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贷差扩大意在把储蓄变投资？央行发文释疑

2022年以来，银行体系存贷差增加较多，前三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18.1万亿元，同期新增存款22.8万亿元，9月末存贷款余额的差值为44.2万亿元，较2021年末扩大4.7万亿元，引起关注。与此同时，有观点将存贷差扩大与储蓄向投资转化问题联系起来，并认为银行加大贷款投放就可以缩小存贷差。

对此，11月16日，央行在《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特设专栏进行释疑，称：“需要探其根本、正确看待。”

存贷差指银行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额。随着银行增加债券、外汇、股权等资产，贷款占银行总资产比重趋于下降，我国银行体系的存贷差总体呈现扩大趋势。

央行指出，从理论上讲，在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作为银行负债的存款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贷款等资产扩张行为创造的。银行并不是“动用”居民储蓄存款去发放贷款，而是直接扩张资产就可以发放贷款，同时创造存款（负债）。假如银行资产端只有贷款业务，负债端只有存款业务，那么新增多少贷款就会新增多少存款，不产生存贷差。

实际上，存贷差的产生是因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渠道很多，除贷款外，银行还可以通过债券投资、外汇占款、股权及其他投资等渠道扩张资产，在不增加贷款的情况下创造存款。

“也就是说，存贷差的扩大是货币创造渠道多元化、不仅仅限于贷款渠道的结果。从这一点看，存贷差问题与宏观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问题是两回事，通过促进银行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并不能缩小存贷差。”央行称。

举例来看，我国今年存贷差扩大实际是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的体现。今年以来，受超预期因素影响，局部领域信贷需求放缓，而经济循环部分环节的预防性货币需求有所增加，托举经济需要相对更多的货币支持。

央行表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等其他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使得非贷款渠道创造的货币增多，存贷差因此扩大。

一是财政发债力度加大，前三季度政府债券累计新增5.9万亿元，其中银行表内增持政府债券约4.7万亿元，财政获得资金后通过支出形成企业和居民存款，扩大了存贷差。

二是央行上缴结存利润，前三季度人民银行累计向财政上缴结存利润1.13万亿元，经财政实施留抵退税后，增加了经济主体手中的存款，却没有发生贷款活动，使得存贷差扩大。

三是金融工具统计因素，今年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设立了超过6000亿元的金融工具，用于补充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重点民生等重大项目的资本金。项目公司获得金融工具资金后形成银行存款，但政策性、开发性银行对金融工具的出资目前没有计入贷款，统计上也扩大了存贷差。

实际上，近年来国外主要经济体存贷差也呈现扩大趋势，主要与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特别是银行体系支持财政赤字支出等因素有关。

比如，美国银行体系存贷差从2007年末不足2000亿美元扩大至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前的3万多亿美元，疫情暴发后美国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2021年10月存贷差又进一步扩大至7万亿美元以上的高位，今年以来有所回落，9月末仍在6万亿美元上方。。

央行强调，总的来看，存贷差扩大本质上反映的是贷款以外渠道的货币创造增多，与储蓄向投资转化没有直接关系。今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存款总体增长较快，同时由于疫情等特殊因素，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存款与企业存款之间的循环不畅，反映为9月末，住户部门各项存款余额增速为14.5%，较企业部门11.2%的增速高3.3个百分点；1-9月住户存款新增13.2万亿元，占全部新增存款的58%，较去年同期高6.9个百分点，存款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存款总量，因此并不会改变存贷差。

从MMT到沃尔克时刻

摘要：最近几年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谓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各领风骚一两年”。疫情之后，简称为MMT的“现代货币理论”曾大行其道，成为货币极度宽松的理论依据之一。但随着通胀变成大问题，美欧央行又采取了几十年未见的激进货币紧缩措施，重演了1980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强力紧缩货币来抗通胀的“沃尔克时刻”。而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变，是因为其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发生了从需求不足到需求过剩的转变。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欧美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带动了其国内需求的快速扩张，形成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胀。面对几十年未遇的高通胀，MMT自然失去了市场，而让位于货币数量论。未来，随着西方国家货币紧缩对需求的抑制，全球经济可能重新陷入疫情爆发之前的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况——那将是MMT回归之时。不过在那之前，世界经济还将更充分地体验“沃尔克时刻”带来的冲击。

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简称为MMT的“现代货币理论”曾大行其道，并一度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取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但从2021年通胀在西方国家变成严重问题之后，美欧央行又采取了几十年未见的激进货币紧缩措施，大幅加息，重演了1980年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强力紧缩货币来抗通胀的“沃尔克时刻”。

一、MMT与沃尔克时刻

所谓MMT，是现代货币理论（MMTh）的简称。这个理论的名字里虽然有“现代”二字，但其思想却可以追溯到现代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那里，甚至可以将其归类于“原教旨主义”的凯恩斯主义。MMT的核心思想是假设经济运行在需求不足的状态，此时货币扩张非但不会带来通胀的副作用，还可以有效刺激实体经济增长。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MMT，可以说是“只要通胀没起来，就可以无限发货币”。

与MMT争锋相对的是居于当今宏观经济学主流的货币数量论。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货币数量与通胀之间有稳定的关系，更多的货币一定会带来更高的通胀。相应地，紧缩货币政策，削减货币数量可以有效压低通胀。1980年，面对当时美国的高通胀，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Ÿ沃尔克大幅加息，以让市场惊讶的货币紧缩快速抑制了通胀，从而为宏观经济学史留下了“沃尔克时刻”这么一个名词。

理论来自于现实，也指导现实。无论是现代货币理论，还是“沃尔克时刻”，都不仅仅是两个空洞的名字，而是代表着极为不同的货币政策态度。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欧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均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甚至在2020年还推出了“无限量量化宽松（QE）”，不设上限地向市场投放货币。2020年一年时间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3.2万亿美元，增幅达到了惊人的77%。如此力度的货币宽松，让次贷危机之后的3次QE都相形见绌。为了论证如此前所未有之货币宽松的合理性，很多人拿出了MMT作为佐证。

但形势变化迅速，到2021年底，美国的通胀已经成了个大问题。2021年12月美国的CPI通胀率已经上升至7%，扣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影响后的核心CPI也突破了5%，货币发行不影响通胀的MMT已不攻自破。美联储为维护通胀预期稳定，不得已采取了几十年未有的激进紧缩措施，在2022年已连续两次加息0.75个百分点，并同时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当前如此力度的货币紧缩，近几十年来只有“沃尔克时刻”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二、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

货币政策态度之所以会有如此剧烈的变化，是因为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运行状态发生了变化。只有在将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的统一框架下，才能理解从MMT到“沃尔克时刻”的转变，看到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当今货币体系下，货币是被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具体表现为贷款创造存款的过程。现在的银行并不需要像古代钱庄那样先吸收存款，然后才能向外放贷。现代银行向外放贷的同时就创造了自己的存款。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的放贷创造了商业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也就是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的放贷创造了实体经济中各经济主体存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也就是实体经济中的广义货币。

对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当今这种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方式似乎意味着，货币政策不再有什么约束，中央银行想怎么调控货币就可以怎样调控货币。但这是对货币政策的误解。无论如何，货币创造也不是一个独立于实体经济运行，可由央行自由决定的过程。只不过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联系隐藏在了复杂的货币金融现象之后，不为许多人所察觉而已。

央行可以调节货币政策，控制货币的收放，但央行如果想维护通胀的稳定，其行为就必须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政策是被实体经济所决定的。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内生于实体经济。

央行创造的货币是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主要是居民和企业）的支付工具，代表着他们的名义购买力。但这些名义购买力只有真正变成市场中的购买行为，才会影响到实体经济中的实物交易量和交易价格。换言之，如果名义购买力没有被持有它们的经济主体给花出去，就没法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此时货币政策就对实体经济没影响。

所以，经济主体的支出意愿决定了货币政策在实体经济中的效果。如果经济主体的支出意愿非常低，使得增发的货币大部分都被他们储蓄了起来，而没有在市场上花掉，那么货币增发对市场中购买行为的带动就非常有限，也就很难明显带来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上升。对整个宏观经济来说，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刺激真实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效果不明显。

实体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支出意愿又和实体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当经济向好，预期高涨的时候，消费者会因为收入预期上升而增加当前消费，投资者也会因为投资回报预期提升而增加其投资。这些都会带来支出意愿的上升。而支出意愿的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更强购买行为，会进一步推升经济景气度。在这种正反馈循环中，经济会逐步走向过热以至于需要货币紧缩来降温。

但反过来，当经济走弱，预期低迷的时候，消费者会因为收入预期下降，以及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而减少其消费支出。投资者也会因为投资回报率预期走弱而削减投资计划，减少投资支出。这会进一步压低经济景气度和压低支出意愿。此时，需要放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打破经济下滑的恶性循环。

但货币政策就好像马的缰绳，不管经济这匹马跑多快，总是可以把它给拉回来，但要用缰绳让马跑起来却不太容易。这是因为货币政策总是可以收走经济主体手中的货币，从而削减其名义购买力、压低其购买行为。但经济如果很低迷，货币的宽松却未必有效。政府总是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增加经济主体手中的名义购买力，但却不一定有办法让经济主体把这些购买力变成支出行为。通俗地说，政府可以给居民和企业发钱，但却不一定能让居民和企业把钱花出去。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可能是辜朝明说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动机，也可能是产能过剩带来的低投资意愿。但其结果都是经济中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此时，货币扩张没法有效带动通胀上行，从而使得货币总量与通胀之间的联系破裂。在这种情况下，MMT才可能大行其道。换言之，MMT以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支出意愿低迷为前提，其结论只成立于实体经济处于需求不足状态之时。

但被MMT作为前提的这种经济运行状态，只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可能。在更为正常的状态下，经济主体的支出意愿处在正常水平，经济中不存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供给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此时，货币增发就会很顺畅地转化为市场上购买行为的增加，并带动经济和通胀。此时，货币运行就不再符合MMT的假设，而更接近于货币数量论的描述。

三、从MMT到沃尔克时刻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之所以发生从MMT到“沃尔克时刻”的巨变，是因为其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发生了从需求不足到需求过剩的转变。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处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中国存在的庞大过剩产能是重要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中，欧美国家的通胀长期被过剩产能所压制。因此，尽管在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曾进行过3轮QE，通胀却一直没有成为问题。正因为此，不少人接受了MMT的论点，认为货币宽松已不再受到通胀的约束。

但货币发行并不会真的对通胀一直没影响。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欧美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带动了其国内需求的快速扩张，形成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胀。2022年7月，美国真实工业产出指数虽然比疫情爆发之前的2020年2月高出了3.4%。但同时，美国的名义零售指数却上涨了29.8%。折成年率的话，美国名义零售在疫情爆发之后的2年半时间里，每年增长11.4%，远高于疫情爆发之前10年里4.1%的年平均增速。

疫情爆发之后，美国零售的快速扩张反映了其宽松货币政策对需求面的强力刺激作用。当需求的扩张显著快于供给时，全球经济就从疫情前的需求不足转变成了之后的需求过剩，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就在西方国家浮现。面对几十年未遇的高通胀，MMT自然失去了市场，而让位于货币数量论。表现在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上，就是货币政策的极度紧缩取代了之前的极度宽松，“沃尔克时刻”再次来临。

不过，从MMT到“沃尔克时刻”的转变，并非货币运行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而是实体经济运行状态不同所导致的货币运行表象的不同。MMT虽然失去了市场，但其阐述的在需求不足状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思路仍然有可取之处。未来，随着西方国家货币紧缩对需求的抑制，全球经济可能重新陷入疫情爆发之前的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状况——那将是MMT回归之时。不过在那之前，世界经济还将更充分地体验“沃尔克时刻”带来的冲击。

（本文作者徐高为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资本增殖体系的大一统框架

注：本篇是《金融社会主义VS金融资本主义》的第2篇：资本增殖篇，第1篇是货币发行篇，第3篇是解法篇。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以一张图统一了资本增殖体系的全过程，展示了其辩证关系，使全局一图可见。

本文提纲：

二资本运动体系的罗盘

1资本增殖体系的大一统框架：三位一体的资本增殖螺旋

2枢纽物的正/反作用力

3资本增殖运动的极限及反向运动

正文

二资本运动体系的罗盘

（一）资本增殖体系的大一统框架：三位一体的资本增殖螺旋

注：这个图比第一版进行了一点优化，也可能还需要优化

资本增殖体系是各主体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资本增殖是其最大的动力机制，是一个不停运动的螺旋体系。整个资本增殖运动稳定在这个体系的模式中，整个资本主义的演变也是每一组模式不断演进和组合发展而来，直到体系内每一组模式/模块发展到一种极限。演变顺序：从第①组到第②组再到第③组，而且形式规模在不断变化，主导权力也随之而变。总的模式是稳定的，但每一组模块的比重、具体运作方法与每一个具体载体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既要聚合的整体分析，也要庖丁解牛的分解，分解开来有太多重的运动和组合，难以一一分解。本文取其大者分解为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以此主要结构做一般性的整体聚合分析，详尽的分解分析需要像CT那样做多层扫描，后面再逐层扫描。下面讨论当下的主要结构，具体如下：

1三重资本增殖模式：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社会发展

第①组M—W-W39，再卖出产品获得收入M+，+为利润。在债务货币发行模式下，要先有货币发行D—M←M—D+，所以在总模式下简化的这组资本增殖公式是D—M—W-W39/M+—M+

D/M/W/W39—M+：以消费品为载体的资本增殖模式，其中可以分为中间生产商品和最终消费商品，最具代表性最具规模的就是住房。黄金可以归在此类但黄金又具有其他特殊性。

M—M+—M+：以所有权为载体的资本增殖模式，中间的M+是第①组模式中M+，此模式中用来代指企业的所有权—股权，不是准确的等同，因为其在形式上更匹配的代表资本运动的模式和主体，所以用其进行特定的指代，特此说明。所有权代表着一种组合性质的生产增殖载体，持有其股权就等于持有一组不断生产增殖的载体。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股票市场）。

M—X—M+：X代指除常规商品类的另类商品，就其规模而言以加密‘货币’市场规模最大，以比特币、以太坊和泰达币等最具代表性，当然以后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类似物。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第②模式中获得的增殖收益都是从第①模式的资产资本增殖中分配出来的，而不是自身循环凭空产生增殖收益，它只是进行的再分配。粗略的说，M—D/M—M+是对经营信用与货币分配增殖收益，M—W—M+是对利用大自然财富分配增殖收益，M—W39/M+)—M+

这一组模式主要方式是：金融合约—保险、期货和衍生品，通过对标的物D/M/W/W39)—M+：主要以地产为标的，主要有房地产指数等

M—(M+)—M+：主要有股票期货、股票期权、股指期货，股指期权等

M—(X)—M+：(X)指其他任何合成的或重新组合的对赌标的，比如恐慌指数等等。

同时，针对不同风险存在大量的合成组合式的衍生品，把不同类别与内容组合在一份产品里，其灵活性和多样性在不断变化。最终，这一组居于风险的对冲体系发展成全方位的居于波动的对赌体系。

下面再单独说一下常规保险版块，居于人/事件的社会风险保险：

M—(事件)—M+：以事件为标的，用金融合约处理大量事件风险，就是普遍的保险合约。规模最大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这是对个人的生存风险进行的金融化对冲。这个对赌包括个人与投保机构的对赌，也包括保险机构与其增殖载体的对赌。保险兼具或者说横跨两组资本增殖模式的特性，但把它归在这一组了。

保险是赌当前汇集支付可以未来零星支付，无论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是社会保险。养老保险模式中在人口逆转时，该模式就难以为继；医疗保险在发病率超出一定比例时便难以支撑；在社会保险时，社会事件超出零星概率时赔付便不能支付。保险赌两头：一头是风险爆发赔付率，另一头对赌在另一层资本增殖模式/增殖模块上的收益。他的支付能力必须通过所投资第二组增殖模式产生增殖收益来支付，所以他依赖在第二层模式上取得成功。所以，他也是在对赌另外的资本增殖模式的成功。

风险承担是关键

我们这里不去讨论怎么防范风险，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一定程度上弄清楚风险产生的原因也是必要的。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认识，很多风险无法防范无法化解，它只能是在发生的时候被承担吸收，所以谁来承担吸收就成了一个关键。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怎么承担风险，处理风险的后果。承担风险要解决的是风险承担主体和风险承担的渠道。大部分行业是谁负责谁担责的风险防范与承担机制，而不是对风险与代价进行转移，而风险处理以金融化手段进行疯狂转移，风险承担渠道与风险承担主体进行重大转变时，是否充分的评估过这种演变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几何，不仅是金融风险还有社会风险。

当我们要整个金融系统或社会。这使得通过金融进行的风险管理变成了赌场化。解决社会风险和商业风险时，金融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但如果风险管理只是设计成一味的转移风险，那么转移风险就变成了谁接住最后的烫手山芋，这是一个甩锅大赛机制，最终就是一个互坑模式，通过金融手段转移出去的风险重新冲击整个金融系统或社会。所以，通过金融进行的风险管理要么走向真正的风险保险化，要么走向风险赌场化。

2三重资本增殖模块：主导模式决定定价权

每一个资本增殖模块都在三重资本增殖模式里被相互作用决定，并被具有主导权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哪一重模式具有主导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看具体情况、具体阶段和具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其影响力通过规模、速度和博弈实现。但每一个模块也都有其自身独立的运动逻辑，都会进行一定的独立运动，所以他们也会在不同层模式中相互脱离，但最终会在博弈中形成主导影响力量，或在崩溃中形成最大的破坏性反向作用。每一要素的定价权都在资本增殖模式中，由主导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在资本增殖模块的运动中变化。三根蚂蚱线只要一根线开始变，就会拉动整体变化。

D/M模块

D/M模块主要由央行—商行的增量货币发行借贷和影子银行—债券市场—资管体系为主的存量货币借贷与循环，分界点在无中生有创造的货币和对已经产生的货币即存量货币的借贷和流动。D—M←M—D+是无中生有创造货币的部分，即贷款创造存款，这是所有货币的来源，是总闸门总水库，三组资本增殖模式中的货币都由此而来，受其总的制约，但在循环流动后就又产生了一个存量货币的循环。在M—D/M—M+里货币作为商品进行资本增值运动；在M—(D/M)—M+里为其风险（变化）进行对冲/对赌，无论其目标是风险对冲还是对赌投机；在M—W-W39—M+的需求为增殖载体，M—(D/M)—M+以它们两者的变化为对赌标的。D/M模块具有自身的特殊之处在于货币/债务是连接在一起的并且再次发展成债务/资产连在一起，一边是债务融资一边是投资债务，债务作为资产储藏，发展成互为存在互为推动的方式。

W-W39模块由生产资料—劳动力及生产力水平—消费决定，他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体物质水平，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竞争力。W-W39产生派生的信用，而不是相反。但是货币信用体系独立垄断时，主仆位置就被重新颠倒了。

M+模块

M+模块（所有权）的基础是企业利润，第①组第②组在大方向和长时段上趋于一致，但他们之间的背离也很普遍。背离的一般机制除一般认为的价格背离价值走向泡沫的原因，另一重主要的原因是第①组资本利润率下降下的资本在另一组资本增殖模式上的转移，也就是第②组模式开启了独立运动的逻辑，而这一独立逻辑具有相互强化的推动力。而其回归均衡的逻辑一定阶段也是价格回归价值的价值的决定作用，而是作为独立逻辑的运动到了它自身的极限。这一独立运动能够发展持续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其存量货币有了较大的积累，资产管理形式获得了规模性的增长。作为独立运动逻辑的一个制度性的推动：从过去瞄向利润的拆分并购重组发展到了更为直接快速的公司举债进行的股票回购运动，第③组中作为高管激励的期权制度更是直接推动这一模式的运动，而且作为投资品的期权更是在资产配置组合中推动这一模块的发展。

3三重资本增殖主体：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位置决定其行动逻辑

政府、企业和家庭三大主体的划分比较粗糙，必须进行更多层级更精准的划分，特别需要把金融主体提出来，但这里先使用这一常规划分讲清基本原理。每一个增殖运动都有一个买方一个卖方，所以每一个主体都处在资本增殖体系的某一位置中，这一位置对应着其增殖运动的利益和行动逻辑，每一主体都处在不同模式/模块中的不同位置，位置中利益的一致或相反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行动逻辑的一致或相反。政府、企业都是形式载体，最后都是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在增殖模式中的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所以形式载体必然被最终的主体实体一部分人支配，他们作为形式载体的资本增殖主体的行动逻辑即使不会完全服从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位置动力逻辑，但在增殖运动里主要的受其位置逻辑支配。三大主体并不是处在某一资本增殖模式的单一位置之中，也并不只在某一单一模块之中，在更为精确的资本主体划分中，很多主体都同时处在多重模式多个模块之中，他们在每一个交易组中对立统一。从实体企业利用金融体系到实体企业自身成为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实体开始金融化。从家庭部门买入金融产品或者通过资管体系变成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家庭部门也已经金融化。并在金融化过程中参与了所有模式所有模块。资本增殖主体完成了在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交叉合并。当然，更多人只是处在第一层模式中以劳动力交换商品的位置中，但他们通过资管体系的集合之后则变成了又抬轿子又坐轿子的悖论。

最终，体系逻辑、体系中位置和他的自身扩展条件支配着三大主体的主要行动逻辑，同时他们也会强化体系逻辑和他们在体系中的位置。政府行为超出资本增殖模式中的位置行动逻辑，或者重置资本增殖模式则是政治逻辑的支配。

（二）枢纽物的正/反作用力

所有资本运动主体都是通过资本增殖模式中的载体也即枢纽物D/M/W/W39/M+的枢纽作用是通过在不同增殖模式、不同增殖模块和不同增殖主体中的位置而贯通起来的。货币发行与资本增殖的相互作用或放大或缩小都是通过运行其中的枢纽物实现的，通过枢纽物的价格运动涨或跌来作用的。

他们在三组资本增值模式中是：①增殖要素—②食租载体—③对赌标的的枢纽关系。第①组用每一个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满足人类的需求，第②组资本增殖模式在每一个生产要素上进行分配提取，最终获得租的收益，第③层资本增殖模式在每个生产要素的价格涨跌上进行对赌（社会保险是对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劳动力的状况进行对赌），最终获得对赌的收益。

在D—M←M—D+体系中，在央行—商行的货币发行中又具有抵押品枢纽关系作用，正向的放大货币发行量与反向的缩减货币发行量；在M—M—M+体系中，在影子银行—交易商那里又具有影响保证金的枢纽关系作用，要么减少保证金加大杠杆，要么追加保证金缩减杠杆；在货币市场—资管体系里又由于资产配置组合的联动作用而流进流出。所以，它的枢纽物作用要么在增量货币发行体系里伸缩货币发行量，要么在存量货币借贷里伸缩货币借贷量，在存量货币流动里的货币市场—资管体系伸缩货币流动量。而这一循环在没有外部干预下，将持续放大伸缩至体系崩溃再重头再来。其作用力程度取决于枢纽物价格在资本增殖模式中被放大扭曲的程度，直到这个扭曲的价格使这一模块里的资本增殖运动无法持续，利润的下降就是资本增殖动力的衰减开始，直到衰减到资本增殖模式的极限。

最终，枢纽物的整个作用体系直接体现在三大资本增殖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和资产配置联动上，而三大主体又因其变化被推动其按在资本增殖模式位置中的行动逻辑继续行动，整个循环运动直到动力消失或平衡或崩溃。三大主体对应着不同的作用力与反作用，所以他们的再行动有自己的逻辑顺序表。或是收支逻辑影响，或是资产配置组合逻辑影响，或是资产负债表的偿债与止赎逻辑影响，各有不同这里不再细分了。

正是这一枢纽关系，使资本主体在增殖模式中有的利益趋同，有的利益相反。当他们在某一增殖模式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时，也必然通过这一枢纽关系影响到其他增殖模式中的增殖运动，或产生正反馈的作用或产生负反馈的作用。这一作用将在不同的增殖模式中的不同增殖组合中发挥不同的组合反馈。这需要把不同的增殖模式组合与不同的反馈组合组合起来考虑整体运动。所以对D/M/W/W39—M+决定因素：供给与需求

第②组M—M/W/W39/M+)—M+决定因素：概率与赔率

明确了每组增殖模式的决定因素，那么这个决定因素就等于要塞，每个要塞的极限都会成为这一组模式的极限。控制要塞就能控制资本增殖模式，要塞到了极限也就是要塞的崩溃，控制也便失效了。

第①组模式是以商品、劳动力和服务为商品的资本增殖模式。其中供给的极限是资源—环境—生产力极限，也即企业的生产供给的极限。消费极限则是作为相对方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积累/消费能力，而这又来自于劳动者在这一层资本增殖模式中的就业和收入。这实际上形成了卖出商品/买进劳动力与买进商品/卖出劳动力互为极限，枢纽物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互为极限。供给和消费循环的极限表现为两极分化—共同积累的极限，最终表现为生产资本化相对生产社会化的极限。要么走向两极分化加快极限的到来，要么以共同积累的良性循环进行产业的更新迭代与垫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和能力。而生产资本化的极端形式必然成为这一组模式更早更快更极端的到达极限，表现为经典的生产力过剩、垄断和消费贫困同时极端存在。生产力的飞跃带来的是产能飞跃与产业企业普遍的垄断化，作为企业一方的积累能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而技术强制性的对人力的淘汰和节约会使消费极限或者以生产社会化的平衡成为社会解放的进步形式，要么以生产资本化的极端成为对人的奴役。

第②组模式是以货币/债务作为商品在投资—融资的一体两面中获得利差而驱动的资本增值模式。这里的利差体系是广义的通过第①组资本增殖模式中的载体而获得的利差。信用转化为货币，货币作为商品，杠杆的极限则是在这一交易组中作为货币供给的极限，货币获得与货币成本的极限。利差的极限就是在这一交易组中获得剩余的极限。利差也可以称之为金融租金，利差的极限就是通过金融租金获得剩余的极限。利差驱动资金的流动，既从供给端影响投资动力也从融资端影响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整个分配。利差的极限即分配的极限，投资激励和租金承受的跷跷板极限就是利差的极限，一方占有另一方过多租金使跷跷板不能再能翘起来的时候便到了极限。这一交易组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从增量货币—增量资产里获得利差；一层是从存量货币—存量资产里获得利差；一层是从增量货币—存量资产/存量货币—增量资产里获得利差。最终这一组的极限便是在增量货币—存量货币与增量资产—存量资产的跷跷板运动中的极限。这一交易组的集中和垄断比第①交易组更甚更快，也将使分蛋糕对做蛋糕更快更为极端的推向极限而盖过了其推动做蛋糕的正面作用。

第③组模式是以风险/保险为商品的资本增殖体系。它的决定因数是变化（事件变化与价格变化）的概率与赔率。风险发生的概率和赔率是连在一起进行确定并定价的，当概率以不确定性方式颠覆之时也便是其极限，概率极限就是不确定性极限。当赔率超出了对手方的赔付极限时也就是这一组模式的极限，赔率极限也就是对手方极限。这一交易组中交易双方从风险对冲化走向风险赌场化则是走向了零和博弈，因此这一组模式中风险对冲化相对风险赌场化也是一组极限。这一组模式的风险对冲/对赌覆盖的载体越多规模越大则在整体上都造成了更大的风险传染。因此，当它覆盖的是整个另一组模式时，则它与另一组模式也互为极限。这一交易组的集中和垄断比第①组第②组更甚，也更具侵略性，其风险的扩张更具系统性，其极限更为脆弱，更难以意料。

这里还需要单独再提出另一组极限：政府税收与资本运动互为极限

从融资模式—增殖模式—储备方式—征税方式的组合框架下进行拆解，融资模式、储备方式和征税方式也都内化在增殖模式中。征税方式本质是政府在各资本增殖模式内以公共品和使用者的税收进行的交换，因此它本身即内化在资本增殖模式中，也同时外化在资本增殖模式外。所以政府作为资本增殖的主体在资本增殖模式之内推动资本增殖模式的变化，受资本增殖模式内的极限影响。政府在资本增殖模式之外调节资本增殖模式，通过公共品与税收交换关系从外部再次调整资本增殖模式以再次调整资本增殖模式的极限。资本增殖方式从前端可以用利率分布进行调节，尾端可以用税率分布进行调节，不能用没有分布的单一利率、没有分布的单一税率进行无差别的调节。

最终，资本增殖运动和社会稳定互为极限，货币体系与资本增殖体系互为极限，资本增殖体系的各组模式各个模块互为极限，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限。资本增殖运动的动力是增殖，其极限也就表现为利润—积累的极限，利润/利润率的变化便是极限空间的变化。利润率的变化推动着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模块/主体的漂移。资本的反向运动是从资本运动的极限处开始的，其反向的运动也是从来的道路上确定的，其反向作用力正如正向作用力一样。资本增殖运动的反向运动会从某一增殖模块的崩塌开始，只要这一模块的规模足够大具有系统性影响，那么模块的崩塌会推动模式的崩塌直到主体的崩塌进而整个体系的崩塌。

总结整体辩证关系

资本增殖模式/模块的演变发展就像地球板块漂移一样，当它漂移形成了新的板块时，板块之间的运动与相互作用关系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并继续推动新的漂移，资本增殖运动也相类似。资本主义的演变也是从第一组发展到第二组最终发展到第三组形成当前可见的一个完整的雏形，以后必然还将继续演变，具体内容、方式和规模会变化，但都是这一框架的本质/形式。

资本运动都是为了资本增殖，资本增殖是资本运动的动力核心。三重资本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运动与演化过程，每一组模式都是一个资本运动过程，既有各自独立运动的逻辑，又组合成一个整体循环而相互作用。必须始终有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作用概念。每一组资本增殖模式，资本运动过程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但是都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达到不同的目的、实现不同的利益，主要就看怎么运用。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资本增殖模式中的利益目标与手段或一致或相反，他们在D/M/W/W39—M+模式是资产的创造和增殖，只有这一模式产生了资产的增殖也即资本的增殖，而另外两组模式只是对资产资本的分配，无论是从对等交换部分还是在剩余资产部分进行分配。他们只能从存在的份额中挤出份额，他们不能从不存在的份额中分配。特别是对货币的分配受其货币发行与货币收回的总体约束，而以货币形式生成的总份额通过货币弹性能够进行巨大的伸缩。

从资本增殖模式的角度而言，第①组是通过实物作为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第②组是通过货币（信用）作为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第③组是通过风险—波动作为商品的生产与分配。第①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决定了是一个资本导向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社会导向的混合经济；第②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分配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食租成性两极分化的社会还是一个公平共享共同富裕的社会；第③组资本增殖模式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保险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赌场型的高风险社会还是一个社会保障较高的健全社会。同时，物质生产水平与社会分配水平、社会保险水平也相互作用，或相互促进或相互制约或相互破坏。三重资本增殖模式构成并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分配，也带来整个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重构，也决定普遍的人的消费、工作和生活。人既是主体也被裹挟其中，从增殖模式的进程与变化可以准确的测量与判断一个社会与经济体系的变迁。

每一个增殖运动都有一个买方一个卖方，在增殖动力下都会争取其所处位置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共同作用会将资本增殖模式推向极限。哪个主体控制了哪层模式、哪层模式控制了哪一模块，哪一模块生产最大利益，哪个主体便获得了最大的控制权和最大的利益。相反哪个主体便最大程度的被剥夺了权力和利益，处在地位最低、利益最少的位置。因此，从资本增殖模式上扭转两极分化是从根本上、源头上走向共同富裕之路。

第①组向左走走向生产社会化，向右走走向生产资本化；第②组向左走走向金融公共化，向右走走向金融租金化；第③组向左走走向金融保险化，向右走走向金融赌场化。如果用资本增殖模式来区分金融资本主义和金融社会主义，那么这个划分是：生产资本化—金融租金化—风险赌场化的资本增殖体系，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金融公共化—风险保险化，这是金融社会主义。在通向共产主义的漫长阶段中必然是：生产社会化主导生产资本化—金融公共化主导金融租金化—风险保险化主导风险赌场化的过渡，这个过渡阶段必然充满着混合、拉锯与争斗。资本增殖模式寄生是最大最隐蔽的体系性剥削。所以对资本增殖的三大模式进行组合取舍优化是战略全局，对三大资本模式的调整是最大的战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