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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委托贷款的委托人能否直接向借款人主张债权?(金融借贷or民间借贷)

来源：法客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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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一、委托人、受托银行与借款人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其实质是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等权利义务均应受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借款人在签订合同时明知委托人与受托银行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时，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借款人。委托人可作为原告直接向借款人主张还款。

案情简介

一、2013年9月27日，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长富基金委托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向中森华房地产公司贷款6.3亿元，借期为四年，第一年至第三年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16%，第四年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18%，按自然季结息。合同约定，借款人未依约归还本金及利息的，在借款利率的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此外，借款人存在违约情形的，委托人可终止合同，提前回收借款，且可要求借款人承担必要费用。

二、长富基金向湖北高院提起诉讼，认为中森华房地产未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请求依约解除合同，要求中森华房地产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湖北高院认为，三方当事人为委托贷款合同关系，长富基金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主张权利。法院支持长富基金解除合同、提前返还借款的请求，对利息超出24%的部分以及违约金不予支持。

三、长富基金不服原判，向最高法院上诉请求增判中森华房地产公司承担1.26亿元违约金。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也提起上诉，认为根据合同约定，长富基金不是适格原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起诉。最高法院对于双方上述上诉请求均未予支持。

裁判要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长富基金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以及违约金与利息如何计算。

最高法院在解决上述两争议焦点问题前，首先对委托贷款合同进行了定性，将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由长富基金提供资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根据长富基金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并收回贷款，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收取代理委托贷款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因而，该合同性质实质上是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受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

关于长富基金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最高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明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长富基金之间的代理关系，《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长富基金和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其次，合同中关于“受托人可以按照委托人的书面要求以受托人的名义向借款人提起诉讼”的约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中关于委托人可以受托人为被告、借款人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的规定，旨在保护委托人的权利，不能理解为长富基金不得对借款人提起诉讼，因而对于中森房地产公司认为长富基金并非适格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违约金和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最高法院认为：长富基金在原审判决年利率24%逾期利息基础上另外依合同约定主张1.26亿元违约金，实质是要求逾期罚息和固定违约金并行。由于长富基金因中森华房地产公司违约遭受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且该损失未明显超出逾期利息，因而对于再给付1.26亿元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实务经验总结

1.委托贷款合同的性质实质上是民间借贷，而非金融借款。实践中对于该问题曾存在不同的认识，最高法院也出现过完全相反的裁判。自本案作为公报案例发布以来，各法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统一，即委托贷款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因而，合同的效力、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受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制。

2.委托人无需通过受托人，可直接向借款人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委托人可选择以受托银行为被告提起诉讼，借款人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借款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银行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因而该借款合同直接在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发生效力。若借款人届期未清偿借款，委托人可直接向借款人主张还本付息。因而，从节约诉讼成本的角度考虑，建议委托人直接起诉借款人要求清偿债务。

3.委托人在请求借款人还款时，应理性主张违约金及利息数额。对于合同当事人而言，合同性质的认定对于合同效力以及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内容将产生较大影响。金融借款合同的利率、罚息、借款期限等应符合《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相反，民间借贷则需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对于年利率不得超过24%的限制。目前，法院将委托贷款合同定性为委托人与贷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因而委托人在诉讼时尽量不要主张超过年利率24%的违约金或利息，防止负担高昂的、不必要的诉讼成本。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

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法复[1996]6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有委托贷款协议的借款合同如何确定诉讼主体问题的请示》（川高法〔1995〕193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此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

《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年2号]）

第七条自营贷款、委托贷款和特定贷款：

自营贷款，系指贷款人以合法方式筹集的资金自主发放的贷款，其风险由贷款人承担，并由贷款人收回本金和利息。

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特定贷款，系指国务院批准并对贷款可能造成的损失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后责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

法院判决

以下为法院在裁定书中“本院认为”部分对该问题的论述：

本院认为，本案中，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三方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由长富基金提供资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根据长富基金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并收回贷款，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收取代理委托贷款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实质是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受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最高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的精神，对本《规定》施行前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适用本规定有效的，适用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通过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无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后，案涉《委托贷款合同》均应合法有效。

关于长富基金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在2013年9月27日……与长富基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行为及合同内容，表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在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时明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与长富基金之间的代理关系，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委托贷款合同》只约束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和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因此，《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长富基金和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原审判决认定长富基金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委托贷款合同》第1．4条受托人承诺中约定，“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时，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书面要求以受托人的名义向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联人提起诉讼”，该约定是受托人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对委托人长富基金的承诺，只约束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无关；就约定内容而言，是否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作为原告对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联人提起诉讼，是该约定赋予长富基金的权利，而非系限制其行为的义务，长富基金既可以自行起诉，也可要求受托人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提起诉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对请示的相关问题答复，“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答复意见规定委托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和对受托人的被告地位的明确，旨在对委托人权利的保护。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依据前述约定和批复上诉主张长富基金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系对合同约定和批复的错误理解，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利息和违约金问题。虽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于利息、违约金等问题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此前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也并未对出借人是否可以就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同时主张及二者的限额进行限制，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精神，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的民间借贷中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等明显过高的，在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情况下，也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的年利率24％司法保护上限进行调整。长富基金在原审判决年利率24％逾期利息基础上另外依照合同约定主张1．26亿元违约金，该主张实质是要求逾期罚息和固定违约金并行。本案中长富基金因中森华房地产公司违约遭受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因长富基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超过原审判决确定逾期利息，故对其关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应当在原审判决确定的逾期利息基础上再给付1．26亿元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来源

北京长富投资基金与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1期（总第241期）]

最高院：“委托贷款”实质就是“民间借贷”，向不特定的多人发放贷款，构成职业放贷！

裁判要旨：案涉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其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应属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陕西巨富实业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徐宁，男，1969年00月00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三、二审被上诉人）：吴中华，女，1968年99月99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

红岭公司申请再审称：

第一，原审判决将三方之间的委托贷款关系直接认定为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对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严重错误。

红岭公司与齐商银行西安分行以及巨富公司依法签订《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协议》，建立委托贷款法律关系，其不同于两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其存在三方当事人，具有两种法律关系，即委托人与银行之间的委托关系，以及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而原审及二审法院均突破了法律的规定，将三方之间的委托贷款法律关系，直接视为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项没有任何依据。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并不属于民间借贷范畴。红岭公司依法委托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发放贷款，该业务属于银行标准贷款业务之一的委托贷款业务。《贷款通则》以及《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中均对银行从事委托贷款业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委托贷款业务为合法的银行贷款业务之一，银行从事委托贷款业务受法律保护与监督。因此，委托贷款业务应当属于解释第一条所指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

第二，本案的定性应为借款合同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法律适用应为借款合同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第三，本案中红岭公司、巨富公司与齐商银行西安分行签订的《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以认定。

首先，红岭公司并未直接向巨富公司发放贷款，而是委托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向巨富公司发放贷款。根据《贷款通则》以及《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红岭公司作为合法设立并存续的企业，符合委托贷款业务的主体要求，参与委托贷款业务并无不当。其次，红岭公司本质上是接受广大出借人的委托，根据广大出借人的意愿，委托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向巨富公司发放贷款，而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并向不特定对象放贷，更不是以发放贷款为业。红岭公司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于网络借贷中介平台。网络借贷中介平台是受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合法企业，其业务模式为对出借人与借款人进行居间撮合，并根据出借人的委托提供相应服务。红岭公司未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也未从中获取不当利益，一审及二审法院以此认定红岭公司委托《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一审法院认为红岭公司为职业放贷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职业放贷人的前提是从事民间借贷行为。红岭公司、巨富公司和齐商银行西安分行之间是委托贷款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委托贷款业务，与民间借贷业务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区别，不具备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的前提条件。第四，如前所述，《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应当认定为有效，故，应根据合同约定计算本金和利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红岭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均不成立，理由如下：

（一）关于原审判决对于红岭公司、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及巨富公司三者间的法律关系认定及原审对本案的定性是否正确的问题

红岭公司主张，本案的定性应为借款合同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均应按借款合同纠纷的相关法律和规定去审理和规范，而不是用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去处理。本院认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虽是贷款人但实际是以受托人身份与巨富公司发生借款关系，并未自主决定贷款的具体事项，有关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主要权利义务的确定仍体现了红岭公司的意志。

其次，从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来看，红岭公司在享有贷款利息收益的同时实际承担巨富公司不还款及逾期还款的风险。齐商银行西安分行收取代理委托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实质上系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效力以及利息计算方式应受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本案《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债权人是红岭公司，债务人是巨富公司，该合同的实质是红岭公司借款给巨富公司，即民间借贷合同。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委托贷款实为银行的中间业务，委托人是债权人，借款人是债务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仅为红岭公司的代理人。原审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实质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将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二）《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抵押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

红岭公司主张，红岭公司并未直接向巨富公司发放贷款，而是委托齐商银行西安分行向巨富公司发放贷款，银行的委托贷款业务合法，根据《贷款通则》以及《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红岭公司作为合法设立并存续的企业，符合委托贷款业务的主体要求，参与委托贷款业务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红岭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截止到本案二审审结已向不特定对象出借大量资金。红岭公司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分批准从事对外放贷业务，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红岭公司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三）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起算的问题

案涉《齐商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认定无效，鉴于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应当以1202884.2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8月2日开始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红岭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红岭创投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宋冰

审判员陈宏宇

审判员徐霖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张利

来源：法安天下

抵押权究竟属于登记的权利人还是真正的债权人？

来源：民事法律参考

转自：山东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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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将担保物权登记在他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或者其受托人主张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一）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担保物权登记在债券受托管理人名下；

（二）为委托贷款人提供的担保物权登记在受托人名下；

（三）担保人知道债权人与他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其他情形。

司法观点

应当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实际权利义务关系确定抵押权的归属，认定委托人为实际抵押权人，主要理由为：

一是借款人不能以抵押权人是受托银行为由对抗委托人。在委托贷款合同中，借款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委托企业与受托银行之间属于代理关系，根据《民法典》第925条有关“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与借款人，借款人不能以委托人并非登记的抵押权人进行抗辩。

二是受托人不能以其是登记的抵押权人为由对抗委托人。就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来说，根据《民法典》第927条有关“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之规定，受托人因委托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包括抵押权转交委托人所有，受托人不能以其是登记的抵押权人为由来对抗委托人。

三是委托合同不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合同，故不适用物权变动规则。前述观点的核心理由在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尤其是不动产物权变动要采登记生效主义，委托人因为没有登记为抵押权人，故不是真正的抵押权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地理解了物权变动的概念。所谓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主要是指该法律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如因买卖合同而导致所有权的取得或丧失，因抵押合同而设立抵押权。所以，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在未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仅享有请求出卖人交付不动产的债权请求权，而不能直接请求确认享有所有权；抵押合同中，如果未办理抵押登记，债权人也只能基于抵押合同主张相应的权利，不能请求确认享有抵押权。但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身不以导致物权变动为目的，因而不是物权变动的原因，当然不适用物权变动规则。换言之，在受托人基于委托人的授权对外从事法律行为，并且因之导致物权变动的情况下，就委托人与受托银行之间的关系而言，本质上是如何确定权利归属即该权利归谁所有的问题，而非物权变动的问题。此时，不论是基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还是基于受托人应当将取得的财产转交委托人的规则，抑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都应当认定委托人是实际权利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权威案例

六、关于思道科公司对恒帝隆公司的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

恒帝隆公司主张《委托贷款抵押合同》是招行南宁分行与恒帝隆公司签订，且抵押权登记在招行南宁分行名下，思道科公司对抵押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抵押合同》的签订情况及内容看，恒帝隆公司对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存在及思道科公司与招行南宁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知的，其是在对思道科公司为案涉借款实际权利人有清楚认知的基础上签订案涉《委托贷款抵押合同》。如前所述，《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束思道科公司与恒帝隆公司，抵押关系作为委托贷款关系的从法律关系其应与主合同约束同样的当事人，因此思道科公司作为借款及抵押权的实际权利人，有权一并向恒帝隆公司主张抵押权。此外，虽然抵押权登记在招行南宁分行名下，但本案招行南宁分行作为思道科公司的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法律后果应归于思道科公司，且招行南宁分行对思道科公司向恒帝隆公司直接主张抵押权不持异议，因此思道科公司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恒帝隆公司主张以招行南宁分行名义设立的抵押权。案涉《委托贷款抵押合同》约定恒帝隆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项目1-6区房产、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物已经办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思道科公司有权于恒帝隆公司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在恒帝隆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范围内，就案涉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恒帝隆公司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2020)最高法民终12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