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贷款合同关系的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

委托贷款是商业银行的一项中间业务，通过委托贷款业务，可以满足银行传统信贷业务无法满足的个性化、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根据《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银监发〔2018〕2号）规定，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委托人是指提供委托贷款资金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委托贷款关系的特征有：1、委托贷款业务是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业务；2、商业银行受理委托贷款业务申请需要委托人与借款人就委托贷款条件达成一致；3、委托人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并对借款人资质、贷款项目、担保人资质、抵质押物等进行审查；4、委托贷款资金来源和用途符合规定；5、商业银行向委托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协助收回委托贷款本息，并及时划付到委托人账户。

基本案情：2015年8月14日，招行南宁分行与恒帝隆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招行南宁分行接受思道科公司的委托（双方签订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向恒帝隆公司发放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整的委托贷款。用途为用于偿还借款人对平安银行的借款、项目开发建设以及公司经营资金等；年利率10.2％；日利率为年利率／360；还款期限48个月。同日，恒帝隆公司与招行南宁分行签订《委托贷款抵押合同》，约定恒帝隆公司以其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案涉抵押物均已办理了抵押登记。

上述合同签订后，招行南宁分行根据思道科公司向其发出的《委托贷款通知书》，于2015年8月28日发放贷款45亿元，于2015年9月16日发放贷款14亿元和3400万元，其中，借款金额45亿元，以10.2％为基准利率，借款期限48个月，借款用途偿还平安银行借款；借款金额14亿元，以10.2％为基准利率，借款期限47个月，借款用途用于项目开发建设及公司经营；借款金额3400万元，以10.2％为基准利率，借款期限47个月借款用途用于支付2015年三季度利息。以上借款偿还日期均为2019年8月28日。

平安信托公司受思道科公司委托进行贷后管理，于2015年12月发现资金使用不符合贷款合同的约定，涉嫌贷款资金挪用，违反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思道科公司因此停止发放余下贷款。恒帝隆公司用自有资金按期支付了五个季度利息，2017年3月22日，恒帝隆公司拖欠利息，经数次催告无果。2018年3月14日，思道科公司向广东高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恒帝隆公司向思道科公司归还贷款本息及其他费用。一审判决作出后，恒帝隆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①

一、委托方在借款合同关系中是否为适格原告

法院认为，案涉《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抵押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法》②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③恒帝隆公司在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时明知思道科公司与招行南宁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恒帝隆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只约束招行南宁分行和恒帝隆公司，《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可直接约束思道科公司和恒帝隆公司。思道科公司通过招行南宁分行将资金提供给恒帝隆公司使用，三方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是委托贷款合同关系。案涉合同是否为三方共同签订，并不影响委托贷款合同关系的成立，思道科公司有权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恒帝隆公司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从保护委托人权利的角度考量，规定委托人可以以受托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但并未限制委托人直接以借款人为被告提起诉讼，思道科公司以恒帝隆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二、违反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委托方是否有权停止发放剩余贷款

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④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思道科公司有权检查、监督恒帝隆公司借款的使用情况，恒帝隆公司应当如实提供资料进行说明。

关于恒帝隆公司是否有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14亿元贷款的问题，法院认为，虽然合同对“公司经营”没有作出明确界定，但不能理解为借款可由恒帝隆公司任意支配使用。借款合同之所以约定借款用途，其目的是借款人能在出借人可控的范围内使用资金，以确保出借资金的安全，而公司经营范围反映了公司业务活动的内容和生产经营方向，合理、合规、合法的使用贷款，不能严重超出其经营范围。在恒帝隆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的情况下，有权停止发放余下贷款。

三、借款利息、逾期罚息、违约使用借款罚息的认定

法院认为，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贷款人即受托人是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其履行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等金融机构的职责，但委托贷款有别于商业银行的自营贷款业务，商业银行以受托人身份与借款人发生借款关系，有关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借款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确定体现了委托人的意志，而且贷款来源于委托人筹集的资金，资金成本与民间借贷大体相当，因此委托贷款实际上兼具金融借款与民间借贷的特征，故本案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有关借款利息、罚息等利率上限标准。

1、关于借款期限内正常利息、利息逾期罚息、违约使用借款罚息的计算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⑤，思道科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向广东高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恒帝隆公司偿还贷款本息，恒帝隆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签收相关诉讼材料，故案涉借款于2018年3月26日到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关于借款到期后逾期罚息的计算问题。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为日0.1％，实际达到年利率36％，已超出了上述司法解释确定的利率司法保护上限。因此，本案逾期罚息应以本金59.34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8年3月2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鉴于借款到期后本金已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罚息，如同时对期内正常利息以及违约使用借款部分再计收罚息，将超过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因此对期内正常利息以及违约使用借款部分在借款到期后不再计收罚息。

四、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的负担

法院认为，虽然案涉《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未明确约定恒帝隆公司需承担思道科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但思道科公司为收回债权而提起本案诉讼，其因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所发生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本质上是因恒帝隆公司的违约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规定⑥，思道科公司有权主张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规定的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其实质属于借款人为获得借款支付的成本，只有与资金成本紧密相关的相关费用才属于上述规定的范围。本案思道科公司支付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思道科公司为实现其债权而实际支出的成本，不属于借款资金费用，因此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约束。

五、委托方对受托银行名下抵押财产可否直接享有优先受偿权

恒帝隆公司主张《委托贷款抵押合同》是招行南宁分行与恒帝隆公司签订，且抵押权登记在招行南宁分行名下，思道科公司对抵押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认为，从本案《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贷款抵押合同》的签订情况及内容看，恒帝隆公司对于《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存在及思道科公司与招行南宁分行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明知的，其是在对思道科公司为案涉借款实际权利人有清楚认知的基础上签订案涉《委托贷款抵押合同》。如前所述，《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束思道科公司与恒帝隆公司，抵押关系作为委托贷款关系的从法律关系其应与主合同约束同样的当事人，因此思道科公司作为借款及抵押权的实际权利人，有权一并向恒帝隆公司主张抵押权。此外，虽然抵押权登记在招行南宁分行名下，但本案招行南宁分行作为思道科公司的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法律后果应归于思道科公司，且招行南宁分行对思道科公司向恒帝隆公司直接主张抵押权不持异议，因此思道科公司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恒帝隆公司主张以招行南宁分行名义设立的抵押权。

注释：

①.改编自（2020）最高法民终1298号民事判决书

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③.《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

④.《民法典》六百七十二条、六百七十三条。

⑤.《民法典》五百六十五条。

⑥.《民法典》五百八十四条。

基金管理人失联 ，投资者怎么办？

基金合同到期，投资打了水漂，管理人也失联，基金后续清算事宜该找谁？谁又能代表基金向底层融资方及关联方主张权利？

12月9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投资人代表基金起诉交易关联方的特殊案件，管理人某基金公司“跑路”后，投资人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推选鲁先生为代表，起诉基金交易关联方某银行索要基金对外投资的相关信息资料，法院经审理后当庭宣判，认定持有人大会决议有效，原告鲁先生具有代表基金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并判令被告某银行提供相关信息。

据悉，该案系北京首例私募基金投资人代表诉讼主体资格被认定并胜诉的案件。

管理人代表基金委托放贷5000万后“人间蒸发”

2016年8月，鲁先生向某FOF3期基金投资100万，该基金的管理人为某基金公司，其管理的私募基金除了上述某FOF3期基金外，还有某FOF、FOF2期、4期、5期等母基金，以及某1号基金等子基金。

鲁先生投资某FOF3期基金后不久，该基金作为母基金向其下层基金某1号基金投资2826万元，基金存续期限为2年，投资范围为信托计划、公募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信托收益权、租赁资产收益权、委托贷款、契约型私募基金及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契约型私募基金。同时作为母基金投资的还有某FOF、FOF2期、4期、5期等基金。

2016年9月22日，某基金公司代表某1号基金与某银行及贵州某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约定某基金公司作为委托人通过某银行向贵州某公司发放贷款50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为24个月。合同约定了提款先决条件，即某基金公司与贵州某公司在提款前应提交委托贷款申请、身份证明、有效决议等材料，合同同时还约定了受托银行在提款、还款等环节的通知义务，以及受托银行在催收过程中的文件配合义务。

然而，就在委托银行放贷1年多后，某基金公司却出现在了失联私募机构的名单上。2018年6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示拟失联私募机构的公告，名单中，某基金公司赫然在列，随后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被注销。

投资人召开大会欲推选代表对外行权

据鲁先生称，管理人失联后，上层基金中的某FOF、FOF2期、3期、4期、5期基金投资人在托管人的协助下分别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选派代表参加下层基金即某1号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大会，而鲁先生则作为某FOF3期基金选派的投资人代表参加此次大会。

2019年11月5日，某1号基金如期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投资人代表们一致同意终止基金运作、对基金进行清算，并推选鲁先生、曲女士、黄先生为稳赢1号基金代表，组成持有人大会日常机构，担负行使代表职责和权利，大会同时决定成立清算组，由成员鲁先生，曲女士、黄先生和托管银行组成。大会通过的提案中明确写明份额持有人代表的代理权限包括：代表本基金与投出标的相关单位企业进行协商谈判；民事诉讼仲裁等。

受托银行拒不提供贷款资料信息投资人无奈诉至法院

因管理人失联，投资人对某1号基金对外委托贷款的相关情况无法准确掌握，为推进债权回收及清算进程，2019年12月起，某1号基金的托管银行、清算组代表多次联系委托贷款的受托银行，希望银行能够提供银行流水、履行委托贷款合同的相关手续等材料。

然而，某银行在提供了某基金公司账号向基金托管账号转款5000万元，以及后续转入贵州某公司账户5000万元的流水信息后，拒绝再提供其他任何信息资料，理由是无法确认某1号清算组是否属于合法合规的法律主体。

无奈之下，曲女士、黄先生向鲁先生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委托鲁先生以其名义起诉受托银行，希望法院能判令某银行配合提供贷款资料信息。

诉讼中，某银行除了对鲁先生的诉讼主体资格持有异议外还辩称，委托贷款合同的委托人是某基金公司而非某1号基金，且相关材料涉及某基金公司的隐私，故其没有义务向鲁先生或其代表的基金提供资料。

法院：持有人大会决议有效投资人代表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是基于集合性基金产品中投资人众多、分散的特点，为投资人集体决策的需要而设立的集体决策机构，其功能在于通过集体意志的形成机制行使投资人对管理人、托管人的监督制约权利，维护全体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在基金正常运行过程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对除基金正常投资管理活动之外的、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按照特定程序和表决原则进行决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在合法权限范围内经过正当程序作出的符合份额持有人集体利益的决议，对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及管理人和托管人（如有关于通知的约定应符合合同约定）均具有法律效力。

法院认为，基金存续期届满后基金合同是否终止以及其后的债权清理及清算事项属于清算类、维护类事项，其性质有别于必须借助管理人专业优势从事的、旨在获得财产增值的投资管理活动；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基金合同的一般规定，基金清算组成员通常除基金管理人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外，还包括基金托管人，如托管人参与清算，能够继续发挥对财产处置主体的监督制约及对基金财产的安全保障功能，故管理人的缺失不影响清算小组主体功能发挥以及清算程序的推进。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基金剩余财产的最终权利人，在私募基金合同存续期满及基金清算阶段，如管理人缺位且更换新的管理人存在机制保障不足和现实困难，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托管人的参与下直接处理相关事项有利于投资人权益保护和信托目的的实现。

因此，在基金合同到期、受托人失联并被注销情况下，基金份额持有人应有权通过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基金终止并决定通过包括推举代表诉讼等适当方式处置基金终止后的相关事宜。

本案中，案涉上层基金和下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所提起并决议的相应事项均具有决议权限，大会的召集程序、决议程序及决议通过比例均符合基金合同约定。从鲁先生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相关表决是参加大会的投资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法院认为，某FOF各上层基金、某1号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大会具有决议权限、大会召集及决议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表决意思真实、决议内容合法且不侵害持有人合法权益，故案涉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均属合法有效。鲁先生作为授权代表向某银行提起民事诉讼具有合法权利来源。

法院同时认为，契约型基金非独立的民事主体，实践中基金管理人失联、“跑路”的情况下，很少有其他基金管理人“接盘”，基金份额持有人很难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无法选任到新基金管理人，在此情况下，由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契约型私募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体特性及行权需要，符合基金及投资人的整体利益，故对鲁先生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确认。

关于委托贷款合同的主体，法院认为，合同中明确写明某基金公司是为有效运用私募基金而委托受托银行对外贷款，合同约定的提款先决条件也写明委托人应提供基金合同，实际放款也是某金公司向基金账户转款后才对外贷款，故某基金公司是基于管理人身份而代表基金对外放款，资金来源于基金财产，且受托银行对此已经知悉，故委托贷款合同的实际委托人为某1号基金。鲁先生系代表某1号基金起诉，故其有权向某银行主张权利。

关于本案中鲁先生要求提供的信息资料，法院认为，某银行对某1号基金负有相应的信息提供义务。鲁先生提出的诉请中包含的资料均属于委托贷款履行过程中的材料，对于基金债权追回及清算具有必要性；某银行从某基金公司处接收的及其向某基金公司发送的信息资料对某1号基金而言均属于应该知晓的信息，不存在对某基金公司的隐私保护问题。某银行认可其持有鲁先生主张的全部资料，该信息资料的提供亦不损害其他主体利益，故对鲁先生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认定投资人鲁先生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判令某银行向某1号基金提供委托贷款过程中的相关材料，法院同时强调，鲁先生系作为某1号基金代表提起本案诉讼，诉讼结果应由某1号基金承担，故某银行提交资料的对象应为某1号基金，鲁先生仅作为代表代为收取，其后的信息运用应由某1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

Q1

契约型基金与合伙型、

公司型基金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根据组织形式的不同，私募基金可以分为公司型基金、合伙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公司型基金是投资者通过出资形成一个公司法人实体，自行或委托专业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管理。合伙型基金是通过成立有限合伙企业进行基金募集和管理，通常投资者为有限合伙人，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基金管理。契约型基金是通过订立基金合同的形式设立私募基金，投资人、管理人及托管人（如有）均依据基金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法律形式和主体特点看，契约型基金与公司型、合伙型基金最大的区别在于，契约型基金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实体，也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非法人组织，一般情况下，其对外实施法律行为或行使诉讼权利均以基金管理人名义进行。

Q2

管理人失联情况下，

投资者能否直接向基金交易方主张权利?

从法律关系看，在基金内部，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构成信托关系；在基金外部，管理人以自身名义代表基金与交易方形成合同关系。投资人与交易方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投资人直接向交易方主张合同权利存在法律障碍。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实践中，部分投资者以此为依据跳过管理人直接向交易方主张权利，但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是否构成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投资者主张的“债权”范围及金额认定、该“债权”应归属于基金还是投资者个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障碍，因此除个别“基金”存在名实不符等特殊情况外，一般无法得到法院支持。此外，因信托关系有别于一般的委托关系，故投资者以隐名代理主张委托代理后果归属于自身，亦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Q3

什么叫FOF基金？

FOF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大会有什么特殊性？

FOF基金是FfF（基金中的基金）的简称,中文也有翻译为母基金，是一种专门投资于其他基金的基金。投资者投资FOF基金后，必然存在上层基金向下层基金投资的情况；对下层基金而言，其投资者为上层基金，因此在下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必然需要上层基金的有权代表参加会议。如本案中的情况，实践中还存在三层或更多层投资的情况，在基金管理人均失联的情况下，就需要召开多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逐层作出决议。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贷款银行、保险公司捆绑销售，欺诈借款人，这份贷款合同就是明证

某财险公司诉某借款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李大贺律师对原告举示的《个人贷款合同（无担保条款）》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证据资格、证明力、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关联性】该合同共三页，每一页上均无盖章、签字，等于该合同尚处于待签订阶段，未经签订，明显无法与本案待证事实以及被告之身份主体建立联系，即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真实性、合法性】该证据材料实际为待签订的格式文本，并非已经签订过的格式条款，缺乏合意，形同废纸，根本不能称之为合同。原告将该证据材料称之为合同，显然是在伪造合同，虚假陈述，虚构事实，捏造民事纠纷。故，该证据材料显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

【证据资格、证明力、证明目的】该合同显系伪造，缺乏证据资格，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具有证明力。但是，该合同却存在如下欺、瞒条款：

欺骗。该合同标题由“个人贷款合同”六个字与大小、颜色相同的“（无担保条款）”五个字组成，明显、直接给人以无抵押、无保证、无保险、纯信用贷款的假象。

隐瞒。该合同第6条确定，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本合同项下贷款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借款人需根据贷款人某银行的要求购买某银行指定的保险公司的保险（即不可拒绝，不可选择），且该保险在合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即不可撤销，不可解除）。可见，本案原告作为所谓的保险人，并不是被告选择的，而是某银行指定的。这就是暗藏的借款、保险捆绑销售、强制搭售条款，但是，某银行、某财险对此均未向被告履行提示说明义务。

因此，在对捆绑销售、消费欺诈等事实的确定方面，该合同具有证据资格，可以直接证明本案存在借款、保险捆绑销售、强制搭售、原告串通某银行对被告实施消费欺诈的事实。

原告举示该证据的行为，明显是在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捏造民事纠纷等手段展开虚假诉讼。

注：本文系根据具体的个案案情、李大贺律师撰写的质证意见的一小部分内容整理改编，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仅供参考。读者对自己的案件，可根据具体的个案案情（证据、事实等等），委托专业律师来进行相应的分析评价或者委托代理，对谈判策略、起诉状、上诉状、申诉书、答辩状、举质证意见、辩论意见等进行有针对性地安排。模仿照抄者，风险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