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创新建立司法协助机制，加快化解处置银行不良贷款

记者尚青龙

为进一步加快青岛市银行机构不良贷款化解处置进度，日前，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主动对接市中级法院，创新建立司法协助化解银行不良贷款合作机制，共同维护金融生态环境安全稳定。

近期，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杨伟伟带队赴青岛市中级法院拜访对接，双方围绕加强政府部门、司法部门、银行机构等的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进一步提高不良贷款涉诉案件立案、审理、执行、结案效率等有关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青岛市中级法院表示将给予积极支持，共同加快不良贷款案件处置进程。

随后，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在充分梳理的基础上，再次带领相关银行机构奔赴青岛市中级法院，与执行局相关领导及具体办案法官召开协调会议。与会各方围绕部分重点不良贷款诉讼案件进行了逐项对接，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深入剖析案件难点堵点，积极研究化解推进路径。

目前，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与青岛市中级法院已建立起顺畅、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首批重点不良贷款项目化解进程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青岛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继续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化解方式、形成多方合力、加快处置进程，加大银行机构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为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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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登中心：政策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的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

北京商报讯（记者孟凡霞李海颜）5月26日，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发布《不良贷款转让试点业务年度报告（2021年）》（以下简称《报告》），回顾试点开局之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总结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两类业务试点情况，并对2022年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发展进行展望。

《报告》指出，2021年77家机构已在银登中心开立账户540个，当年已成交试点业务本息费合计186.48亿元，当年累计为商业银行处置7969户、27913笔不良贷款。

具体来看，在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方面，《报告》显示，2021年，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成交144单，对应不良贷款144户475笔，未偿本金合计114.75亿元，本息费合计138.92亿元，转让价格合计80.30亿元，平均本金回收率69.98%，平均折扣率57.80%。

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方面，《报告》提到，2021年，批量个人业务成交45单，对应不良贷款7825户27438笔，未偿本金合计17.73亿元，本息费合计47.56亿元，转让价格合计2.23亿元，平均本金回收率12.57%，平均折扣率4.68%。

据了解，2021年，银保监会、财政部等管理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不良贷款风险指示精神，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手段，批准同意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以试点方式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开展。

展望2022年，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表示，2022年，政策对不良贷款转让试点的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管理部门正在研究进一步放开参与试点的机构和不良贷款范围，一些长期困扰市场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制度和拨备制度，二者发展日久，影响深远

建国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演进，可以主要划为2个时期：

一个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银行监管（1949一1977年），主要以照搬前苏联的金融管理模式为主，实行人民银行在银行监管全面主导的模式，主要采取计划调控的方式；

二是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的银行监管，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

1949至1955年，我国中央政府陆续对各类银行进行接管，并入当地人民银行进行统管，从这之后一直到1977年，全国银行业实际上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银行。

1977年1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1978年之后，农行、中行、建行、工行先后恢复、独立、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正式开始只行使我国央行职能。

1986年交行组建成功，之后，中信、招行、深发展、兴业、广发、光大、浦发、华夏等股份制银行相继成立，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运作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

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我国意识到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性和必要性，提出必须加强信贷管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等，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挤兑风波后，中央对四大国有银行注资，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2000年5月，中国银行业协会成立。

2001年加入WTO后银行业逐步与国际接轨，监管体系也进一步完善逐步并逐步与国际接轨，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

2004年至2007年，我国银行业监管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也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监管经验，一步步形成了具备我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框架，完善了由资本、资产质量、信用和市场风险等审慎监管指标构成的监管体系，使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更加规范及稳健。

我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经历过多次风险集中爆发的情况，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也经过历次变革完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接轨，

同时，由于我国治理层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我国银行业监管，也日趋严格和精细，我国银行业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管更加审慎。

2011年，根据我国经济周期特点和商业银行发展情况，监管层科学的设计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拨备比／拨备覆盖率等监管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银行业监管，相比国际监管更加注重拨备指标的监管指标，体现出审慎监管的思路。

2012年以后，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期货等行业在如何规避监管，实现银行资金出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创新”，很长时间我国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经营、同业业务、理财业务及互联网金融等，出台一系列监管政策，对监管政策进行强化和细化。

2017年中央经济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要切实做好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

随后我国银行业监管掀起监管风暴，罚单数量和罚单金额呈倍增长，我国银行业正式迎来强监管时代，在审慎监管体系下，有效防控化解风险，成为我国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之一。

纵观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简单粗矿到逐步精细完善的过程，我国监管的发展既积极与国际先进的经验接轨，又体现出较强的中国特色，更加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运作和发展。

当前我国银行业监管政策，更加切合治理层在防控风险方面的宏观调控指引，在宏观审慎监管的背景下，银行通过拨备管理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显得更加意义深远。

拨备制度发展历程我国贷款拨备制度的演进总体上历经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按单一比例计提。1986年，我国首次提出需要建立贷款拨备制度，1988年，财政部规定银行在每年的年初计提一定比例计提呆账准备金，计提基础基于各类贷款年初余额，计提比例1‰至2‰。

如此之低的拨备覆盖程度，加之没有充分考虑企业规模、行业、经济周期等重要因素，统一划定计提比率，这样的拨备制度过于流于形式。

该制度在1992和1993年进行了改革，将计提比例提高至按照1％的比例差额计提，把计提时点和计提基数也相应调整。

第二阶段：按贷款质量分类计提。2002年，监管规定对贷款风险分类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计提比率，其中，正常类无计提要求；关注类计提比例为2％；次级类计提比例一般为25％；可疑类计提比例一般为50％；损失类计提比例为100％。

第三阶段：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监管进行了反思与改革。

我国银行业监管采用了新的监管原则，2011年银行业监管在《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中提出，同时监测贷款拨备率（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指标，强制要求拨贷比指标不得低于2.5％的监管红线，拨备覆盖率指标，不得不低于150％的监管红线。

第四阶段：增加动态拨备计提。我国银行业监管开始借鉴西班牙的动态拨备制度，2012年颁布《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规定银行，除了需要按照贷款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结果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为损益外，还应该充分运用动态拨备原理，计提一般准备在出现风险时利用已经积累的拨备来吸收资产的损失，这是一种逆周期思维的贷款拨备计提方法。

第五阶段：运用“预期损失模型”。2017年，新的金融会计准则，不再使用原有的“已发生损失模型”计提减值，贷款减值模型变更为“预期损失模型”，同时新准则采用的分类的方法为“三阶段”法，按照不同的损失阶段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计提减值。

2018年，我国银行业监管为了鼓励加大不良处置力度，适当放宽了拨备监管条件：

将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指标的监管要求，分别由150％和2.5％放宽至120％至150％和1.5％至2.5％。拨备监管政策的放宽给商业银行进行了松绑，有效加快了不良处置进程。

2019年，财政部对银行拨备计提上限做出限制，要求不得超过监管要求最低标准2倍，超出部分需在年底，全部还原成未分配利润再进行分配。

分析认为该规定主要限制了我国商业银行，过分利用拨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对利润分配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研究分析我国拨备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拨备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环境下进行的。

在贷款拨备制度的建立和不断改进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发重视银行利用拨备防范化解风险的必要性。

拨备管理既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监管层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监管针对拨备的调控越来越频繁，商业银行也应该更加重视拨备管理相关工作，不能再仅仅被动的机械的接受拨备余额、拨备覆盖率、拨贷比等结果性指标。

而是应该通过对机构设置、模型设计、政策安排等优化拨备管理，通过拨备管理在资产的前端选择、中端控制、后端处置等均实施有效手段，使商业银行拨备水平满足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我国拨备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我国最初的拨备制度，主要是有了拨备的意识，真正的计提却流于形式，很难对商业银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当时的计提比例仅为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二，如此低的拨备覆盖程度，较难发挥实际的风险补抵作用，当时我国商业银行，还是以国有五大行为主，管理相对欠规范，积累了较多呆账坏账，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层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

1998年陆续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化解历史不良贷款，在这之后监管层逐步意识到，拨备制度的关键作用，2002《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明确了五级分类的拨备计提要求，对贷款风险分类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计提比率。

其中，正常类无计提要求；关注类计提比例为2％；次级类计提比例一般为25％；可疑类计提比例一般为50％；损失类计提比例为100％。

但这样依照固定比例的计提要求，只是被动的按照贷款五级分类机械的进行，很难起到真正防范风险的效果，因此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意义仍然有限。

我国拨备制度，真正意义上对商业银行产生重大影响，应该开始于2011年，2011年银行业监管在《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中提出，同时监测贷款拨备率（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指标；

强制要求拨贷比指标，不得低于2.5％的监管红线，拨备覆盖率指标，不得不低于150％的监管红线。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换算关系：不良率＝拨贷比／拨备覆盖率。

因此，在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超过1.67％时，只要满足拨备覆盖率指标达标即可；当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低于1.67％时，只要满足拨贷比指标达标即可。

因此商业银行的不良率维持低位时，拨备计提只要按照贷款余额比例计提充足即可，但是当不良率攀升，那么拨备覆盖率的压力将会加大。

因为拨备作为资产的备抵科目，只要计提便会冲减当期利润，尤其当经济处于下行时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显著增多。

这时，监管需要管控拨备指标，股东又需要保证利润，这使得银行的管理者，将直接面临监管和股东的双重压力。

因此，我国银行业监管的这一拨备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影响较大，等于给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带上了紧箍咒，我国商业银行经常面临不良、拨备、利润等指标的多重压力。

我国银行业监管在2011年，对拨备指标的监管设计，体现了“以丰补歉”的理念，旨在引导商业银行在经济形势好的年份加大拨备储备，以备能够在银行风险暴露后，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有效化解不良。

但是，在2012年前后，我国银行不良集中快速的爆发，不良的攀升速度十分迅速，之前储备的拨备由于大量用于核销，拨备储备被迅速冲减。

处于股东对利润要求和监管对拨备要求的双重压力下，一些不良率较高的商业银行，产生了各种监管套利行为，比如利用借新还旧、转贷、或者虚假打包等手段，掩盖真实的不良贷款或虚假压降不良贷款，埋下了诸多风险隐患。

2018年，我国银行业监管为了鼓励加大不良处置力度，适当放宽了拨备监管条件：

将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指标的监管要求，分别由150％和2.5％放宽至120％至150％和1.5％至2.5％。我国监管这次对银行的松绑，让许多银行加快了不良处置节奏，逐步从不良困扰中走出，资产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开始为后续发展积蓄能量。

但有许多商业银行，仍难以达到放宽后的监管要求，尤其是许多中小城农商好，长期拨备水平不达标，而且不良反应不准确，资产质量仍然堪忧，后续的经营风险仍然较高。

疫情期间，监管层将部分中小银行等的拨备覆盖率和拨贷比指标，分别放宽至100％---130％和1.5％---2％。

这是疫情期间的临时性政策，根据此项政策，部分机构推测我国2020年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能够实现增加信贷资源超过7万亿。

可见我国银行业监管对拨备监管指标的调整，具备宏观调控属性，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意义深远。

通过上述分析，拨备政策在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对利润、信贷规模、不良处置、资本等均产生重大影响，拨备政策对商业银行整体发展，具备重要的指引和调控作用，拨备政策对宏观金融风险防控和经济调控，也具备重要作用。

近几年监管层频繁的运用拨备政策进行调控，商业银行应该更加重视拨备管理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