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网络小贷旗下“挂靠”多款杭州的借款APP

“我们坚持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的原则，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金融监管”。11月2日，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香港金融科技周2022”活动上再次明确，所有金融活动必须持牌经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借款平台意识到，想要长远发展必须要合规。为了实现持牌经营，他们以合作名义，实际更像“挂靠”，联合第三方网络小贷共同提供贷款服务。

近日，开甲财经在腾讯应用宝无意中注意到，一款名为“薪朋友”的借款类APP运营者为湖南浩瀚汇通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浩瀚小贷”），而开发者为众薪速达(上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众薪速达”），最近一次更新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

工商资料显示，众薪速达的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为庄捷，而庄捷担任微额速达（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微额速达的实际控制人为唐阳，而唐阳是现金巴士ChBUS的创始人。

现金巴士是中国最早的现金贷平台之一，2019年央视315点名现金贷乱象，直指714高炮要钱更要命。同年6月，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云剑行动”，电信诈骗、套路贷成为主要打击对象。几个月之后，现金巴士停止放贷，并随之消失在公众视野。

直到西瓜买单的出现，业内才发现，唐阳从现金贷转战先买后付。西瓜买单官网披露，其并在成立之初就入驻深圳万象天地，同时获得澳洲Af1000万种子轮投资。作为一款信用透支类产品，西瓜买单的本质是消费金融。

消费金融需要持牌经营，为了监管上实现合规，西瓜买单与海南宜信普惠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宜信小贷”）合作。当然，两家合作还有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西瓜买单的创始人唐阳是宜信创始人唐宁的弟弟。

如今，唐阳的关联公司又与浩瀚小贷合作上线了“薪朋友”，这款APP虽定位个人财务健康助手，但主要提供300-500元预支额度，下个发薪日自动归还免息。不过，要获得额度需要开通会员，小编尝试开通显示季卡45元。

浩瀚小贷成立于2017年12月15日，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何磊，股东为广州天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70%）、湖南映客互娱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映客直播，30%）。企查查数据显示，浩瀚小贷的疑似实控人为陈磊，受益股份比例为49%。

企查查数据显示，浩瀚小贷旗下共有“人品贷极速版”、“随时贷”、“薪朋友”、“公积金管家”、“亿信”、“浩瀚钱包”以及“51信狐”7款借款APP。

小米应用商店则显示，薪朋友APP同开发者应用则包括“随时贷”、“即刻金融”、“浩瀚钱包”、“51信狐”、“亿信金融服务软件”。

开甲财经下载上述APP，并从注册协议/隐私协议发现：

即刻金融、人品贷极速版：由抚州市恩牛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浩瀚小贷、杭州馨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杭州也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尚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服务。工商资料显示，抚州市恩牛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抚州市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唯一股东为51信用卡。

小编登录人品贷极速版，页面显示：最高可借20万元，综合年化成本7.2%-35.8%，累计放款788.72亿元。

据媒体今年10月份的报道，日前，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公告，取消抚州市6家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试点资格。其中，微贷网、趣店、51信用卡、爱财等旗下小贷公司赫然在列。

随时贷：由浩瀚小贷与杭州煎饼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煎饼网路”）提供服务。工商资料显示，煎饼网络是51公积金管家的经营主体，51公积金管家现已更名为51职查查。

浩瀚钱包：由浩瀚小贷与杭州博融次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杭州博融”）、上海博翰元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博翰”）及其关联公司提供服务。工商资料显示，杭州博融是上海博翰的控股股东，而杭州博融只有两个自然人股东，分别为邬承良（66%）、林建芳（34%）。

51信狐：由浩瀚小贷与杭州信狐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信狐网络”）及旗下关联公司提供服务。工商资料显示，信狐网络只有两个自然人股东，分别为陈奉予（70%）、鲍润（30%）。

亿信金融服务软件：由浩瀚小贷与杭州爱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爱酱科技”）提供服务。工商资料显示，爱酱科技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林先丛。

梳理完浩瀚小贷旗下借款APP发现，这家持牌小贷并无自营借款产品。从51信用卡被取消小贷牌照，到人品贷极速版挂靠浩瀚小贷来看，杭州多个放贷机构以挂靠浩瀚小贷名义开展业务。

然而，注册资本仅3亿元的浩瀚小贷，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放贷款吗？监管允许网络小贷以“贴牌”方式经营吗？

富滇银行格莱珉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近年来，富滇银行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实践，“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在云南大理太邑村落地后，对太邑村的脱贫工作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2019年末已全部脱贫摘帽。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各种途径消除贫困，作为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

2016年，百年富滇银行引入格莱珉银行模式，该项目以复制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经典小额信贷模式，为太邑乡广大农户、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率先在富滇银行挂钩帮扶点云南省大理市太邑乡进行试点，计划通过复制“一个标准的格莱珉模式支行”，为项目点及周边区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别是贫困妇女以及其他低收入农村居民提供贷款支持，建立自己的小微企业，使她们以及她们的家庭摆脱困难，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红利。

同时，富滇-格莱珉小额扶贫贷款项目还通过组建小组和中心，使得会员能够获取更多生产、生活方面的信息和技术。期间，为进一步减轻农户经济负担，富滇银行还特别采取利息奖补的方式，对积极发展生产、搞活家庭经济的会员农户家庭奖补，增强广大农户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目前，该项目在太邑乡已成功发放扶贫贷款1432.5万元，335户家庭获得贷款。

太邑村大坪地自然村民李秀英2017年通过富滇-格莱珉小额扶贫贷款项目一次性贷出2万元，先是买了几头小猪仔，然后又用一部分资金种植花椒、重楼等产业。两年后，李秀英又分别贷款2万元，继续扩大种养殖面积，日子一步步走上幸福大道，2019年人均纯收入达到6165元。

几年来，“富滇-格莱珉”以贷款为依托，开展会员健康体检活动、鼓励会员发展产业、卫生厕所建设、家庭卫生健康宣传教育、“自强，诚信，感党恩”、关爱个人信用记录、反假币、防诈骗等宣传教育活动等工作，不仅让广大会员得到资金帮扶，也以实际行动助力全乡脱贫攻坚，实现全乡脱贫退出、贫困户全部脱贫出列目标任务。（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

二维码背后的“最大的慈善”

中新经纬客户端11月2日电与现在不一样，在出租车普及的最初几年，出租车司机是一个高危的行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恐怕都记得，当时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出租车司机被抢、甚至被害的新闻。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地方设立了出城检查站，还有许多出租车都在安装了保护装置，把司机隔离开来，在今天还能看到不少这样的遗迹。之所以抢劫案多，是因为那时的出租车价格贵，出租车司机一天的营业额相当于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后来，随着出租车的普及化，收入的提升，出租车一天的营业额相对变少，抢出租车的案件也变少了。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现象变化的例子。同样的，在今天，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也深刻的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其中，移动支付当属一个典型例子。

据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电子支付普及率为76.9%，其中农村地区为66.51%，当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375.52亿笔，同比增长46.06%，2018年上半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258.87亿笔，金额达133.70万亿元，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小小二维码，背后是国人支付方式、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是中国经济繁荣的表征。“码商”，这个时代的新名词，也是当代支付革命的缩影。

首先，当然是安全。假币一直是很多小商小贩的头痛之事。以前，收入低的时候，一不小心，遇到假币，一天就白干了。现在虽然不止于此，但也会损失半天的纯利。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各家基本都用二维码收款了，即使是上了岁数的老人，摊位前也摆了收款码，移动支付不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杜绝了假钱。至于出租车司机，现在不但能避免假钱，也没有了找不出零钱的尴尬，甚至一天就不会收多少现金，变得更加安全。抢出租车司机的案件，基本上已经绝迹了。

码商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小小的二维码，为“码商”们引来了商业最重要的资源——资本。

记得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有一本杂志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游客到非洲去旅行，他遇到一个流浪的小男孩，他给了这个男孩5美元，告诉他可以用着五美元去买鞋油、刷子，给游客擦皮鞋，转到钱之后，再还给他。小男孩高喊这是剥削的资本主义，不过，再劝说之下，还是答应了。几天之后，小男孩兴奋去酒店找到这个游客去还钱，并告诉他，自己已经存下了8美元。

小男孩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资本的故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本、劳动是生产活动的要素。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银行模式下，信息收集需要较高的成本，很多小规模的个体经营单位，无法负担这个信息的成本，资本就无法支持、惠及他们。

不过，技术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基于电子支付的新型支付方式，可以低成本的，详细的收集经营信息。像支付宝这样的科技公司通过二维码把人们生活中每个点连接起来，收集多种数据，对数据分析和挖掘后，能够获得个体的信用资质，然后提供匹配的服务，这个过程的成本比传统金融机构要低得多。这就为资本的下沉与进入铺平了道路。

2017年6月，网商银行推出专为线下小微经营者提供的“多收多贷”贷款服务，到今年6月，仅仅1年时间，已经有超过300万的线下小微经营者获得了网商银行的贷款。

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孟加拉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GBk，也译作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莫哈莫德·尤努斯他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信用的人。在中国，茅于轼也通过私人资本，开创信贷实验，为贫困农民提供资金，或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或用于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生产活动。

这些努力都是好的，但是，在当时的技术限制之下，成本相对较高。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推行的小额贷款的利率最高为20%，而茅于轼的贷款利率还要高一个百分点，为21%。这是因为贷款无法识别农民的信用，只能采取高利润的方式去覆盖高风险。

如今，技术的进步，极大的提高了识别风险的能力，同时，极大的降低了信息成本，这就使得小额的正常利润的贷款变得可行。数据显示，线下小微经营者笔均贷款金额仅7615元，平均资金使用时长为50天，6个月内贷款超过3次的经营者却达到35%，不良率低于1%，二三线城市的线下小微经营者对贷款的需求普遍旺盛。

不难想见，区区数千元的贷款，或许是一个创业者的第一次扩张，或许支撑的是一个家庭的可持续经营，甚至，或许支持的是一个未来大企业的第一次成长。所谓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莫过于此。(中新经纬APP)

刘远举(作者系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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