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教授眼中的“分拆”：是亚洲的汇丰，还是全球的汇丰？

在汇丰控股(00005)公布了今年中期盈利89.15亿美元，同比增长12.15%的积极消息后，依然难改股价萎靡的态势。鉴于令人失望的市场表现，来自中小投资者“分拆汇丰、提振股价”的呼声此起彼伏。

庞然大物汇丰控股到底能不能“拆”，操作难度到底大不大，“拆”了之后的预期效果如何，过程中如何避免让投资者的利益受损……理清这些问题是上述路径能否实现的前提。

长江商学院战略学及经济学教授、MBA项目副院长陶志刚日前接受第一财经专访。他认为，“分拆”汇丰控股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更为有利，而且就难度而言，可能也没有管理层所说的那么“复杂”。

一场跨度十年的争论

汇丰控股总部设于伦敦，是全球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在欧洲、亚太、美洲、中东及非洲等87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约8000个办事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汇丰控股分拆、总部迁址相关动议不断。

2020年以来，汇丰控股股价持续低迷，当年4月26日，汇丰发布了第一个季度的盈利，同比下降了28%。对股东来说，更悲观的消息是，汇丰接受英国监管的要求宣布撤销2019财年的第四季度分红，金额达43.47亿美元。

这些消息令大量中小股东，包括汇丰的董事、管理层提议汇丰迁册回港。当时的汇丰控股的发言人回应称“无计划重启相关议题”。

亚洲（主要为中国香港）和欧洲（主要为英国）是汇丰控股的核心市场，其中亚洲市场贡献超过50%的收入和超过三分之二的利润。

2015~2020年间，汇丰控股亚洲业务基本贡献超过100%的税前利润，而欧洲业务大都处于亏损状态，2021年后欧洲业务利润转正，但亚洲业务利润仍贡献近七成份额。

2022年半年财报显示，亚洲作为汇丰整体利润贡献最大的市场，上半年盈利达63亿美元，占集团整体税前利润68.7%，仅汇丰香港一个地区便盈利24.89亿美元，贡献全集团约27%的税前利润。

事实上，部分投资者此前就有过与分拆类似的提议，当时的管理层也进行过研判。例如，2010年12月时，时任CEO曾计划将总部从伦敦迁至香港；2015年，在英国当时可能要举行脱欧公投背景下，汇丰控股对“将总部从伦敦迁至香港”的提议又进行了考量，但在10个月后，依然决定将总部留在伦敦。

“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汇丰控股的收入和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亚洲业务，而其欧美业务表现一般，在部分重要市场的表现更是不尽如人意。也就是说，汇丰控股的亚洲业务被其他地区所拖累。”陶志刚称，在经营情况比较好的时候，这些矛盾会被掩盖，显得不那么突出，但在经营碰到一些不利情况的时候，亚洲地区的投资者的诉求就会变得非常强烈，“以我在香港工作超过20年时间的观察，相当部分的中小投资者对这家公司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因此，我认为，汇丰控股的管理层是必须要照顾到这部分投资者诉求的。”

一边是维持国际银行地位的决心，一边自然也面临来自中小股东的压力。汇丰控股管理层在8月份召开的业绩会上极力用“好于预期”的二季度业绩和“恢复派息”的承诺来“讨好”投资者，表示“希望尽快将股息恢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

但尽管如此，从之后的股价表现来看，显然很难让已经“受到过伤害”的部分投资者领情，他们表达了对公司经营能力的担忧。与此同时，日渐突出的地缘政治风险也为汇丰控股的元气恢复蒙上了一层阴影。陶志刚认为，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个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里，对一些跨国公司来说更好的方式应是以拥有独立的董事会和独立品牌的不同公司来服务多地市场。”

具体到“分拆”汇丰控股这个案例，陶志刚称，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方案，尤其是考虑到当下的国际环境，“我建议跨国公司应该以一种组织战略来应对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和风险，将不同市场的业务进行分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分拆’是通过将公司部分业务的股份分配给公司股东来创建新公司的过程，这个新的独立单位将有自己的规则和管理。”

陶志刚举例称，“分拆”之后，“小家伙”获得大发展的案例非常多，例如几年前肯德基、必胜客和塔可钟的母公司百胜集团宣布分拆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即百胜中国和百胜餐饮集团。百胜中国以相对良好的财务结构独立出来，成为百胜餐饮集团在中国内地的特许加盟商，继续拥有三大品牌的独家特许经营权，并加速扩大规模、大力发展送餐业务等多种新兴服务。如今，这一分拆使得百胜中国的发展更为有力。另外，在国际上，也有B将PP分拆出来的案例，后者具有更高的增长潜力，股价表现非常亮眼。

“遥控指挥”降低了决策效率

尽管汇丰控股大部分收入和利润来自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但高层管理人员的级别并不与业务重要性匹配，汇丰的决策高层和核心中枢仍在英国伦敦。陶志刚称：“根据管理学理论，这些亚太区员工的积极性就会减弱，因为这些地区的管理者虽然贡献了大部分的收入和利润，但他们的决策权却相对比较小。拉近集团高层与亚洲业务之间的距离，是汇丰控股的高级管理层当下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汇丰控股现任主席杜嘉祺(MkTk)应当是深谙此理的。2008年金融危机时，AIG将友邦保险（AIA）进行了分拆，在香港实现了IPO，之后出任友邦保险CEO的他因此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使得友邦保险能够更加专注在亚洲及中国内地的市场，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使得其在日后被汇丰控股董事会挑中。”

汇丰控股这套基于全球抱负而形成的架构有着另外一个显著缺点，“就是必须通过全球化投资来将其战略合理化，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汇丰控股过去在北美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失败的投资行动。”陶志刚称。2002年11月，该银行以16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消费贷款机构HhIi,交易当时华尔街日报指汇丰“在不稳定的美国经济的低端市场上豪赌一把”，短短六年之后，汇丰控股结束了其在HhIi的大部分业务，从美国消费金融业务中黯然退场。

不幸的是，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2016年，汇丰控股额外支付了15.75亿美元，解决因HhIi业务引起的长达14年的股东集体诉讼案。直到2021年5月，汇丰控股宣布出售其在美国大部分的零售银行业务。

分拆对股东利多于弊

与支持将汇丰控股分拆的观点相对，包括公司管理层在内的反对意见持有者则认为“相关工作的操作难度极大”。

例如，汇丰控股高层就多次强调“跨境服务客户是汇丰控股的专长......也是为股东提升回报的最有效途径”。此外，汇丰控股管理层也暗示，如果分拆的话，其45亿美元的跨境批发银行业务收入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并且认为，分拆会导致需要斥巨资为可能的“汇丰亚洲”重建IT系统，这可能需要3~5年时间，以及投入巨大开支。

对此，陶志刚认为，分拆汇丰的难度，可能没有他们的管理层说的那么大。他的理由是：在分拆后，汇丰亚洲和汇丰全球之间可签订代理合作协议，本着“在商言商”及全球市场竞争的原则，合作协议只会让双方在业务上更加精益求精。按香港监管规定，汇丰亚洲可根据服务协议继续与汇丰国际共享IT系统，逐步过渡至恒生银行模式(恒生银行通过一系列协议，使用汇丰控股的部分核心系统)。即使汇丰重新建设IT系统，其成本可按年折旧摊销，不影响汇丰当期经营业绩。若其他供应商的服务更佳，自然也可以“择优录用”。

同时，从报表上看，跨境批发银行业务的收入来源，本身就包含了大量亚洲内部的业务，受到分拆的影响应该比较小。另外，商业银行客户更看重服务水平，银行提供合作伙伴关系、代理银行网络，才是留住客户的基础。

陶志刚认为，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者更关心他们投资的价值和回报。此外，管理理论表明，分拆能为公司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长远而言，亚洲公司和全球公司都将做大做强。“采用分拆战略，而不是将香港和内地的业务从汇丰剥离出来，将为汇丰的亚洲业务提供适合的激励结构。同时，汇丰也能够继续其环球银行业务，不用因为与香港和内地的联系而承受压力。这样投资者们会得到两只会下金蛋的鹅，尽管他们可能更多得利于其中一只。”

1月数据“爆表”后，2月信贷偏弱，降准降息概率加大？

在1月金融数据创下历史单月新高后，2月数据相比低迷了不少。据央行3月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月社融规模增量为1.19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23万亿元，而1月这两项数字分别为6.17万亿元、3.98万亿元。

虽然1月数据“爆表”主要是政策发力和季节性因素推动，2月本来也是传统的“信贷小月”，又赶上了春节假期，但居民和企业信贷需求的疲弱程度还是让业内有些意外。

业内机构和人士较为一致的观点是，2月金融数据是阶段性偏弱，无须过度悲观，稳增长的效果会逐步显现。

对于稳增长会不会动用降准降息工具，有两位受访分析师认为，降准降息概率加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5%的GDP增速目标后，政策还要发力，“3、4月就是宽松窗口期”；但有一位受访券商首席固收分析师认为，降准降息的概率会越来越低，重点是宽信用。

居民和企业融资需求整体偏弱，“房贷”增量罕见出现负数

根据央行3月1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5315亿元，不过同比增速还达10.2%。拖累社融的主要是信贷和表外票据，数据显示，2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9084亿元，同比少增超4300亿元；表外票据由正转负，同比减少超4800亿元。

把2月新增的人民币贷款拆分来看，居民和企业融资需求都偏弱。其中作为“房贷”风向标的居民户中长期贷款罕见出现负数，2月减少459亿元，此前1月为增加7424亿元；包含信用卡、消费贷等在内住户部门短期贷款，2月也减少了2911亿元。

“居民贷款减少，简单理解就是当月还款规模高于新增的消费规模。比如春节前发完年终奖，大家都把信用卡或消费贷还了，当月消费又有所减少，（短期贷款）余额自然就（减）少了。”招商证券银行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分析称，房贷增量也一样，房地产销售不佳，影响到按揭整体需求，装修及装修贷款需求也会减少，加上2月疫情多发也影响了消费意愿。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低迷，15家重点房企2月销售额合计1986.81亿元，环比下降16.68%，同比下降40.48%，加上春节假期因素，房贷需求随之出现下降。“经过去年四季度到今年春节前，全国主要城市基本已经没有等待放款的市场交易，也就影响了2月整体同比新增贷款。”他进一步称。

这与2月以来多地房贷政策松绑是否矛盾？廖志明表示“不矛盾”，因为政策放松了，但销售还没有改善，而且数据有一定滞后性。

企业融资需求也很低迷。数据显示，2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24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52亿元，低于今年1月和去年同期。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分析称，在全球疫情影响尚未结束、国际地缘局势升温、能源及部分原材料成本压力、海外政策转向等背景下，国内部分中小企业和行业经营仍面临经营压力，也会影响消费者与企业预期与支出。

2月金融数据只是阶段性走弱，稳增长会动用降准降息吗？

对于2月数据，业内普遍认为只是阶段性走弱，无需悲观。

“2月社融同比增速为10.2%，比上月低0.3个百分点；M2同比增速为9.2%，比上月低0.6个百分点。都是小幅回落，但仍维持在9%、10%区间。”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说道。记者对比前期数据，社融同比增速和M2同比增速在去年都曾滑落到10%以下。

梁斯进一步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扩大新增贷款规模”“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等内容，预计后续政策层面将继续发力，进一步采取措施托底经济发展，稳定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提升企业信贷需求，M2和社融增速有望回暖。

廖志明也对记者表示，核心还是看政策，今年GDP目标是要实现5.5%左右的增长，意味着我们的政策还要发力，之后的数据会有一些改善。

国金宏观赵伟团队谈了“稳”的路线：稳增长货币先行，财政从募资到落地尚存时滞，后续需跟踪项目开工等。伴随稳增长效果逐步显现，经济或在二季度前后环比改善显著、三季度或同比改善显著。

其中的“货币先行”体现在去年12月降息、今年1月降准接连落地，下一步稳增长还会动用这两个工具吗？周茂华表示，由于2月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理想，市场对央行进一步降准、降息预期有所升温；结合从目前国内需求复苏偏弱，经济面临的压力仍较大，央行适度动用利率与存款准备金利率可能性上升。“往年的3、4月本来就是宽松窗口期。”一位券商研究员对记者表达了相同观点。

不过也有一位券商首席固收分析师认为，现在海外进入加息周期，叠加国际地缘局势，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国外通胀率高企，近日国内期货价格也出现上涨，在这一背景下，降准降息的概率会越来越低。她同时称，比起“宽货币（指资金从央行流入金融系统）”，更重要的是“宽信用（让资金从金融机构流入实体经济）”。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程维妙编辑岳彩周校对卢茜

辽宁一银行原董事长、行长违法发放贷款，副行长多次提醒无果

澎湃新闻记者陈佩珍

辽宁一家农商行的原董事长、原行长违法发放贷款，副行长发现问题多次提醒却不被采纳。最终，该银行及原董事长、原行长均被处以违法发放贷款罪。

12月15日，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一则刑事判决书披露了该案件的经过。

2014年12月，时任辽宁桓仁农村商业银行（下称桓仁农商行）行长黄某，安排该行信贷员向本溪大星国际建材城办理发放抵押贷款3000万元，向本溪市自然人宋某发放抵押贷款1000万元。

其中，宋某个人1000万元贷款经该行副行长杜某、客户营销中心经理孙某、信贷员柳某等人贷前调查发现：怀疑其贷款用途不实，疑为借名贷款。

该行副行长杜某等人的证言证实，经过考察后，信贷人员提出贷款抵押物评估值过高、抵押物产权界限不明晰不易变现、宋某个人贷款有顶名贷款嫌疑、顶名贷款属于违规贷款、贷款用途有问题，认为贷款不宜发放。

随即，时任桓仁农商行董事长孟某主持召开党委会。黄某提出，为了银行发展和提高盈利水平，建议还是发放这笔贷款。孟某表示，两笔贷款已经纳入该行年度贷款指标，而且也是为了该行盈利，同意黄某意见。于是桓仁农商行党委会通过了发放贷款的决定，后该行实际发放了上述两笔贷款。

为什么要把4000万的贷款拆分成两笔发放？

孟某、黄某的供述显示，因桓仁农商行对企业单笔贷款最高贷款金额是3000万元，本溪大星国际建材城控制人任某给黄某打电话，表示想把4000万元贷款分解成两笔贷款，一笔贷款3000万元，另一笔是以朋友名义抵押贷款1000万元，经黄某与孟某协商后，二人同意“一笔放不出去就分两笔放”。

一审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认为，桓仁农商行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被告人孟某、黄某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桓仁农商行罚金30万元；判处孟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万5千元。

一审判决后，桓仁农商行及孟某、黄某认为“原判量刑过重”进行了上诉。

二审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考虑上诉单位桓仁农商行贷款本金和少部分利息在案发后已收回，上诉人孟某、黄某犯罪情节轻微，且具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不当，应予调整。维持一审对桓仁农商行、孟某、黄某的定性部分，即桓仁农商行、孟某、黄某均犯违法发放贷款罪；桓仁农商行、孟某、黄某量刑部分调整为：免于刑事处罚。

2014年8月19日，原辽宁银监局披露的桓仁农商行开业批复显示，桓仁农商行在桓仁满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其分支机构的基础上改制而来，注册资本为3亿元。目前该行法定代表人为孟宪胜。

责任编辑：郑景昕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