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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与防范

摘要：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并存在重要的价值。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具有提高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服务水平，加大支持农信投入，支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具体应用中，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及防范措施等问题。信贷金融机构应建立有效的贷款风险防范体系，需要提出相应防范策略，更好地应对农村小额信用贷款风险。

关键词：信用贷款、风险防范

一、风险形成因素

1、客观因素

贷款本身就存在潜在的信用风险。借款人对贷款认识和还款认识的薄弱性，以及个人诚信度的高低、道德修养都是形成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之一。信贷机构不可能准确了解掌握每个借款人的诚信程度。

一般来说，农民贷款主要用于发展种植和养殖业以及初级农产品，种植和养殖产业本身又是弱势产业，而农民是弱势经济群体，农业很容易受到自然、市场经济影响，有着较大的风险。不可抗力导致的自然灾害会使农产品产量降低及后续销售受阻，使农民减产、减收，降低还款能力。不可抗力导致的风险出现，农民贷款就会失去在还款期限内还款的能力，从而形成信款风险。

2、信贷调查表面化

信贷机构的人力相对薄弱，面对大量有信贷需求的农民，要对每一位都进行详细的了解，工作量很大，基本很难完成。有些信贷机构甚至有其他岗位人员兼职信贷员。可见，建立和审核农民个人基本信息档案，进行信用等级评定等，都需要大范围且时间集中的进行专项工作。目前，信用机构大多都没有这些前期的调查、收集工作，而是依赖于村委会，这些人员的参与，使得调查结果掺杂个人主观和人情的因素，从而造成了信用等级评定不客观，额度核定不准。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随用随贷、额度控制、周转使用等特点，柜台人员对贷款的真实用途无法进行严格调查，部分农民就会乱报贷款的用途或顶名贷款，更有甚者，将贷款用于个人消费支出，不能按时还款，从而形成了信款风险。

3、监管不完善

信贷机构存在“重发放，轻管理”的贷款管理理念，且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对象广、额度小、分布散，信贷机构人员薄弱，从而减少对农民小额信贷的监管。有些信贷机构认为：贷款后的管理只对于大额贷款，农村信用贷款金额小，形成贷款风险损失小。由于这些错误的观点、疏忽贷款后的监管，农民在贷款后，外出务工，多年不归，无法与借款人取得联系等，从而形成信款风险。

4、信贷员业务能力低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建档、评级、放款等各项流程均由人员操作，且信贷机构人力不足，因此对部分信贷员任职能力审查不严，导致出现人情贷款、顶名贷款、一户多证、一户多贷等漏洞，从而形成信款风险。

二、防范信用风险的策略措施

1、提升还款意识

对于防范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注重强化农民本身的还款意识，从源头上解决信用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可以加强金融知识的教育，拓展相应的知识普及范围，要求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业务办理的农民可以对信用还款有清醒的认知，充分了解及时还款的重要性，明确如果不能按时还款将会产生的限制以及对贷款人产生的各项不利影响，引起人们的注意。

2、创新还款机制

可以使用积极且灵活的激励手段，更好地协调利率和额度，从而促进贷款人完成还款，并且对惩罚性条款予以明确。对于积极响应且按时按点还款的贷款人予以优惠扶持，降低利率计算标准等。反之，不能及时还款的农民将采取减少信贷额度的措施，或是收取违约费用。对信用评级较低又有贷款需求的贷款人，启用贷款担保机制，分散承担贷款的潜在风险，加强监督，建立良好的诚信意识。

3、强化贷款前审查

加强对农民贷款人信息审查，多找农户、多走农家、多想民事，不辞辛苦，充分理解农户的思想意识。对自己所掌握的农户情况信息及变化情况没及时反应，并及时登记。信贷员要对贷款农民的各项基本信息进行调查并实时更新，形成一致的评定结论。对评定结果公示，防止纂改现象发生。

4、强化贷款后监管

信贷机构要建立科学完善、便于实施的贷款后管理体系，将贷款后的检查管理责任具体落实到信贷员个人，制定考核机制，明确责任，加强对贷款人的管理，对贷款后恶意逃避还款义务的贷款人，及时发现、并利用法律武器合理解决，减少损失。

5、加强员工教育培训

信贷机构要加强对信贷员业务能力、道德水平的教育，建立高素质作风良好的信贷服务团队。实行“问责制”，用制度管理人员，用行为、纪律规范和约束人员，遵守行业操守。

三、结论

目前我国的农村小额信用贷款，主要面向从事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发放。此项业务的实行，可以更有效的推动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更好的推动资金运动的运转。但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仍然存在较多的风险问题，本文深入地分析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原因，有效地规避信用风险所导致的不利影响，为创建科学合理的农村额信用贷款项目发展环境提供可行性建议，实现信贷机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

“一种理想的贷款制度，让银行和借款者都‘置身事内’”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有追索权的房贷制度，但在美国，大概1/5的州是无追索权州，银行等贷款方所能追责的权益以抵押物为限。（视觉中国/图）

2022年7月以来，全国多地有业主发布声明称，由于房地产项目停工或烂尾，要停止偿还房贷。

停贷业主要承受的代价很大。在中国，房贷是无限责任制，即实行有追索权条款。一旦违约，业主的房产可能会被银行强制拍卖，如果拍卖所得款项不足以清偿贷款，银行还有权追责业主名下的其他财产。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有追索权的房贷制度，但在美国，大概1/5的州是无追索权州，银行等贷款方所能追责的权益以抵押物为限。

一篇题为“N-RMHiPiB,B,R”的论文考察了2000年至2013年期间无追索权房贷政策对美国住房价格动态的影响。该论文于2016年发表在期刊《REEi》上，是一项关于有追索权与无追索权的领先研究。

该研究发现，无追索权州的住房价格变化大于有追索权州。要指出的是，无追索权房贷制度放大了房价的波动性，但也提高了市场的弹性。

有或无追索权是谁的选择？风险又由谁来承担？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专访了上述论文的通讯作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包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包特。（受访者供图/图）

类似于“房价下降险”南方周末：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到研究无追索权条款与房价的关系？

包特：这篇论文的构思时间大概是在2013年，那时正是美国次贷危机过去不久。我偶然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一些州实行无追索权房贷条款，就想起来微观经济学里著名的“道德风险”模型。

简单来说，如果人做有风险的事的时候，知道自己不会为行为负全部责任，而是在坏的结果出现时由其他人为自己兜底，那么他可能就会故意忽视风险，或者选择风险过高的行动选项。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买了火灾险，那么他可能更懒得花时间和成本认真做好家里的防火安全措施，或者更容易在家里玩烟花或烧烤。

无追索权房贷是指在美国一些州里，房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跟房不跟人”的。如果借款者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归还房贷，银行可以把作为抵押品的房子拿走拍卖，但如果拍卖价格依然不足以偿还剩下的贷款余额，银行不能向借款者索取剩余的贷款。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无追索权房贷实际也类似于一种为购房者提供的“房价下降险”，购房者能够享受房价上升的收益，但在房价下降时仅承担部分损失。

这就可能造成道德风险问题，使得房地产市场里有更多投机性买家在房价上升时进入市场，然后在房价下跌时违约离开，从而增加市场泡沫和波动性。

我们的研究发现，实行无追索权房贷的州确实在房价上升期每年比其他州房价上涨快大概1.9%，下跌时期每年快6.4%。

南方周末：根据你的研究，无追索权房贷制度放大了房价的波动，但也增强了市场的韧性。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住房市场来看，无追索权房贷制度是如何加快市场恢复的？

包特：我们当时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在论文写作时，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无追索权州和有追索权州城市的房价反弹，无追索权州的反弹速度每年要快2.2%。

首先，无追索权制度可以在危机到来时让现有购房者的负面情绪一次性充分释放，而在追索权制度下，负面情绪可能并没有被消除，只是释放得更加缓慢，反而拖累后面的反弹。二是在无追索权制度下，市场回暖时，新的买家可能更有勇气和意愿来尝试，新的需求增加得也比较快。

但我也很想强调一点，就是反弹和回暖可能又是新的周期的开始。

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其实在上一轮美国房地产“泡沫”的上涨区间，也就是1998年到2006年之间，美国房价的累计增幅大概也就是100%左右，而从2009年到2022年，美国房价增幅也已经达到了100%。

虽然这里很大部分可能是2020年到2022年之间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但相比之前写论文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无追索权制度下的反弹，从长期来看可能不过是新的泡沫的起点。

欧洲也在调整房贷制度南方周末：你的研究考察的是美国的情况。美国从何时开始实行无追索权房贷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无追索权贷款制度的国家吗？

包特：美国现有的关于房贷追索权条款的立法应该是在1930年代，也就是“大萧条”时代确立的，在那以后几乎没有变化过。

当时，一些州进行了追索权贷款制度的相应改革，目的是让银行和贷款机构在放贷时更加负责，而不是事后把损失都转嫁给借款者。

关于美国是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无追索权贷款的国家，我发现这一点还是有新的变化的。从2016年4月开始，罗马尼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房贷借款者在无法归还房贷时，申请以房子交给银行终结借贷关系。这可以认为是将房贷转变成无追索权贷款。

这项法律只是给了借款者申请的权利，从后续发展来看，很多申请提出以后并没有被自动批准，而是因为银行抗辩进入了司法诉讼程序。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强制力比较弱的无追索权条款。

南方周末：有或无追索权房贷，这是哪一方的选择？

包特：从我看到的资料来说，这主要是一个立法和司法侧的选择。在实行无追索权房贷的州里，如果借款者无法归还贷款，这时法院仅支持银行或者贷款公司收回房屋，但禁止他们向借款人索取贷款余额。

南方周末：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行有追索权房贷制度的欧洲国家改变了它们的政策吗？欧洲国家的反思是什么？

包特：正如之前提到的，一些欧洲国家确实在金融危机后把现有的追索权房贷制度向无追索权制度的方向做了一些调整。

除了上面说到的罗马尼亚，2010年10月，西班牙纳瓦拉地区法院在一项房贷纠纷中认为，银行在房价因金融危机下跌的情况下还继续执行追索权是“道德上令人厌恶的”，并拒绝支持银行的追索行为。在2012年，西班牙又批准了一项法令，建议自愿遵守《良好行为守则》（CfGPi）的银行对于因家庭成员收入过低而无法偿还房贷的家庭，在他们上交房屋后免去他们对剩余债务的责任。

值得指出的是，在欧洲国家反思是不是要走向无追索权贷款的时候，美国也在讨论要不要放弃无追索权贷款。

很多人认为，无追索权贷款是美国在2008金融危机中房贷违约率比欧洲高的原因。在这方面，确实有实证研究发现美国无追索权贷款州比追索权贷款州违约率高。

但同时也有反对意见指出，无追索权州违约率高是因为无追索权州房价下跌更厉害，借款人损失更大。而且，如果借款者的违约行为如果仅仅是自私的或者策略性的，那么理论预测他们在房价下跌20%的时候就会选择违约。

事实上，即使在无追索权州，购房者违约的时候，房价跌幅的均值也已经达到了72%。也就是说，大多数购房者的行为都是非常负责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择违约。同时，另一篇基于调查的论文也显示，80%的美国购房者都认为仅仅因为不用负责就策略性违约在道德上是不好的，这可能是很多人不选择策略性违约的原因。

“同时降低双方的道德风险”南方周末：实行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的房贷制度时，风险分别是什么？又分别由谁来承担？

包特：一般认为，有追索权制度是把风险交给借款者承担，而银行相对承担的风险很小；无追索权制度是倒过来，把风险交给银行承担，借款者承担风险较小。

从经济学激励来看，有追索权制度的问题是因为银行享有对借款的无限追索权，所以道德风险问题发生在银行一侧。也就是说，银行可能会疏于对风险的管理，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一些银行职员甚至可能为了业绩激励乱放贷给缺乏还款能力的客户。

而在无追索权制度下，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借款人一方，容易吸引投机客来借款炒房，引发泡沫和价格波动。

南方周末：政府可以调整关于有追索权与无追索权贷款的监管吗？

包特：如果这方面需要监管调整的话，主要还是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来推动，而不是政府直接介入。而且既然是立法，那就应该是长期的，而不是对一时的市场周期进行反应。

我能想到的一种可能的模式是，同时允许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贷款的存在，并且允许二者收取不同的利率。换句话说，让无追索权贷款里的隐含保险的价格显性化为价格。

事实上，美国学术界近些年对无追索权贷款的批评和忧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管是有追索权贷款还是无追索权贷款，它在美国的立法实际都是“一刀切”的。一个州的法院系统要么全支持有追索权贷款，要么全支持无追索权贷款，消费者其实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二是，很多学者通过对比两类州的房贷利率，发现美国房贷市场在这方面的定价其实是失灵的，也就是说，无追索权贷款的州的房价利率并没有比有追索权州高出很多，来覆盖其隐含保险的价格。

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可能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允许银行同时提供两种贷款，然后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合适的种类。当然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可能困难本身也说明它的价值和意义。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在理论上或许存在一种“混合追索权制度”。你对这一制度的设想是怎样的？

包特：即追索权可能不是“全或无”，而是一个百分比。比如说，如果借款者无法归还房贷，而房子的拍卖价格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那么借款者在上交房子以后，需归还剩余贷款余额的50%，剩下50%的损失由银行承担。

当然，这种情况下的利率也需要重新调整，合理的水平应该是介于完全的追索权贷款和无追索权贷款之间。

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在公平和效率上都更好的安排。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和借款者都是相关风险“置身事内”的责任人，这样就可以同时降低双方的道德风险，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南方周末记者封聪颖

前沿速递｜外币贷款和信贷风险：来自美国银行的证据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大金融思想”（j_）

原文信息

FiikNi,TiShi-Eih；

Fiiik:EvifU.S.k；

JfIiEi,2022.3；

摘要

当企业以外币借款而没有得到完全的对冲时，汇率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其偿还债务的能力。美国贷款水平的数据显示，对于有外币债务的公司而言，人民币每季度贬值10%，有外币债务的公司逾期贷款的可能性将增加42个基点。鉴于20个基点的基准概率，这种增长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借款人的汇率风险可以转化为银行的信贷风险。如果企业属于在海外产生更多收入的行业，并且如果UIP偏差使外币贷款更低，那么它们更有可能通过外币借款。该论文提供了关于美国大型银行的国际公司贷款组合的事实，补充了银团贷款数据的视角。

以下为正文内容：

1

引言

外币借贷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并且已经有所增加(CGFS，2020)。虽然外币贷款可能比当地货币贷款更便宜，但它们可能会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造成货币不匹配，从而使企业面临汇率风险。金融市场提供了对冲这种风险的工具，但对冲成本高昂，而且公司往往仍无法进行对冲。因此，当当地货币贬值时，企业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文献强调了这种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可能抵消甚至推翻典型的支出转换效应的潜力，通过这种效应，贬值对国内企业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M，1968)。由于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汇率，更好地了解汇率变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特别是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强度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美国针对79个国家的大量公司提交的监管文件中独特的贷款水平数据，为存在外汇债务时汇率变动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具体来说，它分析了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2

预测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个货币选择和违约的简约模型，有四个可测试的预测：(i)当地货币贬值提高了外国货币借款相对于本地货币借款的违约概率。(ii)如果以外币借款的公司有自然的对冲，这种影响较小。此外，企业更有可能以外币借款(iii)如果其更大的销售份额是以外币借款，(iv)如果存在UIP偏差，降低了以外币借款成本。

为了验证这些预测，本文采用了向参与美联储综合资本分析和审查(CCAR)的美国大型银行提交的监管文件。这包含了银行向非美国提供企业贷款和租赁的详细季度信息，限制在国内外机构贷款金额至少100万美元的借款人。本文观察借款人的位置和评级，贷款计价的货币，以及贷款是否到期以及到期的期限。与其他依赖于银团贷款数据的跨国研究相比，本文中的数据集有82%的贷款不是银团贷款，这意味着本文数据集的贷款要小得多。该样本包括全球约26,000名借款人，从2014年第4季度到2018年第4季度，这一时期涵盖了美元的大幅升值和显著的美元贬值期。

本文首先测试汇率变化对公司过去到期状况的影响（可测试的预测(i））。为了将资产负债表渠道与经典的支出转换渠道隔离开来，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的方法，比较了在同一国家、行业、季度和相同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的公司的结果。本文发现该策略通过其他渠道（例如，通过需求的变化）来控制汇率效应，这些渠道在这些狭义定义的公司之间是常见的。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贷款的规模和期限。

根据这一理论，当地的货币环比贬值10%时，会使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比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逾期贷款的可能性增加42个基点。这种效应主要源于当地货币贬值，而在海外销售额份额较小的行业中，其影响更强，这与可验证的预测一致(ii)一致。由于贷款逾期的基准概率约为0.2%，因此其效果具有经济意义。鉴于本文的估计应构成在随机分配下以外币借款的平均处理效果的下限，这也是相当大的。正如该理论模型所强调的那样，一家公司的货币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取决于其收入中的货币构成。虽然本文比较了同一行业、国家和季度的公司，以及相同的银行内部评级、贷款规模和期限结构，但这些公司的海外收入仍可能有所不同。

根据可测试的预测(iv)，外币贷款相对于当地货币贷款越便宜。平均而言，外币贷款的利率要低100至140个基点。如果本文根据预期的未来汇率变化调整利率，以获得UIP偏差，差异将缩小到47-60个基点。

3

实证分析

本节提供了数据来源的信息，以及美国银行向外国借款人贷款的一些关键事实，包括逾期贷款逾期的发生率。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中使用的贷款水平数据来自Y-14报告，即受美联储压力测试的美国最大银行必须按季度提交报告。基准样本的时间较短，从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四季度，样本包括29家国际活跃的银行，样本有147103个观察结果，涵盖了居住在79个国家的26345名借款人。

1.国际贷款特点

通过表1的描述性统计，不难发现外币贷款普遍，往往更大，且与评级当地货币贷款相似。表1也说明当地货币贷款支付的利息高于外币贷款，进一步探索这种差异，本文构造表2进行回归。

如表2所示，列（1）到（4）显示固定利率贷款的结果，而列（5）到（8）显示可变利率贷款的结果。本文可以发现，外币贷款的利率平均比可比当地货币贷款的利率低100至140个基点。这种利率差异部分反映了人们对双边汇率未来走势的预期。为了控制这种影响，本文根据美元汇率相对于当地货币的预期变化来调整利率。

2.逾期贷款

在Y-14数据中，会显示银行报告借款人是否延迟支付利息或本金。基于这些信息，本文构造一个变量，如果借款人在某一季度刚刚逾期偿还贷款，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借款人在上一个季度还款后拖欠贷款或本金的事件是罕见的，在本文的数据集中总共发生了331次（占观察结果的0.23%）。也就是说，0.2%的出现频率对银行来说是一个相关的风险。这意味着，5年到期的贷款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时候平均成为最近逾期的概率为4%，假设成为最近逾期不是自动相关的。

一笔大笔贷款（即逾期）拖欠贷款或本金30天或以上表明借款人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一事件是否反映了暂时性的流动性问题，还是偿付能力问题的第一个迹象，即违约。图1显示了借款人在逾期后发生的情况。在0.2%的逾期借款人中，58%的人将在下一季度还款。14%的人继续拥有逾期的贷款，而27%的借款人退出了样本。有逾期贷款的借款人的退出率略高于那些没有拖欠还款的借款人（24%）。退出率的上升可能是因为银行在贷款逾期后一段时间内注销贷款，这使它们从贷款账簿上消失。

（二）实证分析

本节分四个步骤进行，介绍了关于汇率变化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影响和对企业货币选择的决定因素的经验证据。首先，本文详细说明了本文的基准规范，并显示了关键发现的图形证据。其次，本文讨论了主要的回归结果。第三，本文提出了额外的结果，并强调了驱动货币选择的因素。最后，本文提供了一套广泛的稳定性检验。

本文的主要规范测试了当当地货币贬值时，以外币借款的公司是否比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更有可能违约（可测试预测i）。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运行以下检验回归：

wi取值为1，当这家公司逾期的贷款额从-1个季度拖到个季度，(XR)是美元与借款人i所在国家的当地货币（定义为每位美元的当地货币）之间的平均双边汇率的季度变化。与美元汇率的变化与贷款的外币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系数β2预计为正的。FCi是指i公司以外币计价的贷款份额。Xi表示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到期日、贷款总额、评级）。本文主要的自变量，即汇率的变化，是指上一季度的平均汇率与本季度的平均汇率之间的差额。本文还对汇率变动的长期影响很感兴趣。为此，本文运行了额外的回归，包括同期的汇率季度变化，以及从贷款发放日期到上一季度的累积汇率变化，以及这两个变量与外汇份额FCi的相互作用。

图2给出了本文的主要结果的图形证据。考虑一下两个最上面的面板，它们分别显示了贷款逾期的公司和未逾期的公司的季度双边汇率变化的内核密度估计。左边的面板是那些有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的核心密度，而右边的面板是那些有外币贷款的公司的核心密度。虽然逾期使用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和未逾期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之间的汇率变化分布没有差异（左图），但右图显示了贷款以外币计价时的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它的分布展示了过期的公司季度观察结果明显向右转移，即美元升值。这表明，美元在一个季度内对当地货币升值得越多，外汇借款人新近逾期的可能性就越高。

图2的底部面板与顶部面板平行构造，但显示了自贷款开始以来汇率变化的分布。与右上面板类似，公司季度业绩的分布向右转移，即更大的美元升值。有趣的是，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对于贷款未逾期的公司，汇率分布自开始以来的变化相对于逾期的公司是正确的。这种右移表明，美元对当地货币升值越多，当地货币借款人新近逾期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一发现可能反映了蒙德尔-弗莱明支出转换渠道，企业通过增强国内商品需求，企业从当地货币贬值中受益。当地货币贬值的这种积极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只有在较长时间内的汇率变化时才会明显。

表3显示了检验预测1的回归结果。列（2）到（7）表示等式中所述规范的结果具有不同的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组合。其中（1）列展示了一个没有汇率变化与外汇假设之间交互项的基准回归。它发现，在只包括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中，美元升值对贷款过去到期状态的平均影响是正的。第（2）列显示，汇率变化对拥有外币贷款的公司和拥有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有不同的影响。当回归中包含外汇假设与汇率变化之间的交互项时，与汇率变化相关的系数β1变为负且不显著。同时，交互项β2的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与预测（1）一致，并证实了图2顶部面板中的图形证据。由于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固定效应，交互项仍然是积极且非常显著的（（3）和（4）列）。列（5）和（6）添加了可观察到的贷款特征（贷款总量、平均到期日、债务人评级）与汇率变化之间的交互项。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汇率变化对低评级公司的过去到期贷款状况有更大的影响。列（7）显示了最具限制性的固定效应集的结果，即国家-时间-行业-评级-固定效应。即使在本规范中，汇率变化与外汇假设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仍然非常重要。

在表4中，本文解释了自汇率开始以来的汇率变化。为了理清同期和过去汇率变化的影响，本文将自汇率开始以来的汇率变化分为(i)上一季度的汇率变化（包括在表3中的回归变量）和(ii)汇率开始后前一个季度的汇率变化。

结果表明，同期和过去的汇率变化对公司贷款逾期的可能性起作用。在列（3），系数与季度汇率变化和滞后累积汇率变化都是负的和重要的标准显著性水平，这表明美元升值自贷款起源减少的可能性公司成为逾期贷款时借用当地货币。这与当地货币贬值通过增加对国内商品的需求而造福企业的支出转换渠道是一致的。与（同期）季度汇率变化与外汇假人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相关的估计系数保持正，在数量上与表4中的非常相似。滞后的累积汇率变化与外汇货币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也是积极，前几个季度（贷款发放后）的美元升值增加了拥有外汇贷款的公司的贷款相对于拥有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逾期的可能性。因此，外汇升值对公司支付其外汇债务的能力的负面影响相当持久，并影响到整个贷款期间的结果。而后文章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比如升值与贬值、银团贷款与定期贷款、备选因变量的变化（借款人评级和违约概率的变化）、将海外销售作为一种天然的对冲手段、选择以外币借款等方法。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替代估计方法、控制利率、按贷款类型进行划分等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

4

结论

本文利用美国银行对外国企业贷款的独特数据，探讨了汇率变化对企业以外币借款时偿还债务能力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当地货币的贬值使拥有外币债务的公司偿还贷款的可能性降低。尽管当企业属于在海外产生更多收入的行业时，它们倾向于借入更多的外币，但企业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汇率风险。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样本涵盖了2014年至2018年，这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状况普遍温和的时期。当国内经济不景气、信贷供应更受限制、汇率变化更剧烈时，例如在货币或银行危机期间，汇率的变动可能会对企业的过期状况产生更大的影响。

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可以转化为银行的信贷风险，当美元升值时，银行就会看到更大比例的外汇贷款将过期。对于美国大型银行来说，信贷风险的这一组成部分相对有限，因为外汇贷款在这些银行的整体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至少在正常时期，逾期贷款的绝对比例很小。此外，银行也可能会找到对冲这种间接汇率敞口的方法。美国大型银行受到美联储的监督和监管，这可能与其他国家的银行有所不同。其他可以提供外币贷款的银行的贷款做法可能没有受到密切关注，与借款人的汇率敞口相关的信贷风险可能更重要，正如过去的历史事件所强调的那样，特别是当银行向质量较低的借款人提供贷款时。

本文需要注意的是，缺乏关于企业整体汇率敞口的信息。本文非常希望利用有关企业债券面额、外汇收入和对冲做法的更全面的信息，以进一步评估企业的汇率风险。同样，了解银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其贷款账簿中的间接汇率风险敞口也是很有趣的。

ABSTRACT

Whfiwififh,xhhffhiiih.U.S.-vhwh10iifh--ihiihfii42iiffiwihfiivhwih.Thiiiiiifi,iviiif20ii,iihxhikfwiiikfk.FiikwifiifhiihiifUIPviikfih.ThihiifU.S.k’iifi,ffiivhvii.

整理李亭

编辑路钰秾

来源《JIE》

监制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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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大金融论纲》中系统论证了“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思想，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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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