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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晔拖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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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款“白条”两斤重、为人担保不作数,干部“教科书式耍赖”要不得

“从2016年开始,镇里一些领导就常来吃喝、招待,但每次饭后结账,都不直接给钱,而是给我打一张‘白条’让我自己去镇里要……”

近日,重庆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白条书记”冉宇航案,并移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前据媒体报道,冉宇航自2016年担任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同镇镇长时起,该镇政府多次到镇上一家酒楼搞公务接待,并打下两斤多重的白条,共计欠款14万余元。

古往今来,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从“白条书记”案来看,干部队伍中还存在一些害群之马,不仅没有诚信自觉,甚至仗着权力耍赖。

那些“教科书式耍赖”的干部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没有钱还,也不会卖房!”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电视、网络媒体全程直播“抓老赖”行动,江苏某监狱狱警蒋某由此“走红”。

直播中,法院执行法官多次联系蒋某未果,于是叫来锁匠打开其房门。观众跟随记者镜头发现,蒋某的房间整洁有序,屋里头挂着的两个奢侈品牌包十分扎眼。

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蒋某夫妻在南京市各家法院共有7个案件在身,欠下710万元债务,二人名下多个账户虽被法院冻结,但他们还有汽车、商铺等财产,属于有财产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情形。

生活中,有一些党员干部经济关系复杂,诚信意识淡薄,沦为信贷失信的主体。有的借钱不还,也有的“担而不保”。

“可以不上警具吗?”“咱们都是公职人员……能不能不押我,让我自己跟着走?”今年4月9日,陕西公务员大厦正在召开药检大会,会议中途,陕西省某局女副调研员李某被司法机关带走时,苦苦哀求执法人员“留面子”。

据报道,李某为亲属公司的一笔450万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经债权人多次催促、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双方约定和解后,仍长期拖欠不还。随后司法机关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对其作出拘留15日的决定。

如“白条书记”冉宇航一般,“干部身份”成为一些人“打白条”、耍赖的资本。

“我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违规宴请大吃大喝,最终把自己吃‘垮’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业综合开发办、移民办、扶贫办原主任杨宁痛哭流涕。

据报道,杨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违规宴请、超标准接待共计花费23万多元,而且全是“打白条”。在贺兰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之初,杨宁仍拒不承认白条消费的事实。

更有甚者,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也“耍赖”,或朝令夕改、或推诿扯皮、或新官不理旧账,以致失信于民。

“法院的判决书上盖着有国徽的大红印章,镇政府咋就不认呢?”河南省林州市的老王想不通,在与镇政府的拆迁补偿纠纷中,自己胜诉了但就是拿不到钱。

他去找法院,工作人员答复,正在执行之中。他去找镇政府,领导说,现在没钱。

原来,镇政府财政紧缺,拆迁补偿又是上一任留下来的问题。老王找的次数多了,该镇领导干脆告诉他:“又不是我欠你的,谁让你拆的,你去找谁吧。”最终,双方在法院调解下才达成分期还款协议。

干部“耍赖”,是在恃权避债

实际上,公职人员的“借”从不是一般的借。一名债权人接受采访时坦言:“要不是看他当官,谁借他钱?”

个别公职人员私人借贷的背后,往往是职务公信力在背书。

公职人员的“赖”也不是一般的赖,在赖掉个人信用的同时,也在消耗着政府公信力。

更有评论指出,此类“老赖”并非没有偿还能力,大多数是恃权耍赖。

“你起诉你也赢不了。”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晔曾对当地信用社如此放言。

据媒体报道,2002年到2003年间,王晔以购买货物名义,先后三次从临颍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约定在2004年还清本金和利息。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王晔总是以事情多为由,拒绝与信用社工作人员见面,不仅利息一分没还,65万元的本金也一分没还。

信用社工作人员要求其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时,王晔则表示:“不会给你签的,(诉讼)时效都过了,我怎么给你签。”

事件曝光后,王晔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免去漯河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职务。

有法律专家认为,政务失信成本低也是原因之一。一些被执行主体自恃所作所为是“为公家办事”,不太担心会被问责惩戒。

让官员诚信成为社会秩序的“压舱石”

权力不是“保险箱”,而是“紧箍咒”。

8月6日,河南省信阳市某街道办事处职工卢某在听闻当地纪委监委将联合法院对失信公职人员进行集中约谈的消息后,匆匆跑到法院,主动要求还款。

无独有偶,获嘉县一名失信“老赖”被纪委监委约谈仅三分钟,当场还款八万元。

立信犹如针挑土,千百次守信,方能换来信任;

失信却如浪淘沙,而一次失守,难挽失信狂澜。

失信即失民心,广大公职人员不仅是诚信法治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更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必须坚守诚信底线,在弘扬诚实守信上作出表率、付诸行动,以一言一行带动诚信“行万里”。

诚实守信,干部应走在前面

原创:杨心怡叶欣中国纪检监察报

欠款“白条”4斤重、为人担保不作数、新官不认前任账,干部“教科书式耍赖”事件何时休——诚实守信,干部应走在前面。

漫画陈翔颖绘

“从2016年开始,镇里一些领导就常来吃喝、招待,但每次饭后结账,都不直接给钱,而是给我打一张‘白条’让我自己去镇里要……”

近日,重庆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白条书记”冉宇航案,并移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此前据媒体报道,冉宇航自2016年担任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同镇镇长时起,该镇政府多次到镇上一家酒楼搞公务接待,并打下2斤多重的白条,共计欠款14万余元。

古往今来,借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契约规则。对公职人员而言,身份也意味着责任,个人诚信问题不仅事关“小我”,更牵系着群众口碑和队伍形象。从“白条书记”案来看,干部队伍中还存在一些害群之马,不仅没有诚信自觉,甚至仗着权力耍赖。

那些“教科书式耍赖”的干部

“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没有钱还,也不会卖房!”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电视、网络媒体全程直播“抓老赖”行动,江苏某监狱狱警蒋某由此“走红”。

直播中,法院执行法官多次联系蒋某未果,于是叫来锁匠打开其房门。观众跟随记者镜头发现,蒋某的房间整洁有序,屋里头挂着的两个奢侈品牌包十分扎眼。

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蒋某夫妻在南京市各家法院共有7个案件在身,欠下710万元债务,二人名下多个账户虽被法院冻结,但他们还有汽车、商铺等财产,属于有财产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情形。

生活中,有一些党员干部经济关系复杂,诚信意识淡薄,沦为信贷失信的主体。有的借钱不还,也有的“担而不保”。

“可以不上警具吗?”“咱们都是公职人员……能不能不押我,让我自己跟着走?”今年4月9日,陕西公务员大厦正在召开药检大会,会议中途,陕西省某局女副调研员李某被司法机关带走时,苦苦哀求执法人员“留面子”。

据报道,李某为亲属公司的一笔450万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经债权人多次催促、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双方约定和解后,仍长期拖欠不还。随后司法机关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对其做出拘留15日的决定。

如“白条书记”冉宇航一般,“干部身份”成为一些人“打白条”、耍赖的资本。

“我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违规宴请大吃大喝,最终把自己吃‘垮’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农业综合开发办、移民办、扶贫办原主任杨宁痛哭流涕。据报道,杨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违规宴请、超标准接待共计花费23万多元,而且全是“打白条”。在贺兰县纪委监委介入调查之初,杨宁仍拒不承认白条消费的事实。

更有甚者,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也“耍赖”,或朝令夕改、或推诿扯皮、或新官不理旧账,以致失信于民。

“法院的判决书上盖着有国徽的大红印章,镇政府咋就不认呢?”河南省林州市的老王想不通,在与镇政府的拆迁补偿纠纷中,自己胜诉了但就是拿不到钱。他去找法院,工作人员答复,正在执行之中。他去找镇政府,领导说,现在没钱。

原来,镇政府财政紧缺,拆迁补偿又是上一任留下来的问题,他找的次数多了,该镇领导干脆告诉他:“又不是我欠你的,谁让你拆的,你去找谁吧。”最终双方在法院调解下才达成分期还款协议。

干部“耍赖”,是在恃权避债

实际上,公职人员的“借”从不是一般的借。一名债权人接受采访时坦言:“要不是看他当官,谁借他钱?”个别公职人员私人借贷的背后,往往是职务公信力在背书。公职人员的“赖”也不是一般的赖,在赖掉个人信用的同时,也在消耗着政府公信力。更有评论指出,此类“老赖”并非没有偿还能力,大多数是恃权耍赖。

这些官员自恃“公家身份”,幻想动用公权力逃避私权债务,成为特殊的“老赖”。有媒体曾梳理官员“老赖”的惯用招数,轻者软磨硬泡、找关系托人说情,重者找一些权力部门给执行人员施压、故意致使生效文件无法执行。

“你起诉你也赢不了。”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晔曾对当地信用社如此放言。据媒体报道,2002年到2003年间,王晔以购买货物名义先后3次从临颍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约定在2004年还清本金和利息。

然而10多年过去了,王晔总是以事情多为由拒绝与信用社工作人员见面,不仅利息一分没还,65万元的本金也一分没还。信用社工作人员要求其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时,王晔则表示:“不会给你签的,(诉讼)时效都过了,我怎么给你签。”事件曝光后,王晔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免去漯河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职务。

在政务活动中,有的干部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以权力为中心,不是公益至上而是私利至上,工作时只追求自己任期内出政绩,新官不理旧账,敷衍扯皮。

河南省安阳市一名法院执行人员在分析新官不理旧账现象时,曾对媒体坦言:“个别乡镇政府领导不注重维护政府的诚实信用形象,对前任留下的债务久拖不还。只要法院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他们往往会拿前任留下的债务为由,甚至以执行会影响政府正常工作开展为由,给法院施加压力。”

除此之外,有法律专家认为政务失信成本低也是原因之一。一些被执行主体自恃所作所为是“为公家办事”,不太担心会被问责惩戒。

让官员诚信成为社会秩序的“压舱石”

权力不是“保险箱”,而是“紧箍咒”。8月6日,河南省信阳市某街道办事处职工卢某在听闻当地纪委监委将联合法院对失信公职人员进行集中约谈的消息后,匆匆跑到法院,主动要求还款。无独有偶,获嘉县一名失信“老赖”被纪委监委约谈仅3分钟,当场还款8万元。

“官员诚信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自律层面,应在道德基础上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机制来规范,综合运用问责、监督和绩效考评等制度。”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葛晨虹认为,让失信者既丢面子又砸饭碗,面对官员“老赖”,司法执行与问责机制首先要衔接起来。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纪委监委与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出台《行政机关、党员和公职人员失信行为惩戒办法》,建立党员和公职人员失信行为信息通报机制,并将行政机关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范围。党员和公职人员存在失信行为或不配合、干预、阻扰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将给予相应党纪政务处分。

“诚信档案”约束官员诚信,近年各地相继实行诚信档案制度。但也有学者指出,“诚信档案”不能一建了之,应突出“社会共享”和“激励惩戒”两大关键,需对官员产生如影随形的影响。

这方面已有地方正在进行探索,如福建省建立了公务员诚信红黑名单制度,红名单表彰诚信模范,黑名单惩戒失信典型,干部诚信情况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进入全省社会信用公共平台;四川省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申报、廉政记录、年度考核结果、违纪违法等相关信用信息纳入公务员诚信档案,将之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奖惩和职务职级晋升的重要依据。

在治理干部政务诚信问题中,纪律惩戒也不能偏废。今年8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明确开展政务失信专项治理,对拒不履行承诺、严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要依法依规追责。

“要通过建立问责机制,从体制上避免‘边清边积、先清后积’现象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汪海燕认为,地方政府还要公开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将需动用政府资金项目、项目资金来源、如何偿还等核心细节对外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对没有经过严格程序而形成债务的,严厉追责相关责任人责任,真正做到“新官”不仅要理旧账,还要对旧账暴露出的问题,追究原任官员的责任。

立信犹如针挑土,千百次守信,方能换来信任;失信却如浪淘沙,而一次失守,难挽失信狂澜。失信即失民心,广大公职人员不仅是诚信法治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更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必须坚守诚信底线,在弘扬诚实守信上做出表率、付诸行动,以一言一行带动诚信“行万里”。(杨心怡叶欣)

我是技术男,曾创业过,拿过风投 | 程序员有话说

在技术圈,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似乎那些计算机高手要么高学历,要么学历很低。

先说说高学历的,像清华或交大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无论当初是玩着进的,还是努力拼搏进的,只要能顺利毕业,基本都被互联网名企招募一空。

再说说低学历,二十年前,当年的电脑城风靡一时,那时我还是个电脑白痴,每次见那些怀揣中专学历的装机高手在满是英文的屏幕前摆弄,内心总觉得非常钦佩。

对了,之前那个编写“熊猫烧香病毒”的李俊,好像也只有中专学历。

在我的印象里,低学历的人动手能力强,思维较为发散,而高学历的人学识素养高,思想较为聚焦。

因为不爱读书,我勉强读了个中专,学的机械维修专业。

2000年毕业,我去了某电脑城做装机工作。

2001年,我自学JAVA,后来去了某软件公司实习,几个月后顺利转为正式开发工程师。

与装机相比,每个月的收入涨了好几百,反正我一上海本地人又不用交房租,只要能吃上编程这碗饭,没钱都无所谓。

当年发工资和现在不同,搞张卡,一转账。老板们通常喜欢搞个大皮箱,把每个人的工资放到信封里,当面点清,然后拿走。

我当程序员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200元。

八月的天气,热得邪乎,我花了200元给爸爸买了几箱啤酒,并挺直了腰板跟家人说“我坐办公室了,我收入也过千了,从今往后我也成为都市白领了。”

很多年后,我似乎才渐渐明白,坐办公室的未必是白领,而白领未必需要每天都坐在电脑前。

从2001年的夏天起,我进入了一个机械式工作的节奏中,一个月拿着比几千多点点的工资,每天重复着大致相同的工作,原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也逐渐被代码、架构、流程及数据库这些专用名词替代……也许因为年轻,并不觉得累,反而觉得乐在其中。

曾有人告诉我,程序员是个快乐而不后悔的选择。

当时的我,确实感受到了。

2005年初,我25岁了。

按我父母的意思,该结婚了,再过几年,他们可以抱孙子了。

我问父母,成家要先有房,没房哪来家?

爸妈说,我们现在住的这套两室一厅给你结婚用,虽然不在市中心,也不是什么高档住宅,小夫妻俩过过日子绝对够了。

爸妈又说,不要眼高手低,不要总想着贷款,万一工作丢了怎么办?万一有突发情况怎么办?

爸妈再三强调,别多想,有份稳定的收入就行了,我们不图什么,也不强求什么。

2005年底,我基本顺从了父母的意见。

我的家庭背景并不富裕,父母都是普通的劳动阶层,还或多或少的受到了90年代下岗风波的影响,唯一的住房也是九十年代动迁的时候分配得到的。

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感,外加低学历的人实践能力强,态度认真,我的技术能力与经验在这几年里进步的很快,与之相匹配的就是薪资和职务。

2006年初,我不听父母的劝阻,与银行签订了近70W的房屋贷款,在浦东中环附近买了一套商品期房。

我的这个举动让父母很不理解,也许在他们这代人的眼里,每个月向银行还五千多的贷款,和借高利贷没什么两样。

很显然,他们无法理解我的心情。

随着职场的变动,我周围的同事和交际圈开始变大,在这些人中上海人不在少数,他们大多住在市中心,房屋宽大,家庭条件富裕,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就是留学回来的海归。也许是我外向的性格,与许多人相处的非常好,他们时常请我去家里玩,也许就因为这样,我的心态开始产生了变化。

就从那时起,有些认知在我的心中埋下了种子,比如我将来的家就应该带电梯,有车位,有繁茂的绿化带,凭什么我要去住老式的公租房?比如一到炎热的夏天,人家都开车上下班,吹着空调,看着路上的风景,凭什么我要去挤那臭气熏天的公交车?

万事靠自己,这是我懂事后明白的第一句话,也是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

作为一名直男,也很清楚的知道,抱怨父母会视作不孝,去偷去抢会被抓去坐牢,因此,我只能把赌注压在自己的未来上。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因为痛苦所以改变,因为收益所以坚持。

2008年初,我刚装修完新房,开始筹备结婚的各项事务。

当时我正就职于某金融业软件公司,由于是乙方公司,生活规律被完全打破,没完没了的现场服务与出差,或者动不动就要封闭式开发,别说陪老婆逛街购物了,每天能多捞着几个小时睡觉,就已经感觉快乐了。

说句玩笑话,被当下程序员们嗤之以鼻的“996”作息时间,如果放在当时,我们也许会觉得是极其幸福和附有人性化的制度。为什么?因为在一年里,我们起码有2/3的工作时间,是在“9点上班,11点下班,周日休半天”的节奏中度过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这句话是谁发明的?太有道理了。

不过,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正逐渐受到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很多软件公司纷纷倒闭,我们的业务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此时,我的工资收入是每月税后1万元,每月贷款5400元。

刚向爸妈借了几万块钱买完了家居,婚礼的费用又凑不齐,于是问身边朋友又借了一部分,总算一切就绪了。

2008年10月,好不容易婚礼办完了,欠父母和朋友得债也要慢慢还,但是公司这边又出事了。

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开始拖欠工资,几个月后,老板跑去香港,从此再无音讯。

5月,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和同事一起提交劳动仲裁之后,提出离职。几个月里,为了交房贷,我又陆续向父母借了两万块钱。

每次与父母见面都要被说几句:“何苦把自己逼成这样,当时劝你的话为什么就不肯听呢?你是高材生吗?还真把自己当白领了?”

今天写到这里时,我内心依然不是滋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信命,或许是因为无奈吧,似乎天下一切不幸的事情都在一瞬间砸向了我;

我真的失业了吗?当初信誓旦旦,如今啪啪打脸,我的职业未来在哪里呢?

在很长一个时间周期内,我的心情难以恢复,因为我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在我看来,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已成功的摆脱了“贫困”,住上了有电梯,有公共绿化的商品住宅,又把自己的收入从一千多提到了一万多,回报率高达十倍以上。

带着这样的自负心态,我觉得虽然市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我找工作不会太困难,甚至应该会出现多家公司争抢我的场景。

现在想来,当时是不仅愚蠢,而且不切实际。

三个月里,我使出浑身解数,但始终无法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

2009年9月,我拿到了某国资通讯企业的Off,职位是高级软件开发。同时,我还手握另一家互联网公司的Off,职位是架构师。

我想去互联网公司,因为更有发展,职位更高,技术氛围更佳。

老婆要我去通讯企业,因为福利更好,更稳定,更有保障。

在几次争论之后,我听了老婆的话,接受了通讯企业的Off,原因是我老婆的一句话。

“如果这家互联网公司再倒闭呢?你现在是有家室的人,马上就要当爸爸了,你为我们想过吗?这一年多的痛苦,还不够吗?”

的确,我已经过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期,有时家庭的温暖,比虚无缥缈的职业发展更重要。

写到这里,我还是没忍住自己的泪水。

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任然能回想起当时的心有不甘。

和想象中一样,在这种企业中工作,一切都是那样的按步就班。

我每天只花七分的力气,就能完成所需的工作。如果想要提出些改进建议,压根没人离你。

这样的节奏,几乎天天如此,我坚持了一年。

2010年初,有位猎头小徐找到我。他是我在09年找工作期间认识的众多猎头中,关系相对较好的猎头之一。

找我的事情也很简单,他要做一个类似现在猎聘网的猎头平台,想让我帮他完成。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做个私单,赚俩零花钱。

当时对于我来说,虽然经济压力逐渐缓解,但经济形势还很拮据。所以没多问,爽快地答应了。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我拉拢了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没日没夜的赶制工期。

在开发系统的过程中,我渐渐了解到这个系统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先由平台与用人企业签署猎头合同,再让猎头在平台上做单,成单后,平台与猎头共享猎头佣金”的方式,打破传统猎头公司与猎头之间的不对等关系。

要知道,此前的猎头公司一般都采取“底薪+3%或5%”的方式,而平台采取的是“无底薪+70%”的方式,这无疑对那些踏实肯干的猎头们,是一股强心剂。

在交付尾款的时候,我向小徐提出了入伙合作的请求。

为了表示诚意,我退还了小徐的所有开发费用,单方面垫付了朋友们的开发外包费,并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加入了创始团队。

小徐很高兴,双方一拍即合。

从此,我白天上班,晚上调整系统至凌晨一两点,几乎每天晚上如此,坚持了半年。

2010年10月,平台业务的规模扩大到一百万交易总额。我也招了三位全职技术开发。

随着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们遇到两项较为棘手的问题。

第一是我的时间,由于日常的问题与需求逐渐增多,仅靠电话、QQ的沟通已经无法满足要求了。

何况每次重要的会议,都必须等到我下班后才能开始,有时遇上个堵车,只能因故取消。

第二是资金压力,当时全职总人数已经突破10人,每个月靠几位股东均摊颠覆,虽然我们几位股东都不拿工资,但每月七七八八的成本加起来,也要十万开外。

市场想进一步有发展,BD想进一步有突破,都需要更多的资金。

先说说我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辞职,全职投入。

或许是被2008年的事件吓怕了,我不仅被老婆狠狠骂了一顿,还不客气的揪起了老账。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成熟一些?和你在一起那么多年,儿子要读幼儿园了,你怎么还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又为我们考虑过吗?”

“能不能收起你的黄粱大梦,踏踏实实的为我们一家人考虑下?”

“好不容易消停了一年,好端端的外包费用被你退了,你还把自己的年终奖投到了这家破公司去,我就搞不明白,你究竟得到什么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三段话,就像三把钢刀插在我的心口里,无法拔出,也无法止痛。

我只想摆脱“用时间和代码换取钱花”的工作方式,这难道有错吗?

我只想抓住难得的商业机会,不想将来后悔,这难道有错吗?

以前常听人说,上海人地域优越感太强,做生意不行,没魄力,太会算计,只能打工。

这一刻,我似乎明白了。

再说说资金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位投资顾问,帮我们拿风险投资。

经朋友牵线,加上几次面谈,我们找到一位在业内比较有声望的投资前辈,大家都叫他吴老师。

他与我们签署对赌,如果投资引入成功,我们需支付他投资金额的1%作为回报。

2011年1月,我不听老婆的劝阻,提出离职。回到家中,老婆要和我离婚。

幸亏我爸留给我一张好嘴,花言巧语,算是把我老婆稳住了,可今年的股东集资款,又把我难住了。

本次集资总额为一百万,由我们三位股东均摊(小徐,我,BD老大),目的是为了上半年开支,坚持到上半年风险投资到位。

这笔钱,真是要了我们三位股东的命。

三个人在一起合计了合计,感觉除了身上的器官之外,实在没有啥值钱的东西能再往外掏的了。

这时,吴老师提出愿意出资五十万购买我们手头50%的股权,但这样一样来,他将成为占比最大的股东。

就这样,我们三位股东合理出资五十万,占50%的股权,吴老师单方面出资五十万,占50%的股权。

2011年5月,平台业务的规模扩大到近三百万交易总额,公司人数接近30人。半年前的集资款,此刻只剩最后十多万,还够维持一个多月的开销。

很显然,公司的经营不是算术题,实际总比想象大得多。

另外,我个人的外债数也因为房贷与日常家庭开支达到了三十万,家庭唯一的收入仅靠我老婆的几千块工资。

对我来说,对其他两名股东来说,如果到七月还没拿到投资款,估计就要关门歇业。

虽然商业模式很好,发展也不错,但是残酷的现状却无时无刻都在提醒我们要面对现实。

或许上帝更喜欢笨人,更怜悯陷入绝境的人。

2011年6月,在吴老师多月的努力下,我们与张江孵化器签署初步投资意向书。预计投资金额在三百万人民币。

大家欢呼雀跃,别提多高兴了。我第一时间给老婆打了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她。

可高兴之后,现实的问题来了。

我们签署的投资意向书,明确了款项到账的时间是8月,或许会更晚一些。那么,接下去的几个月该如何度过呢?

再进行一次集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为了防止意外,这次的集资款被提到了五十万,根据股权比例,我需出资十万。

继续?还是放弃?我该如何选择?

我的倔强脾气告诉我,没有退路,就是干,但不能让我老婆和父母知道,他们为我承担的太多了。

我跑到爷爷家,告诉爷爷奶奶,我要投资公司,急需用钱。

当时我爷爷还在世,他知道我从小调皮、爱闯祸,但是个好孩子,没有不良嗜好。

爷爷笑了笑,拿出退休金的储蓄给了我,一共十二万,说多余的两万让我备用。

第二天,我把这笔钱交给了财务,其他股东也在当日交上了集资款。

或许上帝不会掷骰子,喜欢跟想翻转命运的人开玩笑。

2011年8月的某一天清晨,我与往常一样,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公司,泡上一杯咖啡,把整个系统的健康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

工作日的每日9点,是开晨会的时间,可到了9点10分,任然不见吴老师到。

很奇怪,他从来不迟到。

直到9点30分,我们给他打了个电话。响了两下,电话接通了,是一个陌生男人接的电话,我有点懵,还以为打错了。

“你是小王吗?你找吴老师吧。我是他小舅子,告诉你们个不幸的消息,吴老师昨晚心脏病突发,已经去世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哭声,我顿时感觉心给人掏出,被插了一把刀。

我们立刻打车来到吴老师家中,通过了解才得知,吴老师这半年以来为了这个项目四处奔波,也许是因为年近六十的缘故,外加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

此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他的家人。

回到公司,走进办公室,面对电脑,我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鬼才知道。

或许是因为觉得我们缺乏经验,或许是对吴老师个人的信任,在吴老师去世的一周后,张江孵化器单方面终止了与我们的投资意向。

只一瞬间,把我们打回了原形。而对我,甚至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什么叫人财两空?什么叫身逢绝境?都明白了。

如果这是一本小说,在这个时候,应该会出现一名英雄,带领我们这群落魄的人们走出窘境,奔向光明。

但谁都明白,我们之中任何人都不适合扮演英雄。

“散了吧,就当经历了一场闹剧。”小徐说。

散了?我不甘心,但又能如何?我,我的家庭,已似乎经不起任何一丝的折腾。

在吴老师的葬礼上,我哭得很伤心,全身发抖,身体不停的抽搐。或许是因为失去这样一位导师而难过,或许是觉得自己的人生过于悲情,又或许觉得上帝不太公平……

2011年8月底,我们遣散了公司同事,只留小徐自己打理公司注销、业务转移等残余事项。

2011年9月,经朋友介绍,我带着两年的创业史,身背近五十万的债务,来到了大智慧办理入职手续,开始了新的人生。

在我的简历上,我抹去了这一段故事。

如果我不写出来,也许至今都没人知道。

我有句口头禅,人生相逢,永远不知道是谁打扰了谁,还是谁成全了谁。

感谢佛祖,感谢小徐,感谢当时的小伙伴们,给了我一段历练的经历!

所以不要小看技术男,他们有可能也曾创业过,也拿过风投......

只是他们不愿意告诉你,不愿意在你面前表现出脆弱。

有怨恨就说出来,大家都会理解你的。

来源:自吃草的罗汉(ID:ki_w)。作者:王晔倞,18年IT从业经验,现任职好买财富平台架构部技术总监,负责好买中间件及平台化的研发及运营,团队管理和实施重大技术决策。曾任大智慧测试总监,在2年内带领团队自研了“大智慧云测试平台”,通过平台化将金融数据服务业务从瀑布式逐渐转型为D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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