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欧巴”骗倒上海、深圳、南京等地39名未婚女，还“赚”到一套房，法院判了

一会儿叫王颜清，一会儿叫李颜清，一会儿叫瞿颜清。

一会儿是北京医生，一会儿是深圳律师，一会儿是人大研究生。

你以为你找的是一个优质男友，但其实他却是利用你的诚实善良，将你当做了取款机。

湖北蕲春男子何谈真（化名），从第一次作案的32岁，到案发被抓的36岁，4年间，仅用2张韩国帅哥照，以不同身份和话术，获得上海、深圳、南京、临沂、宜昌等地39名未婚女子青睐，骗得56万余元。受害人大多是20来岁的未婚女性。被骗最多的11万元，最少的2000元。

被冒用的韩国帅哥照片图片来源：三峡检查

通过半年努力，三峡坝区检察院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多次侦查，最终将何谈真的罪名固定并送交法庭。目前，该男子已因诈骗罪被判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39名未婚女性中招！

2020年5月12日中午1点钟，两名妙龄女子走进三峡坝区中堡岛派出所报案。其中22岁的女子陈红（化名）称，她在8个月时间里借给一个网友11万元，多次索还不得。当日，又找她借款1.3万元。因积蓄已被借空，她去找姐姐借钱时，被家人提醒遇到骗局。陈红说，尽管他们从没见过面，但一直以恋人相处，应该不是骗局。

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立案，并于10日后，赶至湖北蕲春一个小区门口，将正准备出门的犯罪嫌疑人何谈真抓获，随后在其手机和银行往来中，揪出一系列诈骗线索。

经三峡坝区检察院和三峡坝区公安分局共同努力，查出何谈真从2016年2月至2020年5月22日，以李颜清、王颜清、瞿颜清及其他假名，在网上实施多次诈骗，最终认定39名未婚女生被骗56万元。

在案件办理中，检察官发现，涉及全国各地的这39起诈骗案中，仅有三峡坝区的陈红报警。

“韩国帅哥”竟是骗子......

被陈红当成身高1米80、年仅27岁，家住杭州的帅哥医生瞿颜清，实际是时年34岁的何谈真。

仅有初中文化的何谈真，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平时游手好闲，天天手机抱在身上，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看时事新闻，善于交流。没想到，这样一个人，在网上化身帅哥之后，竟能如鱼得水。不仅靠此生钱，买得人生第一套住房，平时的生活开销和网贷，竟然也在网上靠着三寸不烂之舌一路骗得。

据何谈真交代，2019年8月14日，他在手机的交友软件上发现陈红，于是自称瞿颜清，说自己是杭州一家著名医院的外科医生，与其加为好友，从晚上8点一直聊到早上6点，并将网上下载的一名韩国男子的生活照发给对方，欺骗陈红，说这就是自己。此后，何谈真每天早、中、晚都要跟陈红聊天，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眼看对方越来越依赖自己，一个月后，何谈真称要还房贷，问陈红手上有多少钱，陈红说身边有3500元。于是何谈真向其借款3500元。让何谈真没想到的是，他开了口，陈红就把钱打过来，顿时让他感觉对方是一条大鱼。

又一个月后，何谈真以去北京进修为由，继续找陈红借钱，有时说是还信用卡，有时说是交房租，有时说是家里缺钱。每次，陈红都是三千、四千的转给他。前前后后，陈红已经转了11万元给对方。钱借出去后，何谈真从没说过还钱，陈红提出过几次，但他总说没有。2020年5月12日，何谈真又向陈红借钱，让她汇款1.3万元。

陈红想到将来和他的美好生活，尽管没钱，仍找在广州上班的姐姐借钱，陈红姐姐一听，就知道妹妹上当了，连忙委托家人陪她到派出所报警。

一开始，陈红对报警很排斥，还把报警的事告诉给何谈真。何谈真大怒，竟打电话骚扰陈红及其家人，称要让陈红姐姐的儿子去死。这时，陈红才感觉不妙。

陈红说，他们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2019年10月，她准备到杭州去见面，动身前，对方突然说家里有事。等2020年大年初二时来宜昌看她。结果自己准备好了，对方没有来。她之所以信任对方，是因为对方说自己是研究生毕业，后来当了医生，又在杭州买了房子，她觉得对方条件很好，又勤奋，平时交往很关心她，不知不觉踏入“陷阱”。

当她质疑时

微信、电话、QQ都被拉黑！

今年32岁山东临沂女生秦芳（化名），2019年5月，在网上遇到自称李颜清的何谈真，说是浙江海盐人，在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做律师。

每天早中晚，李颜清就会发一些关心体贴的话给秦芳，很多次都会说将来结婚以后，要去哪里旅游，以及两个人在一起会出现的生活场景，还有一些美食和高档场所的照片，说自己正在消费，又说母亲过生日，买了生日礼物，在深圳买了房子，让人感觉他的生活很体面。

经过一个月聊天，秦芳觉得对方工作不错，又会关心人，便与其建立恋爱关系，也开启了对方不断向其借钱的模式。

2019年9月12日，她去北京找“恋人”，但对方短信不回、电话不接，后说自己在外出差。秦芳找到对方所说的律师事务所，因周末没有上班，她记下了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回家后，致电该律师事务所，才得知律所里没有李颜清这个人。当她提出质疑时，却发现微信、电话、QQ都被李颜清拉黑。

此时，她已先后被骗6.3万元。

类似戏码还发生在上海、南京、深圳、临沂等地，仅在何谈真的老家湖北蕲春，就有5人被骗。

这次，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2020年5月22日，何谈真寻找到了新的诈骗对象。幸运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宜昌办案民警抓获。根据警方调查，何谈真诈骗所得超过56万元，其中24万元被用来购置房产，另外30多万元已被挥霍一空。而这套房产因为是烂尾楼，没有产权，无法查封，也意味着被害人无法挽回损失。

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何谈真通过网络交友软件和即时通讯工具，数年内连续或同时与多名未婚成年女性“交友”、“恋爱”，隐瞒已婚育事实，虚构身份和容貌，编造话术，骗得女性信任和感情后，以借钱为名，或帮助解决经济困难为由，获取对方钱款，且在他人质疑或要求索还时，对其辱骂、拉黑、删除，基本拒不返还，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动机和目的很明显，其持续诈骗多人钱财，累计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对其判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办案检察官建议广大民众，网上交流，一旦涉及金钱，就有可能是骗局，一定要慎之又慎，最好是跟自己家人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三峡检察

来源：法治网

在长租酒店，她们过一种临时生活

在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这家酒店，散落在15平方米酒店房间的物件如同证据闪烁，映射着26岁女孩周芹的临时生活。

卫生间洗漱台上横放着两支开封过的一次性牙刷，壁挂电视下方狭窄的长条桌上，堆砌着印着酒店店名的五个一次性纸杯。长条桌的另一端，晚餐已经放冷：塑料袋潦草包裹着咬了一半的肉饼，还剩三分之二的奶茶。纸杯内壁的黄褐色痕迹弯曲成弧形，冲泡的奶茶是周芹从酒店前台拿的免费的奶茶包。

这些一次性用品在一次次的使用和替换中经过周芹的生活。她真正拥有的，是放在门口的24寸行李箱，里面装着她全部的夏季衣物，以及长条桌和床头柜下的一双拖鞋、一双运动鞋。地板上的烧水壶从没用过，装垃圾的黑色大塑料袋里堆放着待洗的裤子和袋装洗衣液。

对周芹来说，这些不多的物品并非意味着无法割舍，从2022年2月到现在，在多家酒店辗转的这半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丢弃的。重要的东西都在黑色双肩包里：电脑、电脑支架、耳机、橘黄色的水杯。她背着它们，不断离开，又在一个又一个酒店短暂停留。

长租酒店代替租房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一些居住在一线城市人们的新选择。离开某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形容这是一场“逃离”：有的人为了逃离平稳的生活，重获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有的人希望集中在自身，找回从生活中退场的意义；有的人想为不安全感找一个庇护所，触摸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

但生活在酒店只是阶段性的状态，选择长租酒店是恐惧群体和世俗标准的自我防御性辩词，还是代表着一种替代性、更冒险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该何去何从？对这些问题，他们没有答案。

2021年10月后，27岁的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酒店。她本以为住在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却没想到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现在，刘颖仍长租在朝阳公园附近的某快捷酒店。新京报记者徐雪飞摄

被压缩至15平方米内的生活

周芹坐在床上，书包就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这张1.5米的床几乎填满整个房间，从下班后到第二天8点起床，她坐在这张床上继续加班，或者玩手机、看电影。

“住酒店意味着一种自由”，周芹说。聊天中，她反复提及的词语是“可能性”，押一付三的租房合同是一种束缚，意味着和居住城市、工作的长期绑定，“就像置身于监狱”。而现在，她和酒店签的是一个月的短期合同，“能够说走就走。”她说。在价格和通勤便利上，长租酒店也更划算，酒店离公司通勤时间只有5分钟，月租酒店的房费3188元，再加上水费50元，卫生费20元，每月只需支出3258元，比以往平均每月仅房租就需3300元的群租房价格更便宜。

唯一让她不满的是现在居住的酒店房间里没有窗户。清晨的光亮无法唤醒梦境，“上班总是迟到。”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

周芹居住的酒店没有真窗，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窗外”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新京报记者杨柳摄

27岁刘颖的生活，也同样压缩在18平方米的空间里。与周芹不同，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快捷酒店内，一次性用品的痕迹被擦除，取而代之的是刘颖五颜六色的个人用品。酒店提供的浴巾下挂着两条绿色和粉色的毛巾。牙刷是自己的电动牙刷，梳子是更适合长发用的气垫梳，沐浴露洗发水也都是刘颖自己买的。

由于酒店里不能做饭，刘颖在电视下的长条桌上摆满了零食和袋装咖啡。午餐和晚餐就点外卖，酒店前台会有代收服务。这对刘颖来说不算个缺点，“本来我就不爱做饭。”

生活在酒店，是一个与物品断舍离的过程。曾经，刘颖最喜欢买的东西是各式各样的收纳工具、收纳箱、收纳盒、收纳架，物品被分门别类地放置，展示，继而被忘记。住在酒店后，刘颖意识到这种荒谬。现在，酒店书桌桌面上是没有用小书架整理的三本书，和唯一的一个收纳箱，里面放着护肤品和化妆品。她仅有的三双鞋子就摆放在地板上，夏季几套衣服挂在衣柜里，只需一个袋子就能打包好。

2021年5月，长居香港的34岁的雁小北住进了香港港岛海逸君绰酒店。在香港长租酒店同样无法满足三餐煮饭的需求，习惯早起的雁小北琢磨了在酒店做简易早餐的方法。放置行李箱的桌子被她当作食品区，放着一个小型三明治机，三小瓶调料罐，三个碗碟和一些零食。洗些新鲜的生菜，在三明治机上煎个蛋，加热火腿和面包，一个丰盛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除了食品区，生活的痕迹从放在卫生间里的体脂仪，粉色枕头，花朵样的陶瓷杯等物件中可见端倪。除了挂着衣服的衣柜，电视柜下的储物空间被她当作储物柜，贴身衣服卷起来摆放得整齐。在香港酒店生活，小北也延续了从前日常环保回收的习惯。电视旁边的大帆布包里，装着分类过的垃圾，冲洗过的塑料瓶，纸制品，金属饮料罐和易拉罐。每两周，她背上可回收的垃圾，送往从酒店步行十分钟可达的“绿在天后”回收便利点。

小北用三明治机在酒店给自己做简单的早饭。受访者供图

对既定生活的逃离

2019年3月，周芹来到北京工作，通过租房平台和陌生的一对情侣、一个男生一起居住。“经常洗澡时，男生室友会在外面敲门，说他憋不住了。我就很慌乱，只想着赶快出来。”她说。有时凌晨，舍友会敲她的房门借还东西。和他人生活的碰撞持续侵扰着她的个人空间，租房半年后，她离开了租住的房子，也离开了北京。等再回到北京时，2020年初，周芹开始租住在酒店。

与主动选择长租酒店的周芹不同，27岁的刘颖在种种不稳定因素的冲击下离开了自己的出租房。2016年大学毕业后，刘颖来到北京，居住在群租房。在曾经居住的出租屋里，刘颖曾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她给墙壁贴上了粉色羽毛的墙纸，床头挂上自己钩织的捕梦网，买了床边地毯。出租房的灯不好看，她网购了棉花，粘在灯的周围，再在纸上画出星星和月亮的形状，剪下来装点在绒白的棉花上。为了能更舒服地洗澡，她还买了长达2米的可充气浴缸。

在曾经的出租屋，刘颖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为了舒服地泡澡，她还买了充气浴缸。受访者供图

虽然价格便宜，但舍友对卫生标准要求不同，公共区域的杂乱肮脏令她难以忍受。租户们的生活作息也有错位，刘颖常因隔壁的噪音失眠，争抢卫生间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放弃群租房后，她开始租住有独立卫生间的一居室。

独居女性这个身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朝阳区某小区租房时，因为快递员常直接把她买的生鲜冷冻食物放在自提柜，和快递员沟通无果后，她打了投诉电话。本以为事情可以解决，但晚上回家后，刘颖发现家里的锁眼被堵了，门口墙上贴着性服务的小广告上，也被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门口没有摄像头，我也没有证据确认是他，只能吃哑巴亏，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刘颖说。

怕被继续报复，刘颖只能压制着自己的愤怒，在与快递员相处时保持和颜悦色。去年10月，房子到期后，房东因决定卖房没有续租，本就战战兢兢继续租住的刘颖又迎来突然的变动，她被限制在两天内搬离出租屋。

匆忙地收拾行李，把行李寄放在朋友的工作室后，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公司附近的酒店。她本以为住在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却没想到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之前租住在朝阳区5500元左右的房租相比，长租酒店每月的费用不超过4500元，还包括了打扫房间，补充矿泉水、卫生纸等日用品的支出。

刘颖关注的安全问题也有了更切实的保障，酒店的住户和访客都需要刷身份证和登记，有24小时的安保。点外卖、收快递时只用填写酒店的地址，前台会帮忙代收，再由机器人送上门。住在酒店，刘颖感到安心，她觉得自己开始掌握对生活的主导权，不会再被骚扰或者被驱赶，她有选择离开或留下的权力。

从她生活中剥离的，还有别的东西。刘颖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巨蟹座女生，习惯付出，不求回报，总是不自觉把照顾身边人当作自己的责任。18岁后，她实现了经济独立，没有再向家庭索要生活费。刘颖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的传媒学院，从大二开始，她在湖南卫视、央视等大平台实习积攒工作经验，同时也接一些编导、拍摄的零工，在艺考的培训机构兼职。努力工作攒钱的那个时期，刘颖说，“钱是我的安全感”。

用几年努力积攒起来的安全感，被接二连三的震动打碎。在大学期间谈的一场恋爱里，刘颖习惯性地为男友付出，“把所有挣的钱都给他了”。男友嗜赌，刘颖消耗在这段关系里，付出财力和精力，想要“把男友拉回正道”。当男友又一次问她要钱，她实在拿不出来时，男友愤怒地摔掉了手机，“把我摔醒了，这才下决心分手。”刘颖说。

结束这段亲密关系后，她过上了一段安心攒钱的日子，又再度被拖入泥沼。在安徽蚌埠，刘颖的妈妈在网上参与不正规的小额贷款，欠的钱越滚越多，刘颖只能顶着压力帮母亲还钱，最多时每个月需要还5万元。这对一个在读大学的学生来说不是小数目，刘颖无奈，也觉得委屈，“好像我辛苦挣这么多钱都没有给过自己。”

用攒钱铺就的安全感道路，在经历了互联网借贷平台的爆雷后终于瓦解。2018年，工作两年后，刘颖攒了30万元准备在老家买套小型公寓。房子都看好后，自己分散在各个平台的钱却再也拿不回来了。“努力就会有回报”，这个支撑着自己的信念开始动摇。此后的4年，刘颖用松弛治愈着曾经的失去，不再像过去一样相信努力和赚钱的意义。租房不顺利后，她住进了酒店，暂停了所有工作，“好像人生目标变了，我可能不太想要有钱，不想再顾着我男朋友或者是家人。我想先顾好我自己。”

决定照顾自己感受的刘颖居住在酒店已经超过了半年。被问到打算在酒店住多久时，刘颖回答：“只要价格控制在5000元以内，我会一直住下去，价格低、安全、有阿姨打扫卫生，没理由不住。”

在酒店的大多时间，刘颖躺在床上玩手机。床头柜上放着两瓶酒店提供的免费矿泉水和卷纸。新京报记者徐雪飞摄

对35岁的小北来说，长租酒店同样也是对既定生活轨迹的一次逃离。独自一人在香港居住16年，小北说，“这十多年都在沿着按部就班的生活步调向前走。在酒店长住，终于有了一种游离在生活之外的架空感。”

在此之前，生活是一条坚固开阔的大道，她要做的，是相信它，并且坚定地走下去。2006年，小北以河南某市状元的高考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成长于小城市的女孩通过高考的独木桥来到香港，毕业后，又顺利地找到了当地一家媒体的工作。

顺遂是故事的A面，故事的B面，是一个小城女孩多年在文化冲击下难解的困惑不安。小北回忆起入学的迎新会上，社团的学姐学长们看到她后主动把语言切换为普通话，她很好奇，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从内地来的。不出几日，她明白了问题的答案。香港本地同学身上或多或少带着精英学生的印记：英语好，打扮时髦，身上有可辨识的轻盈和自信，在人群中显得突出。相比之下，自己打扮土气，第一次接触全英授课，脱离不了笨拙感，与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班里的大陆学生，也大多来自北上广，毕业于国际学校。在大学校园里，小北说自己处在边缘，同学们的自信和眼界之宽广，让她羡慕，也让她自卑。

这种紧绷感一直延续到工作后。刚毕业的第一年，像多数同学一样，小北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行走在西环的路上吃饭、买东西，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总会碰到同校的熟人。这让小北倍感压力，在并不融洽的群体里，身为外来者的她拒绝着来自熟人圈层的规训，强烈的自我意识驱使着她想要逃离。

2011年，在母亲的支持下，小北决定买房。“房子，是安全稳定的栖身之所，意味着结束漂泊，重获归属感。”怀着这样的念头，小北一个人看房，她看中了离岛区的大屿山，在这里，她可以远离市区和人群，似乎终于感到安全。

追求世俗标准的痛感

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杜素娟曾在采访中说道，“面对一些世俗标准不同的态度，社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很想达到世俗标准，认同而未达到之前所感到的痛苦；一种是怀疑现有的标准，当你拒绝规训时一定也会产生痛感，这个痛感表现成社恐。”小北和周芹都开玩笑地称自己为“社恐”，她们曾迎合过主流生活和标准，为此而努力，也因怀疑这套秩序而痛苦。

在香港，多数人以“上车”（买房）为固定的人生目标计划自己的人生：独立生存，存钱，买房，用余生还房贷。逃离了熟人圈层后，小北发觉自己掉进了另外一种主流秩序中，她需要为另一种世俗标准而努力：像大多数人一样务实，买房还贷，努力工作完成晋升，结婚生子。

居住在香港离岛区的大屿山，每天清晨9点，小北乘船去中环码头，在海浪的起伏中吃完早餐，再转地铁半个小时去香港市区的公司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后，再坐船回家。

这样的生活悠闲，却也静止。当初买房时，小北看中的是离岛区的僻静，没有香港市区的拥挤和逼仄之感。居住在这所房子的十多年间，其他的朋友或结婚生子，或海外深造移民，只有她的生活留在原地。因为大龄未婚，和父母的矛盾也日渐激烈。她渐渐对这种生活产生了怀疑，在学校做最好的学生，在家庭里做父母的好女儿，在社会上努力做“精英”，“似乎大家都在向前走，只有我像游戏里的NPC，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主题。”

2020年暴发的疫情加快了松动时刻的到来。封闭的生活让小北迫切地想要做一些改变。毕业后的十年间，小北换了三次工作，大量重复性事务和冗繁的合作关系消磨着工作的意义，工作不再能提供给她价值感。同时，在具体的生活中，她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感官体验。在小北住所的窗外可以望到迪士尼，有时夜晚7点半，迪士尼城堡会在夜幕中亮起彩灯，璀璨的烟花一朵一朵炸开。从前，这些意料之外的烟花是生活的奖赏，渐渐地，小北发现岛上的海浪，雨水，花朵，甚至迪士尼的烟花，都不再让她有所感触。

房子安抚了外来人的漂泊之感，却也给她带来了新的禁锢。“好像在这个城市中，我生活中的选择更趋于保守。”雁小北说。

2020年的一个夜晚，小北在豆瓣上看到一位女性分享了在泰国的生活体验，在她的描述里，泰国人不太看重世俗标准和成功的欲望，压力不大，松弛快乐地在生活。像是突然触摸到另一种可能性，当下，小北打开电脑开始查阅，看到了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文化管理专业还在招硕士生，就立刻投递了申请。5月份，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小北辞职，把房子租出去，住进了酒店。

说起为什么会坚定地选择住在酒店，周芹想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名叫《拆掉思维的墙》。到现在，她仍能记得这本书里写的一句话：“从职业发展来看，一套房子毁灭一个梦想”。

周芹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的核心特质之一，是工作不受地理条件和时间限制，但在此前提下可以选择性地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生活。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挣脱刻板、规训和既定的藩篱。居住在酒店，过一种临时生活，在她看来是对梦想的保护，背着的黑色双肩包，带着电脑和耳机，她可以随时离开。

周芹期待的“游牧”式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2018年，她从新闻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一家新媒体工作，日常工作内容是输出一些品牌新媒体文章，她称这份工作为“写软文的”。有时，安排的任务是写出看似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写作方向是早已安排好的通稿。在新媒体营销中，洗稿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她需要在领导的授意下抄袭一些头部或者竞品公司的文章，领导告诉她，这是“拆分爆款”。

除了对工作内容抵触，周芹需要无条件服从公司的纪律规范。新媒体公司加班严重，但无论加班到多晚，公司要求员工每天必须在早上9点前上班打卡，迟到者会受到批评。公司内部，她面对的竞争者众多，“他们更年轻，学历好，工作能力也强”，她觉得焦虑，总担心自己被开除。在和领导的沟通中，领导也以打压式沟通为主。从校园走向社会，虽然周芹早已做好了“硬着陆”的准备，但这一次的工作经验和她未能成熟应对的“社会规则”还是让她感受到痛苦。

她会记得工作中领导的问话语气，在每天结束时反复琢磨其中蕴含的情绪。“这种觉得自己不被信任的感觉，像是我体内的木马程序，每当遇见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应激反应”。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比较惨的时候，会选择一些社会告诉你的正确做法。”带着这份失败感，周芹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阳，开始同时准备考公和考研。双双失败后，2022年，周芹回到北京，决心调整自己，她开始居住在酒店，迈入“做自己”的艰难跋涉之路。

周芹长住在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酒店，卫生间里没有周芹的私人用品，她使用大量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用品生活。新京报记者杨柳摄

一些新的可能性

2022年初，周芹回到了北京，在一家青年旅舍住下。在这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年轻人入住，他们会在饭后讲述自己的故事，弹着吉他举行小型客厅的演奏会，会一起看全英文音乐剧《汉密尔顿》，相互推荐工作。周芹觉得自己在准备考研和考公期间放弃的，那些她最在意的东西又都回来了。

但青旅不可能一直住下去，高强度地暴露在社交环境令人疲惫，2022年4月，周芹搬去了更具个人空间的酒店。

2022年5月，北京疫情中，周芹成了密接人群，隔离结束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自己，她选择了一家均价在300元左右的快捷酒店。因为价格昂贵，第二天，她搬去了附近一晚只要150元的酒店。因为曾是“密接”的身份，她的房间被安排在了楼道的尽头，并且她被要求不能随意进出房间。面对不公正的对待，周芹拿上全部的行李来到前台退房。

这是第一次，周芹意识到，住在酒店并不意味着“说走就走”的自由。拥有自由的幻境破碎后，非常偶然地，6月份，她刷到朋友的一条朋友圈，照片里，朋友养的猫咪慵懒地躺在一床被子上，被子是最普通的格子花纹。猫咪可爱，画面温馨，周芹在朋友圈下面评论：“好羡慕你有自己的被子。”朋友回复她：“难道你没有自己的被子吗？”

身边的被子是酒店里一客一换、带着轻微消毒液味道的白色被子，周芹回复朋友，“我有，但那不是我的。”

像这样感受到孤独的时刻并不多。多数时候，周芹仍然享受在酒店里的日子，她仍然相信“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她列了长长的读书观影清单，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她看来，生活的尽头不是考公或大厂，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变成真正的“数字游民”。

研究生的课程从8月下旬开始，从五月到八月，小北度过了人生中最“无所事事”的一段时期。在此前33年的人生中，小北尽力做一个“不给父母添麻烦，不游手好闲，能让父母认可”的女儿，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因为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可取的，她鞭策着自己，在困局里失去了快乐。小北形容住酒店的日子像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觉得生活好像终于有了一些盼头，一些新的可能性，休息了很多，也对新生活展开很多计划。”

小北开始习惯自然醒，每天早上做三明治吃。中午在酒店附近闲逛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族茶休的时候，在办公楼下面，上班族们穿着正装，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抽烟，餐厅外面也排起了长队。因为赶时间，很多人只能打包外卖，即使有时间坐下吃饭，多数人都会点诸如烧味饭、牛腩面这些可以快速做好的食物。

小北一个人吃饭，经常和其他人拼桌，她能用余光看到身边人的手指不断地在手机上游走，在回复着各种消息。作为观察者，小北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她发觉自己拥有了太多奢侈的时间，“可以在任何时间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失去的知觉也在慢慢被找回。在酒店附近，小北最喜欢的一处是位于维港海滨的“油街实现”艺术空间。这座拥有红砖瓦顶的二级历史建筑有一座两层高的建筑作展览及活动用途，还有约3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展示大型户外艺术装置。在这个“城市中的艺术绿洲”，小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午后。她最喜欢的是叫作Fw/汩汩的艺术装置，仍记得初看时的震荡：在一个宽阔的房间里，她坐在中间条凳上，入座后，房间变得完全黑暗，极度安静，前几分钟，小北觉得自己丧失了所有的感官，而后，内心的感受却渐渐明晰。突然之间，从房间黑暗的一头有一个闪亮的光点，一路穿行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接着另一个光点又出发，每个光点的路线都有所不同，光点也越来越多，但是它们都去往了同一个地方。

在香港“油街实现”艺术空间，小北度过一个又一个午后。受访者供图

“能感受到一种自我的渺小，一种世间万物的殊途同归。”小北说。这个展览，她看了好多遍。直到建筑外绿地的颜色从苍翠转为多彩，落英缤纷，是秋天了。在泰国完成学业后，小北回到香港，再度住进了自己的家，像艺术装置里的小光点一样，在短暂的偏离轨迹后，它仍飞去了那个与千万人相同的归途，属于她的大道。停下脚步的这些时间，曾经的疑问也没有得到解答，但至少，小北说，她开始承认自己的脆弱。她终于触摸到曾经初到香港时，自己艳羡的那种轻盈。

新京报记者杨柳徐雪飞编辑陈晓舒校对卢茜

24岁辞职回乡，90后女孩带领贫困村变成美丽乡村

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奋斗者，正青春》，今天讲述90后女孩程桔带领一个“空心村”变成美丽乡村的故事。

程桔，1990年出生，24岁时毅然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乡当起了村党支部书记。8年来，她带领湖北省咸宁市大市村脱贫致富，把一个贫困村变成了旅游名村，把一个“空心村”建成了美丽乡村，并因此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村干部“三顾茅庐”

24岁女孩辞职回乡

大市村三面环山，曾是崇阳县远近闻名的贫困村，环境脏乱差、道路闭塞狭窄、年轻人流失严重，是个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当时村“两委”班子成员年龄都很大，急需一个有思路、能力强的年轻人带领大家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村干部们商议后，想到了在广州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工作的程桔。趁着程桔回乡探亲，村干部三次去她家做工作，犹豫再三后，2014年10月，24岁的程桔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家乡参加村“两委”换届选举并成功当选。

程桔对家乡的状况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回到村里的时候，进村的是一条4米宽的水泥路，有些地方还是土路。整个环境比较脏乱差，垃圾堆在垃圾池里两三年没有拖。村里那时候没村委会，就在渡槽的房管所里借地方办公。”

△程桔（左）与村民一起清洁村庄（受访者供图）

打通村里道路发展富民产业

要彻底拔掉家乡的穷根，必须有个整体规划。程桔把在写字楼里撰写项目方案的经验，灵活地运用到接地气的乡村工作上。虚心请教村里的老干部后，她为村里设定了“基础设施—产业—旅游”的整体发展规划。

△程桔与村民一起下地收花生（受访者供图）

“要想富，先修路”。一整套规划中，程桔将改善村里交通状况作为脱贫工作的切入口。然而她没有想到，修路并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村民不太愿意把土地让出来。“在上湾那条道路进行硬化的时候，有一户党员，这条道路正好从他的菜地里过。当时我多次到他家里，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然后得到了他的谅解，主动让出菜地，别人看到了也都愿意把土地让出来。”

在政策的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里的道路与主干道衔接上了，足够汽车来回穿梭，窄窄的河道也拓宽了。

路通了是第一步，村里发展什么产业好呢？通过请教专家，程桔决定依托村里的自然条件，建设猕猴桃种植基地、引进小龙虾养殖基地以及发展油茶等特色农业。

村民汪理军此前属于贫困户，为了给他引一条致富门路，程桔反复上门劝说。“听说我们可以帮他申请油茶苗的时候，他有点犹豫，怕之后资金跟不上。我们说帮他申请小额扶贫信贷，才慢慢打消他的顾虑。第二年油茶苗的成活率达到80%以上，顺利通过了验收，汪理军特别开心。他承包组里的荒山种了100亩，而且还带动了周边的5户贫困户。”

△程桔走访当时的贫困户庞啟佑，了解生活情况（受访者供图）

从小女孩成长为“小丫书记”

从修路到发展特色农业，从制定规划路线到挨家挨户走访，看着程桔忙上忙下的身影和村里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们发现，这个姑娘不娇气，能扛事儿，开始亲切地称她为“小丫书记”。

在“小丫书记”的带领下，大市村的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并于2016年成为咸宁市首批成功出列的贫困村之一。截至目前，村里共发展8个产业基地、5个小微企业和1个小康车间，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就近工作，部分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到村里。

△程桔（中）在扶贫车间（受访者供图）

大市村曾因出土国宝级文物——商代饕餮纹青铜鼓而闻名。现在，村里的渡槽、古树、古民居被重新打理后，成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产业兴旺、旅游起步，曾经的“空心村”完全变了样。2018年，程桔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的干劲儿更足了。

小到处理村民之间的矛盾，大到为村里招商引资、为全国两会建议，扎根乡村8年的程桔有条不紊，但背后也总有压力。“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承担了我在这8年成长中所有的负面情绪。”

△程桔向老石匠庞西明了解石雕铜鼓情况（受访者供图）

如今，早已脱贫的大市村正在乡村振兴的路上阔步前进。作为领头人，程桔笑着说，虽然自己的皮肤比在广州时黑了几个色号，但心里的成就感、满足感多了好几倍。

【青春独白】

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炽热的心火。乡村工作千头万绪，但我坚信只要脚踏实地，一件实事一件实事地干，就一定能水到渠成。我将把乡村工作当成一项长期工作，致力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就业，让大家的腰包都鼓起来，生活更加幸福快乐。

监制丨王磊

审稿丨樊新征

记者丨朱敏彭照朱微兮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