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女孩网上向陌生人借钱，每人1000，5小时借到30万，三年还清

这是一件体现社会温情，人性光辉的事情，也是一个关于信任与守承诺的故事。

2015年，河南新乡一位27岁的女孩张海林，因为家中有难，突遭变故，急需30万元来解决问题；可是家中拿不出这笔钱，想跟熟人借也很困难，情急之下她突发奇想在网上向300个人借钱，这些人大部份都是陌生人；她计划向每个人借1000元，共筹30万，承诺5年还清。

后来她做到了吗？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是怎么样的呢？

事情从2015年说起。

那一年，对于张海林来说，正是多事之秋；她的母亲在2015年4月，因为突发脑出血住进了医院，用掉了大笔钱。

母亲的病，本来就已经让她家陷入了经济困境；然而，祸不单行的是在两个月之后，她的父亲又因为开卡车不小心撞到了别人，对方伤势严重，父亲作为肇事司机自然需要负起应有的责任了。

但他不敢跟病重的妻子说起这件事，况且跟她说了也没有用。

他虽然有两个孩子，但儿子也指望不上，想来想去，就只有把这件事跟女儿张海林说了。

当时，正在上海工作的张海林知道这件事情后，心里也很急，她赶紧给一个做律师的朋友咨询解决方案，朋友建议她先跟伤者家属进行协商调解。

最后得知30万元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但此时她又犯难了，30万对于她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虽然，1988年出生的张海林，当时已经27岁，大学毕业后也已经参加工作5年了，但由于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族，收入并不高，在上海这座高消费的城市里，打拼了几年也所剩无几；而且，家中母亲还在住院，这简直就是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

很快她的弟弟又打来电话，说了家里的情况，并跟她说，要不然咱们全家都出去外面躲债算了；张海林马上就训斥了弟弟这种想法，弟弟说了一句:“你根本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就挂断了电话。

张海林知道，家中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笔钱了，但没有这笔钱父亲就得坐牢，可她决不能眼睁睁看着为这个家，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的父亲坐牢。

该怎么办呢？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使得瞬间就陷入困境的张海林心急如焚；她想过很多筹钱的方法，向亲戚朋友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困难，向社会募捐，这就行不通了，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撞到别人，首先就不占理了。

想来想去，一个让人觉得异想天开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涌现出来了；她计划在网上向300个人，每个人借1000元，共筹30万，之后每年还60个人，用5年的时间全部还清。

如果一切顺利，能够借到这么多钱的话；她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一定能够确保如期还清这些钱。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张海林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此后数月经年，我做一个感恩的人》。

在这篇文章里，她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与诉求，并表明假如有人愿意借钱给自己，只接受微信转账，而且只接受每个人1000元的额度；多于或少于这个数都婉拒，她表示以自己目前的能力，每个月可以还5个人，5年可以还清全部欠款，如果工资提升也会提前还清。想向这么多陌生人借钱，确实让人觉得很天真幼稚，这样的想法一般人想都不敢想，至于说能不能借得到，就更加无法想象了；因为，不要说是跟陌生人借钱了，就是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借钱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所以，张海林的文章刚发出去没几分钟，就有一些认识她的人，劝她把这篇文章删掉；他(她)们觉得张海林这样做很很冒险，会让人认为她在骗人，也有朋友在了解她的困难后，表示愿意借10万给她，叫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张海林婉拒了朋友的好意，她也想趁此证明一下这个社会上，到底还有没有信任。

在她的文章发出去大概九分钟左右，就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给她转来了第一笔1000元，同时有很多人询问她什么情况？也不断有人加她为好友，给她鼓励……

随着不断有人帮忙转发，不断有人加好友，接下来又陆陆续续有人给她转账，5个小时后张海林就筹够了30万元，意味着这个看似乎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的借钱计划，获得了完满的成功。有人甚至愿意一次给她转账5000元，但张海林依照自己的原则婉拒了对方，只接受1000元；每收到一笔钱，张海林都会发去一个拥抱的表情，并作好备注标签；有些人在借钱给她时，表明手头宽裕不用急着还，她会把这个人往后排。

有些人虽然经济有点紧张，但还是借钱给她，张海林知道，这样的情义更显得深重；因此她会尽量把这些人的还款计划往前排，并在备注里提醒自己及时向他(她)们还款。

300个“债主”，就是300份沉甸甸的信任；这300个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跟她并不认识，更没有在现实当中见过面，有些人只是在网上有过一两次的交流，根本就算不了熟人；所以，这样的信任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得到这么多陌生人的关心与信任，无疑是一件让人感动，让人觉得温暖幸福的事情。

为了不辜负这300份信任，张海林把这笔钱转账给父亲后，就开始了偿还债务的艰难岁月。她给自己制订严格的计划，除了拼命工作，尽量加班；她还刻意地强迫自己节衣缩食，自从有了这笔债后，她就大大减少了买衣服、买化妆品、买零食之类的开支。

为了省钱，她也换租了一个300元的单间来住，在上海那种高消费的地方，即使是2015年的时候，住300元的单间也可想而知是什么样的环境了。

此外，为了挣更多的钱尽快把债务还清，张海林在其后的三年中换了6份工作；只要找到工资更高的工作，哪怕再苦再累她也要去做。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张海林的拼命努力下，2018年7月20日，她提前两年完成了全部还款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她所承受的压力，与吃过的苦头只有她自己才能深刻体会；当初她没有想到，母亲出院后不久，又再次脑出血，并且从此以后一直瘫痪。

这让张海林那个时候承受的压力瞬间变得更重了，她常常会在下班的时候，一个人躲着偷偷地哭；没有人知道她心里的苦，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流了多少泪；但哭过之后她还得坚强地振作起来，因为她别无选择，她觉得自己决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

而还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有人借钱给她不久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删除了她好友，她只好重新添加对方，并表明了自己是还款的。

有人早已忘记了这件事，刚开始时不愿意接收，待看了借款记录后才收下了还款。

有几个人的人联系方式，她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把这些钱捐给了慈善机构。

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幸离世了，她无法亲自把钱还给人家，成了一个遗憾，只好把这笔钱捐给了一对孤儿。

张海林曾经问过一些借钱给她的陌生人人，为什么当初会愿意把钱借给自己？

有人说，少了1000元对自己没什么关系，就想试试看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值得信任的人。

还有人说，就当献爱心，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让她还。

这么多陌生人愿意借钱给她，更多的或许纯粹是出于一种善意与信任吧！

张海林觉得，自己能够得到这么多陌生人的信任，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幸运的事情；因此，当她还完最后一笔债务那天晚上下班时，一边听着歌，一边望着梧桐树那个灯光，心中泛起阵阵暖意。

后来，张海林的事情被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表示质疑，有人说自己向亲朋好友借一千几百都难，因此对她的事情半信半疑。

有人觉得她很幸运，能够得到这么多陌生人的支持与信任。

更多的人欣赏她的孝心，佩服她对家庭的责任担当，为她一诺千金，信守诚诺的精神所感动。

因为诚实守信在这个社会上似乎越来稀缺了，所以她的精神才显得难能可贵。

虽然，张海林这件事情是个例，是一种幸运，别人难以复制；但也说明了这个社会上，总会有一些古道热肠的爱心人士，也有很多重诚诺、守信用的人；正是他(她)们这种榜样力量的存在，才使得越来越多人受到感染，积极向善，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有人情味。

恢复执行 追回30万元欠款

“多亏了检察官的帮助,能追回这30万元欠款太不容易了……”湖北省汉川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王盼日前电话回访一起执行案债权人高某时,高某感激不已。

2021年3月下旬,汉川市检察院收到相关部门转来的几起信访案件,其中包括高某上访案。法院提供的案卷显示,高某和丈夫系湖北省孝昌县人,常年在武汉市某市场做生意,经营期间与湖北某肉制品有限公司(下称“肉制品公司”)的股东相识。因肉制品公司发展需要资金,2016年3月至5月,该公司多次向高某夫妻俩借款,共计50万元。

后来,肉制品公司的最大股东胡某去世,公司的运营陷入停顿。高某多次索要钱款无果,于2019年7月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肉制品公司偿还高某50万元及利息。2020年7月21日,高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法院查明肉制品公司的厂房和设备先前已因另案被查封,遂于同年12月25日以该公司已经“停产歇业”无其他财产可执行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眼看借出去的钱一分都拿不回了,高某不断地向相关部门上访,相关部门研究后将该上访案转到汉川市检察院办理。

肉制品公司究竟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承办此案的检察官王盼向院领导汇报法院案卷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后,决定对该执行案展开调查。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核实等调查方式,检察官了解到,肉制品公司从2019年10月以来一直正常生产经营,尤其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汉川封城后,该公司获得了疫情期间的猪肉物资配送许可,生意很好。

既然生产经营正常,可为何无法履行还款义务呢?原来,胡某去世后,该公司曾一度陷入停顿,同时,该公司因另一起纠纷被法院判决支付470余万元工程建设款。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法院于2019年5月25日裁定查封了肉制品公司的办公楼、生产车间及机器设备。2019年底,该公司所在地的镇政府通过招商方式引入武汉市某企业注资,该企业成为了肉制品公司的最大股东,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肉制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未经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肉制品公司擅自使用已被查封的厂房、机械设备等财产恢复生产,主要经营生猪屠宰、销售。

真相大白后,鉴于法院在高某执行案终结前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汉川市检察院于2021年6月4日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监督法院恢复执行。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恢复了执行程序。其间,汉川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梁国安、检察官王盼还与法院执行人员联合给肉制品公司负责人做工作,希望他们尽早想办法履行还款义务。

几经沟通协商,肉制品公司与高某最终达成执行和解,即该公司按50万本金的60%支付执行款。2021年10月,按照和解协议的约定,高某收到了该公司转来的30万元执行款。

来源：检察日报

我，从小练武，17岁当武替，5年还清30万债务，从替身做到制片人

这是《自拍》第343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也有故事，请私信我

陈筱娇/口述

清梦/撰文

呱呱/编辑

我叫陈筱娇（@发光的陈钢铁），在影视圈里久了，大家习惯叫我娇姐。16岁，我靠当武替，5年还清了30万债务，后来又一步步变成了制片人。

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儿。我妈妈是家里的支柱，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山东家庭里，只上到二年级就被迫辍学照顾四个弟弟。妈妈爱笑，开朗且坚韧。她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生意最好的时候开了两个饭店。

爸爸不爱说话，人很内向。他7岁失去父亲，12岁没了母亲。他在福利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社会上流浪，睡过大街和桥洞。18岁起打零工，在卖鱼的时候认识了妈妈。妈妈追的他，他做了入赘女婿，给了800块两人就结婚了，婚后住在妈妈的房子里，跟舅舅、姥姥在一个大院里，家里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他的前半生很压抑。

1990年，妈妈39岁，我出生了。

婴儿时期的我。

我从小性格就虎，一头短发，爬树下河、翻跟头捣蛋。爸妈不常在家，但很爱我，对我从来不打压，永远是鼓励、赞美。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好，父母开饭店，他们每天很忙，陪我的时间很少，就请了两个保姆带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惬意，饭桌上很丰盛，有大龙虾，伙伴们喜欢围着我。

我6岁被爸爸送进少年宫学武术，他不想让我跟他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受欺负。就这样，我白天上学，晚上练两三个小时武术，压腿、下腰、跑步、扎马步，疼得哇哇大哭。东北的冬天冷极了，刺骨的风，我们要在冰渣子里翻跟头。练武的场地在室外，地又硬，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空地上摔打。

小时候的我。

我练武老受伤，腿摔断了、骨折了，侧空翻的时候头先着地哗哗出血，我那会儿才十来岁，自己还不知道，人在前面跑，后面流了一滩血，教练和伙伴们都吓死了。

也是在这时，家里的生意开始不好，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饭店就垮了。家里欠了很多债，天天有追债的人上门。十几个纹着花臂的大哥上门，带着人砸家，威胁我们再还不上债，房本就不还了，要把我家房子收走。那几年，家里很压抑，父母会为了钱吵架，相互埋怨。放学回家，看到他们谁也不理谁，为钱发愁。餐桌上再也见不到大龙虾，天天都是炖白菜。

练武就成了我的寄托，完不成的动作课下会找教练加练，我一定要比别人练得好，拿第一名练武才值得，将来可能才会有更好的出路。十一二岁起，我就开始拿辽宁省少年武术比赛的金牌了。去比赛时妈妈会陪着我去，拿不到好名次她也会告诉我，老儿子很棒了（“老儿子”是父母对我的称呼）。是父母的教育，给我了很大的自信，长大以后我觉得做任何事我都能做得成。

学费对家里来说是个负担，教练知道我的情况，没让我继续交学费，跟我说你就来练吧。我在缺钱的环境下度过了青春期，有次阑尾炎要动手术，我坐在医院门口大哭，一千多的手术费让我很焦虑。爸爸安慰我，有爸爸啊，我去借。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妈妈还是那个乐观的人，即使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她依然乐呵呵的，那时她和爸爸一起卖菜维持生计。

2006年，16岁，我初中毕业了，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念高中、上大学；二是去北京上武术替身学校，进影视圈拍戏。我上学期间一直是班长、大队长，学习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如果继续念书，我当时觉得最好的方向就是进学校当老师，一个月赚几千。刚好我有个师兄去了北京，进了家武术替身学校，学完后可以推荐到剧组拍戏，每个月能拿两三万。

我看着父母这么辛苦，那时满脑子就想着赚钱，不上学了。女替身比男替身贵，我又练得好，我决定跟走跟师兄一样的路，去北京。我爸妈都不同意，尤其是妈妈。我从小主意就正，跟她谈了一次，说了很多我对未来的规划和想法，比起他们卖菜一个月两三千的收入，如果当了武打替身，收入能有两三万。

当时愿望很强烈，赶紧帮家里解决经济负担。后来她就同意了。父母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后，带着2万多块钱学费陪着我来到了北京怀柔，进了武术替身学校学习，那是吴京的师哥开的学校，那一年我16岁。

穿上戏服的我。

小时候练武动作好看就行，但做武替，除了好看的动作，最重要的是在完成各种动作的同时学会避开镜头，避免穿帮，需要学习专业影视动作培训。除了常规的基本功训练外，还要吊威亚。

刚到的第一天我就懵了，早功跑了30圈，然后要从二楼往下跳，师姐们嗖嗖就往下跳，还能翻跟头下去。我站在二楼，腿抖得不行，半个小时后教练说你再不下来我就上去推你了，我只能硬着头皮，闭着眼睛就往下跳。下午吊威亚，在高空中荡来荡去，我那一天魂都不在身上。再难的事，我都不会沉沦，总是想着怎么克服。毕竟也练武这么多年了，苦还是能吃的。学校里的女替身本来就少，练得好的更少，后来我算是练得最好的女替身了。

我只在学校待了一年，就因为学费上不起了。2007年，17岁，我通过师哥师姐的推荐进入剧组拍戏，那次是实习机会，没有武打的戏份，是去当丫鬟。那会儿小，什么都不懂，也胖，162的身高，有120多斤。导演当着我的面对副导演说，你下次找演员能不能找好看一点的，这又胖又丑的我怎么拍。

我演一个丫鬟。

那时候也挺害怕，我话不多的，自卑。同剧组的演员又瘦又高，长得也漂亮，我自己每天都不开心，暗暗决定减肥。拍完戏后，我去美容院针灸按摩，也吃减肥药，加上控制饮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125斤瘦到了95斤。

我以为生活会慢慢好起来，能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帮家里还债。生命的船触礁时，从来没有招呼，永远都是当头棒喝。

踢腿是武术的常见的基本功训练。

2007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平房里待着，无戏可拍。噩耗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电话那头说，妈妈生病，胰腺癌晚期，确诊了，赶紧回来。我听到这句话后感觉天旋地转，浑身止不住地抖，人都要站不住了。事实上，她在我来到北京后就开始胃疼，但怕浪费钱，也不去检查，只是吃药。等疼到不行的时候，一查就是晚期。

卡里只有几百块，我在北京停留了三两天，凑了几千块回去。回去见到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完了。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人瘦到皮包骨，只有70多斤。刚打完杜冷丁镇痛，就那么睡着。医生说她最多只能坚持到过年——两个月。我每天都很绝望，妈妈那时候很疼了，我握着她的手，全是骨头。

一开始借的几千块一天就花完了，最后实在没钱的时候医院停药了，我当时就快借到钱了，只差半天。她走的时候是晚上，忽然就昏迷了，再也没醒过来，什么都没交代。凌晨四五点，1月份的东北非常冷。我跟自己发誓说，无论多苦，有多少磨难，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赚钱，同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在爸爸身上第二次。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人生是很苦的。处理后事、下葬、出殡，没有时间悲伤，事儿赶着事儿。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回家收拾她的衣服，一进家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嚎啕大哭，哭了一个多小时。

加上之前的欠债和医药费，家里的负债有近30万，我一夜长大，代替她变成家里的顶梁柱。处理好一切后我立刻回了北京，我需要赚钱。每天很迷茫，一个人在十来平米的房间，空荡荡的，晚上成宿地哭。拿不到大戏的日子，我会接一些广告和临时的活，半个月开两三天的工，也在联系认识的导演，不停投简历。2008年吴京找了我们校长，说要一个女替身，就找到了我，我拍了段视频发过去，没过多久就得到通知了。

《西风烈》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大戏，给余男做替身，在戏里经常要和吴京对打。基础工资2万一个月，做危险动作有额外的红包。

拍《西风烈》时我跟倪大红老师合影。

戏是在甘肃的沙漠里拍的，非常苦，风沙很大，每天能从身上洗下一把一把的沙子。拍了三个多月，每天12个小时，有时14、15个小时，大部分是夜戏，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拍戏的时候只穿单衣和外套，穿牛仔裤。手脚生了冻疮，奇痒无比，脸上干裂。打完了在外面套件棉服，实在冻得不行就跟服装师借军大衣披着。

有个镜头是我要在十几米的升降台上和吴京打，边升边打，我先把他踹下去，自己再往下跳。我站在升降台上脚都软了。我在上面做了2分钟的心理建设，导演说你要是太害怕我们可以找个男演员。我还是亲自上了，我告诉自己，完成这个动作会有500块的红包。这个工作就是卖命赚钱的，我得给家里还债，顾不上害怕了。拍完回酒店我就哭了，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只能拿命去拼。

我在戏里和吴京对打的镜头。

这部戏的危险动作很多，拍特技的车戏，人在车里滚来滚去，我跟着惯性，头磕到了车的天花板上，脑子空白了一分钟才缓过来。我还需要替演员试位置，在那么冷的天，穿着单薄的衣服趴在山坡上。等调好机位和灯光，我已经趴了一个多小时，人都冻僵了，意识都快不清醒了。心里想着，不管多苦多累都要撑住。拍完之后，几个工作人员把我抱上车，给热水和暖水宝，缓了两三个小时才缓过来。

在拍戏的同时，我过了18岁生日，大家为我庆生。

拍完后我拿了7万多的工资，发的现金，我用红色塑料袋装好，回家过年。这一年，我还了6万的债。

这部戏后，就陆续有人来找我拍戏了。从18岁22岁，我几乎每年拍2部戏，全国各地地跑，工资最高到3万。我把生活成本压到最低，吃饭只是为了填报肚子，凉皮、玉米、馒头都可以。租了个地下室住，一年赚14、15万，一点点把债还了，还保住了妈妈的老宅，难过的时候在地铁站也哭过。

我在电影《1942》里演女特务。

想起妈妈，满心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在。一直到三十岁以后，我才慢慢接受，生离死别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之前我不回忆、不诉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梦里都是她。

22岁，我还清了债务。23岁，我转行做场记。拍《西风烈》时，吴京告诉我，武替是吃青春饭的，要做长远计划。武替这一行不稳定，也危险，有些女武替做到一定年纪，就结婚生子了。我有好几个师兄，拍电影时船上失火，几十个人身体大面积烧伤，脸上的皮要从后背植皮过来。武替太需要拼命了，我算是替身里比较幸运的，没受过大伤。

在做武替时，我就知道自己想做制片人。总觉得很多工作换一种方式做会更好，但我就是个武替，自己没法操控，得听制片人安排。从武职转文职并不容易，我很早就计划好，先还清债务，还清债务后又给自己定了目标：从场记做起，再做制片统筹，之后是制片主任、执行制片，最后是制片人。

转行升职很难，没有人脉和资源，单打独斗的话，每一步都只能靠自己研究，摸索着往前走。我先跟着剧组的场记学了一年，有空就去问、学习怎么记录镜头，板子怎么打，晚上补场记相关的专业知识。

场记除了打板，要每天跟着导演记录镜头，得懂镜头和拍摄，学得差不多时，我就和导演争取说我想做场记，也学得差不多了。导演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月工资是五六千，好在我学习和适应能力还算快。每天坐在导演身后，跟着学拍摄，安排每场戏的镜头。刚开始小错不断，很多细节都得在实践中悟，挨骂、承认错误、重拍。

23岁，我成为一名场记。

场记要知道下个镜头拍什么，了解导演的意图，每个导演的拍摄风格都不一样。得足够熟悉场景，大的方面就是看有没有落镜头？如果落了镜头，剧组又转了场景，再回去补拍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会损失一大笔钱。

另外，拍好的素材没保管好，丢了，这些都是场记的责任。场记还需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拍同一场戏，如果切到特写演员的服装、造型跟上一个镜头不一样，场记没注意没提醒，上了荧幕就是穿帮镜头。工作非常琐碎，戏里的每个细节都要盯着，人必须全神贯注，那时候我除了用秒表、场记板和记录本，还会用相机记录，落了什么倒回去看。

在做场记时，我就准备转统筹了。在剧组里我除了自己的场记工作，天天跟着制片统筹，有空就到她房间里学习。跟她说，姐你需要助理的时候带带我，我很想做制片统筹。那个姐姐也非常好，能教的尽量教。做场记的一年里，我同时就把制片统筹的活学得差不多了。到了下部戏，我变成了她的统筹助理，场记和统筹是相关的，每场戏需要什么东西，服装、道具、化妆、摄影、录音、美术等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我在做场记时都了解得差不多了，那时闲下来我就去看其他部门是怎么工作运转的。

统筹助理需要协助制片统筹出通告、做单子、市场表、场景表。安排拍摄大计划，前半个月拍什么，后半个月拍什么，还有每天的小计划，和各部门沟通，衔接、推荐拍摄计划。沟通协调能力很重要，我花6000多块买了台联想电脑，跟着她做了两三个月助理后，她说赶紧出去自己干吧，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于是我联系了之前做场记时的导演，说马导我制片统筹我已经学得很成熟了，如果下部戏需要的话，你能否带我去做统筹？他答应了。我去做了制片统筹，工资升到3万。

我做制片统筹的戏开机仪式。

我很有野心，也很主动，这让我赢得了很多机会，我总是跟他们说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一路上质疑、否定的声音是没断过的。我不信这些，先去做了再说。

制片统筹需要非常强的整合能力，协调好所有部门后安排拍摄计划、人员怎么安排、怎么在场景里最有效地拍摄移动，全是统筹要干的事。

我那时候没有助理，一个人处理很多项工作，安排剧组几十个演员的时间。当时两个组同时开拍，一个场景要怎么搭配，主演要抢时间，主演乔振宇现在的场景在A组，下个场景就去了B组，要不停地协调时间、场地和人员。

制片统筹工作表。

压力很大，我几乎每天睡3、4个小时，起来就对着电脑，每时每刻要跟导演、演员沟通，跟摄影、灯光等各部门协调，手机不离手。人处在高压、焦虑的状况下，那时我还要自己补课，捋剧本，研究怎么做Ex表。

因为一直对着电脑，后来我就近视了。

好的制片统筹，要在周期内顺利把戏拍完，把时间、资金省出来，这需要非常强的专业和沟通能力。

2015年，成为统筹的一年里，我拍了三四部戏。其中有部《我不是妖怪》，那部戏剧组穷，四个主演还搭着别的项目，经常一走走一个星期，整个项目推进得很艰难，我除了做统筹的工作外，其他地方有困难我也会协调。制片人很欣赏我，问要不要继续合作一部网剧《迷境之都市奇谭记》，让我做制片主任。

《迷境之都市奇谭记》剧组开机，我在右起第五个。

当时这部戏里有很多大咖，我才26岁，就要管理几百号人的剧组，里头有很大牌的人，比如有人拍过张艺谋的戏。一开始很多人对我持怀疑态度，你一个小姑娘，到底行不行？我下达指令时，有些部门会反驳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口舌去说服他们。

这部戏意外很多，受伤事件很多，摔断腿的，工作人员骑平衡车时癫痫发作的，摔得颅内出血的。作为制片主任，我需要和家属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处理责权问题，非常考验沟通能力。最大的职责是不能超预算，每一项支出要非常了解。

在做预算的时候，要十分清楚，演员、特约演员、群演多少钱，数量多少，每个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花销，置景材料费、服装费各个方面都要了解才能不超支，剧组的每笔支出都需要我签字，如果不合理，我会打回去。我做的项目里，从来没有超支的，有的还能给投资方退回一部分钱。

那时候很多财务的知识都是临时学，边学变用。戏拍完后，制片人更加相信我的能力，邀请我到他的公司做副总，负责项目前期剧本的选择、IP开发，找导演和演员，还负责管理经纪部的艺人。

我在剧组里工作。

在公司的三年里，我保持着每年拍一部戏的频率，不断积累合作方资源，2019年，我开始从执行制片人转制片人。制片人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要能融资、懂剧本，要跟平台沟通，还要和投资人争取融资。

以前总待剧组，里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老油条，也有像黑社会老大一样的人，匪气很重，这些年见的人多了，也锻炼了我跟人沟通、打交道的能力。那段时间也在不断补课，学编剧课程，制片人要懂创作，看了大量的片子，学习财务知识。

怀疑的声音一直没断过。我不在意这些，无论行不行，先干了再说，拼了命去做，不行我就认命。

这张照片是我成为制片人后拍的。

这两年行情不好，影视寒冬，项目融资非常难。有时候公司答应投资，到签字盖章的环节，又说不投了。前期做剧本、找合适的导演、演员班底，送到平台去，不能过就毙掉，前期的所有投入都归零。后来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解散了，我现在做独立制片，自己承担风险，未来想做女性力量题材的作品。制片人这份工作会给人很足的成就感和价值感。

靠着这些年的打拼，前几年我给爸爸全款买了房，这两年他来北京跟我一起生活。有次他喝了酒，对我说老儿子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好，我活一辈子了，感觉人生终于翻身了。

我和爸爸。

他现在每天都知足，去早市买菜，不问价，直接买最贵最好的。跟他差不多的老年人，会为了便宜买不好的东西，他说现在很幸福，买东西可以不看价了。我给他买一两千的衣服，他会开心很久，一双耐克鞋，能穿好几年，每次穿都高兴一下。

唯一的遗憾是我妈没能跟我们一起。想起小时候，每次吃东北老式五仁月饼，她都会把馅给我，自己吃皮。等我有机会买很多很多五仁月饼时，她已经不在。我很想让她知道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好。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么多年我在影视圈打拼，不断往前冲，其实是继承了她的精神。妈妈也是这样，不服输，不畏难，越难越往上迎，在某种意义上，她从来都没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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