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大月氏之谜——中乌联合考古的新进展

【深度解读】

作者：王建新（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唐云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

月氏是一个古代游牧人群，原生活在中国境内，后在匈奴的打击下，大部分月氏人迁往中亚，被称为大月氏。《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月氏的历史，但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确认。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重启丝绸之路考古工作。

2017年拉巴特遗址发掘现场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一、追迹西迁中亚的月氏

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中国境内的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确认古代月氏人的故乡“敦煌、祁连间”不在河西走廊而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进而在此基础上，确认东天山地区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是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2009年起，该项研究工作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从东天山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寻找和确认西天山地区分布的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康居、粟特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

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组成中乌、中塔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地区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大范围系统区域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若干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科学精准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

中乌联合考古队于2015年—2016年发掘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Sz）遗址，共发掘5座小型墓葬、一座大型墓葬和一处石构房址，确认其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遗存。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看，撒扎干的发现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锡尔河、泽拉夫善河流域过去发现的一批古代游牧人的墓葬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看，它们应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康居有关。撒扎干的考古发现还告诉我们，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西天山北麓是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古代月氏人的遗存应该在更南的区域寻找。

拉巴特M44费昂斯斯芬克斯坠饰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2016年秋，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的阿姆河北侧支流苏尔汉河流域再次调查过程中，于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发现一处被当地居民盖房取土破坏的墓地。

2017年—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拉巴特1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除被破坏较严重、无法辨识形制的6座墓葬外，其余为竖穴墓道偏室墓59座和竖穴土坑墓29座，并在一座墓的墓道内发现一具被肢解的女性骨骼。这批墓葬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男性个体多随葬短剑、箭镞、削刀、带扣、牌饰等武器及工具，并有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女性个体多随葬具柄镜、手镯、戒指、耳环、发带等金银铜铁首饰，以及大量玻璃、费昂斯、蚌贝、玛瑙、水晶等组成的串饰，也有双耳罐、高足杯、单耳杯等陶器。

拉巴特M36金发带饰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拉巴特墓地的发现，与20世纪50—9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图尔哈（Th）、阿鲁克陶（Ak）、贝希肯特Ⅳ～Ⅶ号（BhkⅣ～Ⅶ）、考库姆（Kkk）、克希洛夫（Kiv）等墓地，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巴巴沙夫（Bhv）墓地，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阿伊尔塔姆（A）墓地等处发现的文化面貌相同。墓葬地表构筑圆形石围或封堆，以竖穴墓道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为主，多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包括拉巴特墓地在内，这类遗存的年代范围可确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

谢尔哈拉卡特墓地出土金镶象牙耳坠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均不见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这类游牧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二、贵霜与月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确认了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后，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就成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人是月氏人的分支，贵霜帝国是由月氏人建立的。但历史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西方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千城之国”，仅在阿姆河北岸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区域，已发现的青铜时代至中世纪的城址就达百余座。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考古队在该区域围绕古代城址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卡尔查延（Khh）、达尔弗津特佩（Dvzi-T）、铁尔梅兹（Tz）等古城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区域早期贵霜（即月氏统治下的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在卡尔查延遗址，发现了宫殿、神庙等高等级建筑遗迹，精美的建筑装饰构件，以及彩绘人物雕塑和表现战争、狩猎、王家生活场景的壁画等。发掘者认为，卡尔查延古城始建于希腊化时期，在早期贵霜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并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从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且两个时期文化连续发展的脉络清晰。因此，可以认为苏尔汉河流域是早期贵霜人的主要活动地域。

以往的考古工作侧重于古代城址遗存，与城址同时期的墓葬发现和发掘很少。在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目前仅在铁尔梅兹、卡姆普尔特佩、达尔弗津特佩、亚兰格杜什特佩（Yh-T）等古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少量地面式龛室墓。这类墓葬被称为“纳乌斯（N）”，分布于河谷平原农业区域内的古代城址和要塞附近，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部分沿用至公元4世纪。该类墓葬墓室为用泥砖构筑带券顶的龛室式，单室或多室。墓室内人骨凌乱缺失，埋葬形式应属多人二次迁入葬。随葬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以及少量贵霜钱币和装饰品。发掘者认为这种埋葬形式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是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农业区的典型墓葬之一。这类墓葬从早期贵霜时期沿用至贵霜帝国时期，代表了贵霜人长期沿袭的一种文化传统。

分布于河谷平原地区的这类地面式龛室墓遗存，与分布于山前、丘陵区域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地下式偏室墓和竖穴墓遗存，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同时存在，且随葬陶器的形式、组合基本一致。过去不少学者根据这两类遗存的共时性和陶器的相似性，将它们视为同一文化，认为它们都属于早期贵霜或贵霜人的墓葬。

在典型农业地区，古代农业人群大量使用陶器并普遍制作陶器。因此，将陶器作为区分和确认不同考古学文化和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典型器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游牧人群不会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陶器，他们会更多地使用易携带和不易碎的金属器、皮具和木器。同时，由于技术和原料的限制，他们也很少制作陶器。游牧人群通常使用农业人群生产的陶器，这种现象已经被东天山、费尔干纳盆地等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这两类遗存在分布区域、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随葬品组合及其所反映出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可以认为，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属于以游牧为主的月氏人；而地面式龛室墓，则属于以灌溉农业为主的贵霜人。两者是同时存在、联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文化上将月氏和贵霜的遗存区别开来，对于厘清月氏与贵霜的关系意义重大。

三、深掘贵霜文化的内涵

从已知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看，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巴克特里亚地区人群构成复杂，河谷平原农业区至少存在巴克特里亚原住民、印度移民、波斯后裔和希腊后裔等来源不同的人群。除了反映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遗存外，还存在大量反映希腊宗教、印度宗教信仰的遗存。因此，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不应该只有地面式龛室一种形式，还应该有其他埋葬形式。

从巴克特里亚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可知，除了在青铜时代的遗址附近发现和发掘了同时期的大量墓葬外，河谷平原内分布的早期铁器时代、波斯帝国时期、希腊化时期、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均很少发现。

为填补这一空白，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过去很少做工作的苏尔汉河河旁二三级阶地上开展了持续的调查、勘探工作。2018年至2019年，在苏尔汉河上游东岸三级阶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代大型公共墓地——谢尔哈拉卡特（Skhk）墓地。该墓地位于苏尔汉河州乌尊市谢尔哈拉卡特村，东距著名的卡尔查延古城遗址约2公里，经勘探确认该墓地现存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在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青铜时代以后规模最大的古代墓地。

考古队2019年春季对该墓地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共清理38座墓葬和15座灰坑。资料显示该墓地使用年代跨度较大，包含青铜时代直至中世纪的遗存，其中以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为主，包含15座竖穴墓道偏室墓、4座竖穴墓道端室墓和6座斜坡墓道端室墓。这批墓葬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相比，随葬品显得较为匮乏；陶器形式相同，但器形普遍偏小且多无使用痕迹，具有明显的明器特征。墓葬形式多样，葬式葬俗中单人一次葬、单人二次扰乱葬、双人一次和二次扰乱葬共存。这样的现象真实反映了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区域多个人群、多元文化的历史，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游牧人群的墓地内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相对单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鲜明对比。

2019年冬季，中乌联合考古队继续沿着苏尔汉河上游东岸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提什克特佩（Tihk-T）、契纳尔特佩（Chi-T）、库尔干特佩（K-T）、卡拉伊尔特佩（K-T）等包含贵霜时期遗存的遗址。其中库尔干特佩和契纳尔特佩属于首次发现。联合考古队对保存较好的契纳尔特佩进行了测绘、勘探和小规模发掘。

契纳尔特佩是位于苏尔汉河东岸河旁台地边缘的一座小型城址，中心为凸出地面的高台，顶部由两个平面呈矩形的台基组成。北侧台基略大，高约15米，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60余米。南侧台基较小，高约10米，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中心城址东、北侧的平台上有突出地表的房屋基址，初步判断整个遗址区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遗址区内采集了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钱币以及大量高足杯、双耳罐、陶钵等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典型陶器标本。从居址采集的土样中浮选出稻米和葡萄种子碳化遗存，经加速质谱测年的年代范围分别在公元前45年—公元85年和公元前85年—公元75年。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址南、北两侧的台地上发现两处公共墓地，已探明40余座墓葬。在北侧墓地发掘了一座残存的墓葬。该墓葬仅存墓室底部，四壁用泥砖平铺砌筑，墓室内散乱堆积大量人骨，出土了带有熏烧痕迹的陶片和少量玻璃珠饰。经鉴定墓室内至少埋葬了4个个体，并且人骨残缺不全，均为二次迁入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判断，该墓葬是被破坏的地面式龛室墓，为贵霜人的典型墓葬。采集自该墓葬内人骨标本的测年数据显示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年—公元130年。调查勘探发现，墓地内除已经确认的地面式龛室墓外，还存在地下式的端室墓、竖穴土坑墓等形式的墓葬。

契纳尔特佩贵霜时期城址和多种类型墓葬的同时发现，在巴克特里亚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考古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样的发现，为探讨贵霜聚落空间布局、墓葬特征及多元文化面貌提供了更全面的考古资料。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新资料，并参照东西方古代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记载，可以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丘陵、山前地带分布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同时期北巴克特里亚地区苏尔汉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分布的以卡尔查延、达尔弗津特佩等遗址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存，虽与周边的游牧文化遗存关系密切，但却是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完全不同的人群。这类遗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继承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传统。因此，可以认为，这类遗存是大月氏统治下的早期贵霜的考古学文化，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应该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

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占有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但是，西方学术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中亚地区的考古研究，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关注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以古代月氏文化为切入点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站在东方的视角研究古代中亚，并挑战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目前，他们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完善证据链条，力求使全新的研究结论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光明日报》（2020年12月03日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永不生锈的忠诚本色——追记不忘初心以身许党的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

来源:新华网

周智夫同志（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５日电题：永不生锈的忠诚本色——追记不忘初心以身许党的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樊永强、杨庆民

这是一位有着７５年党龄的９４岁共产党员在生命走向最后时刻的政治意愿——

“热烈祝贺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这必将使我们党和国家有更大的发展。

牢记入党和从军的初心，报党恩！我有今天完全是党给的。

悼念当年在战斗中和我一起负伤和光荣牺牲的战友！”

这是一位把一生都奉献给党和军队光辉事业的离休干部的临终遗言——

“关于我寿终丧事的办理一切从简，火化。不给干休所领导和儿女留下麻烦，不保留骨灰和骨灰盒！

对党知恩报恩，就涌泉相报，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人民币，这个钱由健在的老伴负责支付。

我希望５个儿女，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要用实际行动爱党爱国听党的话，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话！”

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不忘初心以身许党，病重之际一次交纳１２万元党费，用朴实行动展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书写了一位革命军人永不生锈的忠诚本色！

周智夫一生获得的荣誉章（2018年4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永进摄

“这辈子一直跟党走，下辈子还要做党的人”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是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病榻之上的周智夫戴着氧气面罩、颤抖着双手，接过组织派人送来的党费交纳收据，顿时热泪盈眶。

捧着这方印着党徽标志的大红证书凝视良久，周智夫激动地与二女儿周卫平击掌庆贺：“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什么挂念也没有了。”

晚年的周智夫百病缠身：胃下垂、冠心病、双耳听力下降、因严重骨质疏松全身多处骨折……２０１６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他深感自己时日不多，迫切要完成一件大事。

“我要交党费。”２０１７年７月的一天，周智夫把一直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二女儿周卫平拉到病床边，郑重地说。

女儿很诧异：“爸，你不是一直在交吗？”

“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周智夫的话，并没有让家人感到意外。他萌生这样的念头由来已久，每每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感念党和军队的恩情，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这个全家人都支持的决定，写进了周智夫的遗嘱：“对党知恩报恩，就涌泉相报”“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人民币”。

战友们听说这件事，惊讶之余都心生敬意：老周孩子多、负担重，一辈子省吃俭用，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临终却做了这样的大事，了不起！

点滴行动见忠诚，一片丹心报党恩。

“周老在病危之际主动交纳大额党费，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党特殊情感的自然流露。”周智夫所在的干休所政委姜东军说，他用行动践行了一名老党员、老革命铁心向党、一心为党、终身许党的信仰追求。

周智夫出生在苏北革命老区，亲眼看到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悲惨景象，目睹国民党拉差抓夫的粗暴行径，同时也见证了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八路军浴血奋战打鬼子的英勇壮举。１９岁那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参军走上革命道路，亲身经历了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从贫穷苦难走向繁荣强盛的全过程。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生死考验，他对党忠贞不渝；和平建设时期，面对各种诱惑，他理想信念坚如磐石。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周智夫常常回忆峥嵘岁月，念念不忘党的恩情，总惦记着为党再尽绵薄之力。

“这辈子一直跟党走，下辈子还要做党的人。”陪伴父亲走过最后一段时光，周卫平一点点读懂了父亲，“他最后的想法是，自己岁数那么大做不了什么事儿了，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只能交点党费，所以要把下辈子的党费也交了。”

“父亲要表达的，是一种革命到底的决心。”周智夫的二儿子周卫民也曾是一名军人，他说：“我们作为子女，如果不做这件事，就对不起他，就对不起他永远跟随党追随党的那颗心！”

周智夫在干休所小花园中阅读报纸（2015年4月9日摄）。新华社发（姜东军摄）

“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一生去报答”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清晰地记得，２０１６年８月的一天巡诊时，周智夫因腰椎骨折在家静养。

刚走到沙发前，周智夫就紧紧拉住他的手说：“我们的领土绝对不能被别人占了！”

由于激动，周智夫说话的声音很大：“如果再打起仗来，只要祖国需要，我还要上战场，你们年轻人也要主动请战！”

让这位９０多岁的抗战老兵热血沸腾的，是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周边某个国家因为岛屿问题不断挑起事端的新闻。

“我的战友为了祖国解放牺牲了，他们都很年轻。”周智夫沉痛地说，“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这是作为革命战士的周智夫，坚守一生的信条。

周智夫左肩窝里有一个弹孔，右肋处深深凹陷，一道长约１０厘米的伤疤，让人看了触目惊心。这是战争留在老人身上的永久记忆。

１９４６年４月的一次战斗中，时任连队支部书记的周智夫身负重伤，子弹从他左肩窝贯通到右肺，又打进一位战友的小腿。

战友们不顾个人安危，一边与敌人殊死战斗，一边用担架抬着他７次辗转治疗，最终将他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这次战伤，周智夫右肺切除近三分之二，右侧第六根肋骨被摘除，落下三等甲级伤残。

真正让周智夫铭记一生的，并非自己的战伤，而是战友的牺牲：“我活下来了，可那个年仅１７岁的战友却因为截肢伤口感染，最后还是走了。”

一想起这些，周智夫总是老泪纵横：“当年战争环境那么恶劣，党始终没有丢下我，我这条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们这一家子。”

“只要革命需要，我愿意把生命献给党。”这句上世纪５０年代周智夫写在《自传》中的话，是他发自肺腑的炽热心声，也是他爱党许国的铮铮誓言。

“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要用一生去报答。”老伴娄淑珍说，那位负伤牺牲的１７岁小战士，和那些抬着他辗转治疗的战友，是老周一生挥之不去的思念，“报答党的救命之恩，为这些无名的战友做些事情，成为了他交纳大额党费的初衷。”

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周智夫，深知和平的不易，也深深爱着这个他为之浴血奋斗的国家！

在周智夫卧室的床头，有小女儿周卫华从香港为他带回来的紫荆花音乐盒。这是老人晚年卧病在床时的“心头爱”。

因为这个音乐盒可以随时播放国歌。

“每次音乐响起，他就显得特别高兴。”周卫华说，在父亲眼中，这是我们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1962年，周智夫（后排右一）在重庆炮校任职时与家人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我虽然走不动了，但还渴望去听听党的声音”

走进周智夫的卧室，映入眼帘的是窗台上的书籍、报纸、杂志，几页信纸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床头柜上还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助听器、笔记本是老周学习的‘三件宝’。”娄淑珍说，为了收听广播、上课学习，他专门花１万多元钱配了助听器。每次干休所的广播系统一响，他总会示意家人安静下来，把手拢在耳边凝神细听，生怕漏一个字。

有一次，周卫华看到父亲躺在床上吃力地读报纸，心疼地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个啥？”

“不看书不读报，脑子就会空荡荡。”周智夫说，“人越老越不能糊涂，越要通过学习保持头脑清醒。”

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辗转南北的工作生涯，以及离休至今的３０多年，当了一辈子政工干部的周智夫，一直笃信笃学党的创新理论。

年逾九旬，他一如既往听广播看新闻，最爱学的文章是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最爱读的报纸是党报党刊，最爱看的电视是“新闻联播”和革命战争片。

每次单位组织学习文件、政治教育、党课辅导，周智夫从没落过一次。他说：“过组织生活要像过日子一样，认认真真用心过。”

这几年，周智夫的骨质疏松症愈发严重，但身体上的病痛没有阻挡他学习的热情：“我虽然走不动了，但还渴望去聆听党的声音，学习党的精神。”

曾任周智夫所在党支部书记的离休干部王清文对此印象很深：“周老是我们所里老干部当中年龄最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每次上课都是勾着腰、弓着身子、拄着拐杖，让家人搀扶着送他到学习室。”

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周智夫很想听听习主席的声音、看看大会的盛况。但是因多处骨折，他只能卧病在床，于是他就让家人把他抬到客厅，从头到尾聆听了习主席所作的报告。

对党的理论高度认同、对党的领袖真诚拥戴、对党的事业坚定执着，周智夫用一生坚守了共产党人的信仰高地。

在２０１６年５月“两学一做”集中学习教育课后的一次请假，让姜东军至今想起仍唏嘘不已。

那天，周智夫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只是身体比以前佝偻得更低了。

“周老，已经下课了，我送您回去吧。”辅导结束后，姜东军发现周智夫并未离开，便走上前关切地问。

“姜政委，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党课教育。”周智夫吃力地说，今天特地留下来当面向你请假。

姜东军动容地说：“一个老同志，身患重病还坚持听课，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才请假，体现了多么强的党性！”

干休所每次上党课，周智夫（前排右）都坐在第一排听讲（2011年6月8日摄）。新华社发

“待遇好是组织给的，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周智夫的家在海淀区清河某干休所，是２００８年搬进来的，尽管面积没有达标，他却一直很满足。

据干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回忆，１９８４年干休所组建之初，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同志不愿搬进来。

“我先搬！”周智夫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分配的住房，每一平方米都饱含党的关怀。”他还劝说大家要感恩组织、服从安排。

一楼卫生条件差、采光效果不好，很多人都不愿意要。朱南璋找到周智夫，他二话没说就领取了一楼的钥匙。

眼看就要搬家了，朱政委又面带难色找他商量：“老周啊，二楼有位老同志腿脚不方便，您看……”

明白了朱政委的意思后，周智夫痛快答应：“只要能为组织分忧解难，我住哪都一样。”

参加革命以来，从东北到华东、从华东到西南、从西南到华北，周智夫几次跨省调动，经历１０余次部队整编、２０多次岗位变换，始终率先垂范。

娄淑珍说：“老周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就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儿安家’。”

随着职务的提升，周智夫给自己定下了为组织多着想、多分忧、多添彩，对组织少提要求、少讲条件、少添麻烦的“三多三少”原则。即便离休后，也从未向组织张过口、伸过手。

作为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国家给予了周智夫很好的生活保障，可他却常讲，待遇好是党对老干部的关心，但我们不能可着劲儿用。在住房、用药、用车上，他对自己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离休多年，他一直住着９０平方米的公寓房，直到２００８年才搬入１０２平方米经适房。

在用车上要求更严。２０１２年暑假，周智夫的大孙女带着孩子来北京看望他，期间小孩感冒发烧急需到医院治疗，孙女背着爷爷向所里要了车。周智夫知道后严厉地批评：“我们家从没因私事用过公车，你这样做坏了规矩，以后不能这样子，否则就别再来了！”随后，他自己掏钱补交了车费。

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加严格。他每年实际药费连标准的一半都没用到。他常说：“待遇是组织给的，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２０１４年７月，周智夫的骨质疏松病情加重，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遵医嘱，卫生所购买了两种进口药。见药品的外包装跟以前的不一样，周智夫认真询问究竟，得知“这是治疗用药，符合规定”，才放心使用。

今年２月２２日，周智夫的病情稍微好转，便对家人说：“我在医院多住一天，就得多花好多钱，咱尽快回家吧。”女儿告诉他不用花个人的钱，他听后很不高兴：“公家的钱也不能随便花，而且更要省着花。”

“公家的便宜，一丁点都不能占！”执行公私分明的家规，周智夫有时候近乎无情。

他常给老伴交代，咱俩医疗保障标准不一样，我的药你不能用。一天晚上，老伴的阿司匹林用完了，跟周智夫商量用一下他的药，他很认真地说：“药可以借给你，但你要记住，买药后必须及时还给我。”

面对不解，周智夫说：“我的药是公费保障的，可不能‘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他经常教育子女：“共产党照顾咱们那么好，咱再占公家便宜，晚上会睡不着觉。”

“小事见精神、见境界、见政德。”干休所退休老干部于桂生说，艰苦奋斗易在一时、难在一世，周智夫无论为官一任还是离职休养，始终做到建功不贪功、有功不居功，带头立起了共产党人的好样子。

娄淑珍（左）与女儿一起整理周智夫获得的荣誉章（2018年4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永进摄

“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代留精神”

在周智夫的家里，上世纪６０年代的立柜、７０年代的木床、８０年代的折叠饭桌，这些在今天已经很少见的简陋陈设，默默讲述着主人的一生勤俭。

周智夫的老伴一直没有工作，几个孩子上班前，一家人全靠他的工资生活。离休后，虽然待遇提高了，但他生活依然简朴，家里也没有添置高档电器、贵重家具。

周智夫日常开支很节省，花每一笔钱都要记下来，翻看他的记账本，平均每月开支仅几百元。他说：“勤俭节约是传家宝，我们要为年轻人带好头。”

“不留金不留银，只给后代留精神！”与周智夫相濡以沫７７年的娄淑珍说，“老周一辈子没给儿孙挣得什么金银财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７０年代，周智夫调任北京，这个时期，几个子女正值就业的年纪。身居重要岗位的周智夫并没有在子女问题上打过一声招呼。

两个儿子参军入伍、退役安置，三个女儿工作分配、插队下乡，都靠的是个人努力。最终，５个子女分别落户在重庆、江西、江苏和北京四地工作生活。

“毛主席的权大吧？他都把自己儿子送到抗美援朝战场上保家卫国，最后牺牲了。”周智夫经常用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教育子女，“你们早晚都要得到锻炼，饭要自己吃，路要自己走，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去奋斗。”

在周智夫言传身教下，后辈们很争气，都靠着自己的拼搏奋斗事业有成，周智夫一家也成了邻里羡慕的和睦和谐大家庭。

党的恩情大于天！周智夫是苦日子熬过来、“鬼门关”闯过来的人，深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全家人，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很早之前，他就立下家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的恩。

得知曾外孙潘怡霖要到国外读书，他再三叮嘱：“你的根在中国，学成后要报效国家。”

今年年初，当１２万元的特别党费交给组织后，周智夫对家人提出最后的要求：“我不想要骨灰盒了，也不要留骨灰，让他随着烟雾空气飞向祖国空中，再落入祖国大地，为发展农业再尽微薄能量！”

３月２８日，周智夫溘然长逝，享年９４岁。

无愧于党、无愧于民、无愧于心，老人用一生坚守的精神信仰，已如春风化雨满人间！

一把提琴出确山 山沟沟如何“长”出制琴产业？

60余名制琴师返乡创业，全县150多家相关企业带动2600多人就业

一把提琴出确山(人民眼·返乡创业)

本报记者马跃峰

《人民日报》(2021年03月26日第13版)

引子

一间不起眼的农房里，六七名妇女促膝而坐，小小刻刀在手中上下翻飞，毛糙的木料很快被精雕细琢成提琴琴头。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竹沟镇，像这样大大小小的提琴加工作坊有122家。

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山沟沟如何“长”出制琴产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山县一批农民来到北京的提琴工厂、作坊务工，从学徒做起，一路打拼，成为制琴师，学到了手艺、适应了市场、融入了产业。2015年，确山县提出“欢迎闯天下的确山人回老家”，规划建设提琴产业园。60余名确山籍制琴师陆续返乡创业，全县迄今开办制琴及相关企业150多家，年产提琴40余万把，带动2600多人就业。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在河南，推动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培育壮大农村创新创业群体，催生发展新动能，并非确山一域之景。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鼓励农民就地创业、返乡创业，加大各方资源支持本地农民兴业创业力度。近年来，河南省组织引导和帮助扶持一些有实力、有能力、有抱负的返乡农民工运用自己掌握的资金、技术、人脉，来兴办实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在政策推动、乡情牵动、项目带动下，众多外出务工人员踏上了返乡创业之路。2020年，全省新增农民工返乡创业16.4万人，带动就业74.68万人。

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一批确山能工巧匠以勤劳双手拨动命运琴弦，奏出动人的致富交响曲。

转身

从外出闯荡到返乡创业

从放牛娃到制琴师，这条人生路，52岁的王金堂已走了36年。

王金堂出生在确山县竹沟镇，家中兄弟6人，早年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一件衣服，几兄弟轮着穿，哥哥穿破后，打上补丁给弟弟。”

穷则思变。上世纪80年代，16岁的王金堂打定主意外出闯荡。坐着火车，一路向北，最终在北京落脚。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王金堂一时没找到合适工作，有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也睡过建筑工地，“那时连做梦都想学手艺”。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金堂遇到一家工艺美术厂招聘临时工，不仅能学习制作工艺小提琴，还管一日三餐。他高兴极了，踏踏实实跟着师傅学，一年后就当上了车间负责人，月工资700多元。

出人意料的是，王金堂不久就辞去了这份稳定的工作，来到一家提琴作坊当学徒，每月仅领16元生活费——这源于一场小提琴演奏会，动听的曲调让他着迷，一个念头涌上心头：“一定要学会制作能演奏的提琴。”

学艺不易，但难不倒王金堂。他没日没夜主动赶工，只为多上手几道活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学习，王金堂掌握了制琴的关键技术，打算独自创业。

没本钱、没材料、没工具，白手起家建琴坊，谈何容易？王金堂白天打零工、卖煎饼，晚上继续钻研制琴。动员老乡当工人，四处奔走找投资，1990年，王金堂终于同一家木材厂谈拢，合作开办一家琴坊。此后，他的制琴生意越做越好，他带出来的许多工人也陆续建起了自己的琴坊。

几乎与王金堂创业同时，确山农民李建明通过亲戚介绍，也来到北京的提琴作坊当学徒。他踏实肯干，学得好手艺。到2014年，李建明创办的提琴厂年销售额已达3000多万元，产品以出口为主。

亲戚传亲戚，老乡带老乡，一批批确山农民来到北京学制琴。2010年，从业者达到近1000人，在制琴行业叫响了“确山师傅”的名头。

身在城市，心在家乡，制琴师们牵挂着远在确山的老人和孩子。“那时与家人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很想家。”王金堂说。

家乡也盼着游子“雁归来”。2013年起，确山县、乡各级领导多次到北京看望制琴老乡，希望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确山县水利局局长刘冬梅，时任竹沟镇党委书记，她当时就多次到北京动员制琴师返乡创业。

2015年秋，刘冬梅信心满满地奔赴北京“引凤回巢”。但在提琴产业人才回乡对接会上，预想中“应者云集”的场面并没出现，参会的70余名确山籍制琴企业家及制琴师普遍有顾虑：“北京信息灵、机会多，老家的条件跟得上吗？”“回去之后，原材料咋运？老客户咋办？”……

面对大家的问题，刘冬梅既打感情牌，也打政策牌、机遇牌：县里已开始筹建提琴产业园，园区内建立标准化厂房，进驻产业园的提琴企业不仅享受3年标准化厂房租金补贴，还有创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优惠政策。

“返乡创业固然好，顾虑也不少：担心丢了市场，担心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还担心交通物流条件跟不上。”王金堂更多一分犹豫。1993年，他回过确山，与镇政府联合建了一家提琴厂，年产提琴500把。3年多过去，物流跟不上，信息不灵通，经营机制不灵活，企业最终倒闭。赔了本钱的王金堂重返北京，到李建明的制琴公司工作，后来才东山再起。

最终，在北京的76名确山籍制琴企业家及制琴师，只有6人决定返乡创业。动身时，仅剩3人——王金堂、李建明、李守强。

2015年底，王金堂、李建明、李守强进驻确山县提琴产业园。园内，整齐的厂房、笔直的道路、周到的服务，让他们心里踏实了不少。

起初，他们仍然很谨慎，只将一部分设备搬到确山。不久，县里承诺的政策一项项落地，3人不再迟疑，除留下销售人员外，将大部分生产车间转到确山。

回乡

从创产业到创品牌

返乡创业，怎么创？李建明、王金堂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李建明青睐规模化、标准化工厂。他成立昊韵乐器有限公司，用工规模持续扩大，新问题也随之而来。过去，在小作坊里生产手工提琴，一个人完成多道工序，程序界限不明，制作标准不清。如今，工人多了，怎么计算工作量？怎么评估质量？

李建明请来初中同学郭新社担任公司总经理。郭新社有20多年工厂管理经验，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完善提琴制作工序，以便分派工作任务，进而制定绩效考核办法。

下料、做板、合琴、随形镶线、起凹圆棱、装琴头、细磨、上漆、装配、调试……工厂细分生产流程，设置了12个车间。“工人每天按时打卡，按工序计件领工资。”郭新社说。

一开始，工人们不适应，但郭新社不让步：“有的工序误差不得超过1毫米，如果不设定质量标准、不严格执行制度，咋拓展市场？”

努力终见成效。如今，走进一个个生产单元，工人、质检员、车间主管各司其职，严格把关。装配车间里，一名女工在立音柱、修琴码。这是一个精细活，只见她小心翼翼，反复衡量琴码的位置、码脚的厚度，最终仔细固定下来。

“虽然是手工制琴，但我们的工厂已具备规模化、标准化优势。”郭新社说，经过两年发展，昊韵公司的工人数量从70名增加到200多名，提琴年产量超过5万把，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价格日渐看涨。

昊韵公司的快速发展为返乡创业者树立了样板，60多名在北京的确山籍制琴师陆续返乡。16家制琴和配套企业入驻产业园，生产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司及配件等30多个系列、400多种型号的产品。

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子固然好，但王金堂有自己的想法。进驻确山提琴产业园3年政策优惠期过后，他把自家的金鸣琴厂迁到老家小王庄村。一些制琴师见王金堂离开，紧随其后，也把厂子搬回家。

“从手工制琴历史来看，作坊里应该更能出精品。”王金堂坚信自己的选择。2018年底，在镇、村支持下，他建起4层楼房。一层是车间、厨房，二层用于展示，三层存储成品，四层招待客商。楼外一间库房，专门存放木料。

推门进屋，一楼大厅四周全是提琴、配件、半成品。几名工人全神贯注，合琴、镶边。上二楼，王金堂的小儿子在练习拉小提琴，旋律悠扬。

“作坊产量小，可以精心打磨，满足个性化需求。”王金堂举例说，北方天气干燥，琴里的音梁应该放高一点，等木质变干，会自然下降，避免出现音差。不然提琴售出一段时间后，音梁错位，音色改变，易被消费者误认为是质量问题。

在保持传统音色的同时，王金堂对提琴进行电声化改造，并着力让提琴外表色彩更现代、操作更简便、舞台呈现效果更好。在他看来，作坊“船小好调头”，利于创新。王金堂还有远期规划：打造“大师工坊”，“甚至一个月就做一把琴，走高端、卖高价”。

“无论工厂还是工坊，关键是要高质量发展。”确山县县长彭广峰说。确山县培育了手工制琴产业，年产提琴数量不少，但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大部分产品按订单生产，批量走货，在国外贴牌销售，利润大头被中间商赚走。

为打造本土品牌，2020年确山县主导注册了“竹沟·德韵”提琴国际商标。

“创品牌，靠三要素——材质好、大师做、名人拉，说到底靠人才。”王金堂说，要精准判断提琴制作得好不好，得请专业琴师品鉴。一些工坊缺销路，制琴师“眉毛胡子一把抓”，采购、制琴、销售全都管，分散了精力，影响技艺提高。

2020年，确山县成立手工提琴制作协会，王金堂被推举为会长。针对品牌不响、人才不足等问题，协会制定了5年工作计划，争取县里专项资金，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从业者的经营能力、制琴水平和文化素养。

“确山将建设一个职业技术园，与大学音乐系合作，重点培养制琴师。通过对制琴师评定级别，与生产的提琴价格挂钩，引导、激励他们提高技艺。”彭广峰介绍。

带动

从增添产业兴旺新动能到拓展生活富裕新路子

春季的小王庄村，村口麦田青青，进村入户，赶工的场面热火朝天。

小王庄全村32户人家，制琴作坊有10家，多多少少都跟王金堂有关联。走进王金堂二哥王金成的家，配房里4名村民面墙背门，正专心做工。王金成专注制作琴头，年收入三四十万元。

出门，隔几座院，是村民周留水的家。只见几把半成品提琴摆在桌案，周留水正在随形镶线。他10多年前学过制琴，后来转了行，前两年见村里的制琴师赚了钱，他重拾手艺，既方便照顾家，一年又多赚七八万元。

李金友一直在确山县做建筑工程，颇有积蓄。见当地提琴作坊蓬勃兴起，他也想办厂。“可起初连制作提琴需要用啥木料都不懂，怎么办？”他向好友王金堂请教。

“不懂制琴，可以卖琴。”王金堂一语点醒李金友。2019年，李金友成立确山县威霖琴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600多万元购置名贵木料，尝试开办琴厂。王金堂帮着把关技术，李金友负责对外销售，琴厂很快走上正轨。2020年参加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一笔就售出了价值10多万元的手工提琴。

李金友领着记者走到小王庄村村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把巨大的混凝土“提琴”嵌在地面上。

广场由李金友代建，他希望客人来到小王庄村后，看到的不只有麦田、农舍，还能随时随地感受提琴文化。“敲开农家门，里面‘藏’着生机勃勃的提琴作坊和能工巧匠。”

亲戚传、朋友带，制琴业在确山农村悄然落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王楼村村民樊国喜早年在家种地，2002年经老乡介绍到王金堂在北京的作坊学制琴。选料、做板、合琴、油漆，他学到全套手艺。王金堂返乡，樊国喜也跟着回了家。

2019年，村里的制琴作坊越来越红火，樊国喜决定试一把。他辞别王金堂，拿出20多万元积蓄购买木料，在家里办起琴坊。工人不多，就他们夫妻和弟弟、弟媳，男人做板、修音孔、装配，女人油漆、随形镶线、细磨，可加工全套整琴。2020年，4人生产400把小提琴、100多把大提琴，纯收入20多万元。

在确山提琴产业园，大批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农民李国强种地之余，到厂里为提琴翻边，月工资近5000元。熟练工李继珠当上质检员，专给产品“挑毛病”，每月工资6000多元。

对提琴业带来的消费活力，竹沟镇党委书记韩成良感触颇深。镇区8000多人，其中从镇外来买房、租房的有2000多人，大部分从事制琴配套产业。制琴业的货物吞吐量大，物流点设了6个；来往洽谈生意的客商多，餐馆开了50多家。

蓬勃发展的制琴业也有“成长的烦恼”。上百家提琴作坊聚集在一起，销售渠道不畅，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口困难，资金短缺，出现压价竞争的苗头。

县里出台了解决办法。彭广峰介绍，为破解提琴销售难题，确山县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司，提供进出口备案、出口退税等服务。确山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红色琴音贷”“惠乐贷”产品，对制琴师最高放贷50万元，对制琴公司最高放贷3000万元。

提升

从培养年轻一代到打造特色小镇

一手按弦，一手拉弓，19岁的熊呈豪收放自如，提琴名曲《梁祝》从他指间汩汩流淌。

“更多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制琴师熊开峰说，他20年前学制琴，自己调不准音，得找专业琴师。于是，他让儿子熊呈豪从8岁学琴。

在熊呈豪记忆里，没少因练琴受苦。“入门很枯燥，一天练4小时，拉不成一段完整的曲子。”因为练琴，父子俩没少冲突，有一次，父亲急得把小提琴摔在了地上。

“练的时间长了，拉琴渐渐有了调子，我也慢慢明白了父亲的苦心。”熊呈豪说。他远赴俄罗斯，到远东国立艺术学院求学。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会成立了由年轻一代组成的弦乐团，成员30多人，熊呈豪担任提琴手。“拉琴、修琴、教琴、制琴、卖琴，我们年轻一代要传承父辈的创业精神，把制琴产业发展得更好。”熊呈豪说。

王金堂的大儿子王玉民也从小学习拉琴，后来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学习制琴。在他眼里，“每一把琴都有生命。从设计到选料，纯手工制作，只有融入制琴师的情感，琴才有灵气。”

王玉民现在读大四，平时既要学制图、油漆、美学等理论知识，也要到工作室操作实践，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准备攻读研究生，练好本领，回报家乡”。

34岁的李开印接替叔叔李守强经营强音乐器公司。“我们的父辈普遍不会讲外语，进口木料时，常被中间商多赚了差价。如果自己出国买木料，又好又便宜。”他懂外语，善谈判，希望闯出一条新路子。

第一次前往东欧采买木料，李开印长途跋涉，精心挑选木材，现场付款，就地发货。此后，李开印又多次到国外考察木材，比较质量、价格，最终选定几个原料基地，让自家制作的提琴多了几分竞争力，储运和销售木料也成了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确山县眼下正在筹划竹沟镇提琴文化产业园项目，目标是打造提琴特色小镇，厚植产业优势。

提琴文化产业园坐落在小王庄村附近，从设计方案看，所有建筑依形就势，俯瞰像一把大提琴。文旅区，展示提琴文化，兼备文娱表演；工坊区，以中式四合院为主体，是提琴制作大师的工作室；配套区，依托周边村落发展乡村旅游。

看到这个规划，王金堂欣喜不已：“当年我们外出闯荡谋出路，现在身边就有广阔的创业天地，我觉得自己能再干30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熟悉乡村、热爱乡村、愿意在乡村实现梦想的返乡创业能人，日渐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确山县委书记路耕说，打好亲情牌，搭好创业台，返乡创业者一定能够大显身手。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