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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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定义“普通人”的概念:

上班族，名下无企业。

常见的银行贷款可简单分为两类:

个人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

第一类:个人信用贷款（工薪贷）。

所谓信用贷款，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抵押贷款。说到贷款，很多人第一时间肯定是想到去银行操作，但是如果在中国随机取样，通过率可以不到百分之十，哪怕是在知乎这个年轻白领偏多的平台乐观估计也有一半人被淘汰。为什么呢？请看深圳某外资银行的信用贷款进件要求:

4500的代发工资，上班三个月就能申请，你达到三个月你就能进件银行贷款，这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操作中，你上班没到一年几乎是不可能批的，虽然说4500的代发工资可以进件，但实际操作中没有个五六千，银行的业务经理也不一定会搭理你，还有年龄方面，如果你60岁，银行审核也可能认为你高风险把你拒了。上面所写的，他只是一个最低标准线，但是达到一个最低标准线依然不能批款的。

另外银行信贷还有其他限制

银行贷款有限制行业:娱乐行业，房地产等。

有查询次数要求:这个银行的查询次数要求是三个月不大于五次（只算信用卡审批跟贷款审批）。

负债要求:

这个比较复杂，大家简单的理解为银行通过你的代发工资判断你是否有还款能力就行。

还有征信上不能体现有太多小额贷款跟网贷。

当然有购买过保单，单位比较优质，有过按揭贷款记录并且还款良好，名下有车子房子等资产。都能为你的评分加分，从而提高通过几率。

因为有部分人不珍惜自己的征信，导致自己征信上有逾期记录，或查询次数多，或有网贷小额贷款记录等，还有一些是先天不足，例如从事敏感行业，所以这类人没有专业人员的指导配合下银行信用贷款通过率不高。

小结:

信贷要求低查询，低负债，好工作，收入高，保单资产学历可加分。

第二类:抵押贷款（只讨论主流的房产抵押贷款）

房产抵押:理论上也是跟其他银行贷款一样，对客户的征信，年龄，工作等有严格的要求。

如果大家的微信有添加一些贷款的公众号，或者像我一样的贷款中介。那么你可能会留意到有一些贷款广告宣传的是只要名下有房，征信有7（严重逾期）也能沟通。换言之，只要你名下的房子，有一定的价值空间，你其他条件差都可以沟通。还有市面上一些客户因为配偶征信差或者配偶不能知情贷款，无法正常的操作贷款，所以很多贷款中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小结:

房产有价值，其他好沟通。

央妈喊你来贷款，你还敢贷吗？

01

先给大家看几组数据。

央行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8.82万亿元，同比多增4.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0.3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5.3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506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9513亿元。6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4.83万亿元，同比多增9741亿元。

根据国内多家金融机构的预测：6月份我国新增居民贷款为9500亿元，环比5月份暴涨了229%，堪称史诗级反弹；即使是按照同比，6月份新增居民贷款规模，也比去年同期多了815亿，涨幅为9.38%。

根据央行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8%，比上季增加0.1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3%，比上季增加3.6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7.9%，比上季减少3.7个百分点。

第一组数据居民存款增加说明居民收入增加，第二组数据贷款增加说明居民消费意愿极速恢复，这两组数据透露出的都是积极信号；但第三组储蓄意愿增强这说明，愿意投资的人更少了。

在6月份的贷款数据中，9500亿的居民贷款，有6000亿是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只有3500亿；

3500亿这个规模，虽然环比5月猛涨了235%，但同比去年依然暴跌了32%，同比2020年，更猛跌了45%。

这说明我国居民依然对买房，持谨慎悲观态度（居民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买房）。

02

为什么储蓄意愿调查数据如此高？

在知乎上面有一个“你们是怎么存钱的？存钱有瘾吗”的帖子，点击进去，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消费主义观念。

反而他们展现出对存钱的热爱以及高度自律的储蓄执行力。

按短期来说，新冠肺炎对于经济带来的冲击，迫使居民预防性储存动机上升。

凡事预则立，未雨绸缪，何必演吃卯粮。

新冠肺炎已经持续三年了，不少企业在这场疫情中倒下了，勉强支撑下去的中小企业难以维持生产稳定，不稳定因素多，居民的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消费开始向必要性消费转变，能不花就不花，增加预防性存款以对抗未来不确定因素。

按经济环境来说，今年基因、股票收益表现都不太好，理财产品常出现持续性飘绿，居民投资理财信心减弱，开始重新将部分资金流向存款。

提前支付人生，还是规划人生，明显前者风险更大。

03

央妈喊你来贷款，你还敢贷吗？

是市场提出的新问题。

信息披露，现在几大国有银行的利率已经出现了一个倒挂的现象。

什么叫利率倒挂呢？

以往我们定存5年的利息，要比定存3年的利息要高一点，但是现在出现了反转，也是历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反转。

原因就是央妈不希望用户定期长存，希望用户把钱放在手边，主动消费。

前不久LPR下降，贷款利率降低，房贷、车贷、个人贷款相对来说都可以减少利息，降低还款成本，以此又来刺激用户消费，缓解用户储蓄增加的趋势。

这就是现在的尴尬局面。

市场很缺钱，没有资金去刺激消费。

市场经济起不来，GDP上不去。

是有钱的不花钱，想花钱的没有钱。

一方面是，真正需要钱的那批人，他们的资质不行，征信已经烂掉了，他借不到钱，也贷不到款。

另一方面是资质还可以，能带借到款，但是对现下市场经济已经有个较深了解，明白客观的一个现状，利息高、还款难、催收猛，不敢去借钱。

现在不管是银行还是金融机构或者是第三方贷款公司，经常通过电话、短信、网页接口等以“申请xx额度，提供贷款资金”等理由联系用户。

如梦初醒的借款人却是早已看清这个世道，不敢再增负债。

为什么央妈前脚降准，后脚降息呢？

正是因为优惠政策力度强劲，市民购买热情却并不高。

以成都为例，前几年成都买房利率三点几，40多万就可以买到一套新房，现在降后利率4点几，买套房至少还要一两百万，三成首付，贷款也还要70~140万，即使是投资，利息可赚率也是腰斩。

近期业主联合停贷现象持续发酵，未买房者更加持观望态度了，房地产的泡沫难被撕破，用户也不敢贸然出手。

所以现在，想要靠房地产来撬动居民消费热情，拉动国民经济已经不太行了，可是想要重新再找一个能够替代房地产的经济支柱又不容易，还得着眼于当下，放眼于未来。

想要真正有利刺激消费，仅靠利率倒挂是不够的。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指出需要平衡好疫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贯彻落实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助力个体商户和小微企业纾困，实体经济稳步恢复，进一步稳住经济大盘，提升居民收入。

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改变居民消费动机不足等问题，改善居民消费环境，培育中高端消费增长点，扩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促进居民消费转型升级。

落实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更好地满足居民自住型和改善型购房需求。

收入高了，消费刺激，储蓄意愿降低，还得进去，才贷得出来，也才花得出去。

（图片来源网络）

薛洪言：负债累累的90后 有没有借贷自由？

“90后的你，负债多少？”

这是知乎上的一个提问，2.2万人关注，2530万次浏览，7300多人作答。

问题后面附带一个投票，3800人参与，44％的人选择0负债，21％的人负债1万以内，当然，也有18％的人负债十万以上。

只看投票结果，我们还能理性地得出结论，年轻人负债整体可控，过度负债仍是少数；但若浏览热门回答，过度负债答主们的个中心酸、曲折滋味，作为从业者也难免要质疑借贷的合理性了。

年轻人借不到钱时，我们批评银行不作为，放贷不积极，我们强调借款是一种权利；年轻人借了太多钱时，我们又反思金融机构太激进，一心只想着赚钱，也不看看借款人有没有还款能力。

怎么好话都让“我们”说了——一会儿强调借贷是一种权利，另一会儿又批评并非每个人都享有借贷的权利。

并非“我们”善变，而是矛盾的心态，对应的往往是复杂的问题。比如借贷自由，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1

对金钱的无止境追求和借贷意识的觉醒被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这么劝诫当时的美国人：

“金钱的本质就是增值。钱能生钱，钱子能生钱孙。谁要是杀死了一头母猪，就等于杀死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头猪；谁要是浪费了五先令，就等于谋杀了它所能产出的一切——不计其数的钱。……切记，借贷就是金钱。如果有人借钱给我，就是把这段时间中我用这笔钱赚的钱送给了我。”

作为美国开国三杰之一，富兰克林说出这些话时，背后不是商人对金钱的贪婪，而是政治家对一种新的生活准则的倡导。

就当时的美国民众来看，劳动并非劳动者的“天职”或“义务”，只是谋生的手段；企业家追求盈利是受道德拷问的，因为“追求超过自身需要的物质利益”，有违宗教教义。

在这种生活准则下，大家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非追求金钱本身。如果一天的生活成本是100元，5个小时挣够100元就够了，很少有人愿意工作10小时挣200元。一如我们看当前非洲、东南亚等一些地区的劳动者，干一个月，玩两个月，钱花完了接着再找工作，就是这个状态。即便是企业家，也是“佛系”经营、“佛系”竞争，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下班后和竞争对手们还能一起喝茶聊天，聊聊人生。

这种生活理念本身没有问题，却会导致工厂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也缺乏激励工人干活的手段，不利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兰克林对新生活理念的提倡，虽然在当时被守旧派指责为“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但对推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富兰克林提倡的这些准则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以职业的精神，系统地、合理地追求合法利润。

当然，富兰克林一人的倡导无力改变人们的生活理念，更核心的力量是宗教改革带来的观念转变。当时，新兴的宗教改革家认为，信徒劳作的目的是增加上帝荣耀，其在职业中表现出的责任心是其“蒙召获救”的重要前提。

在这种新教伦理下，宗教提倡信徒要勤勉劳动，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时间无限宝贵，损失任何时间都等于减少为上帝的荣耀而进行的劳作；要在固定职业中劳作——没有固定的职业，一个人只是不稳定地临机劳动，游手好闲的时间会超过劳动时间。

宗教并非提倡人们追求利润，但在世俗世界客观上带来了这样的效果：企业家找到了不竭动力去创新、去扩大再生产；劳动者则更容易服从管理、愿意学习适应新的工作流程，主动在计件工资的指挥棒下献祭自己的时间。

一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需要人献身于赚钱这种‘天职’”。当人们把自身献祭于工作时，现代资本主义就诞生了。

要生产，就需要本钱，借贷也随之繁荣。于是，宗教伦理的推动、金钱意识的觉醒、借贷理念的转变叠加工业革命的推进，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萌芽走向了主流。

2

慢慢地，不需要宗教理念的推动，人们也开始自发追逐金钱、追求利润，财富增长褪去了宗教伦理的外衣。而借贷，为财富增值添加杠杆效应，愈发受到市场追捧，成为市场经济体系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借贷，既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也成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成也借贷，败也借贷。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债务危机》一书中总结过借贷的利弊：

“由于信贷同时创造了购买力和债务，因此增加信贷是好是坏，取决于能否把借款用于生产性目的，从而创造足够多的收入来还本付息。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资源就得到了良好的配置，债权人和债务人都能从中获利。否则，双方都不满意，资源配置很可能就不甚理想。”

换言之，如果负债能产生足够大的经济效益，能使债务得到偿还，则借贷就是件好事。负债本息是确定的金额，难点在于，我们该如何衡量经济效益？

企业负债用于扩大再生产，效益体现为商品销售净收入。负债形成于当下，效益产生于未来，当下负债是明确的，未来效益却有不确定性。当企业主对未来很乐观时，100元的投入预期能带来200元的收益，还本付息绰绰有余，往往会加大负债力度，开足马力向前。如果预测成真，皆大欢喜；但市场是多变的，如果100元的投入只带来50元的收益，企业可能会被过度负债带来的高杠杆压垮，破产倒闭。

从单个企业推及到整个经济体，这种负债与效益的不匹配性成为经济周期的重要驱动力。大体上，高负债总是先催生经济繁荣，继而带来危机苦果，周而复始，与经济周期融为一体。

站在金融监管者和宏观调控者的角度，总是对高负债心生警惕，但也是又爱又恨。因为高负债固然有风险，低负债更有问题。低负债通常意味着投资低迷、信心不足，错失潜在发展机遇，带来失业问题，更是有损经济体的长期竞争力。

就像我们“宁要通胀不要通缩”一样，在负债问题上，也是“宁要高负债不要低负债”。尤其是危机后的复苏阶段，不能不依赖负债加杠杆这剂春药。而负债加杠杆，高到一定程度，便必须着手去杠杆，否则，负债的好处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从有利变成有害了。

2014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52％，远高于G20（包括中国）平均水平，2015年起，我国开始有意控制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同时为了稳增长，开始鼓励居民部门加杠杆，消费金融迎来了黄金期。

3但个人负债与企业负债的逻辑全然不同。

企业负债投资，投资产生收入，收入还本付息，现金流具有自偿性，在逻辑上，只要经营不出问题，借多少都是可持续的。比如，很多企业，负债常态化高于净资产（即资产负债率；；50％），运营上根本没压力，变态如银行，10倍杠杆也能稳健经营。

个人就不同了，个人负债消费，没有自偿性，借的越多、压力越大，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借钱买一件你买不起的东西，是在向未来的自己借钱，当下借钱买买买，未来必须紧衣缩食偿还债务。但人是不理性的，个人借钱通常缺乏规划，当下借的太多，未来紧衣缩食已无法覆盖还本支出时，债务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对于居民加杠杆，监管者通常会更谨慎。经过三年左右的高增长（2015-2018），2018年监管层便开始警惕居民杠杆问题。

实体企业部门仍在降杠杆，从信贷供给的角度，居民部门不能再降杠杆，否则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于是，居民部门开始控杠杆，控制过快增长，把多余的信贷资金导入小微企业。2018年下半年以来，小微金融和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政策加码，国有银行率先垂范，互联网巨头也吹响B端产业互联网的号角。

但与2015年前后企业贷款转向消费贷款的顺畅度不同，这次从消费贷款向小微贷款的热点切换，并没有预想中顺利。

诚然，银行业过去一年的小微金融成绩喜人，尤其是国有银行，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截止2019年9月末，五家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是2.52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长47.9％，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年内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仅为4.75％，比很多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都低。

但这么低的利率，只能覆盖小微群体中的优质客群，即被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了几年或十几年的资深贷款企业，风险相对较低：或有充足的抵押物，或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信用，或有优质的硬数据（如税费、交易等）。国有大行凭借极低的利率优势“掐尖”，中小金融机构被迫下沉，寻找资质稍次的小微用户，因数据积累、场景成熟度等方面原因，迟迟无法突破风控关。

由于小微信贷仍在起步阶段，信贷承接力有限，面对个人加杠杆的快速提升，只能空中加油，无法停车检修：即一边要维持个人贷款的正常增速（变超速增长为正常增长，以确保整体信贷增速与GDP增长的适配性）；一边着力调结构、控利率，压降高风险群体的借贷规模。

于是，高风险借贷群体，成为居民高杠杆下所有压力的集中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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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高风险借贷群体，很得人心：得C端借款人维护，因为人人觉得自己低风险；得持牌机构维护，反正也不是它们的目标客群；得舆论媒体维护，那些报道多时的暴力催收高利贷新闻，终于有了说法。

利益受损的，不过是无证放贷机构，不过是高利贷、套路贷分子，可是别忘了，还有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用户。

金融机构不是福利组织，不负有救济高风险用户的责任，这一点慢慢成为共识。问题是，风险高低，定义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里。你觉得风险低不重要，金融机构觉得你风险低才重要，不要你觉得，要金融机构觉得。

用户风险状况是一种客观现实，金融机构风险识别则是主观判断，主观判断一定能契合客户现实吗？显然不是这样。

犹记得几年前，在商业银行眼中，只有公务员、央企员工、代发薪用户、有房一族等寥寥几类人是低风险用户，其他用户一律归为高风险，恕不招待。结果是什么呢？70％以上的用户都被银行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如2015年央行征信有信贷记录人口占比为26％左右）。

现在情况好了很多，那是因为一大批互联网机构、小贷公司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当时的所谓“高风险群体”积极探索、主动服务，变无贷户为有贷户，变“高风险用户”为“低风险用户”。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本身也许没有变化，只是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提高了，有能力把真正的好用户挑出来。

可挑选的前提是得让金融机构去接触这些高风险用户，风险识别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在失败中成长。所以，当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把高风险群体拒之门外时，谁来帮那些被贴上高风险标签的低风险客群撕掉标签呢？

好在，金融本就是受调控行业。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对高风险群体关上大门，只是基于调控需求，为了在行驶中维修车辆，待特定群体的高杠杆风险解除后，我们会把关上的大门重新开启，鼓励金融机构服务高风险群体，慢慢撕掉贴在高风险群体身上的高风险标签，这才是普惠金融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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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感叹道：

“民族或宗教的少数派，即和统治者相对的被统治者集团，由于其自愿或非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团体之外，更容易倾向于投身于营利的道路上，其具有天赋的成员，没有机会出任国家公职，只能在经济领域内实现其野心。近两千年来的犹太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同样的，被剥夺借贷自由的“高风险群体”，被排除在正规持牌机构的视野之外，他们的借贷需求只能转向地下高利贷，直至变成真正的高风险群体。

我想，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