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泉集团1000亿贷款-北京尼尔投资贷款信息提供专业的股票、保险、银行、投资、贷款、理财服务

本文目录

政府巧打重组组合拳负债百亿民企获重生

在山东临沂，因资金链断裂而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大型民企华盛江泉集团(以下简称“江泉集团”)，2018年在地方党委政府和金融债权人的支持下，成功实施债务重组，企业起死回生并实现盈利，避免了逾百亿元负债和千亿元规模担保圈的崩塌。

“国资注入、银行让利、企业瘦身”的纾困方案，不仅凝聚合力帮助企业解决了短期困难，更使得江泉集团摆脱粗放管理，通过“混改”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在陷入困境之前，江泉集团是沂河上当之无愧的明珠。这家企业由全国劳模王廷江创办，鼎盛时期总资产400多亿元，年产值近500亿元，产业涉及金融、物流、地产、电力、贸易、矿产、肉制品、钢铁等领域，纳税额位居临沂市企业前三名。

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早在1989年，通过创业先富起来的王廷江宣布，将企业捐赠给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村集体。时至今日，江泉集团的管理层，还有多人兼任沈泉庄村村干部，村民居住的楼房也是江泉集团出资建设的。

但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多头融资、盲目扩张、管理不善等多种问题也在积累。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受经济下行和青岛港有色金属融资骗贷事件直接影响，银行压缩对江泉集团的授信，企业资金链异常紧张，流动性短缺影响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江泉集团开始出现贷款逾期、欠息。

2015年3月，因大气污染严重，原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约谈时任临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在随之而来的整改行动中，手续不全、环保不达标的江泉钢铁、炼焦等项目被强制停产治污。

在江泉集团的产业链中，钢铁和炼焦处于循环产业链的核心位置。铁、焦停产导致电力、蒸汽输出中止，产业链上其他企业也连带关闭，旗下20多家企业被迫停产。从停产到整改结束、恢复生产，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江泉集团产值从480亿元急剧下跌至50亿元。

停产还波及数万名职工。原本一个月能拿五六千元的工人，停产后只能拿1000元的生活费。为求生存，江泉集团想尽办法，变卖旗下上市公司股权、学校物业等资产，支付银行利息和员工工资。

“当时江泉集团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不救就要垮了。”罗庄区区长彭波说，2017年的清产核资结果显示，截至当年9月末，江泉集团总资产128亿元、总负债167亿元，多层担保圈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企业主要资产陆续遭债权人起诉查封，无法维持正常生产。一旦破产，不仅将带来大量员工失业，区域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将受强烈冲击。

“江泉集团当时虽然困难，但企业管理团队较强，精气神没倒。”农业银行临沂分行行长吴照军说，由地方政府、债权人委员会联合聘请的专业机构评估认为，江泉集团的钢铁、房地产等产业有一定经营优势，债务重组后可弥补亏损、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结合江泉集团此前的信誉和积极自救的努力，政、监、银、企各方面共同协商决定，探索以债务重组的方式帮助江泉集团纾困。

2015年11月，在一次政银企联席会议上，时任临沂银监分局局长的汲长虹提出“业务重组+债务重组+股权重组+风险化解”的思路，但各方仍争论不休。就在汲长虹转身离开即将走出江泉集团大门时，他接到了江泉集团负责人的电话，同意这一方案。

2016年2月，第二大债权方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接手，牵头组织江泉集团省级金融债权人委员会。次月，农行临沂分行牵头部分债权银行向江泉钢铁板块上下游企业增贷2.95亿元，以预付款形式注入江泉集团，帮助江泉逐步恢复产能。

在帮助江泉集团“造血”的同时，救助与债务重组方案也在制定中。到2016年末，草案基本形成，但银、企、上下游债权方利益平衡难度大，各方态度经常出现反复，草案迟迟没能落地。

直到农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益虎与临沂市委书记王玉君出面洽谈，一些僵持不下的关键细节才得以最终敲定。2018年初，历经两年时间的艰苦谈判和积极运作，以“国资注入、银行让利、企业瘦身”为核心的江泉集团金融债务重组方案获得各方一致通过。

根据方案，沈泉庄村持有的集体股权全部退出，罗庄区地方国有平台公司、江泉集团董事长王文涛、公司其他高管按照30：51：19的比例，一次性货币出资6亿元购买江泉集团钢铁、房地产板块资产，成立两家新公司承担江泉集团60%金融债务，新公司贷款利率下调10%。

同时，江泉集团剩余资产作为老公司承担40%银行贷款，利率执行0.6%，资产采取出租、承包、转让、出售等多样化方式盘活。新老公司之间相互担保，各子公司向老公司提供担保，集团内原保证担保一律解除、抵押担保不变。

五年债务重组期内，江泉集团新老公司存量金融债务以再融资方式周转使用；全部盈余资金集中管理，除用于债委会同意的投资项目外，优先偿还老公司债务。

在担保圈的处置上，江泉集团担保圈涉及企业众多，互保、连环担保、交叉担保等关系错综复杂，临沂银保监分局采取“一链一策”，指导债委会通过外部收购、置换担保、延缓追偿、救助节点企业、联合授信管理等方式拆圈解链，层层化解江泉集团担保圈风险。

2018年12月9日，农行临沂分行率先向江泉集团发放首笔重组贷款，标志着山东省内最大的民营企业债务重组成功落地。目前，参与金融债务重组的各家银行近九成重组贷款已落实到位。

重组完成后，江泉集团资产负债率下降约10个百分点，每年减轻财务负担约2亿元，企业逐步走出困境。江泉集团总经理高洪路介绍，江泉现有产能已满负荷生产，营业收入由低谷时的50亿元恢复到2018年的215亿元，新公司已实现盈利。预计未来五年，江泉集团可整体脱危解困、实现健康发展。

与纾困相比，更让各方关注的，是股权结构变化给江泉集团带来的化学反应。

罗庄区委书记高永胜介绍，借债务重组的契机，江泉集体股权退出、国有股权和高管股权进入，各方股东派出的董事、监事有效履职，尤其是国资监管严格，推动江泉集团搭建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有效的治理体系。

在各方股东“真金白银”的出资中，地方国资平台出资1.8亿元，占罗庄区当年可用财力的10%。吴照军说，这体现了罗庄区为江泉纾困的决心。这笔资金的注入，对各家金融机构来说无异于一颗“定心丸”。

以前的江泉集团，村企不分、经营不透明、管理粗放等问题长期存在。如今，政、银、企共同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每半年对江泉集团进行全面审计；聘请外部专业监管公司，对企业购买原材料、生产、销售各环节实行全流程监管，将确保江泉集团规范化运作。(陈灏)

华盛江泉“重生”记

来源：经济日报

从濒临破产到重塑发展优势——

华盛江泉“重生”记

山东临沂最大的民营企业临沂华盛江泉集团日前公布了2018年“成绩单”——实现销售收入215亿元，上缴综合税金10.1亿元，主要指标位列全市第三、临沂市罗庄区第一。

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就在2015年，华盛江泉集团还处于破产边缘，连续停产整治8个月，产值从上年的480多亿元锐减至50亿元，数万名员工被迫停薪放假……短短几年间，华盛江泉集团是如何“涅槃重生”的？

危机

华盛江泉集团有着30年的历史。2014年集团最辉煌时曾实现销售收入486亿元，拥有员工3万多名，连续14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并创造出“累计上缴税金200亿元、累计支付银行利息200亿元、累计发放员工薪酬福利200亿元”的好成绩。

然而，到了2015年，情况急转直下。当年2月份，因环保排放不达标，华盛江泉集团旗下企业江鑫钢铁被原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点名批评，华盛江泉集团产业链上的钢铁、炼焦等10多家企业被责令停产。

比停产更可怕的是资金链随之断裂，债务集中爆发。临沂华盛江泉集团董事长王廷江说，截至2017年9月30日，集团总负债167.09亿元，净资产为负39.16亿元。

纾困

危机面前，华盛江泉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自救。不过，更大的转机来自于“政银企”联合纾困。当时，集团所在地罗庄区委、区政府积极对接上级银监会和金融监管部门，先后组织“政银企”三方开展多轮磋商，并于2017年底开出了“业务重组+债务重组+股权重组+风险化解”的“药方”。

——业务重组，华盛江泉集团旗下有盈利且前景看好的资产被划分为房地产、农牧和钢铁3个板块，组建新公司；其余资产仍放在集团总公司。

——债务重组，由贷款最多的中国农业银行作为牵头行成立由19家银行组成的债权人委员会，负责华盛江泉集团账户资金监管及企业治理结构监督工作。同时，将98亿元贷款中的60%放在新公司，40%放在老公司，并下调利率。

——股权重组，新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中罗庄区国有公司持股30%，华盛江泉集团法人代表持股51%，企业高管持股19%，所有股金均须“真金白银”地投入。

“这个‘药方’的样本意义在于四点。其一是将业务、债务和股权三者切割，分别实施重组，‘各个击破’，提高重组效率；其二是各方以‘真金白银’入股，为企业增信；其三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彻底摒弃此前家族式管理模式，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四是通过业务重组帮助企业成功‘瘦身’，大幅提高市场反应速度。”罗庄区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李继葆说。

重生

“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2010年钢价上涨，很多人都动心了。华盛江泉集团也于2012年上马了钢铁项目，可好日子只过到了2013年。2014年，钢铁就跌出了‘白菜价’。”临沂市沈泉庄社区委员会书记、华盛江泉集团总经理高洪路这样总结这几年的起伏——先在改革发展大潮中享受到各种红利，野蛮发展；之后又在经济转型时，吃下粗放式经营的“苦果”。

通过“企业瘦身、银行让利、政府增信”，华盛江泉集团终于迎来“重生”。高洪路说：“以2018年11月30日为节点，历时4年的破产风波结束了。如今，集团已基本建立起现代企业经营体制，具备正常还本付息能力。”

对于地方来说，华盛江泉集团的启示意义还远不止于一家企业“重生”那么简单。罗庄区委书记高永胜说：“政银企和金融监管部门联动，使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重新焕发生机，不仅还清了环保欠账，化解了金融风险，还降低了企业杠杆，稳住了职工就业，实现了多方共赢。这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为民企纾困的成功探索，将为今后类似出险企业化解危机提供借鉴。”（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明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