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服务业发展存在历史歧视 金融占GDP比重不能简单看待

“服务业发展是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要想发展好，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过去统计体系遗留下的对服务业的歧视，和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11月12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表示，服务业作为经济转型的努力方向，存在历史歧视问题，以及统计学上的低估，而这可能造成中国GDP的低估，和对GDP结构转型的低估。

谈及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适？周小川认为，金融业占GDP比重的统计应该使用收入法。此外对金融占比过高是否意味着泡沫化、而且会形成自我循环的担心是有必要的，但还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简单看待。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生关系，且金融有助于收入再分配。

服务业发展存在历史歧视

周小川指出，2018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从全球横向对比来看，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也是我们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谈及服务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周小川表示，作为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对服务业的歧视问题。如用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但国民收入、MPS统计体系等都对服务业有所歧视。全国许多地方提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也需要推敲是否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产业偏向。

有人分析，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比较快，服务业生产率提高比较慢，当国民经济转向服务业的时候，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下来。周小川对此并不赞同，并指出这里涉及统计问题。

服务业还存在价格管制和难以统计的问题。例如如果某个服务业的子行业，例如医疗行业，有一部分是被当作公共品，处于价格管制的状态，另一部分是由民间提供，这个行业最后产出将为统计带来很多困难。周小川表示，一些服务行业管制的越多，可能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也会给第三产业带来侵蚀。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变化，决定了国民经济的结构，同时决定了汇率，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如餐饮、理发等相当多的服务属于不可贸易品，要认识到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的规律，减少对价格的过度管制。

周小川指出，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强国，服务贸易还存在逆差，逆差的数字较大且上升较快。当前全球正在进入贸易谈判、WTO改革，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重构阶段，服务贸易是现代贸易谈判里的主要焦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

服务业生产率统计难GDP结构转型被低估

与已逝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观点类似，周小川认为，服务业的国民账户统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理论上说GDP统计应该反映生产率的变化，但是服务业的生产率却很难反映，可能导致低估。这就可能造成对GDP的低估，以及对GDP结构转型的低估。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对城镇化重要性的低估、对投资回报率的低估等。同时，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也会受到影响。

对GDP的统计难以反映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周小川以中韩餐饮为例，解释中韩餐馆服务员忙碌程度可能差不多，但韩国菜单简单，中国菜单丰富，且营业时间更长。但如何衡量生产率？中国服务人员平均月工资2000元，在韩国则是2000美元。

所以，我们的政策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调节，以扭转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模糊概念或认识，进而帮助服务业的深入发展。

以科技发展与服务业关系为例，周小川表示，我们的政策文件强调IT对于传统工业改造和新兴工业的作用。但实际上运用IT最大、成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究竟我们更希望巩固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比重？还是更加看重未来就业的倾向更多在服务业？”周小川指出。

金融服务业GDP占比过高了吗？

去年一季度时，金融业在GDP的比重超过10%，曾引发担忧，进而引发出一个讨论：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适？是不是比重多了，就是一种泡沫，比重低了，就是金融深化还不够？

周小川指出，金融在GDP中占比的统计存在技术问题，金融GDP只能通过收入法才能够看清，但季度统计一般是用金融业的产值乘系数、M2增长、市场交易量等来统计。

周小川表示，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产生的价值包括支付类、存贷款类、交易类（比如帮助大家买股票、债券、理财产品）、顾问类及其他（投资顾问，理财顾问）。因此，金融占GDP的比重很大程度上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与实体经济也是共生的关系。

因此，周小川认为，对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是不是这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脱离实体经济的担心是有必要的，但还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简单看待。

周小川认为，金融业起到了收入再分配作用，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贷款项目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的分配效应，在这种分配效应中，住房抵押贷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

服务业投资空间潜力大

周小川提到，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家会感到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因为有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有整体投资的机会在减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性是投向服务业。

但在服务业投资上有一些空白市场存在准入问题。周小川坦言，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但产业发展和安全之间应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体产业的发展，从而稳定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安全。不过这确实很难用绝对的标准来划分。周小川同时表示，部分行业在国内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顺利发展，有可能会导致资本的外流。

周小川总结表示，服务业有很大发展空间，但前提是不可贸易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会带动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要想发展好，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过去统计体系遗留下的对服务业的歧视，和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要认识到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的规律，要减少对价格的过度管制；要关注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要在经济中消除某些价格扭曲现象，给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要关心服务贸易，关心服务贸易涉及到的服务品价格以及涉及到的汇率问题。此外，也要关注统计，以及过去统计方法上可能产生的失真现象。

以下为周小川发言实录：

周小川：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早上好。很高兴再次参加《财经》年会，同时，也预祝《财经》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让我做一个讲演，少讲空话套话，找一个题目讲一讲。我猜想格林斯潘和朱民会把宏观问题主要的内容都讨论过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经济结构上的问题，讲讲服务业发展的问题。

都知道，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为此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国务院下达过多次文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也是我们补短板的一个重要方面。到了去年年底，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同时也预示着，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是我们结构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按照我们现在的GDP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服务业有很多人估计可以到60%，甚至更高一点。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可能比其他许多行业高。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发展的空间，比如电动汽车，但那个空间是多大的百分比，这个空间又是多大的百分比，大家可以看到空间的大小。为此，我们也需要看，寻找原因，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从而实现服务业更快速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也减少过去对制造业依赖过多，对货物出口依赖过多，以及对环境上造成压力过大的问题。

我们说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存在着历史上对服务业的歧视，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在座可能有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我们学经济学，从统计上来看，用的不是GDP，GNP，用的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从前苏联体制上遗传下来的。国民收入表示经济发展的程度，增长等等，国民收入里不包括服务业，认为服务业是不产生价值的。

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对于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过去我们叫MPS，物质生产统计体系，后来转为了国民账户体系。这个转变过程服务业、制造业、农业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我们有些历史上的比较，说到GDP跟解放初、解放前怎么比，其实你要知道解放初30年，我们执行的就不是GDP，要想把那时候的GDP找出来要做很多折算，而这些折算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不可靠的，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么统计的。

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标必然是歧视服务业发展，其实这种历史遗传的东西，我们是不可小视的，虽然我们已经改革开放40年了，很多东西已经纠正了，但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遗留。它涉及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也涉及到就业的选择，大家就业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偏向。此外，联系到价格体系，受歧视的部门的价格往往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联系到税收，就是国民经济的税收究竟依靠什么。

假如今天晚上给你演一台节目，不是为了你欣赏这个节目，而是为了你休息好，放松一下，以便明天能够更好的进行物质生产。以物质生产为目标的导向，是这么解释的。话说回来，服务业有可能超过GDP的一半了，在国民经济中，如果是一半一半，两边说都可以的，可以说追求服务业的发展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产，也可以说更好的物质生产是为了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看一下第三产业的比例关系。

应该说中国的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还是很快的，但也是有短项的。从几个主要的服务业行业来看，比如餐饮，中国的饮食有丰富的文化，我们饮食业的附加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的教育普及程度是相当不错的，受教育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的医疗卫生，虽然大家还有很多意见，但你观察平均预期寿命，我们的上涨是相当快的，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现在大概是平均预期寿命77岁。我们的交通、金融、IT和社交网络、批发零售，如果做一个横向比较，人家会觉得好像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像52%，是不是有可能低估，后面会谈到为什么统计可能会有经济理论上的问题。

另外，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存在着价格管制。理论上说，如果某个服务业的子行业，有一部分是被当作公共品，处于价格管制的状态，另一部分是由民间所提供的，这个行业最后的产出应该怎么统计呢？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和IMF对统计的定义，就应该按市场一轨的价格统计，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这些呢？技术上还是需要探讨的，还是有些做不到的。比如看医生，动手术也需要给红包，虽然大家都力主说不应该给红包，但真正过日子的人都知道，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这个红包是统计不进去的，所以现在的统计方法是有困难的。

从教育来看，教育是服务业的一个大项，现在的小孩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补习班，可能费用都是相当不菲，但统计起来也有问题。

在信息科技方面，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务，但这些信息服务有很多都是免费的，也涉及到当前对这些免费的服务应该怎么进行统计，估值。这些免费，有的是真免费了，有的是交叉补贴，也就是从别的方面赚来的钱，比如从广告费用赚来的钱来补贴信息服务，这些都带来了统计的问题。

存在价格管制，如果管的越多，可能你看见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有时候有一个互补关系。同时，它也可能带来对第三产业的一种侵蚀。我们看到全国各地，有些地方主要的口号是重振制造业，但我觉得要区别看的，有些地方确实制造业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有重振的机会。但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还是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产业偏向。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服务贸易是逆差，而这个逆差的数字比较大，而且上升的比较快。当前全球正在进入贸易谈判、WTO改革，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服务贸易是现代贸易谈判里的若干主要焦点，因此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的。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过去也在其他场合提过，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贝拉·巴拉是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他们早期做研究的时候另外有一种划分，出了一二三四产业以后，把经济分为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不可贸易品主要是服务业，因为多数服务业在那时候是不能进入贸易的，但这个划分确实跟一二三四产业稍微有一些差别，在早期差别不是很大，一二产业绝大多数都是可贸易的，但也有个别不可贸易的，比如电力，跨国边境，如果没有电网是输不过去的。热带水果，运输条件不行的时候，拉过去就烂了，也变成不可贸易品。服务品多数都是不可贸易，这种情况在变化。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变化，决定了国民经济的结构，同时决定了汇率，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所以这还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

后来交通发展和电信网络改进，90年代下半期出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过去“世界不是平的”，好多东西是没法交易的。世界是平的，首先说到服务有好多开始变得可贸易，其中一个就是生产作为一种服务，挪到了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医疗，片子可以传到其他国家，看完了再把结果传给你。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但那时候看，还没有大规模、比较全面的影响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仍有相当多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比如餐馆服务，不可能在北京吃到世界其他国家当时做的菜肴，理发，虽然可以在互联网上约某个其他国家的理发师，但理发最后是不能在那儿实现的，服务业仍在很大程度上看成不可贸易的产品。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服务业的发展究竟效率怎么样？我们有的同志做出分析，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比较快，服务业生产率提高比较慢，当国民经济转向服务的时候，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下来，其实这里也有统计的问题，究竟如何衡量服务业实际效率和名义效率，实际上服务业价格往上涨的速度一点不比可贸易品的物价上涨慢，基本上是一种同步增长，甚至有时候上涨的更快。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说，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越高，实际汇率上升也越快，当贸易产品部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时候，该部门的工资增长也提高，所以尽管在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许并不大，但这些其他行业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工资上涨，也会引起非贸易品对贸易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如果我们假定贸易产品的价格水平是一定的，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固定汇率情况下会引起非贸易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如果为了稳定国内物价而采取浮动汇率，就会引起汇率的上升。所以，无论怎种情况，都会使得实际汇率发生变化。

可能说的有点绕嘴，所谓汇率决定理论，其中有一个说的是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比价关系，这个东西决定汇率，这是一种解释，当然汇率的解释有多种，也有一种从国际收支平衡，也有人说商品的综合评价比较决定汇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里头涉及到这样一种汇率的观点，同时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工资也照样上去，因此在统计上最后进GDP，虽然大家说GDP是实际的，不是名义的，但实际统计来看，很多由于可比性的问题，大量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了GDP。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升的过程中，服务业比重都提高的非常快，可以说是惊人的快，中国也许也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今年6月份不幸看到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去世了，他在去年还是前年，曾经专门讨论了一个问题，服务业的国民账户统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理论上说GDP统计应该反映生产率的变化，但是服务业很难反映，这跟我们的观察有很相近的地方。我记得2010年G20在韩国召开，我们去韩国很多趟，韩国餐馆的忙闲程度跟中国餐馆忙闲程度差不多，一个人能够管几十个人吃饭，但它的菜单很简单，塑料薄膜压的一页纸，有的餐馆好点，正反面，有的还带照片，中国的餐馆都是一本，几百种的菜都能做出来，而且写的都挺密的。生产率怎么样呢？中国餐馆的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每个月2000元，在韩国是2000美元，而且很多城市晚饭没多少人吃，主要是中午，解释的一个方向是，主要看顾客是什么类型，顾客都是三星、现代的，收费就可以高，自己收入也可以高，既可以从劳动力流动选择和工资水平的变动来看，也可以从顾客收入越高、肯付的钱也越多，就像你去理发，一个月挣50的时候，你可能只愿意掏几毛钱去理发，如果现在是5000的收入，可能也愿意拿出1%左右的钱去理发。如果衡量理发员的效率，不说质量上的差别，投入品的差别，一天大概能给多少人剃头，得出的结果，可能你发现生产率变化是相对不太大。

这种解释有什么意义呢？有可能造成低估GDP，也可能还造成了我们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低估，因为绝大多数生产率提高必须用名义生产率来衡量，有可能会抑制我们对GDP结构转型的估计，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对城镇化重要性的估计程度，因为我们知道，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给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更高的空间，如果大家都住在农村，很多服务业确实没有太大的发展条件。同时，也会低估投资回报率。因此，这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的。

还有，我们当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也受这个的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服务贸易的赤字数量比较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汇率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有些政策需要进行深层次的调节，扭转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或认识，这样有助于服务业的深入发展。

大家可能希望我讲一点金融，把金融作为服务业的一个例子稍微提一下。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前段时间有个讨论，就是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大概占多大合适？是不是搞多了，比重高了，就是一种泡沫，比重低了，就说金融深化还不够，金融还可以发展。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今年在8%左右，每年上上下下不一样，有时候季度的统计给出一些让人不太相信的变化。因此，存在着一种说法，比如去年一季度的时候，金融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0%，有人很担心。实际上，金融占GDP比例的统计只能靠收入法，只有收入法能够看得比较准，从供应的东西来讲，比如收贷款利率，必须考虑到对方还有一部分利息付给存款者了，是要扣除的，金融服务多种多样，这种扣除变得非常困难，收入法能够看的比较清楚。而季度的统计，我们一般没有用收入法核对，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业的产值，乘几个系数，有时候选个M2增长，股票市场股指，哪块市场的交易量，这个东西很容易不准确，是有具体技术上的原因的。

服务业供给产生价值的都是哪些呢？有支付类、存贷款类、交易类（比如帮助大家买股票、债券、理财产品）、顾问类及其他（投资顾问，理财顾问），应该可以看到，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没有储蓄，或者储蓄很低的国家，既然没什么存款，大概做不了多少贷款，既然没什么储蓄率，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买股票、买债券和其他交易，也不需要做顾问。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一般国家储蓄率有特别低的，中国在十年以前，大概达到了50%左右，现在降低了一点，仍有45%左右的国民储蓄率，是属于全球最高的。既然储蓄率高，就有更多的存款、贷款、理财、投资、顾问等等的服务，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当然那个国家也需要有支付服务。任何国家，哪怕是发了工资马上就花，有的国家居民确实有这个特性，他没有多少储蓄的服务，但有支付的服务，大概支付的服务占整个GDP的比重，最多不会超过2%。比如中国占GDP8%的金融服务附加价值，可能不到2%是支付，其他是跟存款、贷款、金融市场投资、交易、顾问及其他金融服务有关系。

因此，我们说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不会说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到10%，从服务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好事，但你可能关心的，是不是这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意味着脱离实体经济。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但还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的来看待。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很快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的效果，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金融业的发展，从商业银行来看，内部有一个经济核算，尽管我们非常重视零售业务，中小户的居民的业务，但基本中小户银行是不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10%到20%的相对金额比较大的客户。这有点像坐飞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飞机卖票有了一个重大的变革，票主要赚头等舱和公务舱，公务舱卖完了以后卖经济舱，经济舱可以降价，因为钱主要是靠高价值的客户挣来的，剩下的就补给旅游业发展了，反正坐满为止，总体来讲，每个座位进行核算，肯定是亏损的，所以金融业在这种程度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一个主要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贷款，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致的解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这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当然在统计上是统计不入基尼系数的。从社会来看，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否是合理的，宜居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的分配效应，在这种分配效应中，住房抵押贷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

补充说一点，从金融角度看，我们确实看到一个缺口，什么呢？就是说统计局会从家居来看，每个家庭支出在哪个方面，比如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钱，在医疗上花了多少钱，交通上花了多少钱，但由于价格管制，以及私下交易，可能有些东西我们没看到，但从金融来讲，也可以做这种统计，金融统计对支出方向不太敏感，但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家居统计里的支出结构。这里面有一个缺口，像医疗、教育，实际家庭的支出会大于统计局统计的支出水平，这样的话，会导致统计口径的重新估计问题，同时反过来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分析，我们对发展战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意见。

科技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从中国来讲，我们比较强调所谓IT产业对工业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从分工来讲，我们也是把工业和信息放在一个部里，叫工信部，过去是信息产业部和经贸委，合起来叫工信部。我们在各种文件中特别强调IT对于传统工业改造和新兴工业的作用。但实际上运用IT最大的、成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务业。

这也涉及到就业，究竟就业我们希望巩固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比重，还是更加看重未来就业的倾向在服务业更多，此外的一个变化，跟老龄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老龄化的问题，人均寿命提高了，医疗费用大幅提高。医疗费用分为三个方面：药、设备（检验和治疗设备）、诊疗。我们会发现，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这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多，但在中国究竟支出是什么比例呢？多年来，从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左右，进行国际比较，发现各个国家差别很大。用生产法和支出法GDP所得出的比例还不一样，吃了药，药物生产作为制造业算了一遍，各种医疗设备在生产方已经统计了，但现在还有很多是进口的，使用的时候应该支出的是折旧。因此，即便5%的数是有道理的，也表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不要说跟美国比，跟欧洲比，也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我们说科技发展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关于服务业市场准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贸易谈判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更多的要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有一些产能已经过剩，所以要去产能，要发展新的产能，新的产能就要有人投资，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服务业有空间，有人去投资，但是不是允许你投资，允许不允许私营企业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家会感到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因为有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有整体投资的机会在减少的问题，一种可能性是投服务业，服务业也有一些比较饱和的部分，比如餐饮，但还有好几个空项，如果他想投这个空项，但一般是不让投的，这样就减少了投资的机会。也许有很多人说投不了就投到国外去吧，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是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产业发展和安全之间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体产业的发展，从而稳定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安全，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划。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行业国内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顺利的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这些行业一般不让外资投，同时还可能导致资本大量外流。从金融业的观察来讲，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最大的项目是旅游，但旅游里有一些是出去念书的，有一些是陪读的，有一些是为了念书在外面买房子租房子的，都算到旅游里了，一年2000多亿的逆差。此外，还有出去看病的，出去买健康保险的，也造成了资本流动。

我点的这些问题归纳一下，服务业是有大的空间的，前提是可贸易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会带动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发展是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要想发展好，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MPS统计体系遗留下来的对服务业的某些歧视，以及涉及到这种歧视的管理方式。要认识到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的规律，要减少对价格的过度管制，要关注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要在经济中消除某些造成的扭曲，给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要关心服务贸易，关心服务贸易涉及到的服务品价格以及涉及到的汇率的问题。也要关注统计，以及统计上可能产生的失真。

总体来讲，我们要面对结构转变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为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做出重要的贡献提供正能量。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文章根据录音实录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关注｜汇率会不会下行、房贷会不会收紧？央行行长周小川这么说

汇率会不会下行、房贷会不会收紧、火爆的互联网金融会不会被念起紧箍咒？货币政策的话题，总是既高大上又赚眼球。今天，在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的新闻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携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一起，正面回答记者提问。详情请看下文~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关于汇率

周小川：今年汇率本身就会有稳定趋势

汇率能不能、该怎样保持稳定，这个问题在整场发布会开头结尾出现了两次，足以凸显他的热度。2016年下半年，汇率大幅度波动，引发市场唱空人民币观点盛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7年要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也要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一个“稳”字，央行要怎样践行？对此周小川表示，今年汇率本身就会有稳定的趋势。

周小川

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去年多得明显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业在外面收购的热情。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出现了很多和一般人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因此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波动比较大。我们相信，今年随着中国经济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都取得成绩，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比较好，应该说汇率自动就有一个稳定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们有关政策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执行和监管方面要做得更精细一些。

关于外汇储备

周小川：储备是要用的，不是攒着看的

而说到汇率，不得不说的就是外汇储备。2016年我国外汇储备将至近年来的低点，也同样引起市场机构的担忧。但对于这一现象，周小川说：“本来也不想要那么多，适当有所下降没有什么不好，储备是要用的，不是攒着看的”。

周小川

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比较快向上增长。人家觉得你也太多了，我们自己都认为没有必要搞那么多。但是，一旦往这个方向走，惯性很大，所以冲高到了4万亿左右，其实没有必要搞那么多。另外，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货币宽松，这样导致有放出去的大量流动性，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所以，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以后，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就会流回去。因此，我们会看到大的新兴市场基本都有流出，像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这也是一种正常的事。当前3万亿左右的外汇储备总量是全球第一位的，而且远远超出第二位。因此，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是平常心。

关于利率

周小川：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与汇率的受关注程度比肩，利率是与人们生活更为切近的关注点。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已经进入升息通道，央行正在收紧货币政策。对此周小川表示，不见得每次央行使用各种工具都要过分解读，但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周小川

货币政策总体来说还是稳健中性。至于有一些人的担心，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说。首先，如果经济中货币数量太大，实际上对经济还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会有利于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企业要“三去一降一补”，如果货币太松的话，压力就不够。

关于住房贷款

周小川：住房贷款仍将以相对较快速度发展

在房地产行业，一种认同者众的观点是，房地产市场的趋势，主要看信贷政策。去年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出现一轮上涨行情，全年分析，个人购房贷款在新增贷款中占比接近40%。今年增长是否将趋缓？对此周小川表示，仍将相对较快的速度发展，但要适当平衡。

周小川

个人购房贷款的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居民买房子，同时，在一些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库存比较多，有助于降库存。但是反过来说，在一二线城市又容易使住房价格上升。总体上来看，房地产开发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所以这个贷款不能简单看作是买房子，实际上会传递到相当大的产业链上。总体来说，住房贷款在中国还会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是确实要适当平衡。随着住房产业的政策调整，估计会适当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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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关于居民加杠杆措辞变化背后的秘密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提出居民部门要有质量的加杠杆，结合他提出警惕明斯基时刻，以及此前首次明确金稳会重点工作，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周小川讲话背后蕴含的意义。

财联社10月23日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关于居民杠杆率应该有质量的提高，以及要警惕明斯基时刻的表态，引发市场的热议。我们只有把这两点以及此前首次明确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工作重点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理解周小川讲话的意义。

关于中国居民杠杆率，周小川的原话是：“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全球比较来讲，中国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这个快的程度提请大家注意，不是说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说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同时又是高质量的。”

我们对比一下周小川在2016年在G20央行行长会议期间的讲话，当时他的原话是：“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住房贷款应该有大力发展的阶段。个人住房贷款在银行总贷款的比重还是偏低的，有的国家占到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所以银行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产品，所以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考虑到中国居民贷款中，绝大多数是房贷，因此个人住房加杠杆，就几乎等于家庭加杠杆。

周小川在1年多后，着重提示要注意杠杆增长的质量，这背后有何秘密，又会给中国金融监管带来何种变化呢？

杠杆骤停可能引发明斯基时刻

首先我们来看我国居民杠杆率的情况。根据海通证券统计，如果考虑到长短期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17年7月已经突破了53%，如果按照当前速度扩张，到2017年底预计将达到56%左右。而在2007年的时候，我国居民部门的债务率还不足20%。美国居民部门债务率从20%提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时间，而中国用了不到10年，我国居民部门加杠杆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但与美日等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杠杆率的确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美国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最高是在2007年，接近100%，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居民部门杠杆率逐步下降到了当前79%的水平；当前日本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在70%以上。所以与美国、日本相比，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仅超过50%，看似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但如果我们用居民债务和可支配收入之比来算，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中国居民债务和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7年时的不足35%，已经达到了当前的90%。居民收入中大多数用来偿付债务。

美国的这一比例曾在金融危机前后突破了100%，但危机爆发后迅速下滑，当前也仅是106%；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从90年代以来基本都低于100%。

但是，我们目前的杠杆就如同前行中的自行车，一旦停下将会摔倒，容易引发周小川所说的“明斯基时刻”。因此周小川在提出要杠杆有继续提高空间的同时，着重提出要有质量的加杠杆。

所谓明斯基时刻（MikM）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Mik）所描述的时刻，即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明斯基观点主要是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经济好的时候，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随着经济向好的时间不断推移，投资者承受的风险水平越大，直到超过收支不平衡点而崩溃。这种投机资产促使放贷人尽快回收借出去的款项。“就像引导到资产价值崩溃时刻”。

杠杆和债务并非洪水猛兽，而是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存在。适当水平和能带来资产增值的债务，有助于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中国居民杠杆的快速增长中，的确有不健康的成分存在，把这些不健康的成分去掉，将有助于促使中国杠杆率“软着陆”，从而规避明斯基时刻。

债务透明化

从近期中国居民债务变化来看，中国居民加杠杆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杠杆之中加杠杆，主要体现在居民使用短期消费贷，来支付房款的首付，甚至使用消费贷来还贷。

2017年前7个月，居民新增消费性短期贷款1.06万亿，累计同比多增7137亿元。而去年全年仅新增消费性短期贷款8305亿元。

短期消费性贷款的爆发式增长同样可能与地产销售密不可分。据海通证券，截至今年7月，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仍有16%，说明地产销售仍在增长。但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房贷额度逐渐受限，部分居民购房贷款或借道短期消费贷款完成，导致居民短贷的高增长。

据德意志银行估计，有约4000亿元消费贷曲线进入楼市。

近期包括北京、广州、江西等多地银监会和银行掀起严查消费贷进入房地产市场，也是对这一现象的回应。

由于居民通过消费贷款进入楼市，并不透明，而且还有非常大的投机性质。因此，杠杆“透明化”无疑会议提高杠杆质量的重要举措。杠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有多少杠杆。美国次贷危机的祸首之一：CDS（债务违约保险），就是将债务层层嵌套，衍生品背后还有衍生品，使得债务最终在哪里都搞不清楚，所以在危机爆发时，市场由于不清楚窟窿到底有多大，引发的集体恐惧，这种恐惧最终引发“雷曼时刻”。

近些年，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非常强调的一个词就是“穿透”，就是要严防各种嵌套的债务，要摸清债务在哪里，从哪里来，会往哪里去。只有透明了，债务高一点，低一点，问题并不大。

另外，除了银行体系提供的贷款，近几年迅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也增加了居民的负债途径，而这里面绝大部分并未显示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例如，P2P平台近几年异常火热，其发放的贷款每年都是成倍的增加。而蚂蚁“借呗”、腾讯“微粒贷”、京东“金条”，均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按日计息的借贷产品，相当于个人额度30万以下的短期消费贷款。根据蚂蚁金服截至16年4月的数据，“借呗”在短短上线一周年内就发放了494亿元的消费贷款。

据此，周小川在今年10月15日的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表示，除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外，未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还将重点关注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一些大型私人企业通过并购获得各种金融服务牌照，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其间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等违法行为。”周小川表示，目前对这种跨部门交易尚无相应监管政策，而金稳会将重点关注此类问题。

对于互联网金融，周小川表示将会加强持牌监管。“目前许多科技公司开始提供金融产品，有些公司取得了牌照，但有些没有任何牌照却仍然提供信贷和支付服务、出售保险产品，这可能会带来竞争问题和金融稳定风险。”

互联网金融在2016年已经开始被严格整顿，P2P公司已经大幅减少。据盈灿咨询、网贷之家联合发布的《P2P网贷行业2016年年报简报》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底，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为2448家，相比2015年底减少了985家，全年正常运营平台数量维持逐级减少的走势。由于平台整改的脚步尚未停歇，2017年底或将跌至1200家左右。

科技金融近几年受到资本和市场的宠爱，但从周小川讲话来看，科技金融有可能成为今明年监管政策的重点。比特币被取缔，就是信号之一。

金稳会可能走上前台

周小川在今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的演讲，还首次提及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指出该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分别是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事实上，在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第一次“露面”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鲜有被中国官方提及。周小川此次提出，并明确监管方向，可能意味着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很快走上监管前台。

随着中国金融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混业金融的形势越来越明显，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险资举牌银行，以及目前大量金控集团（旗下业务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等）的出现。但我们目前仍然采取的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各自管一块。在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情况下，既然是分业监管，就有抢着管的重叠地带，也有谁也不管的空白地带（如财富管理公司）。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表示，有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样统一的协调机构，可以有效防止监管上“九龙治水、各自为战”的局面，防止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有力有效有序地引导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廖定峰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