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诱导消费贷和诈骗电话

（一）诱导消费贷

上班期间接一陌生电话，是某某机构信贷部打过来的，说我在某某机构有信用卡，且信用良好，建议我做短期消费贷款。

三年的疫情让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愈发增加，如同走钢丝一般，凡事都小心谨慎，长期以往，消耗了太多心力，自然也降低了消费欲求，所以本能抵制贷款。捂紧口袋，减少支出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听完信贷员喋喋不休的一番说辞后，我本能的、霸气的回应:“我不需要贷款，我自己的钱都不知道怎么花呢！谢谢你的好意！……”挂完电话，被同事围观：“怪不得大家都叫你款姐，原来你这么有钱，这么霸气！······”

（二）诈骗电话

某日接到一南方口音的陌生男手机电话，来电者自称是渭南市公安局的，说我涉嫌某某诈骗信息，给我一联系方式让我尽快联系处理，我一听就知道遇上了诈骗：

一、渭南机关单位南方浓重口音的职员几乎不可能有。

二、他说的问题和我一点关系都不会有。

三、他用的是手机号联系，一般情况公务人员因公联系，都是用单位座机的。

于是我就冷静周旋，我告诉他，让他把刚才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我没有听清楚，当他再次重复时，我通过他的讲话进行辨别分析，想着应对之策。

当他正在滔滔不绝时，我突然问一句：“你是市局的还是区局的？”他本能的回答：“我是市局的。”我又问：“你们办公地在什么地方，等一会方便我找。”他给我报了一个地址，渭南我土生土长，太熟悉了，一看假的。

于是我又问他：“你给我打了半天电话，知道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吗？”他没有说话，估计有点懵。我决定乘胜追击，我用非常强硬的语气告诉他：“我是市局人事处的，全局所有人员的资料都在我手里，所有的人我都认识，从来没见有南方口音的，你知不知道你涉嫌诈骗？要不要安排人去查下你这个电话？”。

骗子一听赶紧挂断电话，脚底抹油--溜了。其实我啥也不是。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良诱导和诈骗，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态平稳、头脑清晰、冷静思考、积极应对、反手回击、保护自己。别让自己做案板上的鱼肉。

借款24万一年半后需还32万 建行、飞贷谁之过？

来源：新浪财经

从建行借款24万不到一年半，总还款成本竟超过了8万，其中大部分居然是助贷机构飞贷收取的服务费，消费者的权益谁来保护？后互金时代，银行助贷模式乱象亟待扫清。

近日，消费者王先生（化名）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投诉称，自己此前通过飞贷APP在建行申请了一笔24万元的个人消费贷款，约定分18期偿还，还款通过飞贷平台进行操作。然而事后，王先生发现，这笔由建行放出，且已经写入央行征信报告的消费贷款利息颇高，遂选择在还完第15期后提前偿清本金。

但即便如此，王先生的总还款金额仍达到了32万余元，总利息等成本超过8万元。刨除因逾期产生的罚息，该笔贷款年利率仍为26%左右，远远高于一般银行的个贷利率，甚至超过了民间借贷中的24%的利率红线。

身为持牌金融机构，且隶属我国六大国有银行之一，建行缘何会向消费者发放出如此超高贷款利率的个人贷款？在放贷的过程中，飞贷APP扮演了什么角色，收取了哪些费用，收取的费用又是否符合规定？王先生偿还的8万余元利息，大部分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贷款15个月总利息超8万

建行：银行仅收6%利息

2016年，王先生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了一笔个人消费贷款。事后，王先生却越想越蹊跷：这笔本金24万元，借款期限18个月的贷款，除第一个月需还款24336.99元外，其余17期每期还款固定金额为18085.33元；计算下来，王先生的总还款金额为331797.6元，总还款成本超过了8万元。

察觉到利息过高后，王先生在第15期偿还完成后，选择一次性将剩余本金提前偿清。然而即便如此，王先生最终的总还款金额仍旧高达320292.14元，刨除期间因违约产生的罚息，这笔贷款的年利率仍约为26%左右。

“区区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一家国有银行竟然收了我80000多的利息，远远高于国家法定利率。”王先生认为，建行的这笔贷款已经构成了高利贷，因此要求返还超出国家规定部分的利息。

一般来说，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利率，相比现金贷公司均处于较低水平。以某平台目前能够查询到的建行另外一款无需抵押的个人信用贷款产品为例，从建行申请借款20万元，同样分期18个月偿还，该笔贷款的总利息却仅为1.86万元，年利率4.80%。那么，为何这笔建行的贷款年利率却如此之高？这笔贷款究竟是不是由建行发放的？

根据王先生出示的个人征信报告显示，该笔贷款的放款放确实为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所发放，放款日期为5月27日，本金24万，分18期按月归还。

但在此后，王先生就不合理的息费问题向建行致电质询时，建行方面却回复称，在该笔贷款中，建行实际收取的利息折算为年利率仅不到6%，剩余的利息部分，均为合作方飞贷APP收取的“服务费”。

深扒飞贷金融科技：

服务费金额数倍于银行利息系“高新技术企业”

收取了王先生大部分息费的飞贷APP，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天眼查数据显示，飞贷APP为飞贷金融科技旗下产品。飞贷金融科技全称为“深圳中兴飞贷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注册资本为2.2143亿元，大股东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唐侠，其持股比例达37.46%。

飞贷金融科技的经营范围包括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等。官网资料显示，飞贷对自身的定位为“移动信贷整体技术服务商”，即一般意义上的助贷机构。

从官网提供的信息来看，飞贷的合作机构中，不乏建设银行等国内外知名大型金融机构。同时，飞贷还曾多次获得各类小微金融服务奖项，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然而，正是这样一家在业内颇具知名度的助贷机构，却从王先生处收取了数倍于银行利率的所谓“服务费”。根据王先生提供的资料，飞贷方面向用户收取的贷款服务费包括管理费、综合费、清算费以及逾期费四类。

其中，管理费为借款人第一次还款时一次性付清，金额为贷款金额的3%。综合费以贷款金额为基数按月计算，与贷款本息同时支付，具体收费标准为：月综合费=贷款金额×1.98%-贷款月利息。

除管理费与综合费外，飞贷还向用户收取清算费、和逾期代偿费。清算费为用户每次提款、还款引发的资金划拨费用，每次收取2元；逾期代偿费则为借款人逾期后向飞贷支付的代偿费用，代偿费以飞贷代偿的逾期贷款余额为基数，以代偿费率为系数，按天计算。

正是这些“琳琅满目”各种费用，最终转化为了高达20%左右的年利率，在银行收取的法定利息之外，令王先生负担上了额外的成本。

用户质疑存在资金池问题

联合创始人曾称不触碰银行资金

同时，除收取高于银行利息的各种服务费外，王先生还质疑飞贷平台疑似存在资金池问题。

早在2017年，曾有媒体发文质疑称，飞贷杠杆率过高造成用户提现困难。彼时，飞贷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孟庆丰曾回应质疑称，飞贷本身不发放贷款，贷款是由合作的金融机构直接发放给个人，飞贷不向金融机构借款。

但根据王先生提供的放款截图显示，该笔贷款并非由中国建设银行直接发放给王先生，而是由深圳中兴飞贷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建行深圳分行账户代付的，与飞贷方面的说法并不一致。

此外，王先生该笔贷款的固定还款日为当月20日，而贷款发放日却为5月27日，放款日与还款日并不一致。对此，建行客服表示，相关业务的还款日制定规则需咨询飞贷方面，并没有对问题进行明确回复。

类比工商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产品“融借”，该产品在贷款合同中明确指出，借款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应从贷款发放的次月开始还款。还款日与贷款实际发放日相对应，无对应日的，当月最后一日为还款日。”以此来看，虽然王先生每月20日在飞贷平台上进行还款，但飞贷平台向建行还款的日期却不能确定。若两者并非为同一日，则飞贷平台便存在“资金池”问题。部分网友也表示，自己在飞贷平台上申请的建行贷款可以从建行的手机APP上查询到，两者的还款日期与还款金额却均不相同。

为了弄清飞贷平台是否存在资金池的问题，王先生此后又亲自来到当地建行营业点查询该笔贷款的流水。然而，当地营业厅却告知王先生，要想查询贷款流水，需前往建行深圳分行查询。

针对上述问题，飞贷官方客服称，对于具体的还款流程并不了解，无法作答；对于服务费收取标准，也不太清楚。但飞贷客服表示，该机构此前确实与中国建设银行存在助贷业务。

推诿不再！网贷新规厘定：

助贷机构不得收取任何息费，贷款发放环节不得外包

2020年1月，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再度征求意见。，其中，针对银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该办法将电商、大数据公司、信息科技公司等也纳入在内。

而对于银行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业务，办法提出，互联网贷款业务模式涉及与外部机构合作的，核心风控环节应当由商业银行独立开展且有效，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贷款发放、支付管理、贷后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委托给第三方合作机构。这意味着，此后，飞贷等平台，将不能通过其公司账户向用户代付贷款本金。

同时，对于第三方合作机构到底应该如何合法合规的收取费用的问题，此次明确要求，“合作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并在书面合作协议中明确”。

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军表示，这意味着合作机构将不能向借款人以任何形式或名义收取任何费用，包括利息、服务费、担保费用等。

由此可以预见，未来，助贷机构收取高额服务费的乱象，将得到有效整治。

巴掌大的村，几十条光棍：太行山如何告别“大龄难”

来源:半月谈

编者按

脱贫攻坚点燃希望。依靠教育扶贫，因贫辍学家庭的子弟获得奖学补助，有了进一步深造发展的可能；依靠大病救助，因病致贫家庭去除后顾之忧，有了重新直面生活的勇气；村村通公路，让富民产业有了依托，种植养殖户可以把扶贫产品卖到远方的市场；曾经的光棍汉，也在政策鼓励支持下，不再意志消沉，而是富了口袋、梦圆家庭……脱贫攻坚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扇机会之窗。

山西和顺，一座立于太行群山中的小县城，是传说中“牛郎织女”故事的发生地。

可美好的传说并不能帮贫困的村民们娶上媳妇。因自然条件恶劣、发展乏力，当地的“光棍村”曾不止一处。古村下石勒更是因“光棍成捆”而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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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掌大的村，几十条光棍

沿和顺县城北行约20公里，就到了下石勒村。

下石勒是当地有名的古村。“石勒王故里”的牌匾就挂在建于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委二层小楼的门洞上。村里老人们说，村子是后赵皇帝石勒的故乡，石勒曾在和顺北乡（石勒村）居住，“下石勒”之名由此而来。

“打我记事起,下石勒就是和顺县的明星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1946年出生的杜善荣说,当时村里古戏台改造成的粮仓被填得满满当当,十里八乡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下石勒。

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和顺县就和毗邻的左权县——《小二黑结婚》故事原型发生地一道,奠定了婚姻自由的制度基础。

然而，在海拔1300多米、无霜期仅100天的下石勒，靠天吃饭的薄地仅够糊口，村里形成的玉米、谷子、小杂粮的种植结构，没能让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

明星村的光环渐渐黯淡了。等到1969年出生的侯永籽这代人成长起来，地下无资源、地上没产业的下石勒村竟然娶不起媳妇了。2010年前后，638口人的下石勒村还有贫困人口500余名，积攒下30多条“老光棍”。

在城里饭店做大厨时，下石勒村大龄青年杜永强遇到了在同一饭店做收银、后来成为他媳妇的侯静。直到今日，侯静仍记得自己2004年初到下石勒的情景。

“一路都是土路，坐在车上颠来颠去的。”侯静几次忍不住问杜永强：“咋还没到？”杜永强只得连连解释：“快到了，快到了！”

待到入村，侯静眼前一黑：满村不是石头房，就是土坯房。房子各个狭小破落、低低矮矮不成样子。侯静再到杜永强的家里一看，更是觉得没了指望——弟兄三个，要啥没啥，“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好在俩人共事时间够长，侯静对杜永强尚抱有希望：“人好，实在，能吃苦，心胸宽阔，能成事。”这段婚事才勉强没泡汤。

其他人可就没有杜永强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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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男人长的丑，是村太穷”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下石勒的男人们就不得不在农闲时出去打工补贴家用。

1969年出生的侯永籽是个勤快人，20岁出头就下煤窑、打小工。他烟不抽、酒不喝，可一年挣几千块，攒不下个钱。

侯永籽31岁时，有人给他介绍姑娘。不过，姑娘家要求侯永籽到县城当上门女婿，外加盖一座房子，“盖起来就跟你，盖不起就走人”。

做上门女婿没问题，可盖房子……瞅着手里的几千块钱，在姑娘家待了半个月的侯永籽，灰溜溜跑回了下石勒。

同村的卢玉清比侯永籽小4岁，婚事也是一波三折。

25岁那年，卢玉清和本村一个姑娘处上了对象。卢玉清挺中意对方，可姑娘嫌他“要房没房、要钱没钱”，不长时间就跟他说了“拜拜”。

这事儿对卢玉清触动挺大，他决定出去闯闯，挣点钱。可东走走、西转转，钱没攒下多少，更没遇见合适的人，婚事一拖再拖。眼看着自己年过三十，别人“老婆孩子热炕头”，自己还是“孤家寡人”，卢玉清只能连连叹气。

不知情的工友们开始关心起卢玉清的家事。他怕人笑话，只好想办法编故事。“说自己有老婆，还有一个孩子。”多年以后，卢玉清还记得自己说瞎话时，脸上那火辣辣的臊。

1979年出生的马爱威，找媳妇的路也挺曲折。他一直在相亲的路上，次次相亲却都没下文。

马爱威22岁时就离家打工去了——攒够钱才能讨媳妇。他在山东打工时谈过一个姑娘，只领回下石勒一趟，人家就再不来了——嫌穷。

外省姑娘不肯来，本省姑娘呢？马爱威回到山西，到介休市一家饭店打工，谈起了当地姑娘。可一年刚过，好事又黄了。“人家觉得村里太穷,让我去当上门女婿。我一没钱，二没手艺，三没熟人，没敢答应。”马爱威回忆说。

回到家，又有人给他介绍本县的姑娘。马爱威带着礼物登门拜访,“彩礼等其他乱七八糟下来，总共要十二三万”。马爱威全家东借西凑也就凑出六七万元，这事也不了了之。

“不是男人长的丑，是村太穷。”提起这些陈年往事，村民们对那些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们没有取笑，没有偏见，而是太能理解了。

3

大家不再比“闲”，而是比“勤”

娶不上媳妇，回到下石勒的光棍汉们，生活苦闷，缺乏亮色。渐渐地，村里几张麻将桌支起来，有的男人每天一毛钱两毛钱地混日子。

没盼头的日子就这样混沌着，谁知2010年前后的下石勒竟起了变化。国家扶贫政策来到村里，镇政府也动员在外闯荡的致富能手杜继英回村做“领头雁”。他把全村青壮年劳动力组织在一起，成立劳务输出合作社。

但生活的惯性还在，麻将桌边仍不时坐着一些村里的壮劳力。杜继英得知，便在村委会大喇叭里放言：“谁打麻将，我就掀谁的桌子！”此话一出，几张麻将桌隔夜就变成了饭桌。

2011年，可容纳260头牛的标准化养牛园区在下石勒落成。看到可免费使用的标准化牛棚，在外奔波10年的大龄男青年侯鑫岗一咬牙干了：“夏季雇个牛倌进山放牛，半年不用喂饲料，冬季集中饲养也不费心。”

有了好政策“托底”，侯鑫岗胆子也大起来。和其他9户村民一样，侯鑫岗贷款养牛，规模逐步扩大。侯鑫岗不再为养牛晚上睡不着觉，口袋渐渐鼓起来，还买了辆10多万元的小轿车。他将隔壁村的郜小青娶回家，夫妻二人接着养牛，规模扩大到了50头。

2012年，下石勒村委带领村民流转、整理了村里的1200亩撂荒地，建成了千亩露地蔬菜种植园、24座春秋拱棚、8座地窖式日光温室蔬菜大棚。2013年，村里又建成了双孢菇棚。去年，下石勒引进了集订单种植与加工于一身的万寿菊企业，500亩万寿菊由村民订单种植，在村内加工。就这样，以合作社的方式，下石勒逐渐发展起了6大集体产业。

生活有了希望，奋斗有了奔头，下石勒的风气变化不小。大家不再比“闲”，而是比“勤”。到2016年，下石勒实现整村脱贫。村民的平均收入从2011年的2000元增长到5736元，村集体账上多了50多万元。

这一年，在城里开饭店赚了本钱的杜永强两口子返乡创业，成为下石勒的致富带头人。跟着丈夫一同回村的侯静心甘情愿：“他愿意干，我就支持。年轻，不折腾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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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种子破土成苗

“忙转”起来的下石勒，喜事连连。

一年四季不愁活干，每年能攒一两万。2012年，下石勒村年纪最大的光棍侯永籽娶上了媳妇。

这一年，马爱威33岁了。马爱威认识了宋瑞风，因为聊得来，两人当年就结了婚。这回结婚咋这么简单？原来在宋瑞风嫁过来前，马爱威已经买上了农用车，为村里合作社跑蔬菜运输，一年收入两三万元。

也在这一年，大龄青年马爱明加入村里的建筑队，闲时到种植专业合作社打工。加上土地流转的收入，马爱明一年能挣3万多元。

后来，马爱明结识了在下石勒村肉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打工的温丽芳。2019年12月31日，农历腊月初六，下石勒村锣鼓喧天，唢呐齐鸣。在乡亲们见证下，马爱明手牵新娘，大声宣布：“我脱单了！我的幸福生活开始了！”

在和顺县李阳镇下石勒村，新郎马爱明背着新娘温丽芳走回家中詹彦摄

新郎马爱明和新娘温丽芳在炕上聊天詹彦摄

2019年12月31日，新郎马爱明将花送给新娘温丽芳詹彦摄

屈指算来，从2011年到2017年，下石勒村26岁以上的大龄青年相继娶回来30个媳妇，其中外地媳妇就有11个。

下石勒的脱单续曲还在奏响。2020年8月，48岁的卢玉清终于等到生命中的那个“她”，喜事足足办了3天。

过上了安心日子的卢玉清，把微信朋友圈换成夫妻二人的合照。婚后不久，卢玉清又踏上了进城务工的路，不过这次是夫唱妇随。“只要加柴，水总会开。”卢玉清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争取在城里买套房。

娶妻后，下石勒的不少单身汉“升级”，当上了父亲。伴随小生命的降生，新晋父亲的斗志再一次被激发。

组建起“四口之家”的杜青春，也曾是“大龄难”，如今一个儿子在县城读初中，一个儿子在镇里读小学。想着让孩子们未来能富足些，杜青春决定大干一场，把原本租村集体开小卖部的5间瓦房买了下来，2020年年初又花10多万元把小卖铺的旧平房翻修成了二层楼。

杜青春的家对面就是村里新建的学校——外形时尚、功能齐全的幼儿园和小学。2020年秋天，学校的硬件设施已全部到位，老师也有了着落，往后孩子们念书，不用再到镇上去寄宿。杜青春挺欣慰：“下石勒的下一代赶上了好时候。”（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24期原标题：《点燃希望：太行山不再“大龄难”》半月谈记者：刘翔霄孙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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