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土豆、棉花…… 那些影响中国的洋作物

来源:中国青年报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橡胶、红苕、土豆和棉花是外来的“洋作物”，然而，作者却从历史中抽出这四种外来洋作物，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还原它们落户中国的情形，从而编织出一张灿烂如锦的地理历史图卷；也许，更重要之处在于，通过这四条历史线索所串起的历史事实，心平气和而又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重温一次开放的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我们会更温馨而自信。

从腾冲到盈江，公路蹿高伏低，灵动如蛇，时而旋进深山，时而坠入平坝。车窗外，阳光明媚干燥，气温如内地三四月。花了近两个时辰，跑了上百公里路，我只是为了看一株树。一株在动辄几百年上千年的古树家族里，树龄只有110多岁的堪称年轻的树。然而，这株年轻的树，却是第一批这种落地中国的树中，历经百年风雨后的硕果仅存者。

这是一株橡胶树。中国橡胶母树。

峰回路转，当我终于来到盈江城外的凤凰山麓时，在一片起伏的橡胶林中，阳光透过树梢，地上布满零乱的光斑，我找到了那株被围起来的中国最年长的橡胶树。

那一刻，几句著名的诗蓦然涌上心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是的，从人类发展向度看，这个世界，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落，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真正与世隔绝，像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需要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漫长历史上，尽管有过闭关锁国的蒙昧，但交流与沟通才是人间正道。在交流与沟通中，那些越境而来的洋作物，它们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长，悄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中国橡胶母树和它的子息

在盈江县新城乡，在与橡胶母树一峰之隔的山的另一端，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墓园。墓园前，是孙中山亲笔撰写的挽联：边寨伟男，辛亥举义冠遇春；中华精英，癸丑同恸悲屈子。

这位被孙中山比作常遇春和屈原的逝者，他的名字叫刀安仁。

像是为了让人联想起刀安仁与橡胶母树的关系，在他的墓后，有一条小道通往凤凰山，循了小道走过去，就能看到那株二三十米高的中国橡胶第一树。

自元朝至民国，今天的滇西德宏一带，由十个土司分别统治，刀安仁就是十大土司之一干崖土司的第二十四代继承人。这个从出生起就注定将是一个小王国土皇帝的人，他的人生迥异于他的列祖列宗：早年，他组织抗英8年。后来，他让弟弟代掌土司，自己出游多国。在日本，他与孙中山结识并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活动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即由他捐赠而来。辛亥革命前，刀安仁组织了腾越起义，被公推为滇西国民军都督。1913年，当他在北京去世时，年仅40岁，被民国政府追授上将军衔。

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地人印象中，“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冲州撞府的经历，见多识广的眼界，使他热衷于新事物，并常有将新事物引进盈江的冲动。比如，他第一个把足球带回盈江，这个边远县份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足球发展历程。至于橡胶树，更是刀安仁引进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很少有人会想到，我们的生活居然与生长在热带的这种常绿植物息息相关。生活中，橡胶制品无处不在：从车轮到胶管，从雨衣到电缆，从电线到胶带，甚至包括激情似火的套套，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它们都由橡胶树提取而来。

大戟科的橡胶树原产美洲，它的故乡是高温高湿的亚马逊河流域。用刀割开树皮，就有白色的胶液从树干深处流出，印第安人把它称为流泪树。世界上，印第安人最早学会了利用橡胶，用它制成简单的器皿或皮球。

1876年，英国人亨利·威克姆把7万枚橡胶树种子从巴西运回英国，在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温室里，7万枚种子长出了200多棵树苗。彼时的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其中位于亚洲的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地处热带，适合橡胶生长。于是，这些树苗被带到了东南亚，并在那里落地生根。几十年后，其产量竟超过了原产地巴西。

1904年，年轻的刀安仁前往日本，当他路过当时还属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时，他看到了满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橡胶树。对这种大名鼎鼎的热带作物，他当然早已有所耳闻。但它们能否在自己的家乡茁壮成长呢？刀安仁心里没底，但还是决定试种。他当即买了8000株树苗，托人运回老家，栽种在盈江凤凰山上。这是橡胶树漂洋过海，第一次扎根于中国土地。橡胶树的寿命约为60年，114年后的今天，8000株当年的橡胶树零落殆尽，只余下最后的这一株兀立残阳，直刺苍穹。

就在刀安仁把橡胶树引种到盈江的第二年，一个叫何麟书的人把橡胶树引进到海南。海南纬度更低，更加靠近太阳直射的赤道，因而也更适合橡胶树生长。

100多年后的今天，当初何麟书种下的橡胶树，仍有一部分继续存活。

橡胶分为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天然橡胶的原料就来自于橡胶树。天然橡胶不仅品质比合成橡胶更好，并且，合成橡胶出现之前，天然橡胶就是唯一。

历史上，橡胶曾经深刻影响过人类进程。二战中，各国对橡胶的需求空前增长，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为了获取东南亚的橡胶及其他资源，放弃了北上进攻苏联计划，转而南下——这之前，日本不得不偷袭珍珠港，以便击败美国太平洋舰队，从而扫清绊脚石。倘若不是日本对包括橡胶在内的战略资源的渴求，二战可能将是另一种走向。

上世纪50年代，新兴的共和国遭到西方封锁，橡胶在禁运之列。为此，共和国决定发展天然橡胶。在刀安仁把橡胶引种盈江和何麟书引种海南之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橡胶只能种植在南北纬10度以内的赤道地带。但刀安仁和何麟书的尝试，不仅纠正了理论的谬误，也为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海南、广西、广东大面积发展橡胶提供了范本。

在刀安仁故居，有一幅他中年时的照片。浓眉细眼，留着那个年代很时尚的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像孙中山。这个来自边远山区的末代土司，引种橡胶，只是他多姿多彩一生中的一个偶然之举。但恰好是这个偶然之举，让我看到了盈江和德宏遮天蔽日的橡胶林。中国的橡胶工业，也从这个偶然之举起步，如同涓涓细流，终成万里长河。

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川南农村度过的。天底下俱是一色的紫丘陵，如同千万只坚挺的乳房。这本是精耕细作农业区，但在30多年前，一年里，农民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只能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饥饿的结束是农历十月左右。那时候，漫山遍野的红苕成熟了。白天，农民集体挖红苕，晚上，大凡还走得动的人都带了各种家什——箩筐、背兜、竹篓——前来把自家分到的那一份运回去。哪怕夜色已深，家家户户仍然固执地点燃柴火，煮一锅新鲜的红苕，一家人饱餐一顿，打着嗝扶着墙上床睡觉。这时候，鸡已经叫头遍了。

红苕的收获，意味着至少有半年不再饿肚子。尽管红苕算不上可口，并且红苕吃多了，会有烧心反酸的难受。但是，那个年代，填饱肚子就是天底下最硬的道理。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的是，红苕这种乡间最普通的作物，竟然也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安抚我们这些悲伤之胃的。

红苕学名甘薯，又称白薯、金薯、地瓜、山芋、番薯。从最后一个名字可以看出，它来自境外。所谓番，《辞海》的解释是：九州之外，谓之番国。这个红苕原产的番国，据考证，就是今天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和中美洲的墨西哥。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哥伦布把红苕从美洲带回欧洲。此后，大约在16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水手们又把它引种到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1608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发大水，水稻几乎颗粒无收。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丁忧在乡，当他盘算种点什么作物应急时，他想起了江南还没人种过的一种洋作物，那就是红苕。这之前，他的门客、老家在福建莆田的徐某曾多次给他送过。徐光启试种后，发现它的产量非常高。这位优秀的农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在人口众多的地区推广红苕，势必能养活更多人丁。特别是灾荒之年，红苕将成为救命粮。徐光启总结种植经验，写下了如今已失传的中国第一本关于红苕的专著《甘薯疏》。

徐光启是富于远见卓识的。他在写《甘薯疏》时，红苕引种到中国沿海不过10多年。红苕来到中国，根据现存史料推测，应该有几条线路，由不同的人多次引至沿海不同地区。

红苕引种史上，陈振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前往吕宋经商。吕宋，是菲律宾北部的一个1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在那里，陈振龙第一次看到了红苕，并从当地人那里得到了作为引种之用的红苕藤，还学会了栽种之法。这样，当他回到故乡长乐时，红苕被他种进自家地里。后来，福建因大旱导致饥荒，陈振龙的儿子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建议广种红苕救灾。

果然，就像徐光启试种那样，红苕既耐贫瘠，又易于管理(徐光启所谓“枝叶附地，随节生根，风雨不能侵损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更重要的是，红苕产量极高，“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民众，时时面临倒下成为饿殍的危险，红苕的出现，无疑雪中送炭。从此，“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入清后，陈振龙的后人陈世元把红苕引种到山东和河南，陈世元的儿子陈云和陈燮再引种到河北和北京，以至于“大河以北皆食其利矣”。

与陈振龙引种入境的轻松相比，另两个引种者的经历却充满艰辛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

万历八年(1580)，广东东莞人陈益与人前往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到了安南，受到当地酋长盛情款待。每次宴会，总有红苕上桌。陈益觉得它“味甘美”，动了把它引种回国的念头。然而，当时安南不许红苕出境。陈益悄悄贿赂酋长的仆人，才获得了苕种。就在他带着苕种匆匆踏上归途时，酋长获知了他的阴谋，发兵追捕。幸好陈益的船遇上顺风，才及时逃脱。两年后，陈益在家乡种植红苕，其后“种播天南，佐粒食，人无阻饥”。

另一个惊险故事也发生在安南——两相印证，也说明安南禁止红苕流出的规定是真实的。

《电白县志》说，“相传番薯出交趾(今越南)，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违者罪死”。电白人林怀兰的职业是医生，他行医于中越边境时，医好了越南守关将领的病。当时，越南国王之女患病已久，守关将领把他作为名医推荐上去，林怀兰果然妙手回春。一天，国王赏赐林怀兰吃熟红苕，林怀兰表示想吃生的。在咬食几口后，他把剩下的半截红苕悄悄藏在怀里带回国。就是以这半块还带着林怀兰牙印的红苕为种，红苕很快就“种遍于粤”。

红苕进入中国，除了上述的海路记载外，还有陆路从印度和缅甸进入云南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大一统的承平时代，人口数量也多徘徊在1亿以下，直到宋朝，人口终于突破1亿；明朝时则超过了两亿。但是，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大动乱，清朝定鼎天下时，人口已只有6500万。从清初的6500万飙升到乾隆时的4.3亿，只用了100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红苕在内的洋作物引种中国，引起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以四川为例，原本人烟稠密的天府之国，清初，竟只有区区80万人口。清政府不得不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政策。随着移民进入四川的，就有插根藤子就会结出一串串甘甜块茎的红苕，以及同样来自美洲的在高寒山区也能茁壮成长的玉米，在它们的滋养下，四川人口急剧增长，很快超过前代。

在我老家，今天仍种植漫山遍野的红苕和玉米。不过，红苕用来喂猪喂鸡，玉米喂猪喂鸡外，还用来酿酒。总而言之，这两种被乡人称为粗粮的东西，过去，它是果腹的救命粮，今天，除了偶尔尝新，它早已退出了餐桌。沉默的餐桌，它是人类进步的见证。

那些吃土豆的人

印象派画家梵高有一幅作品，题为《吃土豆的人》。画面上，灯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围坐桌前准备吃晚餐，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土豆。这些吃土豆的人，他们面对简单的晚餐，眼睛里流露出渴求与感激之光。

梵高创作此画是在1885年，其时，距法国人用土豆解决北部饥荒，刚好过去一个世纪。

土豆学名马铃薯，又称山药、山芋、山药蛋和洋芋。和红苕一样，它同样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16世纪，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土豆也如同战利品一样被带回欧洲。不过，相当长时间里，土豆并没有走上餐桌，至多作为一种远隔重洋的新物种出现在王公贵族的花园里，让人联想起风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还存在一个刚发现的新大陆。土豆咸鱼翻身，从观赏植物上升为农作物是在1772年。这一年，巴黎医学院那些严肃得像一块钢板的学者们非常严肃地宣布：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土豆从欧洲来到中国的时间，和红苕大体相当，也是明清之际。

不过，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虽然有土豆之名，但因无具体说明，现在已无法断定这种被明朝人称为土豆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豆。

据何柄棣先生考证，1650年，荷兰人斯特儒斯在台湾时，曾见到那里种有土豆。其时，台湾沦为荷兰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么，显而易见，是荷兰人最早把土豆引种到了台湾。

其后，康熙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志》出现了汉语文献中对土豆的第一次具体描述，它表明这种在美洲已有几千年种植史的洋作物终于登陆中国内地：“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

在爱尔兰，土豆曾创造了两段堪称神话的历史。两段历史，一喜一悲：与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食用有利健康，儿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资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间，一个爱尔兰农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喂养下，爱尔兰人口从400万激增到800万。然而，1845年，由于土豆大面积的病害进而枯萎，以土豆为生的爱尔兰人饿死将近100万，另有100万人溯了土豆的来路，从欧洲流亡美洲。

在中国，土豆同样影响了历史。今天，土豆已成为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而中国的土豆产量，高居世界第一。

土豆收获时节，在甘肃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积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车辆运走。地处大陆腹地的定西，气温寒凉，昼夜温差大，黄土干燥，水分涵养差，许多作物都不宜生长，独有土豆欣欣向荣。从清朝乾隆年间引种到今天，定西已成为中国三大土豆主产区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支撑起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除了盐碱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长。因此，国内像定西一样，原本耕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最终几乎都是土豆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当地人的主粮。在贵州，“山地遍种，民赖以济食”；在四川，“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最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业丰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凉山、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山区，地薄天寒，山高谷深，除了土豆能够大规模种植，其他产量较高且能正常种植的作物屈指可数。因之，土豆就是这些地区农民最重要的口粮。反过来，宜于高寒山区的土豆的引种，也使得随着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从平原和丘陵走向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帮助下，人类的种子播撒到了更为辽阔的远方。这些身处一隅的人，他们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就能在风中成长。就像前人所说的那样：“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处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但在平原西北尽头的龙门山地区，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种之一。1890年，当土豆已经在沿海地区种植100多年，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也问世几十年后，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国人不远万里，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来到位于成都平原与龙门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镇。在那里，他们建起一座后来成为整个四川天主教培训中心的下书院，顺便也为成都引种了土豆。据说，法国传教士们食用土豆时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发芽。生命力如此顽强，这种从没见过的作物引起了周边农民的好奇，有人便带回去试种。从此，土豆在龙门山区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为蔬菜基地彭州的特产之一。

衣被天下的花朵

1765年，即乾隆三十年，直隶总督方观承令匠人精心雕刻了12件刻石。300多年后，作为中国棉花种植史乃至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物，刻石依然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

那一年，南巡的乾隆途经保定，在方观承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视察了王氏庄园的棉行。稍后，方观承以乾隆的视察为背景，把棉花种植、管理、采摘，以及纺线、织染——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棉种到布匹的全过程——一一绘图，并配以简明文字制成册页呈乾隆御览。乾隆阅读后，兴趣盎然，这位古往今来作诗最多的皇帝拈笔为每幅图都题了一首诗。方观承要匠人雕刻的，便是这本留有御笔的册页。历史上，把它称为《御题棉花图》。

中国虽然是栽桑养蚕的发祥地，棉花却不仅是舶来的，而且进入中国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在棉花登场抵挡风寒之前，我们的祖先能凭藉的是丝、麻、葛。然而丝绸太贵，远非编户小民所能消费；麻和葛虽便宜，保暖性却不尽如人意。《王祯农书》曾把棉花同丝麻相比，棉花的优点一目了然：“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

《御题棉花图》册页里，不仅有乾隆的诗，还有他的祖父康熙的一篇《木棉赋》。康熙文中的木棉，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高大的开满红硕花朵的英雄树，而是古人对棉花的别称。这篇赋里，康熙追溯棉花的来历时说它“道伽毗而远来”。伽毗是哪里呢？有注家引《册府元龟》说，“(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伽毗国献郁金香”，但“今地无考”。

窃以为，伽毗很可能就是迦毗，也就是迦毗罗卫国，即佛陀的母国。康熙的赋中，用它代指印度。事实上，棉花家族中的印度棉，就是古印度人培育出来的。汉朝时，随着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贯通，棉花也像苜蓿、胡萝卜、葡萄等众多中亚、南亚和西亚作物一样流布中土。

不过，尽管汉代的典籍中就能找到棉花的记载，但在宋元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没能把棉衣穿到身上。因为，印度棉是一种多年生木本植物，喜热，好光，这决定了它只能生长在广东南部等少数地区。

宋元时期，原产于欧洲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棉，从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分头进入中国，从此，开始了棉花衣被中国的绚烂之旅。对此，《中国棉纺织史》认为，印度棉和宋元时传入中国的草本棉属同一种作物。在欧洲，它由多年生变成一年生；而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南方的亚洲地区，由于气温高，始终未蜕变。

第一个把棉花种植提到国家高度的是元朝。1289年，忽必烈下令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和福建设置一个新的机构：木棉提举司。按元朝惯例，对重要事务，一般都设专门的提举司负责。提举司首长级别为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地厅级。与木棉提举司类似的还有负责茶叶的榷茶提举司，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负责教育的儒学提举司。

及至明朝，棉花版图已从元朝的局限于长江流域扩展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南北直隶及12个布政司75个府，都有成片的棉花种植。到了清朝，棉花更是“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及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此时，棉花已成为中国人最普遍最主流的衣着原料。

明太祖朱元璋以他农民式的精明，为大明帝国的万千子民作了条款非常多的规定。比如农民种什么，土地怎么分配，这个紫禁城里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非常操心。他下令，凡是家里有5到10亩土地的农民，栽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翻番。并且，地方官必须严格监督，不按规定的要处罚。

朱元璋的这种规定透露出的最明确信息，就是此时的大明王朝还属于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上所产，仅供自用。诸物皆备，不必仰于商品交换。

但是，100多年后的明朝中后期，一种远道而来的植物却意外地打败了朱元璋，让太祖高皇帝的圣旨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棉花。

明清之际，棉花以空前规模在全国大面积种植，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三角洲和黄河下游平原。其中，尤以长三角的苏州府和松江府为最，能够耕种的土地，百分之七八十种棉花，百分之二三十种水稻。水稻种得少，粮食不够吃，就大量从邻近地区贩运而来，而农民赖以购粮的银子，就是地里年年丰收的棉花和它们化作的一匹匹衣被天下的棉布。农民热衷于弃稻种棉，一个地方官洞悉了个中奥妙，那就是：“盖缘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至于卖布买米或是相应地卖米买布，不仅使朱元璋的自给自足模式不再铁板一块，农民有了初步的专业化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商业化进程。

由于种棉织布蕴藏着海量商机，其间又产生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职业。种植者除外，专业性的职业还有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和染匠，这些姑且命名为技术工人的人数，据统计，清代中期，仅苏州一地就多达两万人。他们之外，还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美国史学家林达·约翰逊所说的“棉产品生产从农民的副业上升到手工工业，是通过掮客、工场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发展起来的”。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现代与繁荣的代名词。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还是东海中若隐若现的沙洲。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设镇。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属松江府。当年留下的一幅地图显示，元朝时上海最显眼的建筑是衙门、军营和庙宇。它还远远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墙庇护的城区直径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布着沙质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却是棉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当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渐渐成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棉花产地和工场最密集的纺织基地。此外，东海之滨的上海还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码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清初)棉花种植生产已遍及中国各地区，因之成为一般人民衣着主要材料。长江一带生产的一种，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这种南京布，其中的外销部分，几乎全部由上海经海路运往广州，再从广州出口。仅1786年一年里，出口的南京布就达37.2万匹；不到10年，这一数字惊人地飙升到了100万匹。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则达到了峰值：300万匹。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贺瑞斯·格里利曾回忆说，“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棉织品，被称为南京布，在新英格兰被广泛使用，甚至是穷人”。

正是洁白的棉花，给了后来成为远东明珠的上海第一推动力，就像林达·约翰逊断言的那样：棉花和商业是清代上海经济复苏的第一阶段的主要原因。19世纪之初的上海，已从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发展成一座拥有12万居民的名副其实的城市。这一时代留下来的地图上，除了象征皇权的衙门和军营，以及象征神权的庙宇，更多的，是象征商权的各种公所——布业公所、茶业公所、丝业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货公所，以及因商权的空前发达而催生的商人们款叙乡情的各地会馆——江西会馆、潮惠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可以说，棉花催生了商业，商业带来了繁荣，繁荣点燃了平民的人间烟火。

400多年前，当上海还是一座咸腥海风吹拂的江南小镇时，那一年，为母守孝的徐光启在他滨江的老宅里，为他的《甘薯疏》写序。他感慨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数人却固执地认为，一种作物只能生长于一个特定地方，误以为就像貉越过汶水就会冻死，桔移栽到淮北就变成枳那样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这些胶柱鼓瑟的认识截然不同，徐光启坚信，能够引种的作物是大多数，不能引种的只是极少数。如果不画地为牢，如果积极引种，那么“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饥殣”。

仿佛是为了应验徐光启的预言，踏浪而来的洋作物在中国大地上纷纷落地生根，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简单的隐喻：与时俱进既包括自身的进步，也包括对先进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古人的总结要言不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聂作平）

往事｜《莲塘乳鸭图》等虚斋旧藏与上博

作为上海博物馆建馆70周年庆典的重磅策划，上博鲜见地拿出了密藏七十载的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对公众进行展（展期：12月17日——2023年1月1日）。1950年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通过多种形式征集庞元济的虚斋旧藏中国古代书画精品，《莲塘乳鸭图》即是由庞家后人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珍品。

本文详述了《莲塘乳鸭图》入藏上海博物馆的时代背景、入藏始末以及博物馆同仁如何在妥善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有效利用。

上海博物馆展出现场

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通过多种形式征集庞元济的虚斋旧藏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是在近代以来历经动荡，大量文物外流乃至损毁的社会背景下，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纳入国家的保护管理，进而向公众提供历史、艺术、科学教育的规划与实践的一则案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即是由庞家后人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珍品。上海市文管会接受捐赠后，《莲塘乳鸭图》交由新创设的上海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由于纺织品类文物异常脆弱，围绕如何既达到文物保护的要求，又满足向公众展示的需要，七十年来文物博物馆同仁通力协作，探索创新，务求在妥善保护文物的前提下，挖掘阐释文物价值，并加以合理有效利用，从而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

上海博物馆自筹备、成立，向公众开放至今，承膺广大文物爱好者、收藏家的信任与关怀，在征集文物、充实藏品结构等方面得到了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物收藏者通过集中出让、主动捐赠等形式将个人珍藏化为公有，积极参与文化建设。上海博物馆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成为艺术精品集中的博物馆，于此获益匪浅。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就是1952年12月临近上博开馆之际，由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捐赠的一件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在此，有必要就时代背景和庞氏旧藏情况先略作交待。

一、南浔商帮与虚斋旧藏

清代同光年间至民国初，湖州南浔出现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区域性商业集团，被称作“南浔商帮”，其中佼佼者如刘、张、庞、顾几家又被推为“四象”。浔商多以经营丝业起家，进而涉足盐务、银行、地产等多个产业，在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演进蜕变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经营规模和范围的扩大，20世纪初期活跃于上海的浔商集团曾对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初代浔商的继承者们有不少对文化艺术怀有特别的兴趣，涌现出庞元济、蒋汝藻、刘承幹、张乃骥、张珩等杰出人物，对江南地区，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文物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庞莱臣

南浔庞氏的兴盛始于庞云鏳，而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则起于庞元济。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庞云鏳次子。庞元济富于赀财，精于鉴藏，广泛涉猎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诸般文物，尤以古代绘画收藏之广博精良，“甲于东南”（郑孝胥语）。后以其所蓄秘宝“真而且精者”编得《虚斋名画录》十六卷、《续录》四卷。庞元济在世时他收藏的古画就逐渐散出，而留在国内的部分，大约至20世纪80年代，依循嗣子庞维谨，孙辈庞增祥、庞增和等各房因缘，比较集中地入藏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等四家公立收藏机构。经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征集，并保留在上博的庞氏旧藏，种类包括含缂丝在内的古代书画、瓷器、铜器和工艺品、用具，以古代绘画占绝大多数，征集时间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

16卷的《虚斋名画录》

《虚斋名画录》书函

《虚斋名画录》扉页

《虚斋名画续录》内页

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征集虚斋旧藏

1949年9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次年1月改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收购、接受捐赠是当时上海市文管会征集文物的主要方式。接收的文物，主要经由各机关单位交送，原始来源复杂多样。接收行为是根据人民政府颁布的文物管理法规条令，执行文物所有权转移。接受捐赠的文物，则主要反映的是收藏者的收藏旨趣。部分捐赠固然受到文管会工作人员的动员影响，但基本原则是尊重收藏家的个人意愿。而以收购的方式征集文物，从特定角度较为显著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参与者对当时上海文物留存情况的总体把握，以及建设文物博物馆事业的思考与实践。

文物收购的对象，主要是收藏家的藏品和社会上流散的文物。近代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也是文物集散中心。一方面经济的富庶带来风雅的标举，上海本地不少资本家兼是收藏家，他们有实力广泛地蓃罗各种门类古物。而为避兵燹之灾，外地的收藏家也多有移居沪上者，携去了无论数量、质量都令人瞩目的家传故物。再加上文物市场蜂拥趋利的大小商贾，巨量文物聚于淞滨。承平之际秘阁庋藏不得见者往往络绎现世，迭出纷呈。另一方面，文物在收藏家、经营者间大量转手，或因时局所迫，或缘利益驱动，外流乃至不幸损毁者不知凡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征集经费相对有限，哪些文物是最紧要的购藏目标，哪些文物所有方是收购工作的重心，委实有赖主持工作者的通盘考虑与运筹帷幄。

庞莱臣旧居

已迁居上海的庞氏，因有虚斋收藏无疑是当时最夺目的几家之一。庞氏藏品的重要性，藉由赴京出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的张珩致在沪主持文物保护工作、担任文管会副主任委员的徐森玉的信中数语可见一斑，“庞氏画，明清可独步全国，幸长者注意及之，勿使流散也。”首先点出了庞元济旧藏绘画，尤其是明清部分收藏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次希望上海方面对这批收藏给予高度关注，切勿让其流失散佚，同时似也暗含着北京方面对庞氏旧藏充分重视的态度。

虚斋藏书画数量之夥、价值之高，甚为集中的一次出让是1952年由中央文化部和上海市文管会联合收购，计三百余件。同年底，其中一部分被以拨交的形式划拨给上海方面。

稍早时候，上海市文管会于1951年1月和3月分两次从庞维谨处购得部分庞氏旧藏书画。尽管彼时上海博物馆还未成立，但早在1950年建立一座大规模综合性艺术博物馆的计划已被列入日程，文管会负责收购庞氏书画的三位经手人——徐森玉、谢稚柳、刘汝醴，都受聘为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可以说，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前，以中国古代绘画精品佳作为代表的庞氏藏品，在为上海市文管会购藏之始，从私人罗致以供清赏之用转而为人民政府的文物政策执行机构所有，就即刻被赋予了面向人民群众、宣传优秀艺术传统、推进美育建设的公共文化和历史意义。这一意旨经由上海博物馆的展示陈列得以落实。

三、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入藏上海博物馆

在征集庞氏旧藏过程中，上海市文管会得到了以虚斋第二代继承人庞维谨为代表的庞氏亲眷的支持和帮助，除1951、1952年完成三次重要购藏，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前后五次向文管会、上海博物馆捐赠文物。1952年捐赠的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是其中至为珍贵者。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著录手卷、立轴、册页合计545件，逐件标明或绢本或纸本，或设色或水墨，收录刻丝本唯一件，即宋朱克柔《莲塘乳鸭图轴》。援此著录，可知在庞元济看来，《莲塘乳鸭图》属画作类别，是以丝线来呈现画面效果的特殊体式，究其色彩之鲜丽活泼、造型之灵动多样，加以尺幅阔大，署款完备，可堪厕身巨然、郭熙、米芾、李迪佳作之林。庞元济对此作艺术价值评价之高自不待言。

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局部）

1952年12月5日，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联名致函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表示希望将《莲塘乳鸭图》及其他5件明清缂丝“献捐国家，公诸人民”。在捐赠函中，庞维谨等将缂丝作为一项专门的中国古代艺术形式予以特别表彰：

谨查我国刻丝艺术溯自周汉，盛于唐贞观、开元间，至赵宋徽高二朝，㶷烂光辉，精致绝伦，可谓臻尽善尽美之境。但以其刻制复杂，一幅之成，穷年累月，犹恐未能竟事，至其精品之流传，自更珍稀。……此种我国独有之手工艺术，最足表显我民族艺术之传统，及我民族之智慧聪明。

展厅现场，庞氏家族的捐赠书

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局部）

就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而言，“设色布置尽绝造化之妙”，是“天壤瑰宝”，将《莲塘乳鸭图》为代表的缂丝文物捐赠给文物管理委员会，以期“为人民所共有，庶使我民族所特有之艺术发扬光大，垂辉千古”。上海市文管会对此给予高度赞赏和褒扬，随即在上海博物馆陈列展示，公诸于众，并在展览说明中指出“（缂丝）南宋时制作更为匀细，有装璜成挂轴的，特别以云间（今江苏松江）朱克柔制作的最为著名”，“到元明时代还是沿袭着宋代的传统的。”

另一方面，纺织品文物对贮藏、展览条件要求严格，光、温度、湿度等都是影响纺织品老化的因素，而微生物、害虫、空气污染物更会直接对纺织品造成损害，选用的展贮方式、设备材料也与文物保存状态息息相关。上海博物馆负责文物保管工作的承名世、徐孝穆于1955年10月起草的一份请示反映了展示贮藏工作中《莲塘乳鸭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据承、徐所述“我馆所藏宋朱克柔缂丝，原为挂轴幅式，后因陈列需要，曾临时改装为镜心幅式”。此处所说“原为挂轴幅式”与《虚斋名画录》中称“图轴”相合，说明在庞家时作卷轴式展贮。而在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入藏上海博物馆后不久，《莲塘乳鸭图》改为装裱式展贮，即变作“镜心幅式”，其好处是展览和贮藏时不再需要拉伸、卷曲操作，避免摩擦，减少了对丝织品文物的损伤。但经过一段时间陈列，文物的保存状态有所下降，出现“幅面曾发现略有不平的现象”。经过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原来装裱的覆背太薄”，“陈列的时间较长”。

从《莲塘乳鸭图》当时的情况来看，出现幅面不平，主要是因陈列环境中温湿度微变化时，裱纸与缂丝缩率不同引起。覆背太薄，即在背衬与纺织品缩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又因刚性不足，无法让织物保持舒展挺括的状态。而“陈列的时间较长”，则意味着如果不加调整就会超过织物的疲劳极限，原本可恢复的形变可能演变为不可逆的永久损伤。

进一步说，较长时间的光照可能使缂丝表面和内部温度上升，产生内应力变化，引起翘曲。再者陈列室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会导致缂丝内部水分含量改变，水分子的渗透或析出也会引发起皱、变形、翘曲等外观变化。陈列时间越长，不良影响的效果累积越明显。此外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升高，还会促使霉菌、虫害和微生物的繁殖，这些都会对缂丝造成威胁。

布展现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打造的木盒

在对《莲塘乳鸭图》进行细致观察、认真分析问题成因，并广泛咨询业内意见的基础上，上博保管部拟定了文物修复方案，一方面计划延聘装潢名家刘定之重新装裱，仍作镜心形式，令缂丝平整服贴，衬板具备良好的支撑，另一方面为文物订制木质贮藏设备，确保《莲塘乳鸭图》始终保持平摊状态，让织物纤维获得最大限度的放松。时任上博副馆长杨宽批准了重新装裱方案，又严肃强调“必须叮嘱刘定之在裱时特别小心保存，务使原物不受损害，如刘定之认为无把握，再行考虑”，表现出极审慎的态度和以文物安全为首要前提的工作原则。

针对文物的实际情况，及时、科学、精准地制定和调整保护展示方案，是上海博物馆文物保管、研究、陈列工作的重要原则。此后1958年的“丝织、刺绣、印染工艺展览”中，《莲塘乳鸭图》被放置在桌柜里展出。1993年赴日本东京、名古屋、福冈的“上海博物馆名品展”，则是镶嵌在镜框里，斜板陈列。时至今日，有赖博物馆同仁的悉心保护以及硬件设备、技术手段的进步，《莲塘乳鸭图》保持着良好稳定的状态。

近年来作为纺织品保护储藏、展示陈列一体化的实践探索和重要创新成果，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保管部、陈列设计部通力协作，为一批馆藏缂丝文物订制了以无酸棉纸板、无酸瓦楞纸板为内里衬垫，外用铝合金框体和抗弯低反射玻璃镜片的装具，实现了文物展出、贮藏时的形式统一，避免了存放、运输、布展过程中不必要操作可能造成的损伤。其中与《莲塘乳鸭图》同批捐赠的明代缂丝《佛手花鸟图》和清代缂丝《花鸟图》，以及明代缂丝《群仙拱寿图》等尺幅殊巨，面积达到两三平方米，经过此次改装，在文物保护、观摩效果两方面获得了尤其突出的提升。2021年“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和“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上带来了优秀的观览体验。

布展现场工作人员将缂丝取出

布展现场工作人员将缂丝安置在特制展柜中

而此次“瑞色凝光：上海博物馆秘藏缂丝莲塘乳鸭图”在严格遵循缂丝文物贮藏、展示要求的前提下，为尽可能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观摩条件，结合未来保藏、陈列、研究的中远期需求，经多方研讨协作，为《莲塘乳鸭图》定制了专门的展陈储方案。一是在库阶段，根据文物尺寸制作专用保存柜，既保证提取存放时无需直接接触文物，也可在不开启保存柜的情况下观摩文物。二是在展厅阶段，《莲塘乳鸭图》被放置于展厅中心区域的独立桌柜中展出。展柜的尺寸和结构与库房保存柜匹配，通过整体移动、装载使文物“无缝切换”放入展柜，这一过程不需要触碰缂丝本体。同时经过优选展柜材料，细致测算照度、曝光量、温湿度等变量，精心调试设备等一系列工作，成功缩短了展柜进深。在光照、环境监测调节等设备的安装上也反复斟酌、巧妙布局。力求在妥善保护文物的基础上，使观众得以“纤悉无遗”地观赏《莲塘乳鸭图》这一缂丝珍品。

上海博物馆历来重视文物研究工作，积极将研究成果推介给学界。研究的稳步推进，加深了对文物的全面了解，这既是制定长时期保护方案的指引和依据，也是举办展览，向公众提供历史文化教育、引导美学欣赏的基础。如“丝理丹青”“瑞色凝光”两个特展在文物展示的同时，以织机模型、技法图示、动画模拟、展览图录等多种形式，将中国传统织造的艺术特征、工艺技法生动晓畅地介绍给观众，从而实现关于传统缂绣艺术的美学价值、生产技术的知识共享。

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是庞元济古代艺术珍品收藏的一件代表，而庞氏旧藏又是上海博物馆文物聚珍的一桩个案。一件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古物，由一人一家的赏鉴转进为与公众共享先民在物质和精神世界探索的灿烂成就，其间凝结着文物收藏家的美好期许，也正是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践行使命不懈努力的一段剪影。

四、余音

在捐献《莲塘乳鸭图》等缂丝珍品后数日，庞维谨、庞增和、庞增祥又去信上海市文管会，信中写道“我家旧藏古画已经钧会大部收购，兹将画橱二具奉献钧会，用置卷轴”。这两具画橱应即庞家昔日储存书画卷轴的用具，虚斋的两代继承人如此郑重地举以相赠，并非因为橱具名贵，实是寄寓着收藏家的惓惓深情。一则以故物配古物，不失在某种意义上复原了庞氏典藏的旧时面貌，对曾经收藏者而言聊堪慰藉，一则画橱乃庋藏器具，亦即“历久勿佚”“永宝用”的象征，是收藏家对公立收藏机构的切切嘱托。这既是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直接支持，也是对文博机构的鞭策勉励。

自上海博物馆成立开放以来，如何妥善地保护馆藏文物，如何深化拓展文物研究，如何生动地向公众展示、阐释文物，一直是博物馆人探索实践的方向和孜孜以求的目标。七十载春秋，矻矻终日，夕惕若厉，不敢须臾轻忽。

庞元济在谈到他的收藏时曾说，“彼苍苍者，殆不欲名迹湮没，特令余裒集之，以广流传耶？”（《虚斋名画续录·自序》）庞维谨等三位先生在捐赠函里又说，将文物珍品捐献给国家，“为人民所共有”，“其意义之深长较一家一己所私有，不可同日语矣”。前者是讲继承、保护、传续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后者则强调挖掘阐释文物价值，丰富人民群众历史文化滋养，发挥文物社会功用的重要意义。博物馆的职责与使命，庶几正在此间。

（本文原标题《谁把传灯接宋贤——《莲塘乳鸭图》等虚斋旧藏的保护与利用》。本文写作得到了上海博物馆办公室负责文件与档案管理工作的沈羽阳，工艺研究部于颖，保管部赵岑瑒、奚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韩小滢，展览部金科羽、林文思，文化交流办公室张洁等诸位同仁和陈列设计部的悉心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文戏、国粹、救国宣传：灯谜背后之近代“隐君子”的家国情怀

1931年的农历八月，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新出版的上海《文虎》杂志（第2卷第15期）刊登有《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作者钱南扬在文中讲起四十年前的一桩往事：“清德宗光绪二十年，慈禧诞辰，嘉善令婺源江峰青出灯征联，以为庆贺，厥后集刊为《莲廊雅集》二卷。时清军新败于日，故书中多诅咒日本之谜。”钱氏从《莲廊雅集》中录出十一条灯谜，皆有檄讨、咒诅日本之意，如“将日本挖去心肝（字一）：‘呆’”，“拿获日本将放倒，左边抽了筋，右边穿了骨（字一）：‘相’”等等。

原是为庆贺慈禧太后诞辰而作的猜谜雅会，居然出现“挖去心肝”“抽筋穿骨”等语，若在太平盛世，恐被认为是犯了忌讳。由是而知，清廷败于日本，实为时人所无法接受，文人儒生借灯谜雅集来泄愤，正让人想起葛兆光所说：“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实上，在晚清民国云谲波诡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对待灯谜（或称灯虎、文虎）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文人游戏到保存国粹，再到主张抗日的宣传工具，近代“隐君子”们因谜结社、创办谜刊的行为背后，反映文化风气与士人心态的几番转折，兹借晚清所见文人日记、谜集与《文虎》半月刊等报刊史料，对之稍作梳理，以期对晚清的小儒群体及民国中下层知识分子有更新的认知。

钱南扬《诅咒日本之灯谜》

晚清民国的文人游戏与谜社结立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猜灯谜应属节庆性活动，尤其是在正月十五元宵佳夜，清人陈维崧《元夜》词云：“更夹路香谜，凭人打。”在古代小说、笔记中，元宵节的猜谜、射虎活动更是比比可见，著名者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经作者巧思营构，吉庆的游戏成为悲剧的预言，至今令读者津津乐道。猜谜雅集多是节日的偶发之会，但在清中叶以降也逐渐成为中下层文人的生活日常，乃至形成惯例，出现各种谜社。

（清）孙温工笔画《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86年2月2日），时任松江府娄县（今上海）县学教谕的常熟文士姚福奎，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一位新朋友：“晨，新任华学何庾香来拜。……庾香，淮安山阳人，甲子举人。”何庾香，名绮，时任华亭教谕。让姚福奎始料未及的是，何绮的到来竟让自己渐渐成为一个“隐君子”：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886年2月27日）：竟日谈天，庾香说灯谜……颇妙。

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87年10月13日）：午后，松丈偕陈叔铭、庾香、子研及予同出西门……啜茗时，叔铭谈一灯谜，颇妙。

姚氏日记的稿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其中光绪十四年至十七年的记录有阙，未详其事。然几年之后，在姚福奎被擢升为常州府学教授即将离沪时，何绮与友人吴光绶（廉石）作灯谜赠别，可见他们的猜谜活动持续数年：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二日（1892年4月8日）：午后，庾香偕廉石至……廉石戏成灯谜四句赠余，每句射一古人，谜云：“‘贤哉姚广文’：‘娄师德’”，“‘别有广文馆’：‘郑居中’”，“‘从此往毗陵’：‘离娄’”，“‘毗陵桃李满’：‘常遇春’”。颇有趣味。首、三、四句，庾香俱猜着。

在到常州府学后，姚福奎也时常通过书信与何绮交流灯谜：“接似泉信、庾香信，并灯谜数百条。”“连日猜庾香寄示灯谜，属其不要露底。猜着几条，绝妙，俟寄松询之，猜不出者乞其注明。”姚在日记中录有灯谜近60条，其中有猜经典文句，也有猜人名、地名，还有的颇具市井气息，如“‘女不二字’（市招）：‘只此一家’”，“‘无贵贱一也’：‘仕商赐顾，真不二价’”等等。这些灯谜的主题似无严格限定，其目的主要在于娱情。而除个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外，据顾震福《灯窗漫录》记载，姚福奎还与何绮、吴光绶等数人结立社团，名曰“隐社”。

隐社的成员及灯谜作品基本保存在《日河新灯录》一书中。此书共收录包括姚福奎、何绮、郑熙、姚洪淦、吴光绶等二十四人在内的四百余则灯谜，后被雷瑨编入《娱萱室小品六十种》而得以传世。虽然隐社具体成立于何时、采取怎样的活动形式，现已不易察考，但与之相似的灯谜社团及谜集在近代并非少有，姚、何等人集会的风雅场景因而不难想见。单就《中国灯谜辞典》的著录统计，清道光至民国年间先后出现75个灯谜社团，且可谓遍布全国：北京有“北平射虎社”“隐秀社”“丁卯社”，上海有“苹社”“大中虎社”“虎会”，淮安有“商旧谜社”，扬州有“竹溪后社”，武汉有“寅社”“消闲社”，厦门有“萃新谜社”，甚而台湾地区也有“瀛社”“复旦吟社”“高山文社”“滩音吟社”“桃竹吟社”“鹤社”等多个团体。参与这些社团的不乏近代知名文士如高步瀛、孙玉声等，而且他们的活动还结出文献成果，即谜社集，传世者达十余种，如《北平射虎社谜集》《隐秀社谜选初编》《商旧社友谜存》等，为近代文献中的一项独特景观。

纵观道光以降诸谜社，大多仍是将猜谜视为一种消闲遣闷、智斗自娱的游戏活动，但因是结社，组织、发起者往往标榜风雅，谜社集会的场所也经过精心择选，在当地具有某种纪念或标志意义。如扬州一地，许幼樵在史可法祠内组建谜社，“春秋佳日，骚人墨客咸集于此……招致社中人，谋尽日之欢”，而阮元的嫡孙阮十三则在阮氏家族“文选楼”中设立谜社（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话》），有远绍前贤之义。史可法与阮元虽和猜谜活动不甚相关，但作为地方的“卡里斯玛”式人物，他们的品性、道德超凡，其祠堂、故址能为谜社活动酝造古雅氛围。相较之下，民国上海地区的谜社则有弃雅静而取繁闹者，如苹社，其社团成员选择在繁华的“新世界”“绣云天”等游乐场中雅聚，除内部活动外，每月十五还向游客开放；大中虎社的社址坐落于“大中楼”旅店，社员也常在“大世界”游乐场、法国公园等公众场合举行大会（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这些社团别具一格，具有半公开的性质，不仅反映当时沪上所具有的新时代气息，也推动一时一地的谜戏风气，继以吸引更多的“隐君子”。

当然，大多谜社内部的成员规模往往是稳定的，并且基本属于同一文化阶层。如姚福奎、何绮所结立的隐社，成员多为地方小儒，再加上他们的弟子辈等。说是社团，其实也可视为姚、何二人的“朋友圈”。谜社社员因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而相聚在一起，反之，也会因社团而被同人视为一个集体，出现各种并称，如上海“苹社五虎将”（谢不敏、蒋山佣、王毓生、陆澹庵、徐行素，见郑逸梅《梅庵谈荟》）、南京“金陵五虎将”（周左麾、姚壁垣、郑季申、华金昆、孙云伯，见程一夔《金陵岁时记》）以及厦门萃新谜社“三十六天罡”（李绣伊《厦门灯谜杂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谜社成员可能先后参与、组织多个谜社，而他们的迁徙、宦游亦推动地方猜谜风气的扩散、辐射，何绮及其同乡后辈顾震福即典型之例。

借由姚福奎日记可以推知，淮安人何绮对于隐社的结立当有重要贡献，顾震福《灯窗漫录》云：“（何绮）任教职后，与松江文彦创隐社……丈不恒返淮，返则必张灯招射。”他还在《商旧社友谜存》序中提到：“何庾香（绮）年丈自华亭教谕返里，张灯于五云堂。（余）得读所著《蜨阶闲事》，于廋词一道始渐知途径。”是以上海隐社与淮安五云堂谜社看似相距甚远，实则联系密切；而深受何氏影响、同为淮安人的顾震福，其社团经历更为丰富：“壬子侨沪，入苹社。返里，设商旧社。比寓燕市，射虎、隐秀、丁卯诸谜社又先后追随。”（顾震福《跬园谜稿》自序）也便是说，自民国元年（1912）始，顾震福先后参与上海苹社、淮安商旧社、北京射虎社、隐秀社、丁卯社等，无怪乎上海人吴莲洲称他是“虎坛中之健将也”。顾氏《跬园谜稿》书前有包括高步瀛、钱南扬等在内的三十位名家题辞，一代才女冯沅君更在其书后题跋，足见淮安谜士在当时谜坛上的影响。张瑜称赞顾震福道：“先生更踵起扩张，由淮而沪而燕，前喁后于，如响斯应，宣传之效，不为不宏。”近代谜社林立，与这些虎坛健将的奔走呼告不无关联，而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猜谜也从纯粹娱情的文人游戏，转被赋予国粹的艺术文化价值，并且有了跨越社团的报刊阵地。

跬园谜稿书影

从文戏到国粹：《文虎》等谜刊的创设与经营

或受谜社结立风气的影响，今传世谜集除谜社集外尚存有多种，如《灯谜丛录》《文虎》《二十四家隐语》等。这些书籍大都强调猜谜的游戏性质，如《灯谜丛录》书前序云：“游戏之作别有匠心，然而制为灯谜，尤具奥妙。”光绪八年（1882），李光耀为《二十四家隐语》作序道：“国家承平无事，士子正业外，多借杂艺以陶写性情，如词曲酒令，与夫游戏文章，比比皆是……此外有所谓灯谜者，殆古廋辞、歇后之类，历朝相沿，愈出愈新，至当代算极盛焉。”今之读者，见晚清文人自称因“承平无事”而游戏灯谜，难免为之叹惋。然到民国之时，包括顾震福在内的部分谜家已留意到灯谜的传统文化内涵，开始将之视为国粹。

顾震福《跬园谜稿》书前有民国二十年（1931）张瑜所作序，他特别称赞顾氏搜罗故友谜作的行为：“其眷念故人、保存国粹之深心，始终一贯。俾后人读之，启发心思，挹注智识。由渐而远，以融于科学；由学而仕，以敷于政治。”在他看来，猜谜具有启发心智之效，进而有利于国家科学、民主的进步。原因在于，谜语的主题包罗万象，而猜谜的过程又需相当的智识：“夫谜之为物，源经孕史，旁及百家，方言科学，无不具备。小之启智发幪，大之警世训俗。折冲坛坫，战胜朝廷，不仅以怡悦性情、交换知识为能事也。”此论一出，猜谜便不再只是封建王朝的文人游戏，而是与追求民主、科学的思想浪潮紧密贴合。但与此同时，民国诸谜家也面临三个“新”问题，即如何看待新的谜语题材、开拓新的谜语研究，以及拓展新的受众群体。

因缘际会，近代报刊业的蓬勃发展，为此三问题的解决助以东风。当时出现许多载谜报纸，除了流行颇广的《申报》，漱石生、孙玉声主编的《大世界报》设有《文虎台》专栏，记录当时上海苹社在大世界游乐场中的活动盛况，此外还有《北京白话报》《小小日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金刚钻报》等等。1931年初，原上海大中虎社所办刊物《文虎专刊》转型成为面向大众的灯谜杂志《文虎》半月刊，连刊16期，一时颇具影响，而后武汉寅社也刊发《文虎周刊》《文虎半月刊》等全国性的灯谜刊物。在今天看来，这些灯谜专刊的出现，标志灯谜本身的发展、谜社的活动以及谜家的研究都步入全新阶段。

首先，从谜语题材上看，晚清时已有谜家强调制谜不能泛滥无归，然多以经史为矩矱，以保证儒家话语的纯洁性。如光绪三年（1877）“拈花道人”在谜集《文虎》序中讲，要制谜，“语必经典，方供文人学士之赏。今则谚语俚言，纷披满纸，屠沽市井，主客喧嚣，谬字支词，互相夸许，风雅扫地尽矣”。俗语、俚语、谚语及市井题材均被斥于风雅门外。十三年后，平湖李仿白从《群珠集》《玉荷隐语》《十四家谜选》以及《申报》等十余种谜集、史料中辑录佳作，编成《精选文虎大观》，此时他已将门槛放低：“谜语与经义往往相背，愈背愈佳，侮圣言之讥，吾知不免。”李氏所排斥的仅为下流俗语：“过用淫亵语者，亦概从删。”只不过，其制谜仍主要取材自传统的经史典籍，虽为国粹，可如何能够启发民智？

入民国后，谜语的题材愈加丰富，广东番禺人林汝魁讲：“新时代中多少新谜材，翻新花样供人猜。”（《跬园谜稿》书前题辞）其中，谢会心的《科学谜话》尤能反映时代思想的进步，其自《文虎》半月刊自第一期便开始连载：“现今科学昌明，文化日进，古籍旧书，类多放弃。为迎合潮流计，所有谜语，又不得不换新面目。……爰搜讨各种科学，择底挂面，凡若干则，请分期刊载，俾得贡献海内诸同好者。”谢氏所谓科学，包括生理医学、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若干学科在内，如“‘阑干曲折’，射‘十二指肠’”，“‘斜阳返照’，射‘膀胱’”，“‘国债’，射‘公生数’”等等，面貌大异于《文虎》《精选文虎大观》等传统谜集，用灯谜国粹之旧瓶装科学思想之新酒，确具识见。孔剑秋为《文虎》第一期题辞道：“今之时代，一闷葫芦之世界。”在时人看来，“未来之事黑如漆”，宛如难解之哑谜。他们发行《文虎》杂志，自言欲解时代艰辛之谜，倘若谜语题材不能与时俱进，令读报的猜谜者开阔眼界，又如何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最终“打破此闷葫芦，揭穿此哑谜儿也”？

其次，就谜语研究而论，《文虎》杂志上的文章对谜史、谜格等多有阐发，实为近代谜学之渊薮。在此之前，道光年间苏州人顾禄所作《清嘉录》是较早厘析灯谜源流及技法的作品：

《国语》，秦客为廋辞于晋之朝，范文子知其三，此谜之缘始也。……考灯谜有二十四格，曹娥格为最，次莫如增损格。增损格即离合格也。……余外复有苏黄、谐声、别字、拆字、皓首、雪帽、围棋、玉带、粉底、正冠、正履、分心、卷帘、登楼、素心、重门、闲珠、垂柳、锦屏风、滑头禅、无底囊诸格，要不及会心格为最古。

在“二十四格”外，“拈花道人”还有“十八格”之说：“然即以巧而论，十八格中当以色意为上，俗所谓滑头禅也，而梨花、夹雪、卷帘、曹娥诸格，往往有字无意，味同嚼蜡。”此类“格法”总结，仿自诗话、文话，虽其名称含义有的不甚明了，却可见灯谜技法、内涵之丰富，值得深入探寻。是以发展至民国，以钱南扬为代表的新式学者视灯谜为俗文学、口头文学的重要材料，对之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钱南扬《谜史》自春秋书写至清代，并对谜语类书籍作有综述，是较早的灯谜研究专著。而与之同时期的《文虎》杂志，每期也刊有各种谜话，由诸多名家撰成，论说灯谜的发展、体制及地方风俗等，如第一期中有程瞻庐《吴门春灯话》、孔剑秋《心向往斋谜话》、舒舍予《昭阳谜话》、陈亦陶《槐簃谜话》等等。除有文献辑佚价值，其成果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通史的论说模式外，关注地方的谜史发展细节，如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黄文虎《台湾台北谜字之概况》、陈觉是《香港灯虎近讯》、许双手《暹罗春灯谈》等文章，不但开创地方谜史的书写传统，总结各地谜社的盛衰、活动，有的还将目光投向域外，或彰示港台地区文化与本土始终血脉相连，或突显中国古典文化的海外影响，其宣扬国粹的意图灼然可见。二是深化灯谜的体制、技法研究，曹书衡《文虎体例》、谢会心《评注灯虎辨类续编》等，从“法门”“格式”等角度对灯谜的各种体式如“曹娥”“苏黄”“卷帘”等加以阐解，示读者以学习门径，如：“曹娥：底句以拆字法构成，胚胎于蔡伯喈题曹娥碑词，旧为离合格之别名。”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虽然人人读书识字、游戏猜谜，但多不知晓灯谜中的种种门道，也很难理解“曹娥”“苏黄”“卷帘”之义，相关知识亟待普及宣传。

再者，就谜语受众而言，《文虎》等杂志的主编、主笔有意扩大同好的规模。当然，他们也是为了持续地吸引读者，以便更好地将报刊经营下去。“拈花道人”曾表示制谜也有一定的“门槛”，他批评使用俗语、俚语者道：“推其故，皆因素不读书而徒骛虚名，以致贻笑大方。”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此类声音逐渐低弱。顾震福曾将灯谜带进新式高校：“先生曩授北京女高师校，春宵游艺，出文虎教射。”其女弟子冯沅君在总结谜史时，将谜家分为二派：

自魏晋以来，派别有二：一文言派，一语体派。文言派之始，有用四言诗者，有用七绝句者，嗣则以成语或故事扣之，底面吻合，如天造地设，一字不可移易，诚工巧矣，惟非胸有积轴不能作、不能射且不能解。语体则概用白话，长短不拘，近今儿童读品中之小谜语即其支流，又方言里谚中有故作歇后语，上句似谜面，下句似谜底，尤其通俗，尽人能道，尽人能解。故传授易而流布广，于是民间谜语颇占优势，而文言古典之谜遂未免落伍矣。（《跬园谜稿》书后跋）

冯氏的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的文言、白话之争。她夸赞顾震福等人在“语体派”占主流的情势下仍“张灯结社，以高雅廋词相号召”，正是“冀以延国学之一线者”。《文虎》等杂志又何尝不然，倘若弃绝“文言”，何来“国故”“国粹”之说；但若坚守“文言”，又如何响应白话潮流，起到启发民智之效，甚至其自身的经营生存也会成为难题，这些报刊、杂志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

它们既连载各种文言谜话，意图保存国故，也通过时兴题材来向读者宣扬民主、科学思想；而为保证销量，它们故意设置悬念，在下一期中揭晓本期谜底，鼓动读者参与互动——这一办法似乎再普通不过，可沿用至今，恰恰证明了其实用性与有效性。除《文虎》杂志外，如《油花杂志》还开辟“读者文虎擂台”这一专栏，目的无非吸引读者、增加销量。结社意味着成员组织具有“边界”，而报刊杂志等媒介无疑可扩展其交流互动的规模。遗憾的是，自30年代起，战乱连年，谜刊少有长命者。人人但求安身立命，哪里还顾得上猜谜，并与报纸、杂志互动呢？

在1919年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后，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倡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国故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近代谜刊、谜集的风靡出版，或正响应此思想潮流。然而，随抗日战争的爆发，灯谜也在经历“从文戏到国粹”的性质转变后，再次被赋予新的使命，即成为主张抗战的宣传工具。

以谜为戈：“隐君子”的救国愿景

让我们将目光回到文章开头的1931年秋。钱南扬在《诅咒日本之灯谜》一文的末尾处写道：

甲午迄今，且四十年，然徒托空言，不求实际。时过境迁，积久淡忘，以致依然故我，受人侵略。倘人人能如中山先生之发愤图强，积四十年如一日者，则日本虽强，尚敢正觑我乎！

江峰青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所作的灯谜诅咒，不仅没有产生效果，甚至当时人们的群情激愤也渐渐被民众淡忘。钱南扬在四十年后重提此事，想来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前人的行为，而是提醒时人勿忘国耻。是年6月，日本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出《解决满州问题方案大纲》，7月又在长春制造万宝山事件，其野心昭然若揭。倘国人再不警醒，恐有亡国之虞，《文虎》杂志刊登钱氏之文，也是期待它能产生激越人心之效。

然而，就在钱文刊出短短数日后，日军便发动“九·一八”事变。于是乎下一期《文虎》杂志（第2卷第16期），刊出《合作的抗日文虎》。其谜为孔剑秋所制，与甲午后诅咒日本的灯谜异曲同工，如“‘日本小鬼形’（幼学）：‘月乃太阴之家’”，“‘家家户户点红灯’（常言）：‘一致对日’”，“‘归来时重相见’（社名）：‘反日会’”等等。孙剡溪、吴莲洲、李敬何三人为之提笔题识，并对钱南扬的文章作出回应。其中，孙剡溪不啻严词斥责日军之野蛮非人，也直笔揭露当时民国政府之疲软懦弱：

日本藉口中村事件，及炸毁南满铁路，竟于九月十八日（按：原文误作“八月”）悍然出兵，不宣而战。将我东省内沈阳、长春、营口、安东、葫芦岛等地方，任意蹂躏。霸占我领土，虔刘我人民，毁坏我建筑，侵犯我主权，种种罪恶，非一枝秃笔所能形容。全国民众，怒目切齿，必欲秣马厉兵，杀尽倭寇而后快，虽牺牲一切身命财产有所不顾。无如我国政府伈伈倪倪，忍取不抵抗主义，乞怜国联，时近两月，未能彻底解决，徒令吾辈寒士，气愤欲死。昨阅本刊所载钱南扬先生之《诅咒日本之灯谜》，私心窃慰，纵然纸上空谈，不禁起了虽不得肉，行且快意之一种感想。

孙氏的文辞激昂慷慨，令人仿佛见其目眦欲裂、发尽指冠之态。尽管他也意识到，以灯谜形式泄愤确实如同纸上空谈，可总要一泄心头之恨。吴莲洲与李敬何二人的态度与之相近，但特别强调灯谜可作口诛笔伐之宣传工具：

倭寇鸱张，时非娱乐，乃有闲情，造作廋语？得无为识者齿冷耶！然吾侪文人，虽情殷杀贼，而手无寸铁。惟借此毛锥，为口诛笔伐之具，稍抒胸臆不平，当亦为爱国者所应有事也。（吴莲洲）

文虎一道，虽属游戏，不过为遣兴怡情之助，然历稽往史所载，时寓主文谲谏之义。际兹倭寇侵暴，得利用此时机，作宣传工具，对此暴日之横行恣肆，纵未能声罪致讨，而口诛笔伐，亦足稍洩胸中郁愤。（李敬何）

合作的抗日文虎

虽然在晚清儒生及近代知识分子看来，灯谜与诗、古文辞毕竟地位不同，然在家国危难之际，它们都是舆论场上的戈矛，是恢弘士气的鼓槌，可成为提不起枪的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与此同时，这些灯谜也许真的被文人视为“诅咒”。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言：“离合之法，则萌于图谶。”《后汉书·五行志》载：“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用离合法拆解得“董卓当死”，似此类谶语，亦为娱情灯谜之前身。知识分子期待语言可具有魔力，也隐约表现出其内心深沉的无奈。

或许是因时局的每况愈下，《文虎》杂志难以为继，自此之后便彻底停刊，可在上海及其周边省市地区，以抗日为主题的灯谜集会及报刊文章仍时时可见。

1932年1月8日，《申报》（第21105号）刊有《抗日文虎征射》一文：“当此国难之时，岂复有闲情逸致提倡娱乐？然而文虎一事，极能印人脑际、引人兴趣，则借此毛锥为口诛笔伐之具，以声讨倭寇，要亦文人应有事也。下列文虎，倘荷海内同志投射，请于一星期内填就寄至本报……备有薄奖以酬。”谜题有“灭倭乃民意（五言唐诗一句）”“扶桑必灭（四子一句）”“打倒日本（新名词一）”等十条。同年3月，《松江民众月报》刊登《本馆举行抗日文虎会射中之抗日文虎》，亦记有谜题以及参与并射中谜底的成员姓名。1934年2月，《教育新路》刊载江苏灌云县第一民众教育馆近讯，提及当地有抗日文虎会活动：“三日下午一时起，举行抗日文虎会，备有灯谜二百条，均含有抗日救国的意味，颇能激发民众爱国之思想。给奖方法，凡猜中一条者，即抽幸福券一枚，凭券领取奖品。”据其记载，奖品有该馆自制的锦标“智斗扶桑”大镜框、热水壶、毛巾、手套、香皂、信笺、文具等等，“颇极一时之盛”。即使这些活动不能像钱南扬所期待的那样，使得人人警觉，如中山先生一样发愤图强，也至少可以唤醒部分民众的心中热血，哪怕只有寥寥数人，想来也会令谜家不胜欣喜。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讲：“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成人之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灯谜作为春秋廋辞、隐语的衍生形态，从本质上看，既是钱南扬所说的“口头文学”，同时也是一种“游戏文学”——谜家通过解构经典文本来创造意义，宛如游戏一般，但其目的却不仅限于此。从文戏到国粹，再到可用以救国的宣传工具，灯谜在近代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涵、价值。这一过程既反映世事的白云苍狗，亦折射谜家曲折的心灵历程，他们的惆怅、激愤与执著不应被时间掩没，他们的声音也应被重新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