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企卖房拼了！楼市再现“首付5%、首年0月供”

中新财经6月21日电(记者左宇坤)今年的“618”已经到了收尾交卷的时刻。这个购物节，除了平台商家摩拳擦掌，同样也想凑一把热闹的还有房企。

最近，有楼盘打出了“首付5%、首年0月供”的促销海报，引发不少关注。活动是否属实？买房人是否又真的能得到实惠呢？

“5%首付”楼盘，销售称只针对商业房产

近日，上市公司保利发展下属湖南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保利会”发文称，在618购房节推出“首付5%起”“首年0月供”等优惠政策，长沙、常德、衡阳、岳阳、益阳等地的10个在售项目将同步开展该活动。

要知道，长沙市目前仍执行首套房首付比例最低30%的政策，另外，若所购房屋属于长沙市限购区域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房屋总价的60%。严格的限购政策也被认为是长沙楼市保持平稳的关键原因。

但这一看上去很劲爆的政策，事实上并非如此美好。湖南长沙一保利售楼处工作人员对中新财经记者表示，该活动属实，但落实到自己所在的楼盘，还是针对商业性质房产，即公寓、写字楼等项目，普通住宅并不参与此活动。

“目前长沙的公寓是没有户口、限购等限制措施的，但是首付需要五成。参加活动的话，5%的首付相当于一个定金，五成首付可以分期付，半年内补全就可以。”工作人员表示，该活动大概将于本周末截止，目前已经有不少人定下了房子，基本都是年轻人。

“可能公司在其他城市、其他楼盘里有些尾盘住宅也可以走这个活动，但目前长沙首套房还是要求三成首付，我们房企也不可能违规，还是得付到三成银行才能办理按揭，所以相当于只是缓解几个月的首付压力吧。”该工作人员补充道。

“这种做法对于房企确实可以加速去库存，提高销售业绩以尽快实现资金回笼。但是很可能会增加购房人的风险。”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也提醒，“5%首付”短期付款比较少，但是从长远看总额并不会减少。

“如果就是因为‘5%首付’而购房，购房者资金能力往往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透支自己的资金能力，如果将来不能及时支付，往往会产生商品房纠纷。”王玉臣说。

优惠活动其实也是“老套路”

有长沙房地产中介对中新财经表示，早在2020年3月前后，同样是受疫情影响亟需提振消费，湖南保利也推出过类似活动，包括部分项目5%-10%低首付和长达3个月首付分期等。

两年之后，“旧事重提”，除了面对着同样不小的销售压力，此举和保利如今的野心也不无相关。

从各方面综合实力看来，保利发展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头部房企。以5月26日刚刚发布的《2022房地产上市公司测评研究报告》为参考，万科、保利发展、中国海外发展分列前三。

经过2021年的洗牌，不少头部房企遭遇“滑铁卢”，而带着央企属性、屡遭质疑保守的保利却在下行周期风头日盛。

今年年初的年会上，已多年不再重提“重返前三”的保利发展却更进一步，首次提出“进三争一”的新目标。

6月12日，保利发展公布2022年5月份销售情况显示，5月公司实现签约金额380.03亿元，同比减少36.04%，环比增长24.53%。1-5月，公司实现签约金额1592.18亿元，同比减少32.22%。

据克而瑞公布的2022年前5月权益销售额排行榜显示，保利发展位列碧桂园、万科之后，名列第三。单就5月单月业绩而言，保利发展实现合约销售额最高，达到380.03亿元。

上述长沙保利售楼处工作人员也提到，目前楼盘并不愁卖。“现在我们住宅只剩下一楼二楼了，而且是不参加活动的。”

楼市确需更多放宽政策

“虽然是个别房企的个别行为，但也说明各地对于低首付等操作是默认的，也成为当前各地积极营销、鼓励购房的重要体现。”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降低首付比例是各地激活购房需求的一个重要手段，月供偿还方面也逐渐进行减压。

“房屋销售压力略大，政策面还是要进一步促进购房环境的宽松化。”严跃进认为，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内容，刺激力度更大，同时也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组合拳，以有效化解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风险。

仍以湖南长沙为例，5月以来，长沙新房市场活跃度有所提升，但同比仍处于低位。据亿翰智库统计，长沙5月新房新增供应52万平方米，较上月减少28%；成交了64万平方米，较上月增长29%。而2021年5月的成交量则在100-200万平方米左右。

长沙近来对楼市调控的放宽也出手不断。4月20日，长沙放宽人才落户限制，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在长沙就业人员可即时申报落户，享受在长沙购房资格。推动高层次人才在长株潭三市自由落户。

5月15日，长沙再出奇招，提出已实现网签备案交房或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屋，盘活供作租赁住房后，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

“各地政策已经起到一定作用，看房人数在5月之后有明显上升，但去化认购率仍在历史性低谷。”中信证券研报指出，本轮周期下行叠加局部疫情影响，居民购房能力和意愿都受影响，再加上对交付的担心，政策尚待继续累积，才有能力推动销售走出低谷。(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劳荣枝案”背后：受害人妻子朱大红人生分岔的23年

等待劳荣枝伏法，朱大红从29岁等到了52岁。

1999年，朱大红的丈夫陆中明，被劳荣枝的男友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骗至租住处后遭杀害分尸。此前三年间，法子英与劳荣枝已先后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等地共同实施抢劫、绑架及故意杀人犯罪。

法子英在当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劳荣枝开始了20年的逃亡，朱大红则铆着劲，一个人撑起整个家庭。

那个曾经站在丈夫身后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小女人，“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为了赚钱，她往往四五点就要起床，穿过半座城市去打工，农忙时又要趁着夜色回来耕种。三个年幼的孩子早早体会了失去父亲的心酸，刚刚初中毕业便辍学打工了。

陆中明、朱大红与孩子们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朱大红艰难拉扯大三个孩子的时候，劳荣枝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弹琴、画画、养狗。2019年11月28日，劳荣枝在厦门落网。2021年9月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判处劳荣枝死刑。2022年8月18日，劳荣枝案二审开庭，经过三天庭审，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23年过去，朱大红已不再年轻，眼角爬上了皱纹，头顶也钻出了白头发，但她终于要等来这个最后的结果了。

“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这些年，朱大红一直试图缝合她和孩子们“被击碎”的人生，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我要慢慢地、好好地过好后面的日子。”

2021年9月9日，参加完庭审的朱大红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李阳摄

“幸福彻底散了”

今年52岁的朱大红看上去要比同龄人苍老得多，眼角堆起层层皱纹，斑点在脸颊上连成一片，因为常年做保洁工作，双手坚硬而粗糙，但很有力量。

60多斤的两桶水，她用肩一顶、双手一扶，就能用扁担一颤一颤地挑起水桶。她说话也是短促有力的，嗓音洪亮，蹦出的音节又快又响，有时对方还来不及听清她在说什么，电话就被飞速挂断。

朱大红很忙，忙着种地，忙着打工，忙着还债，拉扯大三个儿女，几乎全靠她一人。这样的生活二十多年如一日。但她的人生本不该是这样的。

2021年9月12日下午，朱大红挑水准备浇地。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1999年，对于当时只有29岁的朱大红来说，日子还“很有奔头”。她有一个勤劳、聪明的丈夫，三个可爱的儿女，最大的不过7岁，最小的只有3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陆中明会木匠活，在90年代一天就能挣上七八十元，朱大红经常骄傲地跟孩子们说，“你们爸爸是个手艺人，别人挣一块钱，他就能挣五块钱。”闲暇时，他就去街上收小猪仔，往南边的城市贩卖。

他还是个疼爱妻子的好丈夫。朱大红回忆起婚后生活，脸上写满了满足，那是她最幸福的几年，“我们没吵过半句嘴，他也从来没让我操过半点心。”夫妻二人憧憬着，大儿子该上小学了，等到秋天，家里再盖个砖瓦房，陆中明还打算买个新刨子。

最后一次离家前，陆中明嘱咐二儿子陆阳，“要听妈妈的话，回来给你买水果。”陆阳一直喊着，“不要去，不要去。”“这次快，农忙就回来了。”陆中明安慰他。

陆中明留下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一切在1999年7月22日戛然而止。“劳荣枝案”一审判决书显示，为恐吓另一名受害者，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将时年31岁的陆中明骗至租住处后杀害、分尸，将尸体装入冰柜，劳荣枝协助移动装有尸体的冰柜。

而朱大红还在老家等待丈夫打工回来。直到一个月后，她才从亲戚口中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朱大红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个农忙时会组织人到各家帮忙插秧、半夜也会爬起来帮别人干活的老好人，怎么会被杀害。

“我感觉天都塌了，幸福彻底散了。”朱大红顿了几秒，才又说下去，“我这一辈子不会再遇到他这样的人。”

“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陆中明遇害后，朱大红开始害怕走夜路，“感觉见到哪个人都像杀人犯。”乡间土路少有灯光，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家走。

小路的尽头便是她的家，砖瓦房没能盖起来，土房没了人维护修葺越来越破败——屋顶盖着茅草，墙壁裂了道大缝，塞满了塑料纸来挡风，因为怕倾倒，就用个树桩子撑着，但还是经不起风雨，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屋子西北角是用砖垒起的床，上面没有棉絮被子，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再叠层草。

法律援助律师刘静洁第一次见到朱大红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她记得，两个孩子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的生山芋还挂着泥巴，他们好歹搓搓就一口啃下去。

朱大红一见到刘静洁就哭了，她想不明白，“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法子英已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劳荣枝一直在逃，但朱大红提出的民事赔偿，却因“法子英无实际赔偿能力，免予赔偿”。

支撑不下去了，朱大红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娘家，家里住不开，就去借邻居家不住的房子。看着三个孩子吃不好穿不好，那时的朱大红想过死。

最后是女儿打消了她轻生的念头，“小孩子站在面前，我的心又活过来了。我这样做，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父母。人活在世上，最起码要知道感恩，要知道回报。”

朱大红与陆中明的三个孩子。从左至右分别为女儿陆晴（化名）、大儿子、二儿子陆阳（化名）。受访者供图

2004年左右，朱大红带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家乡合肥市长丰县怀堂村，照顾婆婆。用刘静洁的话来说，“她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

陆中明遇害后，婆婆终日以泪洗面，双眼渐渐失明了。家里没有劳动力，种地变得格外艰难，朱大红生性要强，不愿意总麻烦别人，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一年只有四五千块钱，维持不了全家的生计，她不得不外出打工。

孩子们很小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小学三四年级时，陆晴学着自己做饭——把锅搭在小煤炉上，加点白水，自家种的白菜放进去煮一煮就是一餐。伙食最好的，是学校中午两三块钱一份的盖浇饭，陆阳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晚上就不必再琢磨吃的。

衣服也是捡别人不要的穿，五颜六色，裤子肥大，有的还破了洞。一年冬天，陆晴收到一双还算新的红色小皮鞋，但太薄了，她被冻得坐在马路边大哭，陆阳没办法，只能胡乱给鞋里塞点纸取暖。

有时放学回家，门被锁住，兄妹俩进不去屋，坐在家门口哭。朱大红回来，看见孩子们哭，她也跟着哭。

这种时候，她总是格外想念陆中明，但又不敢跟孩子倾诉，怕惹得他们伤心。偶尔陆阳惹她生气，她才会吐出一句：“你没继承你爸爸的聪明。”

陆阳和陆晴对父亲的记忆，全部来自于照片和母亲的只言片语。在陆阳保留的照片里，父亲的笑容总是舒展——有撑在摩托车上的，有站在油菜花田里的，还有和朱大红并肩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照片里母亲的脸上也有笑容。

在朱大红的印象里，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去世了，案件细节直到劳荣枝落网后才知道。但在孩子们的世界中，没有了父亲，本身就意味着不同。

陆阳最怕开家长会，他不愿意回答爸爸为什么没有来，性格也越来越自卑。青春期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有点叛逆，跟着调皮的同学拿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的花生偷偷卖掉，被老师请了家长。朱大红从打工地赶到学校，走一路哭一路，“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陆阳推着自行车跟在母亲身后，“那一刻我感觉我特别错，一下子就成熟了。”

从那之后，陆阳很少和母亲顶嘴，感到委屈时，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爸爸不在了，妈妈一个人不管多难也想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得赶紧长大，照顾我妈妈。”

朱大红曾用来拉稻子的木板车，现在被搁置在墙角。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把家撑起来

要不是几个月前，朱大红把腿摔断，不得不在家休养，她还会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宾馆保洁工作。

她已经干了十几年，早中晚三班倒，旺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打扫三四十间客房，长期甩被子、换床单、刷马桶，她的肩膀、双腿和腰背时常疼痛，总是贴着膏药。即便气力耗尽，每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

为了加班方便，朱大红花一两百块钱在市区租了间民房，水泥墙壁光秃秃的，连陆阳也不大愿意去，“天稍热，就像进了微波炉，透不过气来。”

这样也比每天来回跑强多了。从村里到打工的地方将近20公里，朱大红要先骑电动车到公交站，她近两年才学会骑，车技还十分不熟练，正常不过20分钟的路程，她要花去近3倍的时间。

早些年还没公交车的时候，路上要耗费更久。早上四五点钟，她就要从家出发，一路走到村口或镇上，再搭车穿过半座城市，“每天早出晚归，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

赶上农忙就更不得了。

下班后，朱大红要立刻赶回村子，在门口点盏灯，一个人把白天晒好的稻子再翻一面，直至半夜。到了浇水的季节，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该收获的时候，因为没有拖拉机，朱大红只好拉着木板车割稻子，两个孩子在后面推，至少要走两里路，万一碰到下雨，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湿发霉。

“那些日子，天都是黑的，看不到亮。”其实改嫁不是没可能，但她不愿意。“宁可我自己苦，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不能让我的小孩成了孤儿，最后成了流浪儿，说不定走向社会成为什么败类。”

朱大红家里煤炉与煤气灶，墙壁已经被熏黑。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她咬牙撑了下来。陆阳和陆晴上初中时，朱大红终于将砖房涂上了水泥，那时，村里几乎都住上了水泥房。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以免他们步行六七公里上学太过辛苦。家里添置了煤气灶，但没有油烟机，墙壁被熏得发黑。

孩子们也越来越懂事。陆阳会骑着自行车，到村口接送母亲。放学后，兄妹俩就泡在田里干活，收稻子、摘棉花、拾花生。

三个孩子都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了辍学打工。家里虽然靠朱大红一点一点撑了起来，但一人的收入养活全家仍是入不敷出，债务越滚越多。

陆阳一门心思想赚钱还债，初中的每个寒暑假，他都想办法打工。辍学之后，他去搓面条，做服务员，到厂里打螺丝，研究过跑腿送外卖，“哪个钱多做哪个。”去年的时候，他白天做厨师学徒，晚上搬货。

搬货的都是中年人，年轻人极少，“因为太累了。”最多的一次，他一晚上搬了七八吨货物，“感觉胳膊不是我自己的胳膊，腿不是我自己的腿。”手上被磨出了老茧，他还是挺了下来，“我们得接受现实，该吃的苦还是要吃。”

朱大红没少和他吵架，觉得学门手艺才是正经事，陆阳只是默默听着，盘算着走一步算一步。

“没让孩子把书读成，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朱大红有点自责。但孩子们对她，只有感恩。

一次朱大红过生日，女儿发来短信：亲爱的妈妈，这些年你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心里暖暖的，孩子知道我的苦。”朱大红很欣慰，这条短信她一直留着，一个人的时候，总是翻出来看看。

朱大红一家常年在外务工，家门经常落锁。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等待一个结果

刘静洁认识朱大红超过20年了，她看着这个坚强的女人把破碎的生活一点点缝合，也看着她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岁月的痕迹，她知道，劳荣枝始终是朱大红心里的一根刺。

1999年，法子英刚被执行死刑时，朱大红经常给刘静洁打电话：“劳荣枝怎么还没被抓到？”刘静洁理解她，“朱大红一直抱着希望，想给陆中明一个交代，也期待能得到一点赔偿。”

朱大红记得自己十多年前最为焦虑，成天想着“消失了”的劳荣枝。她的名字，她那张头发烫着“大波浪”的照片，不停地在朱大红脑袋里打转。

最近几年，朱大红有时反倒安慰起刘静洁：“很有可能她躲在哪里，不好找到。我相信警察总会找到她的。”

年轻时的朱大红（左）与律师刘静洁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2019年11月28日，潜逃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落网。三年过去，朱大红还是可以飞快地说出这个日子。

她还记得劳荣枝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她正准备烧饭，陆阳犹豫着拉住她：“妈，是爸爸的事情。另一个人好像被逮到了。”朱大红激动极了，赶忙找刘静洁求证。

接着，采访她的记者蜂拥而至。在刘静洁的办公室里，律师和朱大红被团团围住，卷宗被翻得散了架，只能靠透明胶带固定。朱大红不太适应采访，刘静洁记得，她只说了几句就匆匆离开。

朱大红一直不愿意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被关注，她不想被议论，被可怜，收获或同情或惋惜的目光。有次买菜，有人认出了她，但她否认了。

2020年12月21日，劳荣枝案一审在南昌开庭。朱大红参加过法子英的庭审，那时的她觉得法子英特别可怕，“浑身起鸡皮疙瘩，连话都不敢讲。”但她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表情，那张年轻又严肃的面孔被记者拍下来，印在了当年的报纸上。

这次面对劳荣枝，她不再害怕，只想亲眼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的丈夫。

庭审中，坐在公诉人身后的朱大红一直面无表情，偶尔低着头。听到陆中明的案件时，她坐直了，忍不住哽咽着问劳荣枝：“你的心是肉长的吗？”

2020年12月，劳荣枝案一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图源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等待宣判的8个月里，朱大红的急躁又被唤起。她时不时打电话给刘静洁：“如果不判死刑怎么办呢？能赔偿多少钱呢？”

2021年9月9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劳荣枝死刑。听到宣判，朱大红轻松了不少，她对着镜头微笑：“我对结果很满意。”

唯一不满意的是48065.5元的赔偿判决。刘静洁很清楚，这些补偿远远不够，她向法院申请了司法救助。

“劳荣枝案”一审的结果，多少给了朱大红一些底气。

庭审宣判后的晚上，朱大红在高铁站找路，一位保洁员凑上来：“你是上电视的那个人吧？”这次朱大红没有回避，“又不是干什么坏事，认出我没什么大不了的。”

2021年9月，陆中明的墓地，野草已经长高。新京报记者左琳摄

孩子们特意去祭拜了陆中明。坟前的野草已经没过脚踝，被烧焦的草变得灰白，混着鞭炮的碎屑，铺在坟前厚厚一层，一只红蜻蜓落在摇晃的草上，陆晴双手合十，将消息念给父亲。

之后，朱大红一家照旧沿袭着此前的生活。等待劳荣枝二审结果的这一年，朱大红的内心更加平静。她相信劳荣枝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她不愿意再多想这些，只想过好以后的日子，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朱大红和孩子们要再去陆中明坟前看一看。23年过去，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应受访者要求，陆阳、陆晴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左琳

编辑刘倩校对王心

1元起拍？解密法拍房的隐秘江湖

由于购买法拍房要符合限购限贷政策，客户购买法拍房要清楚自己是否符合条件，并且要了解清楚拍卖房屋的相关税费及费用。

“深圳湾的商铺（三湘海尚），原业主2017年花了1251万买入，现在572万被拍了，赔大了！”在一个法拍房的微信群里，对于法拍房市场的悲喜冷暖，群友们都会经常讨论，但更多的是默默的关注，希望可以从中捡漏。

对于全国楼市来说，“法拍房”绝对也是关键词之一，一些无处安放的注意力似乎转向了法拍房市场，让法拍房一度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现在，对于法拍房市场的传说很多，究竟真相如何？

法拍房数量激增？

从去年以来，关于房贷断供以及法拍房数量暴增的消息常常成为市场讨论的焦点。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法拍房共计挂拍66.92万套，同比增长9.7%；2021年全年法拍房挂拍75.82万套，同比增长13.2%。2021年全国法拍房挂拍量，比疫情前的2019年大约增长了15万套。总体来看，全国线上法拍房市场挂拍量近几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证券时报记者还发现，许多市场数据都会统计同一家拍卖平台上的房源。

以深圳市场为例，证券时报记者也梳理了阿里拍卖上的数据，5月结束拍卖的住宅房源有77套，6月结束拍卖的住宅房源就达到137套，7月1日至20日结束拍卖的住宅房源有121套，数量明显增加。证券时报记者也采访了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法拍房专业人士，在他们看来，上述数据可能存在同一套房源多次拍卖的情况，今年以来深圳等城市并未出现法拍房数量激增的情况。而且，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有7家，其中阿里拍卖的体量最大，但如果仅参考一家平台数据的变化，会夸大全国法拍房数量的变化。

另有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7大平台住宅类法拍房挂拍量为42.95万套，同比仅增长2.34%，而2021年这一数字减少了3.59%，商业类、工业类法拍房数量增长远超普通住宅类。所以，对于法拍房数量增加也要“区别看待”。目前，法拍房市场整体数量较小，依旧属小众化市场。以深圳市场为例，乐有家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住宅类法拍房挂拍超过1400套，成交套数近430套，成交金额超过28亿元。与之相比的是，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录得2007年以来的最差表现，比2008年上半年还要少52％，但成交数量仍有9965套。

“1元起拍”有猫腻？

法拍房市场也缺信心

证券时报记者在多个拍卖平台也看到，包括一些网红片区的住宅在内，许多房源有上百人关注，但却无人报名，流拍现象随处可见。与此同时，“1元起拍”也开始出现。记者在阿里拍卖平台上看到一套位于深圳坪山区的房源永久使用权“1元起拍”，该房源是村委统建楼，无房产证，并注明成交后购房者需另付软件服务费(成交价的0.5%~1%)和另付佣金(成交价的1.5%)，而且在9800多次围观下仍无人报名。有业内人士表示，一块钱起拍的“法拍房”多数是处于司法拍卖二拍甚至变卖阶段的房子，这些房子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硬伤，而且房东或者已经负债累累。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1元拍卖说明当前房屋买卖遇到了压力和阻力，所以会有这类新奇操作，1元起拍是吸引购房者的噱头。要注意其背后是否有其他猫腻和负债，防范认购后背负了新的成本。”

与正常交易的二手房市场类似，尽管调控松绑预期和利率下调等利好因素再现，但购房者的信心依旧不足。而在法拍房市场，美联物业交易管理部担保部总经理王青表示，法院近期出台了税费各付的新政，但是市场反应并不热烈，买家普遍对未来市场缺乏信心。一拍流拍已经是普遍现象，二拍超过一拍价格也已经很少见到。

有分析人士表示，法拍房不完全等于断供房，断供房实际上所占法拍房总体比例并不高，大部分法拍房来自于合同纠纷、违约导致抵押物被查封、业主涉刑事案件等，也有不少是因为近年来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所导致。那么接下来，法拍房市场会如何变化？蓝鲸法拍总经理王胜蓝认为，“债务纠纷案件，破产案件会增加，但是法拍房不会那么快的增加，因为司法拍卖有严格的处置程序，法院的法官有限，不会那么快进入到大众市场。”

王青表示，法拍房的挂牌量并不会明显增多。当市场差的时候债权人也会不那么积极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的业主也会努力去延缓房产上拍的时间，会有更多即将上拍的房源可能暂缓，或者业主债权人让步做了二手交易。二手市场向好，法拍的数量才会增多。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也表示，现在正常交易的新房和二手房数量也在增加，购房环境也相对宽松，反过来也会影响购房者参与法拍房的情绪。

中介机构套路？

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南京等一二线城市早已将法拍房纳入限购范围，也打击了借法拍房来变相炒房的现象。虽然相较于正常二手房买卖，法拍房还算是相对小众的市场，但许多机构和购房者早已将目光投向了法拍房市场。

在一些法拍咨询微信群里，证券时报记者看到气氛十分活跃，“群主”每天都会更新看似“笋盘”的房源以及成交数据。陈俊（化名）曾经购买过法拍房。他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以小博大的投机、竞相出价的博弈等等新奇故事在网上流传很多，买法拍房的确需要做足功课。另一边，法拍房辅拍公司也在发展壮大。在天眼查搜索从事法拍房业务的相关公司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成立时间一年内的公司数量占总数将近三分之一。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市场上已经有许多专门从事法拍房的辅拍机构。有辅拍机构的中介经理告诉记者，他们会提供购房前的尽查，将房源的详细情况做一个风险评估，给出相应的建议，随后的交易税费、房源欠缴的物业费、贷款等都能提供服务，收费与一般的二手房中介收取的标准类似，也是成交价的2%至3%。“虽然房源不用我们自己去找，也不用业主委托，但我们的服务流程比一般二手房交易复杂很多，所以收费的折扣不多。”该中介经理如是说。

与一般的二手房交易不同，法拍房在购买前就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如果客户最终没有拍到房子，这些服务需要收费吗？对于这个问题，证券时报记者询问多家辅拍机构，得到不一样的回复，有机构回复称不需要额外收费，有机构则回复需要购房者提前交纳10000元左右的诚意金，如果多次拍卖不成，将会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由此可见，法拍房辅拍机构的收费标准仍有待完善。

陈俊也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自己曾经接触过一些辅拍机构，他们会要求一个实拍价格，例如以500万元为包拍价格，但最终如果以490万元成交，辅拍机构也会收取500万元，赚取当中的差价。有资深法拍房中介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以深圳市场为例，目前多数法拍房源的成交价格会稍微低于二手房参考价，起拍价大概是二手房参考价的7折到8折左右，但如果是优质学位、实用面积大或者地段好的房源，成交价有时会接近于市场价。就在近日，深圳南山华润城三期的一套191平方米法拍房成交价近3600万元，已经与二手市场成交价基本一致。“购房者如果选择辅拍机构，就必须要把辅拍机构的收费算进去，其实法拍房的捡漏空间也不大。”

王青表示，由于购买法拍房也是要符合限购限贷政策，客户购买法拍房要清楚自己是否符合政策，要了解清楚拍卖房屋的相关税费及费用，要清楚产权情况和房屋交付的实际情况。购买法拍房还要注意资金是否能及时到位，法院一般给10天付款时间，首付资金和贷款一定要提前确定好。此外，很多房产会有交房的纠纷，也需要提前做好风险排查，不要买了房长时间收不到，费事费力。（记者吴家明）

作者：吴家明

来源：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