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城市街头有群临工在盼日出
临工之中有普通农民工，也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开张了！开张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记者接到一个临工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诺、吴慧珺、周畅
当疫情“冰封”初化，他们如同“报春鸟”，迎着朝阳，无论多难，也要振翅起飞，催促城市“苏醒”，唤得春回大地。
他们就是临工，其中有普通的农民工，还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合肥市，这个常住人口超过810万的地方，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临工天不亮就走上街头寻找一天的生计。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的清晨站满了等待工作的临工
迟到一个月的“守望”
位于合肥市东北角的站塘路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临工集散地。20多年来，几乎每天超过万人凌晨3点起便等在这条路上，随着太阳升起，周边工地、建筑队会不约而同地来这里招工。
冷清了近两个月，这条路重新回归热闹。3月19日，天色刚亮，昏黄的路灯下，一边的人行道上停满了电动车，而另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临工队伍，保守估计接近1000人。
站塘路一边停满了临工的电动车，一墙之隔便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居住地
站在嘈杂的人群中，50岁的王华树时不时踮起脚尖，跃过无数脑袋望着路的尽头。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招工的面包车会随时停到路边，离它越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面试会随时开始，并以秒速进行。面包车来了，侧门一开，工头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工种、日薪——两个关键词足以吸引方圆百余米的人围拢上来，扒着车门“推销”自己。
一位工地来的小伙子在站塘路吼了一嗓子“招工”，便有无数的临工围了上去
王华树做瓦工，他的现场竞争者很多，同样都是老师傅，拼的却是脚力，“谁先挤上车，谁就入职成功。”他说，按照以往经验，站到路上半个小时的工夫，他就坐上去工地的车了。
然而此时，他头一次感到“守株待兔”的无力，整整5个小时望眼欲穿，招工的面包车屈指可数，好不容易有一位招工的小伙子靠近，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小伙子已经被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条路上能够提供的并非轻松差事——扎钢筋、刷油漆、搬砖、修水电……此刻却依旧被抢得不亦乐乎，王华树掰着手指算了算，现场千把人满打满算才走掉300人不到，他叹了口气，“明天我也不挑了，只要给钱，啥工都做。”
天已大亮，依旧有不少临工滞留在站塘路
类似的场景在十多公里外的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同时上演，这里位于合肥市主干道南二环旁。直到早上9点，路面车水马龙，依旧随处可见滞留在路边的临工们，只要有车停下，他们都会围上去问，“老板要不要人？”
64岁的谈正机无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纸壳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抬酸的胳膊。牌子上写着他胜任的工种，给自己打广告，如今看来这样的推销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后每天早上5点有1200多名临工聚在这里。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门，今年迟了个把月，至今还没开张，谈正机忍不住联系起过去的老主顾。“他们有的还没复工，有的干脆转了行。”谈正机说，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9月，为引导站马路临工“退路进室”，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临工集散中心，4年来集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吴国军见惯了“早高峰”的样子，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流才回归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见的老面孔年后就再也没见过”。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夹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人
挣大钱的理想把55岁的唐传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锁一般困住了他。
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如意，想回头却发现早已错过自由选择的年纪。哪怕归乡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夕他宁愿离群索居，独自窝在棚户区的出租房里。“混得不行，怕亲戚笑话。”他说，原本指望着过年期间打打零工，“至少还能给孩子发上几百块压岁钱”。
结果事与愿违，在站塘路边，唐传平竟有些想家。
春节辞旧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暂停键”，也将不少像唐传平一样的人夹在冷冰冰的现实与刚刚蒸腾起的希望之间。
疫情之后交通刚刚恢复，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块钱，带着一家人从安徽亳州来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里打零工，总比守着薄田赚钱强。”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聚满了找工作的人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她手指着路对面一墙之隔的棚户区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全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商量着大人们省一餐，先紧着两个娃娃过。“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
相较于普通人，马路临工的复工之路尤为崎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层出不穷亦难以熨平。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难倒唐传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几次他输在找工作的最后一步，总会有招工人员要求出示健康码，这种数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这个用非智能手机的中年人来说，成了一方难以跨越的“隐形门槛”。“我既没钱换手机，也弄不懂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这样的临工并非少数。在多个招工现场，记者看到，只要是有工头提出扫码入场，围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离去。
不签合同、口头议价，在此基础上，一些包工头趁机压价。不少临工抱怨，相比过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虽然表面维持原价，但进场需要缴纳管理费，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临工陈玉兰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用工方却提出需要干满12个小时，期间还没收手机。不少工友称，原来用工方只要求8小时工作，如今竟延长到10个小时。
如今每天超市的鱼鲜区是姚文喜的一方战场
自救与他救的接力
为了生活，总有一群人不甘于等待。
在凌大塘坐守10天后，60岁的姚文喜决定主动出击，扩大“搜索范围”，骑上自行车满城转悠，看到任何一家复工店面贴着告示他都凑近看看。“万一是招聘信息呢。”
最终，一家超市招聘保洁的告示映入眼帘。虽然工钱只有过去当瓦工时的零头，他还是一口应了下来，并拉上了自己的老伴。“有活干总比没有好，更何况我们两个人一起干。”
老姚负责的鱼鲜区保洁任务最重，既要清理货架、台面，更要清洗腥味十足的冷库、后堂，但他能吃苦，时不时还帮其他工友整理手推车。即便是低于常温的环境，老姚脑门上依旧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在口罩里垫上一层卫生纸。“这样口罩能用久一点。”他说，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卖力干。
姚文喜需要在冷水中清洗无数个腥味十足的鱼鲜筐
老伴在距离他不到20米的蔬菜区干保洁，两人却只能在吃午饭时见面，凑在一起，算起小账。“我们省一点，日子过得去。”
“这条道走不通，就换一条试试嘛！”谈起找工作，王从梅语气轻描淡写。这位爱笑的大姐来合肥做临工8年，几乎干尽了脏活累活——盛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烈日下安装太阳能设备，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蹲在楼顶刷油漆，家中买房负债的那几年她从早到晚一天打两份工，最后竟一笔笔还清了贷款。“啥苦都吃过，就什么都不怕了。”她笑着说。
打开她鼓囊囊的红色布袋，如同临工的“百宝箱”，既有干保洁的手套，又有建筑工地用的安全帽，她说自己愿意干，更愿意学。这段时间街边工作不好找，她便捣鼓起手机，加了好几个临工微信群。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一碗白开水泡锅巴做午餐，她一边吃着，一边打开家政服务软件，试着注册账号。“听说用这好找工作，过段时间我还想问问育婴师怎么考，等过几年重活干不动了，就去当月嫂。”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王从梅从包里拿出饭盒和锅巴，准备用开水泡着当作午餐
不少临工也慢慢转变了就业想法。“每天等活干，干一天算一天，总归不踏实。”53岁的油漆工费为文刚刚与一家安装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有望成为一名“长期工”。“这家公司包吃包住，我还能省掉一笔房租开销。”
临工“自救”起飞的同时，亦有一群人为他们护航。
去年9月底，安徽首家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园在站塘路揭牌，如今这里向农民工提供实名制登记、岗位培训、技能鉴定、就业推介、劳务合作和创业咨询等服务。
从凌大塘集散中心2月3日开门起，吴国军的手机便成了热线电话，常常一上午就没电关机。他和同事们加班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用工信息，给老板挨个打电话，了解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同时拓宽联系渠道。“除了工地，保姆、保洁、物流等短期工企业，我们也都试着去对接。”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临工集散中心外围用彩钢板进行圈围封闭，仅保留一个进出口，并设有防疫服务站，临工正在逐一测温登记，年后初次复工的临工还需要签署健康承诺书，领取出入证，累计7天体温正常后，中心会为其出具安全防疫证明，助力安心上岗。
3月13日开始，该集散中心以“临工共享”的模式，终于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目前，已有近千名临工在他们的对接下，踏上“复工之路”。
苗得宝在工地吃午饭（左一）
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回到工地宿舍已是晚上7点，累了一天的苗得宝摘下口罩，脸上深深的勒印，还有一层薄薄的盐霜。从床铺下拎出一瓶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二两，“今天上了一个半工，值得庆祝下！”就着食堂买的馒头、小炒，不一会他双颊泛起红晕。
他是临工中的幸运儿，在集散中心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在当地一所学校建设工地上扎钢筋的工作，管住管饭，工资不低，更重要的是工期长，“至少这两个月不用风吹日晒等在街上了”。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苗得宝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解乏
回望2020年的头三个月，苗得宝猛然发现，自己与身处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脉动，联系得挺紧密。
在阜阳老家过年，他眼瞅着当地新冠肺炎患者破了百，自己所在的村因为疫情封闭，“每天关于疫情的新闻越看越心焦”。作为一名党员，他毛遂自荐当起了抗“疫”志愿者，协助村两委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天刚亮，苗得宝便测温等待进入工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好不容易回到合肥，摩拳擦掌准备复工，却迟迟等不来一个机会，他更是焦虑。街边“漂泊”了半个月，如今他终于“感到一种稳稳的幸福”。
“省委省政府的办公楼从打地基开始我就参与了，2009年在包河万达也干过，还有南北一号高架桥……”说起自己在这座城市打拼10年的印记，苗得宝如数家珍。
他拿起手机给在家乡的爱人去了个电话。
“我在家一切都好，你在工地别累着自己。”
“过一阵子等疫情再缓一点，你就过来。”
苗得宝坐班车下班（左一）
今年是他们一家冲刺的一年。“爱人身体一直不好，10年期间做过淋巴瘤、胃癌及胆囊切除等三次手术，家里的钱，基本都花在了给爱人治病上，也因此负债几十万。”苗得宝说，像这样再干一个月债务就要还清了，“赚的钱就都是自己的了”。
无数的马路临工，积聚着磅礴的力量，让这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
合肥市实施返乡农民工返岗复工“清零行动”，积极与阜阳、淮南、宿州、安庆等市进行劳务协作对接，支持重点企业“共享员工”，按每人400元标准，给予输出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再造稳就业惠企政策服务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让吴国军无比欣慰的是，电话依旧不断，只不过之前都是临工求助，而最近一周，越来越多的企业来电，“全是拜托我们招工的，简直忙不过来”。
记者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接到了王华树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开张了！开张了！”
这是他2012年站到街边找零工以来，8年如一日的生活中，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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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
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口述
口述：吴国军（35岁，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
整理：本报记者陈诺、包育晓
临工，被誉为城市的“报春鸟”，我们的工作就是唤醒鸟儿，为他们找到飞翔的方向。往年此时，临工集散中心从早上5点开始就人声鼎沸。然而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报春鸟”和这座城市仿佛睡了“懒觉”。
作为合肥首家专门服务“马路临工”的公益性平台，我工作的地方从2014年成立开始，就成了很多临工的“家”，每天早晨1000多名临工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等待着一辆又一辆工地、工厂的面包车把他们接走，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直到2月1日，我才接到上班通知。说实话，最初内心是有挣扎的，疫情影响下，临工无法按时返程，我对复工后的工作有些未知。身边的儿子也哭着说：“爸爸，你要丢下我们自己回去吗？假期你不陪陪我吗？”妻子不说话，但我知道她也是担心。60多岁的父亲是老党员了，疫情后他主动报名作志愿者，这些天一直在村子各路口执勤。看出我的犹豫，他语重心长地说：“去上班要做好防护措施。工作总要有人做，特殊时期更要为他们做好防疫宣传，他们没法工作，肯定很着急啊。”父亲的话提醒了我，我说服了家人，返程回到合肥。考虑到临工来自全国各地，接触人员多，我将妻儿留在了家里。
2月3日，临工集散中心才迟迟开门。结果一整天没来一名临工。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来咨询的临工总数也仅有六七人。若在以往，每天来咨询的少则60—70人次，多则达到200人次。
我们却闲不下来，线上给我忙坏了。“吴部长，这两天有企业来招工吗？”“吴部长，明天我过去登个记可以吗？”“吴部长，工地啥时候可以开工啊？”家住淮南的瓦工陈自田是集散中心的老主顾，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收入全部靠他外出打零工。从2月3日开始，他每天都给我微信，询问情况。
他急我更急。和同事们赶紧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个人用工信息，挨个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
集散中心的临工中瓦工居多，工作选择多是在工地上。考虑到疫情影响下，很多建筑工地没有开工，我们又拓宽搜索范围，保姆、保洁、保安、物流、工厂一个月的短期工等。相关行业企业也都开始联系。
最多的一天，我们集散中心6名员工，平均每人接了80通电话，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个接一个电话打下来，都是复工近期无望的消息，心越发沉重。“孩子他爸，要不我回去找找工作吧，家里有房贷，还有生活开支，天天不上班我着急啊。”每次和妻子通电话，听到她想回合肥复工，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我们好歹还有一份收入，临工师傅多数是家里顶梁柱，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日子可怎么过啊。
我开始和同事联系，急速返岗增加人手。除了联系企业，我们还给临工打电话，劝他们改变求职岗位方向，进入工厂做短期工，做短期保洁、保安等。有时候不到半天，我的手机就打没电了，晚上做梦都是帮临工对接工作。
2月8日，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天一早，57岁的临工师傅易善学来了集散中心，本打算回老家过年的他考虑疫情影响留在了合肥。“吴部长，有件事我想咨询一下，我这几天冻着感冒发烧了，今天好些了，我想来看看集散中心有没有人上班，也打听下防疫情况。”易师傅是家里顶梁柱，一个人在合肥也没有亲戚，他担心去医院看病会被隔离，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听出了他的担忧，我告诉他先到社区医院检查，又和他说了政府的防疫及就诊政策，打消他的顾虑。“吴部长，谢谢你呀，我去医院了，医生说是普通感冒，我过几天就去登记找工作。”几天后，接到易师傅的电话，悬着的心放下了。那天之后，我更明白了我们在这里的意义，让这些留在合肥过春节的临工师傅有“家”可找。
2月17日，按照部署，我们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原本开放的办公区域用彩钢板进行围挡，并设置起疫情防控宣传台，看着每天的确诊人数，我们自己都怀疑，今年还能否迎来复工大潮？
2月20日，第一家招工企业来到我们这里的布告栏前，张贴招工公告，这是一个好的信号。2月24日，重点民生项目复工；3月2日，一般民生项目复工；3月9日，其他项目（包括房地产等建设工程）复工。
随之而来的是集散中心的人气也回来了。3月13日，求职临工首次超过200人，这一天我们用“临工共享”模式，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
“从腊月二十三回老家阜阳到现在，我已经快两个月没干活了，谢谢你呀吴部长，一直忙前忙后帮我们找工作！”做保温隔热的临工李强坐上了用工方派来的“专车”，前往巢湖某项目工地务工，上车前的一句谢谢，让我顿时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天亮得早了，前来求职的临工更多了，超过1/4能在当天找到工作。虽然有差距，但我相信，这群“报春鸟”和城市一样，已经苏醒。
每天做梦都是在还钱！不要痛过才领悟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22岁的湖北女青年小皮(化名)过得很郁闷。因为她被厦门一名比她小一岁的女网友骗走了1.42万元，而且这笔钱还是从网上套现来的。眼看还款期限将至，没有分文收入的她不得不想方设法借款还债。(5月4日《中国青年报》)
“赚零花钱可以找我套现，套现1000元给你利息100元，套现2000元给你利息200元，依此类推，次月本金连手续费一起给你。花呗、借呗、任性付(均为贷款消费平台——记者注)有额度的都可以找我。”每月高达10%的利息许诺，是银行贷款利率的20倍，陷阱还是馅饼？当心，千万别上套，这是诱你入局。
在微信朋友圈里，大家会经常看到一些类似这样让人心动的消息。有些人不以为然，但也有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却走了心，想试试看。正如新闻中的小皮，先是尝到了甜头，然后再吞苦果。
“原想一夜成富婆，没想到却成了负婆”，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其实，就在花呗、借呗、任性付等贷款消费平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而一些贪图小便宜的人轻信别有用心之人编造的信息，结果“你想要他们的利息，他们想要的是你的本金”，吃了大亏。
然而，也有一些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最初的试探性尝试让他们赚得了小利，这也就彻底打消了之前的疑虑，越陷越深，最后得不尝失。说到底，还是贪小便宜的心理在作怪。
据报道，在一个由130多名“受害者”组成的微信群里，大部分是90后女青年，据估算涉案金额约160万元。在最美的年纪遭遇如此坎坷，不得不让她们反省自己的成长之路。因贪小便宜吃大亏，受到精神和金钱双重折磨，这样的惨痛教训真该牢记一生。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是坐享其成，等不来也送不来。年轻人往往有较强消费欲望和虚荣心，这不难理解，但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踏踏实实、埋头实干，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为美好生活增光添彩。
此外，各类金融骗局花样迭出，除了消费者自身加强防范外，还需要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创新工作方法，坚决打击一切不法行为。今年全国两会上，互联网金融又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由此可见，国家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已经在路上，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长远发展肃清障碍，促使金融市场规范发展。
同时，学校也要与时俱进，在金融学、网络安全学等相关公共基础课或选修课中，结合现实案例，普及金融、网络安全知识。针对当前社会上反响强烈的校园网贷、裸贷、金融诈骗等问题，邀请相关专家来校开展风险防范知识宣讲，增强年轻人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最重要的是，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珍爱个人征信记录。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面对互联网金融风险挑战的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当擦亮眼睛，坚定信念，拒绝高息诱惑，不要让“我每天做梦都是在还钱”的故事再次重演。(芦静)
戴着“人工心脏”生活：我国“人工心脏”技术与国际接轨，已进入第三代水平
“人工心脏”外观看像个蜗牛，钛合金材质，鸡蛋大小，180克重，在手术过程中，它会被精巧地固定在左心室的心尖上。
一条连接着“人工心脏”的导线从胸腔穿到腹腔的皮下，从肚脐旁的出口穿出，与两块体外电池和一个控制器相连。它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心脏功能，辅助维持全身血液循环。
“人工心脏“模型。受访者供图
截至2021年4月19日，67岁的天津人赵鸿已和这颗“人工心脏”共处了210天。夜深人静，侧躺着把耳朵贴在枕头上，可以听到“心脏”传来微弱的转动声。
他必须时刻连接着体外的这两块电池和控制器，为体内转动的“人工心脏”提供能量，就像健康的心脏需要24小时跳动。游泳、泡澡是不可能的了，饮食也要注意。但他终于可以顺畅地呼吸，躺着入睡，“心里感觉特美。”
赵鸿是终末期心衰患者，心脏扩大了一倍多。对终末期心衰患者的救治只有心脏移植和置入“人工心脏”两种方法，人体心脏移植费用高昂且名额稀缺。据统计，我国每年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仅有四百余人。
在国际医学领域，用人造器官代替自然器官的“人工心脏”临床应用条件也在逐渐成熟。国外每年几千例人工心脏植入，得到了医学界的普遍认可。目前国内共有三家机构进行着“人工心脏”的研制和生产，一家通过临床上市、两家处于临床期，置入“人工心脏”的不足一百人。相关从业者表示，我国的“人工心脏”技术与国际接轨，已进入第三代水平。
快要“爆炸”的心
2020年初开始，赵鸿几乎每个月都要住一次院，治疗他的心脏。“终末期心衰，伴发心律失常、肾功能衰竭等合并症。正常人的左心室只有30-40，他的已达到90，心脏扩大一倍多，功能严重受损。”
儿子赵胜说，父亲患有心脏疾病已经有十二年了，最初通过输液病情就可以好转。但五年前，情况越来越严重。赵胜最害怕的是在凌晨五点接到父母的电话，“又犯病了，喘不过气来。”
他们跑遍了全国的医院，“每一家医院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只有心脏移植这一个方法，但这个费用我们家付不起。”
43岁的李晶也是心力衰竭患者，从发病到病危只有不到三个月。
医生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正常人的心脏就像一个气球，到80是极限，李晶当时已经到了79，稍微一活动，心脏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一旦破碎，人就没了。”
今年35岁的天津市民王宁，7年前“上到三楼就全身没力开不了门”，入院治疗后“身体恢复得还行”。被医院诊断为“扩张型心肌病、心力衰竭”。2018年后，病情不断加重，反复住院，被确诊为“终末期心衰”。今年三月初晚上躺在床上，喘不上气，叫了120急诊。
按相关的医学解释，心力衰竭是心脏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这代表着心脏跳不动了，无法再向全身供应血液。
资料显示，心力衰竭后，肝、肾、肺、胃等身体的其他器官也开始出现功能减退。终末期心衰患者单纯依靠口服药物治疗，1年生存率仅为15%-20%。
“当时医生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做心脏移植手术，手术费就差不多要60万。除了手术费，后期还要一直服用抗排异的药，那种药一个月要好几千块钱，而且只能自费，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吃得起的。”李晶说，确诊后，他决定放弃治疗。妻子王新用打算卖房子。
李晶是济南的一名外卖员。小儿子刚刚出生，一家人也才在几个月前搬进贷款买的新房里，“上有老，下有小，都要花钱。”
为了让爱人安心，李晶表面同意了。但他心里知道，心脏移植不仅花不起钱而且根本排不到。他们在医院看到过一个成功配对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足足等了四年。
“我们在医院也看到很多人等不到就离开了。”稀缺的心脏来源和高昂的费用，加剧了王新用的恐慌。
阜外医院高润霖院士、王增武教授等在《欧洲心力衰竭杂志》发表关于我国心力衰竭流行病学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在我国35岁居民中，加权的心衰患病率为1.3％，即约有1370万心衰患者。而我国每年完成心脏移植只有四百余例。
上一个做手术的是羊
在外科医生眼中，心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血液泵”。如果把人的循环系统比作一个密闭供水系统，那么心脏就是驱动循环的水泵。心功能衰竭就像是水泵“动力不足”，供水系统里其他的器件也就无法正常工作了。“人工心脏”是一个人工制造的血泵，它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心脏做功，辅助维持全身血液循环。
人类不敢轻易将柳叶刀伸向心脏。直到1967年，南非医生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
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将一颗“人工心脏”置入实验犬体内，使之生存了近90分钟。12年后，美国医生为一名病危的男性成功置入一颗“人工心脏”，患者靠这颗“人工心脏”生存64小时后等到了供体心脏，但在移植后32小时死亡。
1982年，美国一名61岁的牙科医生愿意置入一颗“人工心脏”，术后，他依靠“人工心脏”存活了112天。此时的“人工心脏”模仿人体心脏搏动运作，依靠两个连接到外部的气泵来膨胀和收缩，将血液推进全身。它需要连接一个洗衣机大小的外界机器。这个巨大的机器随着泵血过程发出巨大响声。
第二代“人工心脏”以离心泵或轴流泵驱动血流，体积小，方便携带，患者可以自由活动。截至目前，已有2万7千多名心衰晚期患者接受了第二代的“人工心脏”，术后两年生存率为76.7%，部分患者已经成功存活10年以上。
最新的第三代“人工心脏”为磁悬浮技术，在多个国家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中国“人工心脏”的研发道路一样漫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已经开始了对“人工心脏”的探索。到2017年，国内有了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人工心脏”。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至少有7个单位在研发“人工心脏”。其中，重庆一家公司的离心泵型人工心脏技术由日本研发，10年前已经在日本上市销售，2019年8月在国内获批上市，是首个在我国获批临床试验的人工心脏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以下简称泰心医院)、江苏某公司分别研发的两款“人工心脏”均属于第三代，分别于2020年和2019年开始进行临床试验。
赵鸿、李晶、王宁置入的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天津泰心医院联合研发的第三代“人工心脏”，在他们之前，置入这款“人工心脏”的是一群小尾寒羊。
在李晶、赵鸿、王宁之前，置入这款“人工心脏”是一批试验羊。受访者供图
这款“人工心脏”主体像个蜗牛，钛合金材质，重180克，直径5厘米左右。
“人工心脏”被置入人体后，与心脏并联，一头连着心脏的左心室，一头连着人的主动脉。血液从左心室经“流入管”进入“人工心脏”内，“人工心脏”再将血液推出，经“流出管”输送至主动脉，从而辅助患者血液循环。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心脏每分钟搏动超过60次，泵出5升血液。换算下来，每小时搏动3600次，每天86400次，总共泵出7200升血。而置入之后的“人工心脏”，每分钟能泵血1—10升，辅助人体心脏功能泵血。
用听诊器在赵鸿的胸前可以听到柔和的“嗡嗡”声，那是血液在“人工心脏”内转动发出的微弱而持续的声音，它代替了自体心脏泵血的怦怦声。这个转动的“人工心脏”与患者体内那颗艰难跳动的心脏一起，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维持着他的生命。
生活的改变
畅快!这是王宁醒来后的第一感受，新鲜的空气从鼻腔吸入，自由地呼吸，顺畅地呼吸，没有阻碍地呼吸。2021年4月6日，王宁接受了“人工心脏”置入手术。
王宁身高一米八左右，身材微胖，这使他在手术后的康复期间吃了一些“苦头”。由于心衰，他的身体潴留着近10斤的液体有待排出，不能大口喝水。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除了身体的康复，王宁还要习惯适应“人工心脏”带给他生活的改变，如何洗澡、如何给伤口处换药、如何与身体上多出来的电池共处。
赵鸿的一天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起床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心脏”换电池，通过仪器和可穿戴设备了解自己的体温、体重、转速、流量、功率、心率、血氧等十项内容，登记在“每日日记本”上。他每天会量五遍血压。实际上医生要求他早晚各记录一次就可以了，但是他听说“血压是会波动的”，不放心，就多测几次。
4月14日，赵鸿背着电池和显示屏在室外溜弯。新京报记者陈亚杰摄
然后，他将与身体相连的两块电池和显示体内“人工心脏”转速、流量、功率的控制器放进专门的斜挎包中，背上背包，正式开始他一天的生活。两块电池和控制器加起来差不多五斤重。
他不喜欢吃汤汤水水的东西，早上吃了半碗米饭，大半个馒头，配菜是虾酱和西红柿鸡蛋。他每天要服用抗凝血药物。出院这半年，他已经胖了十几斤，他被医生告知要控制饮食。
他吃完饭在家看会儿电视，九点多出门遛弯，完成医生要求的运动量，一般是一公里，最多的时候走过3.5公里。但他不会出小区，就在小区里一圈一圈地走。出门前他加了件衣服，他住的小区邻着海边，他觉得冷。
遛弯时，他的手会握着延伸在外面的线，以免被过往的车剐到，人挤的地方就不去了，碰到邻居熟人，就停下来聊聊天。
他“失去”了两大兴趣爱好，喝酒和打牌，他认为前者不利于健康，后者是因为棋牌室有二手烟，也不利于健康。
十点半，赵鸿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更换电池，给换下来的电池充电。一块电池的使用时间是8-10个小时，但他担心没电，出门前后都会更换新的电池。他拥有四块电池，有两块随身携带，与身上的“人工心脏”并联供电，另两块备用。电池每年更换一次。如果需要出小区，他还会额外多带一块，虽然他外出的时间很少会超过6个小时。
每周妻子会帮他洗澡。他可以淋浴，医院给他配有防水包，洗澡时可以把电池装在防水包里。但因为比较谨慎，妻子只是用湿毛巾帮他擦一擦身体。洗完澡，妻子会帮他给线缆穿出的伤口做一次清洁。一开始妻子总是小心翼翼的，怕碰到伤口或扯到线，现在她已经很熟练了。
关于“人工心脏”的操作和使用，泰心医院心衰中心协调员史春梅告诉记者，患者都需要通过理论和实操的“考试”，考满分才能出院。
赵鸿一般晚上九点睡觉，睡觉时把充电器放在床边的篮子里，他习惯平躺着或者偏向右边。最让赵鸿满意的事情是每天能睡七八个小时，手术前他无法躺着入睡，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不记得熬了多少年。
相比之下，李晶的活动范围更大一些。出院后，李晶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他会去公园散步，陪女儿打羽毛球，到图书馆，也会外出乘坐公交、地铁。
李晶在工作。穿着保安服看不到戴在腰上的电池和控制器。受访者供图
佩戴“人工心脏”，要远离磁场，通过地铁和图书馆的安检时，李晶会出示医院开具的一张应急卡片，上面详细写着他置入“人工心脏”的情况，工作人员看了之后都会主动帮他开路，很友好。
和赵鸿一样，为避免“意外”，李晶会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不凑热闹坐地铁时，如果这一趟人多，他就等下一趟，或者打出租车。
“想想，就和做梦一样”
2020年4月，泰心医院院长刘晓程发现李晶体内自己的心脏恢复健康，可以开始正常泵血，于是手术取出了他体内的“人工心脏”。让受伤的心脏休息一段时间后，它有可能康复，但究竟哪方面起到了作用，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定论。
置入“人工心脏”后，一般有三种走向，极少数能够像李晶一样，心脏恢复正常工作，“比例应该不会超过5%。”刘晓程说。
第二种是作为等待心脏移植的过渡期，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到合适的供体。在欧美等国家，绝大多数患者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是终身佩戴。赵鸿和王宁已经做好了终身佩戴的打算。“之前咨询过，心脏移植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治疗要上百万，我们负担不起。另一方面也担心心脏移植会排异。”王宁说。
费用是所有患有重大疾病的家庭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目前赵鸿、李晶、王宁置入的“人工心脏”仍然处于国家食药监局的临床试验阶段，医院免除了“人工心脏”和部分检查费用。
据了解，国外已经上市的“人工心脏”加上手术、治疗费为20万美元。据央视财经报道，目前国内已经上市的一款“人工心脏”一次手术下来，患者需要支付100多万元。目前赵鸿等人佩戴的“人工心脏”和另外一款处于临床试验的国产“人工心脏”，价格还无法确定。
“第三代‘人工心脏’从理论上讲是没有使用期限的。”刘晓程解释，“采用磁液悬浮技术，转子在泵中漂着，没有磨损。”需要考虑的是人体的变化，“机器和人体协调行动，共同决定人体的寿命。”
人体在置入“人工心脏”后，出现了一些传统心外科没有遇到过的新挑战。安装“人工心脏”后人体的凝血和血压指标发生了变化，患者要将血压控制得比普通人更低。“只要血压和抗凝指标控制好，可以保证置入的‘人工心脏’长期安全运作。”
人工心脏属于第三类医疗设备，“是最复杂的，素有心脏外科皇冠上的明珠之称。”刘晓程说，“手术并不复杂，难点在于技术研发。”磁悬浮转子在旋转过程中，容易破坏血液里的细胞，血液会凝结成血块，形成血栓。“红细胞像葡萄一样排列组合，‘人工心脏’在旋转的过程中剪切力要小，不能把葡萄打坏了摩擦力也要小，不能产热同时要解决生物相容性等问题。”根据要求，国产“人工心脏”需要完成拯救50例晚期心衰病人的临床试验，而且三个月内的存活率在80%以上才算过关。
“人工心脏”可以取代心脏移植吗?一些学者认为心脏移植更适合治疗心力衰竭晚期的患者，此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董念国医生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现阶段，如果情况允许，最好的方式还是心脏移植。有国外的研究显示，在术后第三年以后，心脏移植的患者比植入机械心脏的患者，有更高的存活率。
“合适的心脏供体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人工心脏’可以挽救大批濒死患者。”刘晓程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心脏”是总的发展方向。
手术后第七天，王宁转到普通病房，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每天步行300多米上周，赵鸿回医院复查，心功能检查的各项指标均显示良好。
李晶穿着保安服。在人群中，看不出他曾经置入过一颗“人工心脏”。现在他比以前更加注重健康，特别注意感冒发烧。“能好好活着就知足了，这两年的事情想想就和做梦一样。”
（文中赵鸿、赵胜、王宁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陈亚杰编辑胡杰校对贾宁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