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解析罪名》之：违法发放贷款罪

一、刑法规定

《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关系人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法规确定。

二、犯罪构成

主观方面：违法发放贷款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于其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是出于过失，这种过失一般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主体：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由中国境内设立的中资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服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及其他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上述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构成，其他任何单位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含外资、中外合资、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等）和个人都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客体：违法发放贷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具体是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

三、立案追诉标准

1、《公安部经侦局关于骗取贷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立案追诉标准问题的批复》

对违法发放贷款案（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关于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巨大”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经商该院法律政策研究室认为，尽管此类犯罪新的立案追诉标准正在起草、修改中，但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参考此标准中关于“数额巨大”的规定处理个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同意《立案追诉标准（二）》确定的数额标准。因此，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数额巨大”。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42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四、案例解读

最高法公布刑事指导案例第825号：1986年7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爱建信托成立，经营范围包括信托存款、贷款、信托投资等金融业务。1998年5月至2004年9月间，被告人马建平担任爱建信托总经理，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直接负责爱建信托的贷款等业务。2000年10月，被告人刘顺新曾因动用爱建证券巨额资金至香港炒股被套牢而急需资金用于解套，遂召集被告人颜立燕、陈辉、马建平三人一起商量。经商定，由颜立燕以其公司名义向爱建信托申请贷款，刘顺新、陈辉所在的爱建证券为颜立燕出具形式上符合贷款要求的质押证明，马建平利用其担任爱建信托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发放贷款，贷款资金用于炒股，三方共同牟利。2000年11月至2001午9月间，颜立燕以其实际控制的骏乐实业、达德投资有限公司名义向爱建信托申请质押贷款，质押物为颜立燕妻子张伟玲在爱建证券开设账户内所拥有的股票和资金。刘顺新、陈辉以爱建证券的名义，为上述账户出具了虚假足额抵押证明。马建平向爱建信托贷审会隐瞒了贷款实际用途以及质押物严重不足的情况，使贷款得以审核通过。其间，马建平还两次将贷款予以拆分，以规避其贷款审批权限不超过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亿元的规定，先后16次向骏乐实业、达德投资发放贷款共计9.6976亿元。2001年8月至9月间，马建平因担心直接发放给颜立燕公司的贷款金额过大，违规贷款行为容易被发现，遂与刘顺新、颜立燕商议，由陈辉等人操作，以爱建证券下属的方达公司作为平台，爱建信托与方达公司签订了虚假的《信托资金委托管理合同》，将爱建信托4.289亿元资金划至方达公司的账户，然后在无任何质押担保手续的情况下，再将上述资金划转给颜立燕实际控制的公司。经审计查明，在爱建信托发放的总计13.9866亿元资金中，划至境外炒股的资金为4.8亿余元；颜立燕及其亲属用于境内炒股、出借、归还借款、提现等用途的资金共计4.5亿余元；划人爱建证券控制账户的资金3.1亿余元；归还爱建信托贷款本金1亿余元。上述贷款中，除归还5.8、亿余元外，尚有8.1亿余元贷款本金没有归还。

人民法院认为：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且构成共同犯罪。四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应当分别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刘顺新系违法发放贷款的起意者，并纠集各被告人共同策划，且具体实施了出具虚假质押证明的行为及实际使用了部分违法发放的资金，应当认定为主犯；马建平作为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担任爱建信托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法发放贷款，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也应当认定为主犯；陈辉在刘顺新的指使下参与违法发放贷款，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同时鉴于陈辉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对陈辉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颜立燕在刘顺新的纠集下，为使用资金参与共谋，并实际使用了部分违法发放的资金，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同时鉴于颜立燕在一审宣判前能够退赔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有悔改表现，依法可以对颜立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依法判决，被告人刘顺新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马建平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陈辉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颜立燕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解读：从爱建信托的资金流向看，难以认定系给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个人；从爱建信托资金的流出方式看，主要是通过贷款形式发放，故目前证据不宜认定四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颜立燕具有非法占有爱建信托资金的目的，难以认定爱建信托受到欺骗，故认定被告人颜立燕、马建平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

马建平作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明知质押物不足，贷款资金用于炒股的情况下，利用其担任爱建信托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化整为零及操控贷款审查等方法，将贷款发放给颜立燕，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刘顺新等其他同案被告人与马建平具有违法发放贷款的共同犯罪故意，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其行为亦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同犯罪。

五、律师解析

就本案涉及案情，如何在发放贷款案件中如何把握挪用资金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界限？

最高法公布刑事指导案例第825号认为：四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上述规定表明，如果行为人挪用的单位资金没有归自然人使用，或者行为人没有以个人名义将资金挪用给其他单位使用，就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本案四被告人的行为恰好属于这一情形。

(1)认定被告人马建平以个人名义将爱建信托资金借贷给其他单位证据不足。无论马建平是以贷款形式还是以委托理财形式将爱建信托资金发放给颜立燕实际控制的公司，都是以爱建信托的单位名义，并非以其个人名义。

(2)认定四被告人共同挪用资金给个人使用的证据不足。一是本案直接取得贷款的主体系骏乐实业和达德投资，两主体均具有法人资格。虽然两公司均由颜立燕实际控制，但是在公司法中已明确，即便是一人公司，在合法地位的情况下，将上述两公司认定为“个人”行为于法无据。二是四被告人在贷款前的共谋表明，骏乐实业和达德投资只是取得贷款的平台，贷款的真实目的是用于香港炒股，为爱建证券在香港的股票解套，而非给个人使用。三是从贷款的实际流向看，骏乐实业和达德投资从爱建信托取得的9.6976亿元与4.289亿元两笔资金中，1.04亿余元用于归还爱建信托涉案贷款本金，3.1亿余元流向爱建证券，3.83亿余元流向爱建房产、爱和置业等与骏乐实业、达德投资具有资金业务往来的公司。此8亿余元均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所用。四是流向香港的4.82亿余元，表面上是以颜立燕在香港

设立的公司名义用于炒股，但是从四被告人共谋贷款的目的以及爱建证券主动承担骏乐实业、达德投资欠爱建信托的贷款等证据来看，不能排除此笔资金实为爱建证券所用。

刘浩，河南泰豫恒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法新团队核心成员。曾在金水区人民法院从事法官助理工作。执业后参与办理逾百起诉讼案件，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秉承依法执业及服务当事人的宗旨，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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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辉｜骗取贷款罪立案定罪标准新变化与适用

作者李耀辉

在民营企业家的犯罪体系中，骗取贷款罪是民营企业家的犯罪高发罪名，是悬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骗取贷款罪进行了修正，提高了入罪门槛，近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修订后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骗取贷款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向《刑修十一》看齐。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说明》）：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实践中反映的突出问题，及时对刑法作出调整。”其中之一是对骗取贷款罪做了修改，“修改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入罪门槛规定，对由于‘融资门槛高’、‘融资难’等原因，民营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在融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违规行为，但并没有诈骗目的，最后未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7月发表于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指出：

二是依法慎重处理贷款类犯罪案件。在办理骗取贷款等犯罪案件时，充分考虑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实际情况，注意从借款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属于明显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是否与银行工作人员合谋、受其指使，是否非法影响银行放贷决策、危及信贷资金安全，是否造成重大损失等方面，合理判断其行为危害性，不苛求企业等借款人。对于借款人因生产经营需要，在贷款过程中虽有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实际损失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

按照《刑修十一》以前的法律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数额100万以上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就可以骗取贷款罪立案追诉了。

2021年3月1日颁布施行的《刑修十一》，对骗取贷款罪进行了修正，将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修改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通过比较可知，《刑修十一》删除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规定，骗取贷款罪由行为犯和结果犯都予以处罚，直接改为了只处罚结果犯，即给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损失才值得科处刑法。

换言之，骗取贷款罪的成立，要求必须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并未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则不构成本罪。

刑法修正案（十一）

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修改对比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2010立案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予以立案。

以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贷款数额一百万元以上的入罪，就是《刑修十一》第十一条删除了修正案（六）中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显然2010年立案标准与《刑修十一》对本罪的修改相抵触了。

2022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修订后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2022立案标准”），“第二十二条〔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这就更加明确了只有在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五十万元以上的损失时，才能对骗取贷款罪立案追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陈岩骗取贷款请示一案的批复》（【2011】刑他字第53号

“骗取贷款罪，虽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应以危害金融安全为要件。被告人陈岩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从银行获取贷款的数额特别巨大，但其提供了足额真实抵押，未给银行造成损失，不会危及金融安全，因此，陈岩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有其他严重情节”，不构成犯罪。”

该罪的第二档升格的法定刑适用条件仍然保留了给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两种情形。那么实践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虽然全部归还了贷款本息，没有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但是以欺骗手段取得数额特别巨大贷款的情况下，能否成立本罪，并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加重法定刑的规定？

要准确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法理上解读，二是从立法的本意上解释。

从立法本意上看，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安全。《刑修十一》下的骗取贷款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是造成金融机构重大损失，这就表明立法上更加关注金融机构因为骗取贷款行为所遭受的财产被侵害的状态。

从法理上看，没有不成立基本犯的情节加重犯，成立情节加重犯一定是建立在成立基本犯的前提下。本罪第一档法定刑是基本犯，第二档法定刑规定属于情节加重犯，基本犯的成立需要给金融机构造成经济损失，如果没有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就不会成立情节加重犯适用第二档法定刑。

对于发放贷款而言，是否有真实、足额的担保对于保障金融机构资金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当事人利用虚假贷款资料所取得数额特别巨大的贷款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但是提供了真实的足额的担保，完全可以得到足额清偿，不会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即便银行将担保物“变现”需要经过提起民事诉讼等程序，也不能就此认定其有重大损失，照此就不能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自然就谈不上适用第二档刑的问题。

笔者在办的一件骗取贷款案，检察机关指控四起犯罪事实，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刑修十一》颁布实施了，此时只要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不再构成骗取贷款罪。

本案指控的四起骗取贷款犯罪事实，均没有证据证实给金融金融造成了任何直接经济损失。其中两起贷款均按期已结清，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另外两笔贷款均提供了足额、真实担保。虽截止案发前仍有贷款未还款，但是该两笔贷款在案发时未到期，且有真实的担保物和足够资金可以清偿未到期贷款，这种情况不能认定对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目前案件还在诉讼过程中，《2022立案标准》于2022年5月15日开始施行。显然《2022立案标准》对被告人更有利，那么本案能否适用《2022立案标准》呢？

《2022立案标准》是最高检、公安部依据《刑法》制定的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是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在制定《2022立案标准》时就已经参照了两高正在研究起草的司法解释，可以说与目前司法解释最新稿的规定保持一致。

根据两高《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规定，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适用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详言之，第一，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第二，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对于骗取贷款罪，《刑修十一》删除了“其他严重情节”规定，《2022立案标准》将该罪立案追诉标准由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二十万元提高至五十万元，那么对于《2022立案标准》实施前发生，但适用《2022立案标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2022立案标准》，即只有对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才能追诉定罪。

因本案的四起指控骗取贷款罪均不能成立，检察机关可以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第（六）项规定，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导致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撤回起诉，或者以因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为由，单独撤销对骗取贷款罪的指控。

非法经营罪（高利放贷型）释义

小编/曾庆鸿律师

一、罪名规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年10月21日施行）第一条第一款：“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二、犯罪构成解析

（一）违反国家规定

1998年6月30日国务院令第247号《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第五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显然上述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从事发放贷款属于金融业务活动，须经人民银行批准。否则，按照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处理。

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12月26日《关于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非法经营案的批复》（2012）刑他字第136号：“我院经研究认为，被告人何伟光、张勇泉等人高利放贷等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此类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尚无明确规定，故对何伟光、张勇泉等人的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对个人发放贷款行为没有适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非法发放贷款行为仅适用于金融机构，而不能适用于个人是有依据的。

（二）公开性、经常性：时间和次数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第三款：“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

（三）情节严重即立案追诉标准

第一种情形：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的非法放贷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但单次非法放贷行为实际年利率未超过36%的，定罪量刑时不得计入：

（一）个人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2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放贷数额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违法所得数额累计在80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累计在400万元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放贷对象累计在5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放贷对象累计在150人以上的；

（四）造成借款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

第二种情形：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对象数量接近“情节严重”的数额、数量起点标准，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2年内因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的；

（二）以超过72%的实际年利率实施非法放贷行为10次以上的。

前款规定中的“接近”，一般应当掌握在相应数额、数量标准的80%以上。

第三情形：黑恶势力非法放贷的，据以认定“情节严重”的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对象数量起点标准，可以分别按照第一种情形中相应数额、数量标准的50%确定；同时具有第二种情形规定情形的，可以分别按照相应数额、数量标准的40%确定。

三、无罪辩护思路

1.仅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出借资金。

2.放贷年利率小于或者等于36%，则依法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3.2019年10月21日之前施行的高利贷行为。

4.民事主体间进行借贷情形非常普遍。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对于自然人借贷，企业发生借贷行为的概率更高。因此，一般情况下，企业运营中发生数次借贷行为，实属正常，与职业放贷所强调的“反复、多次”有本质不同，故不宜轻易将其定义为职业放贷，以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终1777号

5.上诉人林某甲负责管理的宜信普惠福清分公司只是为借款人和出借人唐某甲牵线搭桥，提供中介服务。原判将“宜信普惠公司”这种经营模式和经营行为界定为刑法打击的对象没有法律依据。原判认定上诉人林某甲犯非法经营罪于法无据。案例索引：福州市中级法院(2014)榕刑终字第741号

小编：曾庆鸿律师

2019年10月25日第一稿

2022年12月1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