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助学贷款的前世今生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宣布要大规模减免助学贷款，此举在美国引发强烈争执。据报道，美国当前共有超过4000万人累计欠下1.7万亿美元助学贷款。美国一位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曾在节目中调侃，美国联邦教育部已成为全美第一大金融机构。这成了让美国人笑不出来的玩笑。助学贷款，顾名思义，初衷是为帮助学生上学，后来却成了许多人一生的“枷锁”。助学贷款究竟如何演变为社会危机，这与美国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密不可分。

始于哈佛，兴于二战

17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和常春藤联盟几所学校的成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端。最初，这些学校遵循欧洲大学的先例，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但教育慈善机构美国教育协会的董事们认为，以赠予方式获得的金钱助长了大学生们“懒惰、闲散和奢侈”的风气，遂决定将大部分奖、助学金不需归还的方式改为收款人只需归还一半数额，后又更改为学生必须全额偿还。这样一来，一些“贫困而优秀的年轻人”因为经济的原因无法进入高等学府深造。1840年，哈佛大学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利用富豪的捐款开设自己的助学贷款基金并发放了美国历史上第一笔助学贷款。

1867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但当时的教育部并未涉及任何学生贷款项目。美国政府开始介入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事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时，美国大约有1600多万军人走上战场。为妥善安置大量退伍军人，美国政府1944年出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由政府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可以说，这一法案从几个方面彻底改变了美国大学教育的模样。首先是理念上的转变，法案改变了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到大学受教育的观念。其次是大学容量上的转变，美国的大学由于大量退伍军人的涌入重新焕发了生机，许多学校等于变相利用政府的资助完成了扩建并扩大了招生规模。最重要的是，政府变相借助这种资助方式深度介入高等教育事务的管理。

很快，美国高校迎来退伍军人入学潮。据统计，1947年美国在校的230万大学生中，约一半是二战的退伍军人。

冷战成贷款助力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给美国人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让美国人坚信任何人都应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据统计，当法案适用期在1956年到期时，共为美国增添了45万名工程师、24万名会计师、23.8万名教师、9.1万名科学家、6.7万名医生、2.2万名牙医，以及其他领域的100多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

尝到甜头的美国政府，很自然地将这一思维带到了冷战中。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美国人普遍认为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美国在冷战中落后了。随即，美国政府为赶超苏联，在冷战中重获先机，改善美国的教育制度并增强国防竞争能力，在1958年颁布《美国国防教育法》。基于此法，推出了美国政府担保的学生贷款，但当时只有关乎“国防事业”的部分学生可以获得资助，主要包括选修工程、科学类学位的大学生。

1965年，美国联邦政府为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立法，启动了第一个联邦助学贷款工程。这是美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以学生的经济困难程度决定资助方式和资助金额的法律。但很快，在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影响下，这种以教育公平为初衷的做法因为美国整体财政的困难显得举步维艰。为解困境，美国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成立了专门为政府经营助学贷款事务的公司，开始逐步采取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学生贷款事宜。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受经济危机和严重滞胀的影响，美国高校的学费逐步上涨，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向了贷款读书的道路。美国政府不断修正相关法律法规，将学生家长也纳入助学贷款项目中来，贷款的构成以及还款规定也愈发市场化。上世纪90年代，历次经济危机及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导致国家财政赤字高企，为缩减预算，美国政府进行了多次助学贷款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举措包括发放更加商业化的直接助学贷款，并将直接贷款比例逐步提升。据统计，参加直接贷款的高校比例，从1994年的5%迅速提升至1997年的50%。此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作为贷款人的学生以及承担连带责任的学生父母乃至整个社会背负的压力却越来越沉重了。这也为后来的助学贷款危机埋下了导火索。

奥巴马用21年还清学贷

进入新世纪，美国大学学费不断提高，助学贷款的数额也随之不断增加。从微观层面看，1993年，美国约有一半的大学毕业生背负助学贷款，债务平均数额为1万多美元。而到了20年后，背负助学贷款的大学毕业生占到了七成，债务平均数额达到3.5万美元。而从宏观层面来看，截至2020年年末，美国助学贷款总额已达1.7万亿美元，其中约1.57万亿美元来自美国联邦教育部。特别是2008年前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伴随着经济下行、学费上涨、就业困难等不利因素，美国助学贷款的偿还和支付愈发捉襟见肘。此时，青年们当初怀揣美好梦想贷款读大学的举动，反而成了不少美国人的梦魇。

而此时，美国助学贷款进程中，后半程“上车”的资本，其贪婪与丑恶的一面则清晰地暴露出来。一方面，学生不管毕业与否，离开学校6个月后就要开始归还贷款。另一方面，助学贷款不会因为债务人的破产而免除，债务人的父母也要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此外，助学贷款的利率也在不断上涨，从上世纪50年代的5%到了80年代家长贷款的9%，又到了90年代直接贷款的不定利率。而且，部分助学贷款采取的是利滚利的复利计算方式还款，拖欠越久，金额越多。近年来，美国多地爆发因还不上助学贷款引发的示威游行活动，一名参加游行的女子手中举的牌子上有一组数字：所借助学贷款数额为2.6万美元，已不间断还款23年，已还金额为3.2万美元，依然欠款金额4.5万美元；最下面一行字写着：只有死亡能免除债务。

2018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过一名犹他州医生的助学贷款还款清单。这名37岁的医生，助学贷款的欠债额度为106万美元，他每月还款1600美元，但这还不足以覆盖每个月产生的贷款利息。而且照此还款速度，20年后当这名医生57岁时，他的助学贷款债务额度将高达200万美元！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是在本科毕业21年后才还清了自己的助学贷款，而当时是2004年，他已经身居联邦参议员的高位了。

南昌湾里文明北路社区举行小额贷款宣传活动

来源：江西日报-江西新闻客户端

“创出梦想、贷领未来”小额贷款宣传活动现场。摄影丨江西日报记者陈璋

江西新闻客户端讯（江西日报记者陈璋）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发展之基，小额担保贷款更是一项支持扩大就业、扶持创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工程。近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站前街道文明北路社区开展了“创出梦想、贷领未来”小额贷款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为每一位到场的居民发放了装有小额贷款宣传资料的环保布袋，同时邀请了湾里管理局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居民解释了申请小额贷款的条件和流程，并通过展板、易拉宝、宣传折页，让群众深入了解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办理程序、贴息政策等。居民王阿姨说：“以前只知道有这个贷款，但是不知道具体流程，通过现场专业人士的讲解后，心中的疑虑也一一解开。”

随后，工作人员为辖区市场内的部分商户发放了小额贷款宣传资料并进行了政策讲解，认真解答商户提出的问题。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让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增强群众的创业信心，有效帮扶自主创业群体。

本文来自【江西日报-江西新闻客户端】，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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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房贷、免房租、免幼托费还发钱，韩国人为啥就是不想生？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作者：马欢

面对全球最低生育率，韩国再出大招。

据媒体9月20日报道，韩国忠清南道峨山市，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社区推出了一项优惠政策：如果业主生了1个孩子可减免一半月租金，生两个孩子租金全免。

该社区称之为“更幸福住宅”政策。这种住宅分为36平方米、44平方米和59平方米三种户型，符合条件的夫妻只需缴纳3000万-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27万元）的押金，即可根据住宅面积按照每月9万-1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91元-819元）不等的租金入住。生育孩子后，租金开始减免，头胎减免50%，二胎全免，租住时间最长可延长至孩子出生后的10年。

这是韩国地方政府首次引进完全免除公寓租金的制度。据了解，忠清南道计划2022年前在辖区内推出1000户这样的“更幸福住宅”。

韩国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为了鼓励家庭生育，过去15年韩国已在相关领域支出超过17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万亿元），各种福利政策也是丰富多彩。然而，这些政策似乎无一奏效。

这一次的减免房租会有效果吗？

韩国父母照顾新生儿（图源：路透社）

地方政府放大招

金智伊在首尔生活，她的工作是销售与市场营销。金智伊对生小孩本没有太大兴趣，不过在父母压力下，还是生下了1个男孩。如今，她的儿子已经3岁。

在韩国政府的福利政策下，金智伊有各种补贴和假期，她的儿子也享有免费幼托服务，但她觉得韩国政府的福利政策吸引力有限，因此没有二胎的计划。

“我从未想过再生一个孩子，”她说，“养一个已经很辛苦了，所以我只想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

与金智伊有类似想法的韩国年轻人不在少数，因此韩国低生育率的严峻问题也早已不是新闻。

韩国行政安全部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韩国2020年仅有27万婴儿出生，较2019年下降约10%，同年死亡人数比例增加逾3%。这是韩国实施户籍人口登记制度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4月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也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2021年为1.1，在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连续两年垫底。

为了让韩国家庭生孩子，韩国政府可以说是绞尽脑汁，频频使出各种大招。

图源：路透社

除了减免租金的峨山市，身为现代产业之都的蔚山市也选择开启“贴钱模式”，从今年4月份起向新婚夫妻提供公共租赁住宅租金和物业费补贴，最高每月补贴额度可达3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12元）、最长补贴10年。

忠清北道堤川市则推出了“三快住宅资金援助”计划，最高可为生育孩子的家庭提供5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的购房贷款补贴。

庆尚南道昌原市计划干脆推出“结婚梦想贷款”，规定结婚时贷款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的夫妻在生育头胎后可以免除贷款利息，生育二胎后可减免30%贷款本金，生育三胎后可免还所有贷款。

作为韩国第二大城市的釜山市，则计划为贷款1亿韩元的新婚夫妻提供与贷款利息相当的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补贴。

不仅补贴力度大，韩国各地方还大幅提高了生育奖励金额。

忠清南道青阳郡决定从2021年起为生育头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分别提供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万元）、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4万元）、1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1万元）和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8万元）的生育奖励，生育五胎及以上者可获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2万元）奖励，奖励金额创下全韩国之最。江原道麟蹄郡、仁川江华郡也提高了相应的奖励金额。

然而，在房价上涨、就业压力增大、收入不稳定、育儿成本升高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这些政策组合拳是否见效，仍有待观察。

就是不想生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总生育率急剧下降，2001年降至1.3，2005年降至1.08。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在短时间内生育率下降速度较快，生育水平超低，持续时间较长。断崖式持续下降的低生育率问题羁绊着韩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韩国政府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学者们认为，韩国低生育率有三方面的原因，晚婚或不婚风潮是人口学原因；青年阶层的工作和生活不稳定是经济原因，此外，由于工作不稳定导致青年阶层的收入水平低下，从而“住房难”也成为低生育的主要经济因素；养育负担增加，女性生育保障制度不完善则是社会学原因。

（图源：路透社）

事实上，韩国政府自2006年开始，制定了三次应对低生育的基本计划。

第一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06-2010年），目标是建立应对低生育问题的基础设施，加强制度建设及育儿支援。其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家庭，重点内容是保育支援。

接下来是第二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11-2015年），政策重点由保育支援发展，到强调工作和家庭平衡支援，开始尝试进行综合性政策改革，政策对象从低收入家庭扩大到中产阶级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政府还在2013年通过了《婴幼儿保育法修订案》，将无偿托育对象由就学一年前的幼儿扩大至0-5岁的婴幼儿。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韩国的托育率超过55%，在亚洲国家中排名前列。

然后是第三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2016-2020年），此次计划的核心，是从过去的提供养育支援，向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和提供居住支援的晚婚、非婚对策转变。

然而，这一系列的政策似乎都没有办法改变韩国主要大都市社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的问题。就在2021年，据韩国房地产平台数据显示，4月首尔中小型公寓（面积在60至82平方米间）平均交易价格达到9.865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75.9万元），较两年前上涨2.0237亿韩元，涨幅达42.1%。

此外，韩国还是全球私人家庭在教育上花费最多的国家，教育开支已成为许多家庭除了房贷以外最沉重的负担。根据韩国LG经济研究所的调查，28%的韩国家庭无法偿还债务，只能在微薄的收入下艰难度日。

很多韩国年轻人也都对政府的一系列补贴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政府的补贴仅仅只是提供了生育假期期间相同的月薪，但这些钱远远不能支付生育带来的其他损失以及养育孩子需要的高额费用。

“我的祖父母有六个孩子，我的父母有五个，因为他们那代人认为应该有好几个孩子，”38岁的全职母亲金美京说，“但我只有一个孩子。对我和年轻一代来说，综合考虑，生很多孩子不划算。”

BBC报道还认为，韩国这些政府的政策中，没有一项能成功解决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不利于家庭生活的职场文化。

“在韩国我们有合法工作时长，充足产假和陪产假，还有各种补贴，”首尔大学研究该地区生育问题的助理教授金惠媛表示，“但使用率却很低，这其实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认为，韩国政府做的还不够。很多韩国家庭的观念转变是文化上的，而且是永久性的。

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之下，韩国人更不想生了。

图源：韩联社

韩国统计厅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每位女性的预期生育数量降至0.84，比之前一年创下的纪录低点0.92还要低。这一预期生育数量是世界银行180多个成员国中最低的，远低于美国的1.73和日本的1.42。

韩国统计厅3月25日发布的调查数据还显示，韩国所有年龄段人群婚后生育意愿都有所降低，13岁至29岁人群中，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结婚后"不一定"要生孩子。

韩国政府现在制定了第四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打算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实施。

届时，韩国政府将对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发放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的补助。并推出了“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0元)的育儿津贴，以此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同时，到2025年，韩国政府将为多子女家庭提供2.75万套专用公租房，并考虑将多子女家庭的标准从现行的3名以上放宽至2名以上，韩国政府还将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住房。

解决住房问题之后，韩国人还愿意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