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新历程

辽阳农商银行违法违规经营，出现重大风险并进入破产程序，辽宁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化解风险的同时，有序推进全省农信系统整体改革，提升全省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农村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整体实力和业务竞争力将有助于其更好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使农村经济焕发新的活力；同时受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身机制影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经营发展过程中暴露了一定问题，加之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业务下沉对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带来挑战，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省根据地方经济结构、域内金融体系特点及金融机构表现等情况，“一省一策”开展省联社改革、推进农商银行改革化险，持续提升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农村金融机构信用水平整体保持稳定。未来，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将继续扎根地方经济，持续推动业务发展，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一、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历程及概况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

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中，农村金融机构经历了形成、演变、优化等步骤，并持续在管理体系、产权结构等方面进行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与改革主要分为以下阶段：

（二）农村金融机构概况及风险关注点

1．农村金融机构概况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基础，农村经济发展亦是我国追求共同富裕终极目标的重要内容。作为发展“三农”和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能。截至2022年6月末，我国共有3883家农村金融机构，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84.43％，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600家，农村信用社572家（含省级联社24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村镇银行164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9家。经过多年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截至目前安徽、湖北、江苏、山东、江西、湖南、广东、青海和宁夏等省（自治区）农信社改制成农商银行的任务已经完成。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历史普遍较长，在经营区域内客户基础扎实，是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也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2年9月末，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49.78万亿元，占全国银行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3.31％。但受限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体量普遍较小、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数较多，单个农村金融机构法人业务体量较为有限，资本规模相对大型商业银行及城商行较小，整体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2．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概况及风险关注点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回归业务本源，存贷款规模稳定增长，带动资产负债规模稳步上升；同时得益于在区域内经营历史悠久，相较于其他类型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大多具有良好的储蓄存款基础及负债稳定性，且随着存款结构的优化以及投资业务逐步债券化、短期化，其流动性水平有所提升。整体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营平稳，面临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可控。但另一方面，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业务下沉带来较大竞争压力，对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

股东资质偏弱，公司治理体系及股权结构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

从公司治理情况来看，县域农商银行成立初期，由大量业务规模和自身实力较弱、各项管理不尽完善的法人股和自然人股东组成，也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造成股权管理上的困难；部分改制时间较短的农商银行自然人股东占比较高，且法人股东多为民营企业，股东资质整体偏弱，治理体系和股权结构较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商行仍有较大改善空间；此外，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和自然人股东仅注重当前利益，要求农村金融机构高分红、滥用股东权利、违规关联交易获取贷款等问题造成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经营风险。

客户抗风险能力弱化，风险管理体系仍待完善，信贷资产质量相对较弱。

从信贷资产质量情况来看，由于其“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客户以农户、涉农企业和小微企业为主，同时为应对竞争压力信用进一步下沉，致使农村金融机构面临原有优质小微客户流失、客户抗风险能力弱化的问题，加之前期较为粗放的信贷投放以及仍待完善的风险管理水平，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与其他类型法人银行相比相对较弱。截至2022年9月末，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29％，拨备覆盖率为139.60％，均弱于其他类型的银行业机构。此外，从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涉险数量相对较高，截至2021年末，高风险金融机构316家，其中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分别涉及高风险金融机构家数186家和103家。

净息差收窄，盈利能力弱化，资本充足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盈利能力方面，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在信息技术建设、产品体系、创新能力以及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相对较弱，在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的业务逐步下沉过程中，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通过高息揽储、降低贷款利率等方式应对竞争压力，加之减费让利的政策导向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净息差持续收窄，同时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和减值准备的计提亦对其利润实现造成一定冲击，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资产利润率明显低于其他类型法人机构。从资本充足水平来看，受制于盈利能力弱化、外源资本补充手段较为单一以及资本管理能力不足等因素，也使得农村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水平低于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水平。此外，省联社担负对全省基层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等职能，在帮助基层农商银行和信用社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由于省联社对基层农商银行和信用社行具有较大的行政管理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业务发展的独立性。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将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整体实力和业务竞争力将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使农村经济焕发新的活力；同时，受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身机制影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经营发展过程中暴露了一定问题。因此，持续推进省联社和地方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是化解农村金融机构信用风险、提升金融服务“三农”质效的必然要求，将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基础。

二、省联社改革思路及案例分析

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成效显著，省联社担负对全省基层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在帮助基层农村金融机构防控风险、消化不良资产、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另一方面，随着农村金融机构改制和公司治理水平逐步提升，部分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已具备一定的独立运营和风险管理能力，而多数省联社对基层农信机构的公司治理、业务发展等方面话语权仍较重，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制约，省联社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原有发展模式的矛盾已日益突显，在运营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弊端，深化省联社改革刻不容缓。

（一）省联社运营过程中形成的弊端

弱化基层行社公司治理独立性。省联社模式下，基层农信行社经营独立性问题仍有待解决，省联社对基层农信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制弱化了基层农信行社公司治理的独立性。

基层行社业务开展独立性有待提升，且部分业务制度未能结合实际。业务层面来看，省联社对基层农信行社业务如信贷投放、投资等或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预，基层行社业务开展独立性亦有待提升。此外，部分省联社作为基层农信行社的“总行”，在基层农信机构业务定价、考核指标等方面采取“统一标准”，如定价需省联社统一审批，未结合业务实际差异化定价等情况，限制基层农信机构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股权机制错位，社员权力未体现。股权机制方面，省联社既是基层农信机构的主管部门又是子公司，这种“自下而上”的股权结构与“由上至下”的行政管理形成股权机制的错位，基层农信机构作为社员但时常未能体现其相关权力。

经营权力集中，较易滋生腐败。省联社管理经营权力过于集中，较易滋生腐败行为，近年来全国多地农信系统高管被查，制度和监管漏洞持续暴露。

（二）省联社深化改革相关监管制度及指导意见

（三）省联社改革的传统“四大模式”及相关案例

目前，市场上较为认可的省联社改革模式共分四种：一是成立统一法人的农商银行；二是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三是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四是组建省农商联合银行。

1．成立统一法人的农商银行

目前，我国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均采用成立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模式（以下简称“统一法人模式”）。

统一法人模式与直辖市行政体系相得益彰。统一法人模式有助于区域内集中资源配置，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形成规模优势；但另一方面，统一法人模式更为适用于城乡一体化程度高、经营区域较小、辖内法人机构数量不多、经营良好的地区。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为领先，且辖内县域经济相对均衡，同时直辖市管理半径较小，因此统一法人模式与直辖市的行政体系相得益彰。

2.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

弱化行政管理，专注金融服务。省联社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模式下，省联社弱化行政管理职能，转型为下属农信社、农合银行及农商银行提供战略咨询、产品研发、信息系统建设等服务的供应平台。该模式有利于专注为辖内农商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同时有助于激发其金融服务创新动力；但另一方面，省联社转型金融服务公司后，对辖内农信及农商银行没有足够的约束力，该模式下金融服务公司处境或较为被动。因此，省联社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模式更适用于整体县域行社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机制较为灵活的地区。目前，国内尚未有省联社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的案例，全球较为成功的案例为德国信用社中央机构。

3.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宁夏黄河农商银行

省联社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其通过控股或参股方式管理或服务基层农信行社。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股权关系，是一种较为彻底的改革，管理关系明确，理顺了公司治理；但另一方面，该模式改制成本高，省联社控股及参股辖内基层行社所需资金规模较大，债权债务关系及不良资产处置等亦需消耗较高成本，且周期较长。

宁夏黄河农商银行成立于2008年12月，是在原宁夏自治区联社和银川市联社金融业务合并的基础上发起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了省级联社自上而下持股县级联社的模式。宁夏黄河农商银行与19家县市联社共同构成宁夏农村金融合作机构，通过控股或参股管理19家县市级农商银行，业务经营覆盖宁夏全境。截至2021年末，宁夏黄河农商银行以6.15亿元股份控股3家农商银行，以27.73亿元参股16家省内农商银行。“宁夏模式”促进自治区内农信行社协同发展，但改制成本相对较高。

4.组建省农商联合银行——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联合银行”模式多数是由全省农信法人机构入股组成且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法人机构的联合银行和管理服务银行，法人机构是该行的成员行社。联合银行模式下，股权关系并无实质性变化，但基层农信行社参股对象变成了商业性金融机构。优势方面，除承接原有省联社四大职能外，改制后的联合银行增添金融牌照和经营功能，如申请部分金融业务资质及牌照、发行金融债券、申请理财子公司牌照、牵头设立科技服务子公司等，一定程度上突显了“淡出行政管理”“做优做强行业服务功能”的要求；同时，成立“联合银行”可以保持省联社和下属农信行社两级法人体制不变，保持县域法人机构稳定；但另一方面，该模式下股权机制错位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仍有待观察。

（1）浙江农商联合银行

全国组建省农商联合银行“第一单”正式落地浙江。2022年4月，浙江省银保监局同意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开业，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正式挂牌成立。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在浙江省联社的基础上组建，由浙江省内全部法人农信机构（以下简称“成员行社”）入股组成，注册资本50.25亿元。目前，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包含82家成员行社，包括81家农商银行和1家农信联社。优势方面，浙江省联社的改革保持两级法人地位不变，保持县域法人机构稳定，兼顾了省联社自身发展空间的拓展与成员行的服务诉求，持续夯实“小法人+大平台”的架构。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在原省联社的业务基础上持有有限金融牌照，拓展新的服务功能，有助于更好的发挥集约化、规模化优势，重在增强服务成员行“小法人”的能力，解决成员行金融服务瓶颈，深入推进改革。

（2）河南农商联合银行

2022年11月，河南省农信社改革方案获得银保监会批复，将组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目前，河南省内已成立郑州、洛阳等10家省辖市农商银行。截至2022年3月末，河南农信系统总资产达2.2万亿元，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9万亿元、1.1万亿元，市场份额分别为21.8％、16.0％，稳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河南农商联合银行的组建是河南省金融业改革创新的“重头戏”，将进一步完善全省农信体系，充分发挥地方金融“压舱石”的作用，增强地方金融实力，更好地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

从2005年上海的“统一法人”模式、2008年宁夏探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到2022年浙江、河南“联合银行”模式，“一省一策”省联社改革加速推进，多省份农村金融改革方向逐步明朗。作为农信机构改革的重点，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省联社改革都要与农信机构改革的方向保持一致，坚持农信机构服务“三农”等原则，同时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此外，农商银行的改革与省联社改革密切相关，省联社改革不仅仅意味着又一家省级银行的诞生，是地方农村金融机构因地制宜的探索，也是我国农信系统的蜕变，更是我国农村信用体系的再次升华。

三、农商银行及农信社改革化险

（一）辽阳农商银行违法违规经营，进入破产程序

包商银行事件打破了银行同业刚兑，导致中小银行信用风险分层加剧，近年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通过分类施策的方式处置了多起商业银行风险事件；2022年，银保监会原则同意辽阳农商银行及其子公司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进入破产程序，成为包商银行事件之后第二家破产的商业银行。

辽阳农商银行是由原辽阳市宏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辽阳市弓长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于2016年5月经原银监会辽宁监管局批准成立。截至2019年6月末，辽阳农商银行资产规模为1661.64亿元，所有者权益规模为107.73亿元。

2021年12月，银保监会公布第四批重大违法违规股东，涉及的行为主要包括违规开展关联交易、隐瞒关联关系等，披露名单中涉及辽阳农商银行原股东合计持有其近4成的股份；同时其前十大股东多数与忠旺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辽阳农商银行原股东中实际穿透至忠旺集团占比较高，其股东或通过违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段获取辽阳农商银行大量的信贷资金，在忠旺集团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背景下，辽阳农商银行信用风险暴露，出现重大风险。

2022年7月，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农商银行”）发布公告，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同意，辽阳农商银行及其子公司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的网点、人员、存款由沈阳农商银行承接。沈阳农商银行成立于2011年，截至2021年末，沈阳农商银行资产规模649.41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33.79亿元；2021年净亏损0.29亿元；2022年8月，银保监会原则同意辽阳农商银行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进入破产程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裁定受理2家银行的破产清算申请。

根据辽宁银保监局和辽宁省金融监管局公开披露信息显示，辽阳农商银行风险化解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高风险银行机构，其目的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尊重市场规律，严防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此外，辽宁省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全省农信系统整体改革，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于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二）农商银行“抱团取暖”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背景下，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业务的不断下沉，农商银行及农信社相较于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在股权结构、治理水平情况、产品和服务和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此外，为促进各地金融发展，增强当地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力，各省纷纷推动农商银行改革进程，例如，《陕西省“十四五”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指出，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市（区）通过城区农商银行、农信社合并等方式组建市级农商银行。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优化地方农商银行股权结构、提升竞争力、增强抗风险能力将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是农商银行改革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各地纷纷推进市级农商银行的合并组建，合并进程也在加快（见表3.1）。目前市级农商银行组建主要通过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实现。未来，随着各地组建市级农商银行进程的持续推进，将有助于农商银行优化股权和公司治理架构、妥善化解信用风险，提升其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对农商银行发展提供更广泛的空间，实现“1+1；2”。

（三）组建省、市级农商银行案例分析

作为较早进行农商银行合并组建的秦农银行，其业务网点已覆盖整个西安市，并持有周至县和蓝田县级农商银行全部股权，业务规模位居全国农商银行前列。从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情况来看，合并整合过程中秦农银行股权结构得以优化，截至2021年，秦农银行前十大股东合计持有43.08％的股权，其中国有股占比较高；较为优质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其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架构的持续完善；此外，秦农银行合并整合的过程中，其业务范围明显扩大，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同时多户股东为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国资委背景，其在政府资源拓展上带来一定优势。截至2021年末，秦农银行合并口径下的资产总额2824.71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44.90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在陕西省内排名均位于前十，业务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从风险情况来看，在秦农银行合并组建的过程中，伴随着存量风险的化解以及各项制度的完善，截至2021年末，秦农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42％，拨备覆盖率为162.82％，主要财务指标表现均较之前有所提升。此外，整合后的秦农银行作为陕西省属地方金融机构，在地方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在业务拓展、资本补充等方面获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陕西省“十四五”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指出，支持秦农银行争取在全省布局，加快筹备上市，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打造全国一流农商银行。省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助于加速其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促进完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建设，提升抗风险能力，为其业务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农商银行”）作为广东省内首家由城区农商银行合并组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新设合并的方式由城区两家农商银行合并组建。合并组建完成后，其业务资产规模突破1000亿元，在省内农信机构排名第六位；作为江门市内最大的地方法人机构，其存贷款业务市场份额在江门市均处于领先地位，业务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持续提升。截至2021年末，江门农商银行合并口径下资产总额1240.14亿元，所有者权益130.77亿元；同时江门农商银行在合并组建过程中进行的定向增发股份，对其资本水平进行了补充，抗风险能力亦有所增强。江门市作为大湾区内重要节点城市之一，未来，江门农商银行或将对接江门市战略规划，其可获得江门市政府的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合并组建农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治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获得的政府支持将加大。

在与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业务下沉的竞争过程中，合并组建后的农商银行将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显著扩大农商银行业务范围和资本实力，在业务和资源竞争、品牌知名度、产品体系及创新能力、金融科技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均将有所提升，弥补与大型商业银行、城商行在竞争过程中的劣势；同时，在农商银行合并组建的过程中，引入财政资金、优质战略投资者以及国有背景的平台公司等企业将有助于完善农商银行股权结构，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升资本补充能力；此外，在风险管理方面，农商银行在合并组建农商银行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风险资产的处置，有助于化解农商银行历史包袱，完善风险管理架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整体抗风险能力。从外部支持情况来看，区域内几家区级农商银行和农信机构共同组建市级农商银行，其法人地位将得到明显提升，在对接省、市、区重点项目、市发展规划的项目落地、财政资金归集等方面获得政府的倾斜将较大，发展空间亦将明显拓宽。

（四）辽宁省内农商银行的筹建

2022年11月，辽宁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披露沈阳农商银行及省内30家农信联社将组建辽宁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监管部门核准名称为准，简称“辽宁省农商银行”），沈阳农商银行及30家农信联社所有债权和债务由组建后的辽宁省农商银行承接。沈阳农商银行及30家农信联社已完成内部公司治理程序，审议通过了相关事项并形成决议。

根据公司信息显示，目前辽宁省农信下辖沈阳、大连2家市级农商银行、28家县级农商银行、30家县级信用社。未来随着本次合并的完成以及辽宁省农商银行的成立，辽宁省也将完成信用社改制。

从目前辽宁省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沈阳农商银行承接辽阳农商银行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以及辽宁省农商银行的筹建，是辽宁省化解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推动农商银行改革的两个阶段。未来，沈阳农商银行及30家农信社“抱团”成立辽宁省农商银行，将有助于化解省内农商银行及农信社风险，同时沈阳农商银行和30家农信社组建过程中或将引入优质战略投资者，对辽宁省内农商银行及农信社股权结构优化和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此外，辽宁省农商银行的成立将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合并成立后，其网点布局将覆盖除大连市以外的辽宁省11个地级市，充分发挥农商银行在当地人缘地缘和网点布局的优势，业务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将明显提升，业务体量和抗风险能力亦将显著增强。此外，辽宁省农商银行作为省级农商银行，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有望明显加大，在辽宁省“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突破”的战略背景下，辽宁省农商银行或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农村金融机构携手省供销社，打通助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的目标，到2025年，全系统乡村重点打造200个供销社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强县。基层社是供销合作社在县以下直接面向农民的综合性经营服务组织，是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的主要载体。近年来，各地采取多种方式恢复和重建乡村基层社，目前多地基层社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如今的供销社，是“生产服务、信用服务、供销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商，将对全面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服务保障。此外，供销社在经营过程中，与农信系统关系密切，特别在每年农产品收购季节、春耕前农资采购时期，农信系统的信贷支持都是供销社坚实的后盾。

“总对总”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拓宽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触角。

各地供销社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通助农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拓宽农村金融机构业务触角，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金融机构与供销社合作领域持续拓宽。

除省内“总对总”的战略合作外，农村金融机构还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以满足供销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需求。如福建永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永安市供销社共同推出“福笋贷”信贷产品为相关笋农、笋商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在区域内具有点多面广、人缘地缘、政银关系密切等优势，与供销社在资金结算、个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业务合作，推进供应链金融发展，并发挥“金融+”效应，助力乡村振兴。

供销社改革进程仍在持续，“为农服务”的价值日益凸显，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将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为供销社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环境；同时，借助供销社庞大的网络及独特优势，农村金融机构拓展业务触角，打通助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多地启动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试点，持续推进供销社及农村金融机构业务拓展、服务模式及信用管理等方面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推动“供销社+农村金融机构”合作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五、展望

2022年，银保监会原则同意辽阳农商银行及其子公司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进入破产程序，成为包商银行事件之后第二家破产的商业银行。辽宁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化解辽阳农商银行风险，同时辽宁省农商银行的组建将有助于进一步化解省内农信机构风险，提升全省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监管层面，为应对大股东通过违规关联交易等手段导致商业银行风险积聚和暴露，银保监会加强政策指导，同时出台了《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进一步规范了中小商业银行对关联交易的认定和管理，并对股东行为等方面进行了约束；此外，在处置商业银行风险的过程中，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在银行风险化解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通过多种举措，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农村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持续增长，公司治理机制逐步完善，流动性水平有所提升，抗风险能力稳步增强，整体信用水平保持稳定。推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提升农村金融机构整体实力和业务竞争力等将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推动农村经济焕发新的活力；同时外部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化以及竞争压力加大等因素均对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提出挑战，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未来，随着省联社转型、地方农商银行加速“抱团取暖”，农村金融机构综合实力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重塑，实现“1+1；2”，进一步释放金融能量，农村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将逐渐增强；同时，农村金融机构以服务“三农”为业务定位，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其业务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亦将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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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舒洪泉、何武纵.浅析利率市场化改革下农信社应对策略[J].金融与经济，2014年，第6期：95~96页．

金融评级一部

张哲铭马默坤张旭

本文源自联合资信

国有大行的不良贷款率那么高，值得投资吗？也许你对它们有误解

国有大行不良贷款率那么高，有什么值得投资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对国有大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有误解。

按照2021年年报显示，工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2%，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43%，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33%，建设银行不良贷款率1.42%，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1.48%。

邮储银行属于国有大行中的新兵，贷款业务开始时间较短，不良贷款率相对较低，仅为0.82%，接下来的内容咱们略去不表。

传统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动辄都在1.3%以上，在上市银行中确实算不上优秀。A股上市银行有42家，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1.26%，不良贷款率低于1.33%的银行一共有24家。传统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既没有跑赢平均值，也没有跑赢中位数。

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0.77%，常熟银行不良贷款率0.81%，杭州银行不良贷款率0.86%，除了邮储银行，这三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排在上市银行的前三名。它们的不良率近乎是传统五大行的一半左右。和那些优秀的城商行、农商行相比，传统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实在是拼不过。

如果你认为因此，国有大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就弱，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先说风险控制的历史积淀：国有大行成立时间之久几乎是所有传统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甚至在上市时间上也都超越了绝大部分商业银行。可以说它们在风控人才输出上，理念传达上，都对其它商业银行有不小的帮助。

如果在银行工作过的朋友们应该都清楚，城农商行的风险总监一般都在股份制银行有工作经历，股份制银行则一般要求在国有大行有工作经历。国内的银行圈就那么大，系统内调动是很正常的事情，处于食物链最上游的就是国有大行。

二、再说不良资产处置上：老牌四大国有银行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国家为了处理这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分别成立了对口的资产管理公司。为工商银行成立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为农业银行成立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中国银行成立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为建设银行成立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有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为其对口处理不良资产，你还敢小瞧它们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力吗？

三、最后重点说下不良贷款率数据：宁波银行、常熟银行、杭州银行不良贷款率表现确实优秀，但是它们的业务范围仅限于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经济发展越快，银行的资金流转就能越健康，不良贷款率也就越高。

国有大行的业务是覆盖全国各地的，甚至不少农村的乡镇都有国有大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某些中西部城市的国有企业、甚至具有地方财政背景的投融资平台都还不上银行的贷款，那国有大行的不良贷款率自然就被抬高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对比时应该更加公允一些，应该拿国有大行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与那些优秀的城农商行进行对比。

经过查阅各家国有大行2021年的年报，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率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工商银行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为0.84%，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了3.42%，环渤海地区不良贷款率也不低，为2.14%。农业银行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为0.64%，环渤海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了2.38%，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率第二高，达到了2.07%。交通银行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为1.26%，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了4.89%，中部地区的不良贷款率第二高，达到了1.76%。建设银行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率为0.92%，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了3.81%%，中部地区的不良贷款率第二高，达到了2.04%。中国银行是唯一一家没有按地区公布不良贷款情况的国有大行，但是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在5家传统国有大行中最低的，想必在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表现也不会比其它四大行要差。

很明显，这些国有大行在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贷款率还是非常优秀的，至少是跑赢了平均水平，尤其是农业银行，长三角地区不良贷款率仅为0.64%，算是业内最低的。它们的不良贷款率大多被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抬高了。

怎么样？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你还觉得国有大行的风险控制能力差吗？你还觉得它们不值得投资吗？

我是专门研究银行，喜欢讲干货的银行研究僧，关注我，咱们一起学习探讨，如果你觉得我说得对你有帮助，真诚希望你点开屏幕右上方的三个点，给我小小地打赏一笔！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21金融研究｜银行不良延缓暴露：制造业好转、12家房地产不良率超2%

21世纪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李愿

在支持实体经济、疫情形势、延期还本付息等多种因素和政策的影响下，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断增长，但不良率保持稳中有降。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9912亿元，不良率为1.66%，同比去年三季度末分别增加1577亿元、下降0.09分百分点。

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组成部分，21世纪金融研究院梳理了主要上市银行（20家）的不良贷款情况。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末，这20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951.64亿元，同比增加868.46亿元。可以看到，这些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增量占比均低于其资产规模占比。

就当前较为突出的房地产贷款情况而言，截至2022年6月末，这20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172.77亿元，占比为12.1%，高于贷款余额占比，且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加接近800亿元（个别数据缺失），占比超90%。

对比来看，占据不良贷款大头的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截至2022年6月末，20家银行余额为3365.14亿元，同比减少超过650亿元。

“今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逐步映射到金融领域，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解读今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相关问题时表示，将抓实抓细相关支持政策落地，深入研判分析风险，妥善应对不良资产反弹，持续督促银行严格落实金融资产风险审慎分类，充足计提拨备；会同有关部门持续优化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安排，拓宽处置渠道。

14家银行不良率下降从上述20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看，与总资产正相关，工商银行稳居榜首，为唯一一家超过3000亿元的银行；四大行中的其他3家也超过2000亿元，1000亿元至2000亿元的银行仅一家，其他15家均低于1000亿元，有2家低于100亿元，均为城商行。

从变化看，与去年同期相比，仅有4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有所减少，为3家股份行、1家城商行；增加的银行中，有2家增加超过百亿，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分别增加268.84亿元、171.11亿元，有9家银行增量低于50亿元。

从不良率看，截至2022年6月末，有5家银行绝对值低于1%，其中股份行2家、城商行3家，宁波银行不良率最低，仅0.77%；不良率高于1.5%的有4家，均为股份行，华夏银行最高，达1.79%，同期全部股份行为1.35%；四大行不良率较为接近，在1.4%左右，其中中国银行最低，仅1.34%。

从变化看，与去年同期相比，仅有4家银行不良率有所提升、2家银行持平，提升的银行中大行1家、股份行1家、城商行2家，其中北京银行提升幅度最大，达0.19个百分点；14家不良率下降银行的中，有6家降幅超过0.1个百分点，江苏银行降幅最大，达0.18个百分点。

行业人士表示，前期影响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大的因素主要是疫情，“疫情期间，多个部门出台了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于延缓不良贷款暴露有一定的帮助，如果后期这些政策不能延续，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压力。”

央行数据显示，2020-2021年金融机构累计对13.1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延期。11月14日，央行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力度的通知》。决定将还本付息日期原则上最长可延至2023年6月30日，这也是2020年以来，该政策的多次延期。

11月23日，北京银行董事长霍学文谈及该行不良率趋势时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商业银行在不断加大不良处置规模的情况下，不良余额仍呈上升态势。未来，将继续坚定底线思维、牢守风险底线，多措并举持续提升资产质量管控质效，确保资产质量稳中加固。

“当前，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境内疫情呈现散发、多发态势，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作为国有大行代表，11月28日，交通银行董事会秘书顾生在谈及该行防控金融风险工作时表示，这种情况下，一段时间内银行业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仍然较大，将继续打好资产质量攻坚战，努力保持不良率、逾期率等关键资产质量指标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趋势。

部分区域不良增加较多区域经济是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因素，21世纪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梳理四家披露了按区域划分不良贷款分布情况的银行相关数据。从余额看，这四家银行在不同地区的余额占比不尽相同；从变化看，在整体不良贷款余额增加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如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均有所增长，长江三角洲、中部地区则整体有所下降。

截至2022年6月末，工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3159.62亿元，同比增加81.31亿元。从余额看，该行在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西部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较高，分别为431.38亿元、766.19亿元、594.95亿元；而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不良贷款减少较多，分别为135.25亿元、64.57亿元；在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不良贷款增加较多，分别为143.91亿元、152.99亿元。

对比来看，截至2022年6月末，农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644.55亿元，同比增加171.11亿元。从余额看，该行在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较高，分别为605.71亿元、508.92亿元、788.09亿元，且对比工商银行，该行不良贷款分布相对更为集中。

从变化看，农业银行在长江三角洲、中部地区不良贷款减少较多，分别为51.66亿元、62.38亿元；在珠江三角洲、东北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较多，分别为140.97亿元、110.81亿元。

对比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相对较少，截至2022年6月末分别为1032.32亿元、578.88亿元。从总量看，与工商银行类似，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不良贷款地区分布较为均衡。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还公布了地区不良率情况，整体来看，截至2022年6月末，三家银行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不良率相对较高，分别为3.32%、2.08%；2.20%、2.25%；4.86%、1.52%。此外，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总行不良率也较高，分别为2.78%、2.66%。不良率较低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截至2022年6月末，三家银行分别为0.77%、0.55%、0.9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北地区不良率相对较高，但贷款余额占比不高，截至2022年6月末，三家银行占比分别为4.2%、5.1%、3.59%。

制造降、地产升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推动银行业加大制造业，尤其是中长期制造业贷款的投放。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经突破25万亿元，今年以来的制造业贷款增速继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在制造业贷款余额不断提升的同时，制造业贷款资产质量继续好转。截至2022年6月末，上述20家上市银行制造业贷款不良贷款余额为3365.14亿元，同比减少超650亿元。

具体来看，上述20家上市银行中，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超过100亿元的有7家，其中5家为大行、2家为股份行，超过600亿元的有2家；从不良率看，超过3%的有6家，其中华夏银行最高，达4.39%，低于1%的有5家，最低的为宁波银行，为0.54%。

从变化看，仅4家银行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小幅增加，其他银行均下降；除北京银行未公布，其他银行的不良率均下降，降幅超过1个百分点的有9家。

四大行（工建农中，财报文字口径）制造业贷款余额相对较高，截至6月末分别为20287.10亿元、17820.74亿元、20267.37亿元、21552.39亿元；其不良率也相对较高，分别为3.39%、3.47%、3.44%、2.71%，降幅也较高，分别为0.69、1.64、1.08、1.49个百分点。

时间拉长看，制造业资产质量改善情况更为明显，截至2019年6月末，四大行不良率分别为5.82%、7.20%、4.97%、5.24%，随后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与制造业资产质量走势不同，近年来房地产贷款资产质量则呈下降的趋势。截至2022年6月末，上述20家上市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为2172.77亿元，同比增加接近800亿元，占全部不良贷款增量的90%。

具体来看，有7家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超过100亿元，中国银行最高，达416.78亿元，四大行均超过200亿元；有12家银行房地产不良率超过2%，2家银行超过5%，为工商银行、中国银行。

从变化看，仅有3家银行的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下降，其余银行均增加，其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增加超过100亿元，前者超过200亿元；仅2家银行的房地产不良率下降，其余银行均增加，增幅超过1个百分点的有10家。

“受房地产客户风险上升及局部地区疫情对零售贷款业务影响，本集团不良贷款、关注贷款、逾期贷款余额和占比均较上年末有所增加。”招商银行行长王良在该行三季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前三季度该行房地产贷款不良生成额总体上呈现收窄的趋势，四季度乃至明年都会延续这种趋势性的变化。“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处置力度，多措并举，除了传统的清收等处置方法外，我们更多会引入投行的思维，像引入资产管理公司或采取代建等方式，重点聚焦到风险项目的处置上。风险资产的处置有一个过程，我判断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逐步消化。”

民生银行行长郑万春在该行三季度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该行对公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符合目前房地产行业周期性调整的现状。“目前本行根据风险分类核心定义要求调整分类结果，按照会计准则及监管制度计提减值准备，各项指标客观反映资产质量。整体看，本行房地产业务风险可控。”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2年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海外媒体持续炒作中国“房地产危机”和“建筑业衰落”，实际上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时期和乡村振兴的起步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很大的增长潜能。

（统筹：马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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