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赠与女友240万且承诺不可撤销,分手后能要回来吗?
争议焦点
男方向女方出具赠与协议一份,载明“由于女方购买房屋资金不够,我自愿赠送女方240万人民币在女方购房付款时,一次性转账到女方账上,或者按女方要求转到其他账号,该赠与为无条件赠与,赠与行为一旦履行完毕不可撤销”。
一审法院认为,男方在恋爱期间向女方出具的赠与协议载明赠与金额以及赠与是无条件的,该赠与协议系男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赠与协议合法有效。之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男方要求撤销赠与的主张不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男方向女方赠与的大量钱财已明显超出情侣之间日常情谊交往的范畴,不在合理范围内,带有为今后共同生活作打算的意思表示,应理解为双方赠与合同中附了相应条件较为合理。女方主张男方为其支付购房首付款等费用完全属于无偿赠与,并不附带任何条件与事实相悖且明显不符合常理,不能仅凭男方出具的赠与协议就将支付购房款等费用的行为认定为无条件赠与,故确认本案中男方与女方之间成立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在双方当事人感情破裂后,赠与合同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女方继续占有上述案涉款项欠缺合法依据。参照婚姻法关于彩礼的规定,考虑公平原则,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酌定女方退还男方赠与款项120万元。
基本案情
男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
1、依法判令女方立即返还男方用于购买厦门集美区房屋购房首付款220万元、过户费55000元、中介费41027元、税费10万元、替其偿还的房贷款10615元、替其偿还合肥自有房屋贷款余款430666.73元,合计2837308.73元;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公告费、保全费由女方承担。
一审查明
男方与女方自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期间双方系恋爱关系。
2018年9月1日,男方向女方出具赠与协议一份,载明“由于女方在厦门购买房屋资金不够,我自愿赠送女方240万人民币在女方购房付款时,一次性转账到女方账上,或者按女方要求转到其他账号,该赠与为无条件赠与,赠与行为一旦履行完毕不可撤销”。
后男方分别于2018年9月18日、9月25日、9月26日支付100000元、2100000元、96027元、100000元为女方用于购买位于厦门集美区房屋的首付款、过户费、中介费、税费共计2396027元。
2018年9月20日,女方向男方借款430666.73元用于偿还合肥房屋贷款。
2018年11月16日男方向女方转账10615元替女方偿还厦门房屋贷款。
2019年8月9日,男方向女方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已收到女方归还的44万借款(现金形式)”。
后双方解除恋爱关系,男方要求撤销赠与,遂诉至法院请求女方返还财产。
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本案中,男方在恋爱期间向女方出具的赠与协议载明赠与金额以及赠与是无条件的,该赠与协议系男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赠与协议合法有效。
之后男方赠与女方2396027元用于支付女方所购的位于厦门集美区房屋的首付款、过户费、中介费、税费,双方赠与行为已经完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赠与合同中,赠与财产的权利一旦转移,赠与方要求撤销返还财产必须符合下列法定条件之一: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本案中,男方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明其要求撤销赠与的主张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撤销条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男方主张撤销赠与,要求女方返还首付款220万元、过户费55000元、中介费41027元、税费100000元共计2396027元无法律及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的430666.73元及10615元,根据男方举证及女方庭审陈述该款项属于民间借贷,与本案赠与合同无关,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男方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上诉意见
男方上诉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赠与协议并非签订于2018年9月1日,协议内容是按照被上诉人口述内容及日期书写,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认定为无条件赠与。
1、从协议形成的时间来看,赠与协议的日期是2018年9月1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17日第一次见面,在2018年9月1日双方刚刚开始有买房意向,房屋选址、面积款项等均未确定,不可能未卜先知首付款就是240万元,因此该赠与协议内容明显是不真实的。
2、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恋爱期间均向对方出具过多份协议和承诺书,2018年10月28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签署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男方,和女方是自由恋爱。我保证用心经营,互敬互爱,不疑心病,不任性,不乱发脾气,互相信任,多多理解,少索取,少控制欲,用实际行动让对方不后悔,并保证将来不以任何理由与她闹分手及讨要首付款”。被上诉人也曾向上诉人作出过2019年6月底拍婚纱照、后期领证等承诺,从双方的行为和承诺可以看出上诉人支付房屋首付款、还贷均是以和被上诉人结婚、共同生活为目的和前提的,而不是无条件赠与。
二、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结识过程、日常行为来看,双方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不能仅凭一纸协议就将支付首付款的行为定性为无条件赠与。
1、从双方的关系来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通过婚恋网站结识的进而确立恋爱关系,且相识之际被上诉人正值适婚年龄,而上诉人在第一次婚姻结束后亦急欲再觅良缘,可见双方从确立恋爱关系伊始即是朝着缔结婚姻的美好愿景而往,而非纯粹以获得恋爱过程的情感体验为目的。
2、根据被上诉人的相关行为和承诺来看,被上诉人安排上诉人与其父母、亲属见面,并且承诺“6月底之前拍婚纱照”、要求“结婚前给我买二手车,结婚卖了二手换大路虎”,上诉人亦带被上诉人见过自己父母、并向被上诉人说明其资产、婚姻状况,足以表明双方在确立恋爱关系不久之后就开始积极推动双方关系朝着缔结婚姻方向迈进。因此,上诉人支付相关款项,均系在“意向结婚”的合意之下为之。
3、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8年11月27日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吵架闹分手时,被上诉人曾说“要不先把房子卖了我们分一分”,另外,被上诉人的母亲也答应说服女儿如数归还上诉人的首付款。这些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本身就认为如果双方分开则应当返还首付款。
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430666.73元为民间借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是事实认定错误。
上诉人虽借款给被上诉人还贷,但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9日带现金“还款”时要求扣除2019年5月到8月的生活费16万元以及2019年4月欠下的生活费5000元、二手车钱25万元及打赌输的万元,被上诉人认为扣除这些款项之后只需向上诉人还款5000元,上诉人因生意周转需要资金并未同意,该借款实质上已经转化为被上诉人扣除的购买二手车钱和大额生活费,该部分款项也应当予以返还。
四、原审法院仅凭一纸协议将支付首付款的行为认定为无条件赠与违反公平原则,如果被上诉人通过这种欺骗、套路手段无偿获取他人财物被认定为合法,必将导致被上诉人变本加厉、人人效仿,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原则。
双方恋爱期间,被上诉人还要求上诉人每月向其支三、四万元的生活费,从2018年11月到2019年4月,上诉人共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8.5万元生活费,现上诉人已放弃讨要,但对于支付首付款及其他巨额款项则远超过男女朋友之间的经济往来范畴,如果被认定为无条件赠与,则有违公平原则。如果被上诉人通过这种欺骗、套路手段无偿获取他人财物被认定为合法,势必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原则。
现上诉人生意受疫情影响,生活极为困难,如被上诉人不予以返还相关款项,将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女方辩称:
一、原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返还其代付购房首付款及过户费、中介费、评估费、税费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首先,2018年9月1日,被答辩人出具《赠与协议》载明:“由于女方在厦门购买房屋资金不够,我自愿赠送女方240万元人民币,在女方购房付款时,一次性转账到女方账上或者按女方要求转到其他账号,该赠与为无条件赠与,赠与行为一旦履行完毕不可撤销”。随后,被答辩人为答辩人购买房屋分别于2018年9月18日支付10万元购房定金、2018年9月25日支付购房款210万元、2018年9月26日支付购房过户费55000元和税费10万元及中介费41027元,合计2396027元。此时,被答辩人已完全履行了《赠与协议》的全部内容。
其次,虽然该赠与行为发生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恋爱期间,但《赠与协议》明确了该赠与是不附任何条件且一旦履行完毕不可撤销的普通赠与行为。该赠与系在被答辩人同答辩人恋爱交往过程中基于情感关系,为联络感情和表达爱意而自愿赠与给答辩人的,并非被答辩人所述为缔结婚姻而实施的赠与行为。
基于以上,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及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被答辩人向答辩人赠与的上述款项属恋爱期间的一般馈赠且已履行完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被答辩人出借答辩人用于结清合肥房屋贷款及还厦门房屋贷款,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
首先,被答辩人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2018年9月20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30,666.73元用以支付其合肥自有房屋的贷款余款及还厦门房屋贷款10,615元,合计441,281.73元,至今未予偿还。由于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属于赠与法律关系,而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偿还其借款441,281.73元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明显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因此,原审法院对被答辩人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受理。
其次,2019年8月8日,答辩人从其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包河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中提现了44万元人民币偿还被答辩人,被答辩人于2019年8月9日向答辩人出具《收据》载明:今已收到女方归还的借款44万元(现金形式)。可见,答辩人已归还了被答辩人出借其用于结清合肥房屋贷款余额44万元,尚欠被答辩人1,281.73元。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出具的《赠与协议》明确该购房款项是不附任何条件的普通赠与且也已履行完毕,现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返还其赠与给答辩人的购房款项,有失诚信,且于法无据。同时,因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而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偿还其借款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维持原审的裁判结果。
二审判决
二审法院认为,男方诉请女方返还其支付的购房款及相关费用发生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期间。恋爱关系是成年男女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特殊情感关系,确定恋爱关系的男女双方往往具有将来缔结婚姻关系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基于这种美好愿望,处在恋爱关系中男女双方除了会发生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外,可能存在一方为另外一方进行大额资产支付的情况。男女恋爱过程中,男方为了表示好感,或为了促进感情升华,主动给与女方一些财物,也符合人之常情。
这种给付行为系无偿的,一般也不需要接受支付的一方负担对待给付义务,在性质上属于赠与合同。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本案中,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男方与女方通过婚恋网站结识进而确立恋爱关系仅一个月时间后,就为女方在厦门购房支付了首付款、过户费、中介费等合计约240万元,虽然男方向女方出具了赠与协议,载明是无条件赠与,但双方心里都明白,男方为女方支付购房首付款等费用暗含了双方将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从双方恋爱期间的相关行为和承诺来看也是如此,男方出具赠与协议目的也是为了获得女方好感,想以后结婚,由此可见,男方向女方赠与大量钱财的基础建立在双方之间的感情存续,以及继续往下发展直至结婚可能。
本案男方向女方赠与的大量钱财已明显超出情侣之间日常情谊交往的范畴,不在合理范围内,带有为今后共同生活作打算的意思表示,应理解为双方赠与合同中附了相应条件较为合理。女方主张男方为其支付购房首付款等费用完全属于无偿赠与,并不附带任何条件与事实相悖且明显不符合常理,不能仅凭男方出具的赠与协议就将支付购房款等费用的行为认定为无条件赠与,故本院确认本案中男方与女方之间成立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在双方当事人感情破裂后,赠与合同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女方继续占有上述案涉款项欠缺合法依据。参照婚姻法关于彩礼的规定,考虑公平原则,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本院酌定女方退还男方赠与款项120万元。
男方在本案中诉请女方返还的用于结清合肥房屋贷款余额430666.73元及偿还厦门房屋贷款10615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转款凭证、收据等证据,应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本案赠与法律关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
综上,男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3民初4246号民事判决;
二、女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男方120万元;
三、驳回男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号:(2020)皖01民终8796号裁判文书网
转自:天津二中院
来源:石家庄普法
国元证券管理层公布:沈和付董事长、总裁“一肩挑”,新增陈宁为副总裁
每经记者:陈晨每经编辑:叶峰
因原因年龄,俞仕新不再担任国元证券董事长职务后,12月16日晚间,国元证券发布公告称,选举沈和付为公司董事长,同时沈和付还为公司总裁。另外陈东杰也因年龄原因,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国元证券新增聘任公司创新金融部总经理陈宁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
总裁沈和付挑起董事长职务
12月16日晚间,国元证券发布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选举沈和付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董事会同意聘任沈和付为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总裁,胡甲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书,唐亚湖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风险官,周立军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信息官,胡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副总裁;范圣兵、刘锦峰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司开铭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陈宁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
本届领导班子与上一届相比主要为两大变化:一是董事长职务,俞仕新不再担任国元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沈和付任国元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这也意味着沈和付将会董事长、总裁“一肩挑”。二是副总裁职务,陈东杰因年龄原因,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国元证券新增陈宁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
记者了解到,沈和付自2001年以来就加入国元证券。自2014年4月开始分管投行业务,2019年底因工作调整,辞去副总裁职务。2022年2月,沈和付回归国元证券,任总裁职务。具体来看,沈和付于1971年3月出生,曾担任中国安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法律部科员、总经办经理助理,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法律顾问室副主任,国元证券法律事务部主任,国元证券合规总监、副总裁,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国元证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
另外,陈宁1983年9月出生。曾任国元证券场外市场业务总部副总经理兼场外市场业务总部场外项目经理、国元证券场外业务部总经理兼场外业务部创新融资部经理。现任国元证券创新金融部总经理。
投行质量评价获评A类
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的俞仕新,2008年起任国元证券董事,2012年任国元证券党委副书记、总裁,2020年任国元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
国元证券曾发布公告评价道:任职期间,俞仕新带领公司组织实施“十三五”“十四五”战略规划,提出“建设与客户共同成长的一流综合型现代投资银行,实现高规模、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愿景,连续12年荣获安徽省政府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绩效考核优秀,连续15年获深交所信息披露A类评价,连续2年获中证协文化建设A类评价,公司入选深证成指、MSCI中国、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恒生A股可持续发展企业基准指数等重要国内外指数。
而作为今年回归国元证券,并逐步任职总裁和董事长职务的沈和付来说,今年前三季度国元证券实现营业收入38.64亿元,同比增长4.2%;净利润11.6亿元,同比减少12.55%,经营业绩好于行业平均水平。今年12月2日,中证协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140家券商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17%和19%。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中证协公布的券商投行史上首次质量评价,国元证券获评A类,在所有参评券商中排名第二。Wi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元证券实现首发和再融资项目承销规模为125.41亿元,位居行业第20位。另外,今年以来,国元证券保荐首发和再融资项目27个,撤否率仅为3.70%,为保荐机构撤否率最低。
国元证券表示,始终将投行项目质量放在首位,尽职履行保荐职责,从源头把关,真正做到对项目的“保”和“荐”相结合。
每日经济新闻
派遣2-3人常驻,不够重视?国元证券丢失陀曼智能保荐业务
长期以来,在保荐上市过程中,券商的执业质量备受监管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日前,一则拟上市企业的问询函回复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拟上市企业对券商的“挑剔”。
未能及时派遣足够的项目人员,国元证券丢失陀曼智能保荐业务
日前,陀曼智能就上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刷新了以往大家对IPO企业更换保荐机构原因的认知。
一般来说,企业更换保荐机构的理由多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发展需要,决定聘请新的上市辅导券商;或是因为辅导券商本身因为立案调查等相关业务被按下暂停键,IPO从自身的上市规划出发决定更换保荐机构。
而此次陀曼智能更换保荐机构的原因直指券商本身。据问询函显示,2021年1月12日,陀曼智能与国元证券签订了IPO辅导协议,并计划于2022年6月30日前完成科创板IPO申报。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3月7日,经双方协商,辅导协议被终止。上交所要求对更换券商的原因进行回复。
对此,陀曼智能回复称,公司要求项目组人员必须长期出差驻扎现场履职尽责,由于国元证券未能及时派遣足够的项目人员履行尽职调查及申报程序(根据公司证券投资部统计的中介机构出勤记录表,前任券商国元证券现场常驻人员仅2-3人),不利于公司IPO项目整体进度推进,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更换券商。
随后,陀曼智能于2022年2月聘请兴业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暨主承销商。其还表示,兴业证券接受陀曼智能的聘请,高度重视公司科创板IPO项目,组建配备了17人的项目组,全部为正式员工,申报阶段现场常驻正式员工12人,其余5人连同抽调的部门其他正式员工主要协助资金流水调取、客户及供应商走访工作。
注册制下投行业务集中度提高,国元证券有何应对策略?
中证协数据显示,2021年,国元证券实现营收45.42亿元;实现净利润19.09亿元,二者均位列行业第25位。
今年上半年,国元证券实现主营收入24.46亿元,同比上升7.49%;归母净利润7.48亿元,同比下降11.57%。其中,营收增速远高行业平均水平,归母净利润增速与行业下滑速度保持一致。中证协数据显示,140家券商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收2059.19亿元,同比下滑11%,实现净利润811.95亿元,同比下滑10%。
Wi数据显示,从保荐机构首发承销排名来看,年内国元证券以募集46.34亿元的资金位列第16名,共保荐恒烁股份、瑞德智能、万朗磁塑、劲旅环境、胜通能源5家企业首发上市。
投行问题也是行业关注的重点,在日前国元证券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指出,就有机构问到,面对注册制下投行业务集中度提高,头部券商在重点区域下沉,公司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对此,国元证券指出,全面推行注册制将深刻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生态,全面改变投行的执业环境以及投行业务开展。首先,注册制为投行业务带来广阔的增量市场。同时,再融资新规释放多项利好。另外,推行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制,取消发行规模与净资产挂钩的限制,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的活跃度。
其次,注册制将改变投行的客户结构和客户需求。国元证券指出,注册制下,证券发行对投行的定价能力要求更高,投行的客户需求也将随之迭代和升级。再次,注册制进一步提高投行的执业要求。注册制对投行的价值发现能力、财务顾问服务能力、行业资源整合能力、投资研究能力等均提出更高要求。
国元证券表示,公司投行秉承“专业、优质、高效、人和”的执业理念,立足安徽,面向全国,致力于为各类企业提供包括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财务顾问、新三板等全方位的资本市场服务。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胡萌
编辑宋钰婷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