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校长义务支教在西部：一个好县长比一个好校长更重要

陈立群与学生

文昌宫

陈立群与学生

陈立群做家访。

9月5日，展福村召开表彰会。

陈立群做家访。

陈立群在杭州当了30多年校长，阅学生无数，送走的清北生有几百个。可2016年第一次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时，他还是被当地校长的“吐槽”惊呆了。

一个2200多人口的寨子，直到2014年才考出第一个大学生。

一些乡村孩子天不亮就出发去学校，一是路远，二是一旦被邻居家发现，是要被拉回来的——“我们的孩子不读书，他们去读书了，今后回来是要欺侮我们的。”

一些家长双休日到学校给孩子送生活用品，会给孩子带上自制的土烟。在家长看来，“能够抽烟、喝酒，是男子汉的标志。”

4个月后，退休的陈立群，被请来贵州任台江民族中学校长，义务支教4年。台江县县长曾在一次会上夸他，说给钱他也不要。陈立群打趣，“想要的你们给不起，能给的又太少，干脆不要，说起来还好听一点。”

这所原本成绩在全州垫底的学校交了新成绩单——作为全县唯一一所普高，2008年和2011年，全校仅1人考上一本。2020年，全校1047名考生，270人上一本线，829人达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从原来的10%增至79%。

很多人找陈立群取经。他说，在东部，一所好学校主要靠校长，但在西部，一个好县长比一个好校长更重要。

一开学，60多个辍学了

台江县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称，是国家级贫困县，G60高速公路和320国道线穿县而过，至今没有通火车，全城目前没有一个红绿灯，98%人口是苗族。

在东部畅谈怎样培养“未来领军人才”的老校长，没想到来台江民族中学后，变身“保姆”。全校师生3000多人，食堂才800多个座位，操作间只有一口锅，电线上苍蝇叠着苍蝇，有人说，“我们这里的孩子夏天不吃几只苍蝇，是要生病的”。用餐时间铃声一响，很多学生涌向校门，去县城大街小巷觅食。

晚自习教室“吵得跟菜市场一样”。回宿舍，几十个人住一个大房间，有人躲着打“吃鸡”游戏，每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气味扑鼻。

他督促原本未验收的宿舍楼开始重新动工，从一个食堂一口锅增至三个食堂六口锅。得知全校留守孩子比例近一半，学生一放假有一餐没一餐，等同“散养”，他规定实行全封闭寄宿。

他去一个高二班级听课，教室“愿景墙”贴着五颜六色的纸条，一张心形纸片上写着“娶一个老婆回家”。

这个男生告诉他，他们村寨里很多光棍儿，父母告诉他读书差一点没关系，一定要娶个老婆回家。

这些事对陈立群“刺激很大”。在他担任3年校长的学军中学，学生中考成绩在杭州市排名前5%，他们被寄望成为教授、医生、科学家。但在这里，读书只是为了娶个老婆。

陈立群收到一封学生的匿名信，信中说高三月考全年级至少有500人手机作弊，有人读高中只是为拿毕业证，有的为找老婆，“不想学的学生太多了”。

信的结尾，这位表示“全是心里话”的学生说，自己梦想创业开一家公司，身家百亿，开豪车、住别墅，打算下学期辍学出去打拼，“学历只是一张纸”。

2017年春节后开学，60多个学生没来校报到。陈立群急得连忙给县教科局局长龙峰打电话，龙峰安慰他，这是近年来最少的，往年年后通常有100人以上辍学。陈立群对如此“令人心惊的数字”感到吃惊。

他坐不住了，和班主任一起打电话，一个个劝，想着“拉住一个是一个”。只有少数人被劝了回来，也有回来读又离开的。

陈立群问一个女生为什么不想读书，女孩说吃饭钱没了，家中父母双亡，是在外打工的哥哥不定期给她打钱，供她读书，临近春节，她没有收到钱，只能借钱吃饭。陈立群听后，立即给她1000元，让她充卡买饭。

但春节后，女孩又跟着表姐去东莞打工了。陈立群又给她转去2000元，让她表姐送她坐高铁回来。女孩晚上11点赶回学校时，陈立群很开心，拍拍她肩膀，让她不要为钱担心，静心读书。但暑假后，女孩再一次辍学打工，还有了男友。

一次次劝说让陈立群“感觉很失败”。从教30余年，他还没有为学生不上学这么苦恼过。还有女生考着试一声不响离开，老师找了两天没有音讯，第三天，女孩给班主任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苗族婚礼的盛装——她回家结婚去了。

他决定去学生们家里看一看。

理解了学生“娶一个老婆回家”的心愿

学校3000多名学生中，来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有1300多人。4年来，陈立群家访了其中180多户家庭，在盘山路上驶过五万里，最远一次家访要先开车一个半小时，再坐45分钟柴油船，下船再走半小时路才能到。

他能随口叫出所到村寨名字，往哪个山坡走住着自己的学生，寨子里今年考上几个大学生。陈立群戴眼镜，瘦高，总是一身西服，一双皮鞋，背着双肩包，走在一栋栋棕、黄色的苗寨吊脚楼间，格外醒目。寨里男人多数外出打工，女人留在家里种玉米、红薯，照顾老幼。

陈立群后来常提起一位女孩。女孩父亲因病去世，一家人生活靠在广东打工的妈妈每月寄回来的2000元。家里“桌不像桌，凳不像凳”，只有一张铁丝捆扎加固的木头床，上面铺着一条被子，因为家里棉被不够，兄妹五人挤在一张床上，冬天睡觉也不脱衣服。

陈立群看着心酸，在县城一家小百货店买了3条棉被给他们。女孩每月生活费200元，为了省钱，读高中后没吃过晚饭。陈立群每月供给她500元生活费，督促她吃晚饭。

兄妹几个争气，家里墙上贴满了奖状，陈立群感到欣慰，数了数，53张。细看，有两张贴倒了，一问才知道，原来孩子母亲不识字，不小心贴倒了。

起初每次家访，陈立群都会自掏500元钱给学生。贫困家庭太多了，他的红包从500元减至300元。

给得最多一次是五位数，那是今年一个高考生，他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十几岁起，每逢寒暑假，他外出打工，为自己和两个弟弟挣生活费。

这个男生的家在海拔近1000米的山上，要乘车1个小时，再步行近20分钟，踏过一层比一层高的石头台阶才到。三层高的吊脚楼刚刚翻新，距离高考仅剩12天，房屋地基因为连日暴雨出现沉降，男生不得不赶回家处理。陈立群立马掏了1万元，让男生修补地基。

陈立群想起在杭州，学生们从小学习钢琴、美术、主持，寒暑假被各种课外班填满，回家后，家里比学校管得还严。而这里的很多孩子一年才能见父母一面，甚至还在为吃发愁，“吃好都谈不上”。高考完，很多孩子还要打暑假工，为自己挣大学学费。

陈立群渐渐理解学生为什么会写出“娶一个老婆回家”的心愿。

在十几年考不出大学生的村寨，山里的家长很多不会说汉语，面对的只有无尽的稻田和看不见头的远山，只盼孩子成家生子。在这里，家庭教育如此有限，学生眼睛也越不过大山。

陈立群想了很多方法。他在大操场，把那封“掏心窝”说500人考试手机作弊的匿名信念给大家听，告诫大家，不读书大概率会像他们的父母，沦为“农民工的后备军”，唯有靠读书，才能让下一代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完成从“文盲、半文盲家庭”到“知识家庭”的跃升。

他研究苗寨文化，借助苗文化对树的崇拜，让学生写下高考目标和人生目标，放到心愿瓶，埋藏在学校的树林里。

以往冬天一下雪，学校就要放假。2017年冬天，气象部门刚预告下雪，放假的通知就来了，第二天的高三全州统考也被临时叫停。陈立群没放，雪最后也没下。2018年年底，下大雪，陈立群依然不放假。

陈立群解释，自己在挑战长久以来的“闲适文化”，“如果遇到下雪就放假，北方人一年多少时间放假？”他在全校开展堆雪人比赛，让学生们打雪仗。

上任不到两个月，连停了两个老师的课

陈立群刚到学校时，课堂一片混乱。有老师上课期间站在走廊上聊天，有的早读课打个卡就去吃早餐，有的监考到一半溜去办公室。他组织全校教师参加高三月考，老师敷衍对待，交头接耳，抄写其他老师答题卷，不当回事。陈立群亲自监考，结果有些老师没考及格。

上任不到两个月，陈立群连停了两个老师的课，在全县引起轰动。一位语文老师上课没有备课，还错把作文结尾讲成开头，陈立群当即将其退还给县里。一位数学老师没有备课，也被停课劝退。

在杭州的学军中学，一名被牛津大学录取的学生曾向陈立群回忆面试过程，说老师现场编了两道数学题给他做，但他们不关心答案，只关心每个步骤中思考的内容，并问他每写一步心里所想。

陈立群很受启发，认为相比重复机械地刷题，更应提高学生思维容量，学生脑瓜里装多少东西则取决于讲台上的人。陈立群常说，“三流的教师教知识，二流的教师教方法，一流的教师教思想。”他请凯里一中的很多老师，在全校开启“同课异构”。同一节课，两所学校老师各讲一次，互听、互评。一位数学老师说，听过凯里老师的课，才知道真正备好一堂课要花至少5天。

因为待遇低，学校每年都有几位教师离职，陈立群一趟趟跑县里，为老师争取资源。2018年4月，杭州市政府给台江帮扶1000万元，县里拨付给台江民中320万元，陈立群用来奖励老师，他又自费20多万元，设立教师奖教金。

但陈立群不希望老师将分数看得太重。他说，“教育不能只顾学生眼下这一阵子，要考虑学生长远一辈子。”

台江民中学生早、中、晚各有1小时活动时间，陈立群不同意压缩学生时间、搞“准军事化”管理，也不同意假期补课，认为这种做法只有“考分”，没有“人”，本质与培养“45天速成鸡”无异。

在陈立群看来，学会如何做人比考高分更重要。今年7月2日，学校一位高三女生父亲在广州建筑工地打工，被靠墙放着的玻璃砸中，抢救无效死亡。母亲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没告诉女孩，一人悄悄把骨灰带回家埋了。

陈立群听说了这件事，第二天就去了女生家里，他跟这位母亲说，高考没有那么重要，每年都有，但见一见骨灰，把父亲送回家的机会只有一次。9日上午，高考一结束，他跟女孩母亲商量，陪同学生一起去山上祭奠女孩父亲。

学校有一位贫困户家庭的女生，一直在接受陈立群资助，却又跟其他老师要钱，高考结束化着浓妆。陈立群感觉还欠这个学生最后一课，“要告诉她什么身份就该做什么事。”

“把教育氛围炒热”

他觉得欠得最多的课，是在村寨里。

他给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讲课，要重视教育。他说，只有“将社会最底层撬动起来”，形成尊师重教民风，台江的教育才会在真正意义上发生跃变。

2017年夏天，他开始带老师去考上一本的学生家里送喜报、放鞭炮，将录取名单贴在寨子最显眼墙面上。他要让全村人都看见，“把教育氛围炒热”。

9月5日，在台拱镇展福村的大学生表彰会上，那些重教育的家长也被奖励，他们有的穿着拖鞋，有的耳朵上夹着烟，有的穿着蓝色苗族刺绣服装。

不过，这个校长毫不客气地说，台江民中2020年考取一本学生270人，展福村12人考取本科，却都是二本，说明读书氛围还不够。

近两年，开表彰会的村寨越来越多，奖金也越来越高。

前不久，一位县领导问一位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愿不愿意拿270个一本换2个清华北大。副县长说不换，这位县领导又说，拿一半出来换呢，副县长也说不换。陈立群听说这件事后很恼火，他后来当着县领导的面直言这是“疯狂的想法”，本质是“穷人爱面子”，讲政绩。

30多年来，陈立群送走的清北生有几百个。杭州学军中学一本上线率97%，清北录取人数每年约30人，还有学生提前考取牛津大学、耶鲁大学等国际名校。但陈立群说，在台江县这样的教育薄弱地区，不能将优质资源倾斜给少数人，当务之急，是让更多家庭尝到读书改变命运的“甜头”，“感受到教育的力量。”

2020年，台江县中考毕业生约2200名，只有一半学生进入台江民中。陈立群也想过，没来台江民中的学生出路在哪里。在一次谈话中，他对当地的领导说，台江还有一所职高，也应该扶持发展起来。

有人建议职高走校企合作，毕业后到一线城市的企业工作。但陈立群反对，“这无非是高级一点打工。”他建议职高重点发展科技农业、旅游、手工制作三个专业，培养符合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人才，这种模式也在其他贫困县可复制。

在他眼里，西部的教育要有西部的模式。

在西部，好县长比好校长更重要

随着任校长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有些事情是一名校长无能为力的。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16年，台江县全年财政收入2.7亿元，财政支出却有15亿元，主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刚任校长时，陈立群曾对县里直言，国家级贫困县办学经费相对欠缺，但他希望自己任校长期间保障能到位，可4年下来，他没少为钱发愁，学校班主任津贴、代课和超课时津贴经常被拖欠，临时工的工资也发不起。

2019年年末，学校60多个临时工5个月没发工资，一些人因无法忍受辞职。为食堂正常运转，学校只能到处托人找临时工。2015年起，对口帮扶台江县的浙江余杭区每年派4位教师到台江民中支教，由台江县政府每人每年拨付1万元用于支教食堂的开支，但支教老师走了一拨儿又一拨儿，钱至今还没有全拨给学校。

2017年底，学校行政校长带着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找陈立群签字，说要把学校抵押给银行，贷款出来县里急用。

“如果出现还款违约，银行怎么收回学校，3000多名学生去哪里上学呢？”陈立群没有签字，第一反应是，“大概能抵押的已经抵押光了。”

经费没保障，基础设施也跟不上。陈立群来台江第一年，学校经常停水，最长一次停了5天，大热天，教学楼和宿舍全部瘫痪，臭气熏天。学校只能向消防队求助，拉水来保障食堂用水，保障学校不停课。因为经常停电，很多学生抽屉里都备着蜡烛。

县教科局局长龙峰也天天为钱发愁。一位乡小学校长向龙峰抱怨，学校电费交不起了，自己只好从工资里先拿2000多元垫付。他告诉记者，县里每月拨给教育局的资金只有2万元，办一场学校运动会都不够，他因此不敢去乡、村里的学校检查工作，校长们张口都是要钱，有的说烧饭锅坏了，有的说屋顶漏水了，自己却什么都解决不了，“太恼火了”。

这些困难是东部地区不会面临也无法想象的。2018年，余杭区教育局支持台江县第三幼儿园援建资金300万元。余杭区教育局局长来台江交流，听说建园总花费约1000万元，对龙峰表露惊讶，说同等规模幼儿园在杭州花费3000万到4000万元。

在东部理所当然的事，陈立群在这里需要一次次去争取。2017年，陈立群亲自去初中学校招生，往年，全县中考前100名留在台江的只有二十几个，这一年有95个。迎接新生成了全校上下的大事，陈立群决定重新维修一号宿舍楼，几次申请，县里决定出资维修，并负责监工。

暑假，学校明确告知施工方8月12日前完成维修，学生要开学报到军训，等到8月11日下午5点，学校总务处副主任匆匆跑到陈立群办公室，说学生宿舍还未完成维修。

陈立群连忙找龙峰商量对策，龙蜂找来施工队领导，施工队领导说自己也刚知道没维修完。陈立群当即提出推迟6天，通知学生推迟来校。本以为这次可以顺利开学。结果，8月17日下午5点，副主任又来到办公室，说卫生间没修好，不能入住。

陈立群一听，急得“人都要晕了”，他让副主任去找县里协商，施工方提出购买一批临时厕所，“那么大的量，一天时间到哪里去买，放哪里去？用完怎么处理？”陈立群的忍耐到了极点，“政府对教育如此儿戏，我必须有个态度。”他带上行李，开车去了凯里，县里的电话一概不回。

县里这才开始重视，分管副县长开始每天到现场督促施工，中午都是在现场吃盒饭。又过了3天，学校终于开学了。作为一个校长，正常开学都无法保证，陈立群自信心受到了挑战，“自身力量难以抗拒的因素太多了。”

陈立群也常听到校长们的苦水。在他看来，贫困地区缺的是对教育的真正重视。他多次公开讲，在东部地区，是否能办成一所好学校往往取决于一个好校长，但在西部，是否能办成一所好学校取决于一个好县长。

历史上，台江县也曾有重学崇教之风，在县城的东山坡，坐落着一座四合院木方建筑莲花书院，书院前建有文昌宫，两座建筑兴建于光绪年间，倡建者为时任台拱厅同知的周庆芝。

早在100多年前，周庆芝已意识到苗疆未来在教育，“苗民之梗化，实由智识浅陋，文字隔膜所致，决非性愚。”上任伊始，他兴办城乡32所义学，劝导苗家子弟入馆读书，尊师重教之风渐盛。然而，重教风气在他离任后渐衰。

如今，院内空空如也，书院凋零，由于年久失修，文昌宫宫顶向南倾斜了1.5米。

“当下领导对教育的认识，尚没有达到周庆芝的高度。”陈立群和县领导开玩笑，台江教育问题答案集中在莲花院、文昌宫，“这里理应是台江百姓的精神高地。”

在陈立群倡议下，县里重修了文昌宫和莲花书院。陈立群又自费8万多元，买来一尊孔子像，置于书院。他建议县里在殿外两厢房开设台江图书馆，这里热闹了，“也许台江教育的春天就到了”。

离不开的贵州

最初协议的1年支教时间延长到了4年。

陈立群也退任校长职务。4年里，他往返于杭州和台江不下70次，每次高铁要坐8个小时。他已经63岁，前两年，是爱人陪着一起，后来，小孙女出生，爱人去照顾孙女，他自己一人留在台江。

他一直不习惯台江饮食，苗族人喜吃酸辣，以肉多、酒满为荣，但他口味清淡，不喜辣，不喝酒，饭局上无处下筷子。西南湿气重，每天晚上，陈立群要沿河散步祛湿，并定期去按摩店刮痧。来台江前，他生了一场大病，医生告诉他要终身服用两种药，在台江，他每月要让家人把药从杭州寄过来。

以前，人们对这位总是穿着西装的校长没什么印象，如今，走在城区沿河路边，总有人要跟他合影，家访时，有老人热情喊他“陈校长”，说在电视里见过他。

他要离开的消息传遍了小城。人们都以为，过了这个夏天，就看不见他了。有老师给他送书留念，还有高三班级制作视频向他告别，视频里，学生们称自己为“陈家军”，有人说很怀念每周一的国旗下他的讲话，有人说，希望尽快走出大山看更美丽的世界，还有人给陈立群留言，希望他“常回来看看他们。”

他们不知道，9月刚过，在杭州休息几天的陈立群又来了。他又扎进了寨子里，这一次是走访今年高考的贫困生，为他们解决大学学费问题。一家杭州企业联系陈立群为学生捐款，陈立群拿着名单，挨个到学生家里，询问他们去哪里上大学，学费多少，告诉他们不必为学费担心，捐款人会在他们开学前将学费打进卡里。

即使退任校长，陈立群依然忙得“跟打仗似的”，不久前，他又飞去了甘肃，给那里的校长们开讲座。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将频繁来往于杭州和贵州，为这里的校长们义务讲课，台江人送给他一个新的身份——台江民中终身名誉校长。

陈立群说，台江不是自己的最后一站，没准“一激动”，自己又跑去哪个学校做校长，这些年，他出了16本谈教育的书，长时间伏案思索使他养成了抽烟习惯，一天能抽一包。汽车后备箱常放着几本书，他会在家访时签上名字，送给学生。

退任台江校长前，曾有一家媒体跟随陈立群去家访，以为他不会再回台江了，给拍摄视频起名“陈立群的最后一次家访”，陈立群很生气，他说，他从未要与这里告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尹海月文并摄

“无臂男孩”彭超考上同济法学研究生！除了用脚考试他还会直播打游戏

东方网记者傅文婧4月6日报道：“我将在同济大学三年的研究生里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有继续攻读博士的想法！”4月6日下午，四川“无臂男孩”彭超在最新微博中这样写道。记者从同济大学获悉，彭超已于3月29日被同济法学院拟录取，他所报考的是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将于今年9月开启他的读研生涯。

彭超在参加考研复试（中国青年报视频截图）

失去双臂，从未失去斗志

出生于1995年的彭超，6岁以前是个健康齐全的孩子。2001年，因为不慎触碰高压线，虽保住性命，他却永远失去了双臂。从天而降的不幸并没有击垮彭超，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学会了用双脚代替双手，继续过好他的人生。

穿衣、洗脸、写字他都不在话下，不仅能料理日常生活起居，彭超用脚写字的速度也与旁人用手书写没有太大差别。在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上学时，彭超的学习成绩在年级里一直名列前茅，每次模拟考试总分均超过重本线二三十分。

彭超在四川大学开学典礼上

2015年，彭超考上了四川大学法学院。这一年，他其实是位高考复读生——2014年的考分并不如意，于是他毫不气馁地选择再战，而这一次，他成功了。“用脚答题，我一样会写出我的灿烂人生。”这是彭超在首次参加高考时鼓励自己的话，如今，考研成功的他再次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彭超的日常学习

时间来到2021年3月27日。这天，同济大学法学院的老师们正在认真进行研究生复试资格审核。彭超戴着口罩走到老师们面前，轻声问道：“老师，下午的笔试，可以为我安排两个硬一点的凳子吗？我没有双臂，需要用脚写字。”

于是，在保证复试公平性的前提下，学校为彭超用两只木凳和一张木板，在笔试教室里安装了一张特殊课桌。那天下午，彭超和其他考生一样，用相同的时间完成了所有试题。2021年3月29日，初试、笔试和面试成绩均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彭超，顺利被同济大学法学院拟录取。

彭超在微博上致谢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与鼓励，也非常感谢同济大学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彭超4月6日在微博发文，向所有关心他的人表示感谢，“我将在同济大学三年的研究生里继续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有继续攻读博士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珍惜时间，不负韶华，我们朝着梦想的远方，一起加油！”

彭超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这些年的一路成长，彭超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他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精神，获得许多荣誉。2015年，彭超获得“四川省自强模范”荣誉称号。2016年，他在央视1套首期《中国诗词大会》中以丰富的文学知识、深厚的诗词功底和高超的答题技巧，成为节目首位擂主。2018年5月，彭超获得2017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称号。同年，还被评为全国十佳孝贤。2019年，彭超荣获第六届全国自强模范。

热爱生活，游戏技术“封神”

翻开彭超的微博，你会发现他的兴趣爱好和所有的“95”后一样。爱打游戏、爱看动漫、会到各地旅游、也会追热门电视剧。他曾经透露，自己会选择法学专业，多少也受到了爱看的偶像剧的影响——连续剧《何以笙箫默》的男主角刚好是一位法学院高材生。

彭超直播打游戏

更令人意外的是，彭超的打游戏技术还是同学膜拜的对象。在大学期间，彭超曾经利用课余时间，在网上直播打游戏。他表示这只是作为娱乐的一种尝试，也表态道：“彭超会直播和学习两不误的。”据了解，彭超用脚打游戏的技术水平很强，特别是网游《英雄联盟》与《地下城与勇士》，曾被好几个帖子演绎成“传说”。他打《英雄联盟》的水平达到了游戏里的黄金段。

彭超登上达瓦更扎山

彭超也非常喜欢旅游。早在2017年时，他就在微博分享了自己去达瓦更扎山徒步登山的照片。“负重登山19公里，走8个小时才走上去。”本科毕业后，他去了酒泉、敦煌等地旅行，当时就表示自己旅行结束后，就要回家开始为考研奋斗。

如今，彭超的考研目标已经达成，而他也透露自己有继续读博的想法。祝愿彭超在接下来的新学期中学业、生活一切顺利。

作者：傅文婧

来源：东方网

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

2000多名“问题学生”

送儿子去云南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前，河南信阳的王爱月被儿子厌学问题困扰。读初中后，儿子先是不想写作业，后来借口不去学校，休学在家后，他整夜玩手机。

王爱月在一家保险公司干内勤，自从儿子不爱学习后，“看他哪儿都不舒服”。她很看重儿子的学习，儿子出生不久，她与丈夫离婚，每月工资600多元，给儿子报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近3000元。

后来，她再婚，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样，“文化水平低、没法沟通”。她希望儿子好好学习，“不要窝窝囊囊过一辈子”。但儿子读初中后成绩越来越差，补课也没效果。

“以前教师一告状我都要打他骂他。”王爱月觉得儿子不争气，“不学习无法谋生”，但儿子说可以去当乞丐。她认为儿子“心理不正常”，带他去郑州看心理医生，咨询一次1000元，感觉太贵，去了一次就不去了。

“天天在家里躺着，我看着都着急。”2019年春天，王爱月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中学。

两年多后，陈艳也把女儿送来了。女儿在杭州一家重点中学读初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绩从班级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5月末，女儿跟她说，“宁可生一场大病也不要学习”，还说从学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当时就有点慌。”陈艳说，那之后，女儿没再去过学校。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有“学习压力”和“交朋友压力”。

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陈艳说，自己是农村孩子，为了出人头地，她努力读书，教师说早恋会影响成绩，她高中三年没跟男生说过话，后来，也不跟女生说话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她一路苦读，考上了浙大博士。她的老公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是浙大毕业，婆婆是苏大毕业，一家人很重视孩子的学习。

陈艳说，女儿成绩不错，还当上了班干部。有一次，她对违反纪律的同学大声喊叫，被老师撤了职。后来，学生投票选小组长，她再次落选。她在学校没有朋友，跟妈妈说，自己像变成两个人，“一个人不想跟人交往，另一个又想出去交往。”

休学后，女儿整日玩手机，晚睡晚起。陈艳带女儿参加夏令营，训练时状态还好，回家后又“躺平”了。无奈之下，她给孩子报了丑小鸭中学的夏令营。

今年暑假，有近50名学生报了这所学校的夏令营，他们有的已经在家休学一年，有的患有抑郁症，手腕上刀割的疤痕还未完全愈合，还有的刚从他们口中的“精神病院”出来，看起来情绪低落。

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学校还有近60名存在网瘾、厌学、自杀倾向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学校称，自2010年建校来，这里接收过2000多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被父母“骗”来昆明旅游、串亲戚，一下飞机，就被送到这里。

“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把孩子送来前，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改变。一位家长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大了，不敢对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大”。“当时我很悲观，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他能按点起来，按点睡觉。”

创办这所学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长的经历。1987年，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将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当时，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想方设法招优生，劝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但如果不让差生走，老师成绩上不去，他感到左右为难。2000年，他从学校离职，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九年制民办学校，存活了7年。他发现，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多数老师不喜欢调皮学生。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学生分班。

那时，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能否办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建立一所学校。他说，建校没多久，几位合伙人产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主，不设立文化课，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创办丑小鸭中学。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的。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

为了招学生，詹大年四处投广告，招生广告写道，“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最终，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当时他被爸爸戴上手铐，带上了汽车。中途，他跑下车，摔得满身泥土，又被抓上车。后来，汽车停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学校遍布杂草，铁门还在装，尘土飞扬。3年后，他离开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

后来，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学生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詹大年发现，这些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人们对于“问题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7月24日，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来时家乡正下暴雨，家里积水深达1米。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但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

还有一名教师说，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心，有的逃学、离家出走，自己“没专业知识”，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

对这个问题，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

詹大年说，起初，他觉得是“孩子有问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向着弟弟。她患上抑郁症，割手腕，不敢去学校。为了发泄，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一发病就绑你”，待了一个多月，被父母送来这里。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也发现，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他告诉这位父亲，问题出在“指挥”两字，“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残行为。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首先说的却是“学习不好”。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学生多数是城市孩子。詹大年发现，很多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陈艳的女儿陈阳感觉自己“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她记得小时候，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在家时，她经常把门锁起来，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学习。一次看到她在画画，妈妈边哭边骂。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感觉成绩下降后，无人能倾诉。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但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不争气的玩意”。他觉得老师很势利，对地位高、有钱的家长轻声细语，对自己父母则“不留面子、劈头盖脸地骂”，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气，说“再被叫老师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养你了”。

李康说，那时，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挣钱赡养他们，“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

一名学生说，休学期间，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要完了”，“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没考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源于家庭，成于学校，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这些年，“问题孩子”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他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苛刻了。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

在此背景下，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子”倾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

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10年来，针对丑小鸭中学的“问题孩子”，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

刚建校时，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多数是大学生，但不到一年，教师们全走光了——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还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会手抖，害怕学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老教师们对“问题学生”多采取打骂方式，师生关系紧张。

后来，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教师，招聘条件注重“爱笑、会玩”，培训内容由课堂技巧转变为怎样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詹大年认为，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影响下，“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出现裂痕，对他们而言，提高分数不再占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系，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

一位教师说，学校平时不做题、不考试，只在期中、期末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新教师入职前，学校给他们培训，强调不能打学生、公开批评学生、用言语侮辱学生。假如学生在课堂上捣乱，就让学生参加军训。

学校安排生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处理学生矛盾，并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预案”：比如学生打架，先把学生拉开，平复学生情绪；假如学生自残，不要大惊小怪，陪在他身边，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教师处理问题时自己有情绪，先让自己冷静下来。通过这些方法，詹大年希望能让学生产生安全感，在学校待下去。

刚建校时，学生想方设法逃跑，为了与学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手机号印在学生作业本上和墙画上，告诉他们，长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求助。

2014年，他带学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灾区救援，做他们的“驾驶员”，让他们自学心理知识，给灾区小孩做心理辅导，还带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外出过程中，没有一名学生逃跑。

“信任需要时间，当孩子认同你的思想，看到你在为他服务、贡献，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有希望了，错了要纠正。”詹大年常对教师们说，“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但让教师们真正认同这些理念需要时间。28岁的向国跃是学校的元老，刚来学校时，他才18岁，血气方刚。面对不服管教的学生，他用暴力制服，有学生不想留校，跟他动手，他就打回去。

2014年，他的班上来了一位云南保山的学生。这位学生总在学校抽烟、捣乱，有一次，他在厕所抽烟，被向国跃发现，向国跃让他上交打火机和烟，学生不肯。向国跃很生气，让他趴在操场上，用腰带打他，作为惩罚。刚打下去，几乎全校男生涌上去，把向国跃按在地上打，直到其他教师过来才停止。

后来，男生约向国跃单挑，两次都被向国跃打倒。但男孩仍然捣乱，向国跃跟学校申请，把男生调到其他班，没成功。有一天，向国跃决定“放下姿态”，找男孩聊聊，他问男生，为什么两人总合不来。男生说，你太严了，不爱笑，总板着一张脸。

那之后，向国跃开始反思自己，“（通过打骂的方式），学生当面怕你，但内心抗拒你。”他转变方法，讲笑话哄他们开心，和他们掰手腕，帮他们剪指甲，甚至帮他们洗澡。向国跃发现，这些微小的举动能带来很大的改变，学生们渐渐喜欢黏着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师”。他认为学生需要帮助时，应该第一时间出现，“提供帮助和安慰。”

强制拉入集体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集体，新生到校后，学校会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抚他们的情绪，并带他们吃饭、整理内务。学校经常举办集体活动，比如游泳、远足等。

记者观察到，有个胖胖的女孩，刚来时不想留校，抓父亲的衣角，用手推母亲，哭喊着问父母为什么把她骗来。

两位教师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按到椅子上，让她平复情绪。但松开手后，女生仍然哭闹。随后，老师安排两名“帅气的男生”来陪她聊天，几个小时后，女生情绪平复下来。老师解释，他们安排男生去，是因为多数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有时候，学校也根据学生所在省份，找同省份的学生来安抚新生。

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改变：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眼看出不去，就想着“找到机会再出去”，再到后来，他被“强制拉入集体中去”。有一次，学校组织踏青，他被强行拉去，看着大家玩、笑，他也被传染，觉得“开开玩笑也挺好”。

一名学生说，学校组织游泳，他不想下水，生活老师说，5分钟之内，如果他不下水，就让同学把他的衣服扒光，拖他下水，他选择乖乖脱掉衣服。李康形容，那个过程像是“在心房暴力砸开一扇门”，这种过程多次反复后，他对集体产生依恋感，“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

当环境变得轻松，人际关系趋于缓和，变化悄然发生：以前，李康觉得所有人都是围着利益转，但他渐渐发现有些事情无法用利益解释，比如，学校里，有的老师会自费给学生买水果、零食。再比如，为了送他来读书，母亲四处跟人借钱，而她本可以选择更加经济的方式——放弃他。今年8月，李康离开丑小鸭中学，李康的妈妈发现他开始愿意和家人沟通，而不是以前“一副看不起你的架势”。

一名毕业7年的学生觉得，这个学校至少能容纳自己。在校3年，他跑过几次，有一次跑回家后，离家出走长达半年，没吃没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丑小鸭中学，直到初中毕业。他的朋友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还有的消失在缅北边境，下落不明。他后来入读一所普高，考上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

不过，不是所有学生在这所学校都有所改变。有学生来这不到一周，待不下去，就走了。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回家后，仍然沉迷于玩手机。

也有在校期间令老师们“无力”的学生。学校曾有个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乱扔衣服。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味熏天。老师给她梳头，她会把头发搞乱，盯着她洗衣服，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都是。老师找家长聊，发现家长穿着体面、谈吐得体，找不到她行为的源头。后来，老师们就学生情况求助詹大年，詹大年也无法找到原因。

詹大年曾说，就学生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而言，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孩子的转化的成功率是100%。李镇西认为，所谓“回归生命的正常状态”标准模糊，甚至有些主观色彩。他建议詹大年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表述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特别是应该有尽可能精确地跟踪（学生离校后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数据。”

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

茅卫东曾在重点中学、职业中学任教，做过几年记者，去过丑小鸭中学几次。他认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环境，“学生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家里，是不被接受的，老师可能体罚，不能体罚就鄙视，但这里不把他们当异类。”

但他也观察到，学校在一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尤其“在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状况开展心理辅导和相关课程上”，还比较弱。

目前，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心理教师。全校只有一位心理专业的教师。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教师、理科教师、英语教师，詹大年解释，这样设置后，教师人数减少，和学生相处时间更长，更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

但据记者观察，这里的教师流动率较高，尤其是文化课教师，很多是新教师，来校一两年，最长的在校时间不到5年。

一位文科教师说，自己很矛盾，因为学生基础差，在课堂上她将知识尽量讲得浅显，但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一个学生说自己很焦虑，她想学习，但自习时同学很吵闹，“教师这一秒说完自习室下一秒又吵起来。”还有一名学生怕离开这里后，无法跟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从家拿来厚厚一摞复习资料。

“你在原来学校被剥夺了情感，在这里被剥夺了成绩。”李康说。很多学生离开这里后，要回到原来学校，面对原有的教育体系，家长们依然焦虑。

今年5月，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王爱月说，李康刚回来时信心满满，觉得考上普高没问题，但学了一个月又不去学校，说听不懂。她给儿子买网课，李康学了几天也不学了，最后，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了。“我急死了，连个成绩都没有，中专都没法上。”她说服儿子去考试，最后的中考成绩没过普高线。

对孩子的未来，王爱月感到迷茫，“他不读书，确实没有太多的路可走。”最终，李康听从母亲的安排，选择去郑州读技校，尽管他不喜欢这条路。

一位西安的家长也担心，儿子回校后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怎么办。她说，在老家，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最近，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有家长堵在学校门口，要求学校开课，有的还去举报其他补课的私立学校，家长群每天滚动着语音条，“其实家长也是无力，谁想把孩子逼成这样呢？”

陈艳给孩子提供的备选项是读国际学校，但她担心孩子无法适应。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聊了几个小时，最终问题总是绕回孩子离开丑小鸭中学后怎么办。面对父母的焦虑，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不要太在乎成绩，“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就让他去做，没有喜欢的，轻松就是最好的状态。”

在李镇西看来，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丑小鸭中学有做得好的地方，但目前缺乏“科学的制度体系”，“学校无论大小，还是应该有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这能保证学校运行于‘法治’的轨道，而不是‘人治’的窠臼。作为一所必然会向前发展的学校，如果长期缺乏制度，必然埋下一些隐患。”

近些年，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学校屡屡被曝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据媒体报道，2009年，广西南宁一家训练营发生教官体罚、殴打学员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金华一家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控诉，被教官要求仅穿内衣给其洗脚、按摩。2020年末，一家戒网瘾学校被曝强制学员喝烟灰水、殴打学生导致其骨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病急乱投医”的苦衷。他提到，我国现在没有专门针对“问题孩子”的正规学校，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发现孩子有网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问题后，只能打听哪里有矫正学校。

“这给一些不正规的社会培训机构发财良机。近年来，一些以拯救、矫正为名的训练营、学校相当红火。”熊丙奇提到，由于缺乏监管，矫正类学校体罚、虐待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

他认为，不能指望专门的学校来解决“问题学生”，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中，让孩子更好地成长，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成为孩子们心里的那块糖

熊丙奇认为，解决根本问题，要让“所有的学校都关注每一个孩子，这个理念不重构，10年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他强调，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这种模式之下一定是培养考生不培养人的。不培养人老师怎么会关注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

在昆明的教育研讨会上，李镇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丑小鸭中学的这些“问题学生”，为什么被原来的学校抛弃了？

“我很惭愧，丑小鸭中学收留的是我们放弃、虐待过的丑小鸭。”谈到这个问题，成都武侯实验中学蒋长玲老师说，她也曾放弃过“问题孩子”，是她第一届教的一个男孩。男孩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爸爸常打他。在学校，他不写作业、偷东西、打架，蒋长玲从内心里“盼着他早点走”。有一次，男孩偷了生产队的变压器，被爸爸吊在房梁上打，后来离家出走。

后来，蒋长玲得知，这个男孩因犯罪被判10年，出狱后又染上毒品。多年后，想起这个学生，她后悔自己没用更多办法帮助他。

“我自己也曾经是一只丑小鸭。”蒋长岭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她说，为了供养三个女儿，父母很辛苦，爸爸总是喝酒发泄情绪，妈妈则经常打骂孩子，她是老大，挨打最多。

从小，她很少体会到父母亲情，只记得生活的辛苦，八九岁那年，她得了皮肤病，“脖子、手、脸都脱了皮”，还要去地里劳作，汗水流淌进皮肤里，“苦得没地方倾诉。”

有段时间，她想过死，准备好农药，把自己反锁在家，开始给家人写遗嘱。先是爸爸，然后是妈妈，写到奶奶时，她写不下去了，她想起奶奶在她生日时给她煮鸡蛋、烤红薯，把一碗稠米粥留给她喝，给她夏夜扇风、冬天暖脚，吃水果糖。

“我觉得我不能死，死了最伤心的是我奶奶。”蒋长玲放弃了自杀。她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奶奶陪伴她长到19岁，奶奶是她心中“最后一颗糖”。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老师们，“人活在关系中，坏的关系危害生命。”

后来她遇到过不少问题孩子。其中有一名患有交流障碍的学生，得知他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蒋长玲也跟着读。有一次，学生在食堂发脾气，她先抱了抱他，拿面包、牛奶给他吃，告诉他，等他什么时候愿意说话，就来找她。

后来，这名学生考入一所当地很好的高中，但读了两个星期，就不想读了，家长找蒋长玲劝，蒋长玲了解后得知，他想休学是因为在新学校没有朋友，也没有可信任的老师，她又帮助学生转到一所有朋友的学校。

蒋长玲说，面对这些问题孩子，她能做的是温柔对待他们，“成为他们心中的那颗糖。”

“教育首要培养的是人，其次是人才。”李镇西认为，在当前教育背景下，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他以陶行知的名言“皮鞭下有瓦特”举例，“这个孩子以后不是瓦特就应该给他皮鞭吗？瓦特可能会有出息，但假如他是个普通的劳动者，能自食其力，这叫不叫有出息？”

他在书里讲过一个“普通学生”的故事。那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成绩一般，长相一般，表现一般，以至于站在一群学生中，“自然就融化到集体中了”。

多年后，李镇西与这个学生重逢，得知他后来高考落榜，在一所技工学校读驾驶专业，经历了分配、下岗、创业，最终成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学生对李镇西说，因为开车，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犯人、后来被枪毙的贪官，“见过很多阴暗面”。

“我有这么复杂的经历，本来是很容易堕落的。但没沾染社会上的邪恶风气，我常提醒自己不要越界，像老师说的，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他对李镇西说。

后来，李镇西专门去坐了他的公交车，两人聊了一路。学生说起他最倒霉的事，是被一个醉酒的乘客殴打，导致眼角缝了7针，最开心的时刻是有乘客夸他开得好、态度好，坐过站后，宁可等半个小时也要坐他的车返回。学生还说，“李老师，我没有出息，但乘客很喜欢我。”李镇西告诉他，“这就是出息。”很多家长不能接受这种“出息”。

王爱月认为，自己受周围人的评价影响，把分数看得过重。“社会上看人的标准都是分数，比如亲戚朋友聚会，都是问孩子考多少分，没有人说孩子在家里干家务，大家去表扬孩子，对吧？”

儿子厌学后，李康的妈妈开始学习“父母成长课程”，以前，儿子学习成绩下降，她会抱怨儿子不争气，说“不是为了你，我的生活会好一点”。如今，她反思，对儿子发泄情绪是因为自己“内动力不足”，要从自身找原因。

陈艳也开始反思自己。她回想自己成长经历：在农村长大，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为了学习牺牲人际交往。她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女儿也可以做到。为了不让女儿“输在起跑线上”，她让孩子四年级学习新概念英语，给孩子报舞蹈、画画等各种兴趣班。

她反思，自己只关注孩子学习，忽略了她的心理需求。“我活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陈艳说，她意识到“时代不一样了”，不能再让女儿像自己以前一样，为了读书牺牲人际交往。

有时候，想到女儿以后可能“上一所一般的学校，找一个一般的工作，成为一个普通人”，陈艳又陷入焦虑中。但她又告诉自己这么想不对，“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总有一套很强的世俗标准，关注他有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没有找到对象，而忽略了一个人的基础品质，去关注他是不是善良、开心，是不是一个健全的人。”

“必须承认，教育不是万能的，有时候甚至是无能的。”詹大年说，当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第一信条是“保护生命”，“让他们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的。以后会有路的，说不定这条路是他自己悟出来的，说不定他哪一天能得到一种帮助。要相信种子，相信岁月。”

他说，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一条任何时候都可以玩下去的路。（记者尹海月）

（文中王爱月、陈阳、陈艳、李康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