服务，在美国的影响力有限，其新兴信用评估体系还不够成熟，真实的效果目前还很难总体评价。但是，为征信业的变革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对于我国的征信体系的建设会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需求方面——普惠金融需要挖掘更多人的信用。国内目前真正发挥作用的征信体系主要是央行的征信系统，所覆盖的人群还是非常有限，远远低于美国征信体系对人口的85%的覆盖。目前我国个人有征信记录的仅有约3.2亿人，约占13.5亿人口中的23.7%。国内数量庞大没有被传统征信体系覆盖的人群同样也需要信用服务，享受金融普惠，这就需要探索征信的新思路。

数据方面——海量的互联网信息，成为征信体系的新数据源。我国目前是世界上互联网人口最大的国家，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人，继续稳定增长。2013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3.02亿人，网络使用率达到48.9%。截至2013年12月，我国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到2.6亿人。这些海量而且丰富的互联网数据资源可以被国内征信体系建设很好地利用，通过分析互联网上这些信用主体的基本信息、交易行为信息和金融或经济关系信息，同样可以挖掘出这些信用主体的信用模式。

技术方面——新兴的大数据技术，使得“一切数据皆信用”成为可能。以大数据为代表的IT新技术的应用，给征信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思路，原来海量庞杂、看似无用的数据，经过清洗、匹配、整合和挖掘，可以转换成信用数据，而且信用评估的效率和准确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新的信用风险体系的一个颠覆性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数据皆信用，这是需要大数据技术来支撑的。

学习强国每日10题分享(有解释)

1.人类细胞世界的能源工厂是，它提供的能量支撑着细胞内各个组件的运转。

正确答案:线粒体

人类细胞世界的能源工厂是线粒体，它提供的能量支撑着细胞内各个组件的运转。

2.古代中国地理名著《水经注》的作者是

正确答案:郦道元

郦道元，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字善长。为《水经》作注，约正光三年撰成兼具文学价值的地理巨著《水经注》四十卷。

3.奥运历史上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是

正确答案:北京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将在2022年2月4日至2022年2月20日在中国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联合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这也意味着北京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

4.泉州开元寺石柱，上悬挂的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是南宋理学家所撰，他曾长时间在泉州居住、讲学。

正确答案:朱熹

泉州历史上号称“半城烟火半城仙”，五步一寺，十步一庙。走进开元寺，石柱上的对联奔来眼底:“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他曾长时间在泉州居住、讲学。

5.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个月。

正确答案:240

《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十四条规定，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

6.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死亡的规定，对其遗属发给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正确答案:一次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死亡的规定，向其遗属发给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

7.中国古代官员制度三公九卿制中的“三公”不包括

正确答案:廷尉

中国古代官员制度三公九卿中的“三公”分别是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政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不包括廷尉。

8.2014年12月7日，我国自主研制的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将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地球资源卫星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200次发射。

正确答案:乙

2014年12月7日，我国自主研制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将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地球资源卫星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200次发射，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完成双百次宇航发射的国家。

9.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由彩票销售机构结算归集后上缴省级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使用。

正确答案:公益金

《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规定，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由彩票销售机构结算归集后上缴省级财政，全部留归地方使用。

10.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江西瑞金召开。

正确答案:A1931年11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学习强国答题还可以遇到教资题

三个男人一台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相爱相杀

片名：王安石变法

主演：王安石，司马光，苏轼

导演：宋神宗

时间：公元1070年—1086年

观众：我、你们、不在场的他们

第一幕1037年，当苏轼在四川眉州呱呱坠地的时候，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已经是翩翩少年了。王安石跟着父亲来到京城，认识了文豪曾巩和欧阳修；19岁的司马光正在河南老家寒窗苦读，因为再过一年，他就要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了。

29岁才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苏洵真有一种过年的心情。人生，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不过苏洵的老婆看得要长远一些。

一晚，苏洵准备洗洗睡了，老婆拦住他，说：“亲爱的，你这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下去了？”

苏洵一楞：“那又咋的？这不挺幸福吗？”

老婆说：“其实人生可短暂了，跟睡觉是一样一样地。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当年你追我的时候不是说‘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吗？你的理想呢？你的抱负呢？你太让我失望了！”

老婆有些生气，苏洵有些紧张。一晚无话。第二天大早，苏洵就捧了一本《梦回宋朝》在阳台上朗朗而读了。

第二幕苏洵曾经参加几次高考，每次都高兴而去，失望而归，算是高考制度的弃儿吧。此路不通走后门，1056年，苏洵就带领苏轼、苏辙京城，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看能不能遇到一个伯乐。

这一年，苏轼19岁，在首都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未中。再看看其他两个主角在干嘛。

王安石在20岁高考金榜题名之后，作为一名前途远大的青年干部一直在地方磨练。这一年他在浙江宁波做县长，大兴水利；在著名的东湖修建水闸，用于调节湖泊水位和泄洪。

司马光的仕途很顺利，在欧阳修的大力培养下，最初在中央做谏议大夫，后来又跟随庞籍到了山西并州做地方官。官场之路波澜不惊。

再来看苏洵进京的成绩。

苏洵的运气很不错。欧阳修一看见他的文章就赞个不停，甚至还把他与贾谊、刘向两位前朝大牛相提并论。欧阳修还把苏洵的文章推荐到朝廷。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荐对苏洵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朝廷里的干部掀起了一股阅读、学习苏洵文章的小高潮。很快苏洵就成了文坛的当红辣子鸡。

第三幕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了一篇万言书。主题只有四个字：“托古改制”。他强烈呼吁宋仁宗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推进全面的体制改革。王安石的观点非常明确：宋朝面临的危险，“患在不知法度”，因此改革就应该“变革天下之弊法”，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以法治国。

宋仁宗早就认识王安石。

1042年，王安石参加高考。当他华丽丽的考卷呈现在主考官面前时，主考官顿生一种触电的感觉。他没有更多犹豫就将之批为状元卷子。

不过，卷子送到宋仁宗那里发生了一点意外。

卷子里有一句“孺子其朋”，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你这年轻的小孩啊，自今以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宋仁宗读来很不舒服，暗想：“你丫也太狂了吧？”朱笔一挥，打为第四名。

宋仁宗翻开万言书，文风还是一以贯之的锐利、冷峻。宋仁宗虽然不太喜欢，也不得不诚承认：王安石说的太有道理了。但是人到中年的宋仁宗，此刻考虑得更多的是继承人的事情——宋仁宗没有儿子，整天被包拯追着问，烦都烦死了。

他叹了一口气，把万言书放一边去了。

王安石没有等到回复。他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没有选对时间。

司马光呢，被调回首都开封做了一名负责审判的干部（推官）。

秋天，前宰相王旦的儿子王素到成都做一把手，青年苏轼去拜会他，写了《上知府王龙图书》，跟他讨论四川的交通问题。

第四幕1060年，王安石来到群牧司，与先一年来到这儿的司马光成了同事，同在群牧使包拯手下工作。

最初，这两个年纪相若的年轻人可谓惺惺惜惺惺，关系好得不得了——就连租房子，王安石也愿意与司马光做邻居。他们与吕公着、韩维来往甚为密切，一起唱K搓麻洗桑拿，被称为“嘉祐四友”。

有一天，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心情甚好，在花园摆下火锅，请大伙儿喝酒、赏花。老包这人没别的爱好，就爱喝点小酒，耍点小资情调。他不但自己爱喝，还动员其他人也参与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老包提着酒壶走到司马光面前。司马光不喜欢喝酒，但还是乖乖的把酒杯伸出去。巧的是，王安石也对喝酒不感兴趣，把杯子藏在怀里，死活不肯给老包。

老包急了，破口骂道：“丫的你再不交出酒杯，俺把你给开除了。”

王安石冷冷的说：“你拿虎头铡也没用。”始终滴酒不沾。老包也拿他没有办法。总不能真抬一幅虎头铡放旁边吧？

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做法，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处事风格。司马光做事比较成熟稳重，善于隐忍。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改革，风头正劲，他虽然持反对意见，但也极少与王安石做正面交锋，往往避其锋芒。王安石则刚强执拗，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

苏轼呢？此刻，他跟父亲苏洵、兄弟苏辙正在从四川去京城的旅途上。他们沿长江而下，一路上游山玩水，写诗做词，不亦远乎。

第五幕经过一年时间的长途旅行，三苏终于到达首都了。1061年，25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人出任考官。主考应考的阵容都很强大。更重要的是，本出戏的三个主人公终于到齐了。

苏轼在考卷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王安石——他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轰动一时的万言书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说要“依法治国”，苏轼就提出“以德治国”。王安石说改革势在必行，苏轼则说只要用人得当，不改革也可以。

结果可想而知，司马光等人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唯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主考官们发生了内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请宋仁宗出马。宋仁宗一笔定江山：苏轼以第三等录取，苏辙以第四等录取。

鉴于第一和第二等纯属摆设，大宋百年也不录取一个，因此这第三等也是相当高的待遇，因此后来苏轼老是把这段经历拿来显摆。

宋仁宗下班了对一众大小爱妃乐呵呵地说：“嘿，劳资今天为儿孙们捡了两个宰相。”

当然，宋仁宗做梦都没想到，苏轼一辈子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苏辙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捡一个副宰相当。

第六幕除了苏轼被派到陕西凤翔做地方官，苏洵和苏辙都生活在京城了，跟京城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敌，但却很少有真正的私敌。司马光跟他在朝廷上闹得不可开交，誓不两立，在私底下却互相景仰。苏洵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私敌之一。55岁的苏洵在皇城根儿晒太阳之余，就想起了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当年，自己写的几个帖子被欧阳修带到朝廷BBS发表，跟帖在者众。绝大部分都是“顶”、“赞成楼主”、“好贴”、“强帖留名”等字样。唯独文学家王安石没有发表一个跟帖。令得春风得意的自己太没面子了！

两年前，自己两个儿子参加制科考试，所有主考官都给了高分，又是那个王安石，双双判了一个不及格；如果不是伟大正确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两个儿子都得步自己后尘，充当制科考试的牺牲品。

苏洵每每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欲要找个机会狠狠的回击王安石一下，让他知道老苏家也不是好惹的。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亲去世，朝廷里的同事都前去吊唁，连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个花圈，表达哀悼之情。苏洵收到了请帖，可他没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里熬了一个通宵，激动地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帖子《辨奸论》。

在这个帖子里，苏洵把王安石写成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奸臣。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政府高级干部，不注重个人形象，“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违背了人之常情，而一个违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短短两天点击率就达到数十万，好事者转载得到处都是。苏轼在陕西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看完后暗自说：“我靠，骂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离谱。”

司马光看完后只说了4个字：“人身攻击”。然后就把帖子锁了。

第七幕1067年元月，宋英宗不幸病逝了，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总导演，一个20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从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到宋神宗为止，宋朝已经经历了6代领导人。总体说来，还算政通人和，实为几百年来的盛世。不过，就像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个稳定日子过得太久的朝代，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朝廷里养了太多光吃饭不干事的干部，资料显示，当时有25000名正式在编的干部，和30万编外人员，每年需要支出大约1200万贯钱工资。由于强敌契辽国和西夏长期虎视眈眈，宋朝不得不维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正规军，到宋神宗即位，已经达到140多万，他们跟公务员一样终生吃财政饭（甚至他们的家属也由国家养着）。这两者让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

作为一个期冀有所作为的领导人，宋神宗打算改变这种现状。顺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经给宋仁宗上万言书的王安石同志。他迅速把王安石调回首都，认命为翰林学士；比较有趣的是，他几乎同时也把司马光认命为翰林学士。

心怀壮志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这份认命。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几年啊，他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埋头在地方，做小打小闹的改革试验。他甚至因此主动拒绝了好几次回首都做官的机会——有一次，皇帝派人来宣召他进京做官，他居然躲进了厕所。太监不得不把圣旨放到他家桌子上离去，他见此，抓起圣旨，飞快的跑出去赶上那位太监，把圣旨还给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够支持他进行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过于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里清楚，只有意志坚强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后，与宋神宗有过一番长谈。君臣二人开诚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观点，然后达成了共识：改革。

从那天以后，48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图上画了很多个圈。

这时，苏轼和苏辙在遥远是四川老家守孝。苏洵在头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到死也没看到老对头王安石画的这些圈。否则的话，他极有可能从棺材里爬起来，再写一篇《续辨奸论》。

第八幕很快王安石就与司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会举行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给文武百官发个红包，有点像今天公司里老板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员工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意思就是：诸位一年来兢兢业业工作，辛苦了；来年期望各位更兢兢业业一点。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公司遇到经营困难，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机，是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这笔双薪或者年终奖，员工们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而宋朝老板因为国库空虚，想免掉这个红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帮高级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缺乏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表示反对，他认为王安石所言之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间，就在政府。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你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其实，但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王安石的话也是正确的。现代社会已经证明了，不增加捐税也能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比如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提高资金周转速度；比如完善社会生产制度……

司马光把桑弘羊拿来做例子以反驳王安石，是没有看到他们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提供给农民低息贷款，让他们购买棉粮种子，等秋后丰收再行偿还。在贷款过程里，贫穷的农民要拿青苗作为抵押，是以此法称为“青苗法”。这部法律打击了在农村里猖獗的高利贷活动，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现在看来，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经有了用市场手段来调剂经济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一句话，就是实行国家垄断。垄断当然是最来钱的勾当了，这事儿我们现在的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企业正干得不亦远乎呢。国家当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宋神宗还是选择站在了王安石这一边。国家财政确实太差钱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论更适合宋神宗的胃口。

冬天，苏轼两兄弟服丧期已满，举家搬迁，正在赶来首都的路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第九幕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运作之下，闻名中外的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主要内容有：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以前在地方搞改革试点的成绩，现在拿来在全国推广；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公民可以不用自己服役，交一笔免役钱，政府另行雇人服役。按照该法规定，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刚刚实施，就在朝廷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的就是他曾经的老朋友：司马光。

作为朝廷器重的大臣，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要他权衡考虑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劝告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的反应则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他以彬彬有礼的风度，针锋相对的反驳了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

巨大的政治立场差异，导致他们谁也无法将对方说服。从那开始，他们不但是政治上的死敌，在私人感情上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司马光身后站着一个庞大的名臣队伍，比如欧阳修、韩琦、苏轼等人，他甚至还获得了皇太后的支持。但是，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参知政事王安石，还有宋神宗。一心要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把赌注全部押到了王安石身上。因此，可供司马光选择的道路不多：要么转变立场支持王安石，要么收拾行李上路，退出权力中心。前者不符合司马光的做事风格，他就只有选择黯然离开了。

宋神宗其实也很器重司马光，他一边支持王安石变法，一边竭力挽留司马光，而且欲封他做国防部副不部长。司马光目光坚毅的看着宋神宗，说：“要我留下也可以，请你全部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话说到这份上，宋神宗也只好黯然神伤的看着司马光离去。

在接下来的10几年里，司马光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专心致志的写那一本传世之作《资治通鉴》。

司马光走后，宋神宗不无担忧的询问王安石：“爱卿啊，虽然我是义无反顾的支持你，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你呢？”

王安石以他一以贯之的彪悍表情说：“改革嘛，总是会触及到许多既得利益者利益，他们反对才是政正常的表现，这才证明改革是行之有效的。旧是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可以趁此机会为国家补充新鲜血液。”

事实上，王安石在变法里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忠诚于他的年轻干部。比如前面说到的沈括。

宋神宗接着王安石的话题说：“我看苏轼这年轻人挺不错，要不把他升为谏官？”

王安石其实也很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但对他趋向保守的政治立场相当不满，就给宋神宗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

宋神宗的建议就此搁浅。

当然，王安石也并未因为苏轼对改革持异议就把他冷藏起来，任命他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可是苏轼这浑小子毫不领情。王安石打算改革考试制度，他却发表《议学校贡举状》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当然不高兴了，把他赶到开封做了一个推官。

王安石的算盘很精：当你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务缠在身上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功夫管我的闲事了。

第十幕与韬光隐晦，躲在后台做精神领袖的司马光相比，年轻的苏轼显得更锐利，也更有活力。虽然他与王安石的地位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还是勇敢的发起了一次一次冲击。

第一次冲击波是元宵节花灯事件。王安石变法的次年。

每年元宵节，首都都会举行大型灯会，光靠附近州县进贡的花灯，远远不够用，便要派人到苏杭一带购买。这一年他们到苏杭杭州一问灯价，比预期价格的高了许多，回来商量宋神宗。宋神宗下令，要当地政府帮助皇家的人减价收购；同时命令市民暂停购买浙灯，以平抑市价。

宋神宗的做法是有依据的。他依据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均输法》。按照这部法律规定，由政府部门（发运使司）控制茶、盐、矾、酒等物的销售和运输，从而可以比较方便的操控价格。

以前苏杭灯匠、灯商都在元宵节前赶制花灯，抬高售价，银子赚得白花花的。照说，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举措——价格由供需水平决定。可今年就受到了《均输法》的约束，官府还强令灯市压价销售；为凑足宫灯，还不准百姓买灯。这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民怨。

这些都在苏轼的预料之中。自从《青苗法》，《均输法》等法律先后出台后，苏轼就敏锐的看出，这些法律里可能存在与民争利的地方。

在详细调研和深思熟虑之后，苏轼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在这个帖子里，苏轼写得相当理性。一开头就狠拍宋神宗马屁，“……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继而又表扬皇帝孝顺，“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

拍马屁不是苏轼的目的，于是他笔锋陡转，点名皇室低价买灯的危害，“……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

苏轼明白无误的提出论点：“追还前命，凡悉如旧”。

当然，苏轼是聪明的。他非常了解皇帝推行新法的迫切心态，以及反对新法可能面临的危险，为了将危险系数蒋降到最低，他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拍宋神宗马屁，颂扬“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把过错全部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新党，“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最后进行一番自我表扬，“忍不为陛下尽之”。

苏轼交出帖子后，在家忐忑不安的等候回复。

宋神宗收到苏轼的《谏买浙灯疏》后，不仅没有生气，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和宽慰。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神宗接班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因此才聘用王安石推行以“理财”为核心内容的变法。这两年多来，宋神宗很注意节省，巴不得一个硬币掰成两半用，连过生日都没有请客摆酒。元宵大闹花灯也不是他的初衷，而是迁就了几位公主和郡王的意见。

第二天宋神宗就回复了：批准苏轼的帖子，停止采购浙灯。

第十一幕苏轼回头看了一眼京城，说：“走吧。”

一行人马就慢慢的沿着官道出城而去。落日在他们身后投出一道道斜长的身影，使得这一行人马看上去分外的落寞。

仅仅在几个月前，苏轼还踌躇满志，打算在朝廷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呢。

话说上书皇帝初战告捷，苏轼大受鼓舞。他趁热打铁，接连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个帖子。在这两个帖子里，苏轼全方位地批评了变法，言辞也很激烈，批评皇帝和新党“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他认为道德风俗是一个国家存亡之所系，而急功近利的变法运动摧毁了原先的道德体系，势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预料之中，苏轼的帖子引起了新党强烈的反弹。他们开始写联名信，弹劾苏轼。王安石也对苏轼非常的不满。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又传出一件对苏轼相当不利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4年前，苏轼两兄弟送父亲灵柩回四川。那时候交通简陋，来去均以舟船代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旧事重提，控告苏轼两兄弟利用官船，携带货物，贩卖私盐。

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调查此事。照说，手握大权，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个铲除异己的机会。虽然苏轼两兄弟贩卖私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两个口，想要弄点对苏轼不利的证据，简直就是小儿科。就算没有证据，先把他们关起来，随便在生活作风上找点茬子让他下岗，也不是什么难事。

王安石没有这样做。

在经过慎密地调查取证后，王安石还了苏轼两兄弟一个清白：查无此事。

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苏轼却再无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许是政治斗争的无情，让他产生厌恶的感觉；或许是他想学习司马光，明哲保身要紧。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此，苏轼自己请求外调。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后，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这次调动无疑是苏轼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低潮，不过，杭州民众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润之曾曾经说过一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志听不到这话。

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他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鉴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这种新法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在我们现在看来，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异见者，导致众多德高望重的高级干部朝与他决裂。这当中有人曾经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司马光等人。虽然他们都是精英中的战斗机，却因为对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质疑而被先后赶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会同意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王安石看来，凡是不支持变法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

没有一项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顺应时代潮流，值得表扬，但其具体操作中仍然都许多纰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够虚心吸纳司马光、苏轼等意见领袖的观点，把他们当成建言献策的智库，在实施过程时多收集民间反映，善莫大焉，也能减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打报告说，有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断腕”。宋神宗就此事问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事多半是谣言。就算不是谣言，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

宋神宗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司马光等人的话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阶层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对变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该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这样做的后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谀奉承之人进入领导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宋史》奸臣榜。虽然不排除撰写《宋史》的旧党以党性代替人性，可他们这些人在当时确实做得比较过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这事儿可以多说两句。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哪有太平盛世杀读书人的？

苏轼的小命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经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吕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员。但他后来为求自身升迁，竟设计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

在各种主观客观原因的合力下，王安石的改革步履维艰。

第十三幕没人会相信，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竟会栽于一幅画手中。

1073年秋天，到1974年夏天，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王安石坐在办公室里寝食不安。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个对他、对变法致命的打击悄然出笼。

一天，宋神宗上班回来，有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送来一个帖子，说他负责看守城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流离失所的样子，就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欣赏。无图无真相，因此他又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的形式送呈给皇帝。

郑侠还以人头做担保，证实此图的真实性。

打开图，宋神宗立刻被一幅凄凉的场景吓了一跳：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他们“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宋神宗不禁潸然泪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何以导致如此下场呢？

第二天，宋神宗下令，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仿佛是老天爷在做配合，三天后就下了倾盆大雨。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虽然王安石辩解“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再不会拥有宋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接下来王安石被罢相就是顺理成章了。

此处还要啰嗦的一句是：这个叫郑侠的小官，是王安石一直器重的对象；两人一度相谈甚欢。

在这之后，王安石复相，又被罢掉。新党与旧党之间进行了一番艰难的拉锯战。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的溃败更符合政治斗争规律。

1076年，55岁的王安石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回到南京养老。而另外一个人正在后台跃跃欲试；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马光。

第十四幕1086年，踌躇满志的司马光甫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宋王朝这辆辆马车兜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

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

司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经忠实的同盟者，文学家苏轼此刻却站出来反对他的举动！

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苏轼还曾经去看望过王安石。

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动到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南京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没想到苏轼也是穿着便服。

苏轼开玩笑的说：“我今天是穿着便服见大丞相。真是失礼。”

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

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时，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

人生如戏啊。

王安石逝世后没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被贬到海南岛——在宋朝，这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惩罚。

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苏轼才回到中原，第二年在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一代文豪一病不起，终于不治。享年64岁。

这三个男人，会在阴间继续他们的恩恩怨怨吗？

为什么有的皇帝称孤有的皇帝称朕有的皇帝又称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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