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杀猪盘”、“杀鱼盘”、“杀鸟盘”……骗局全揭秘！

来源：甘肃公安

2020年5月25日11时许，甘肃定西陇西辖区居民安某某到城关派出所报称：其在网上被骗3000余元，请求查处。接到报案后，陇西县公安局立即成立“2020.05.25”专案组开展研判、证据固定和紧急止付等工作。专案组民警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深度研判，快速锁定一个层级清楚、联系紧密而又分散全国各地的34杀鱼盘”犯罪团伙。5月29日，专案组民警分别赴江苏、贵州、河南、山西、湖南、江西等地开展落地抓捕工作。5月31日专案组在山西阳泉、河南商丘、湖南张家界、贵州贵阳、毕节、遵义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6月1日在贵州贵阳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6月2日，在江西赣州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深挖中。

在骗子眼中，你认为自己是什么？

是可以相伴终身的爱人？

是兼职赚钱的上进青年？

是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可怜人？

不不不，都不是！

在他们心中你只是任人宰割的猪、鸟、鱼，无论电话那头声音如何甜美，态度如何诚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骗钱！

骗钱！

还是骗钱！

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杀鱼盘”电信诈骗。

案情简要

5月25日，陇西辖区一居民报称：其在一QQ群内看到一个推广软件的兼职信息“用支付宝花呗支付1元即可注册为软件会员，成功注册会员后返利几十元不等”后。就与发布信息者取得联系，并在其指导下注册会员，实际付款金额为999元，而不是所谓的1元，后与另一客服联系退款，又被骗去2345元。

什么是“杀鱼盘”网络诈骗？

“杀鱼盘”主要是指“信用卡提额、贷款诈骗”，骗子在网上发布信息称，可以提高信用卡额度、强制开通蚂蚁借呗、黑户“洗白”来吸引受害者上钩，随后通过发布虚假链接，诱骗受害者通过花呗等付款。

一、撒鱼饵

骗子通过在社交游戏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称可以提高信用卡额度，快速开通网络借贷，吸引那些急于用钱的人注意。鱼儿一旦动心，钓鱼手就开始试探。

二、钓鱼

首先，他会让你提供支付宝借呗额度、余额等信息，先看能骗多少钱。随后再以提额失败为由，让鱼儿完善几笔交易流水，并贴心地让鱼儿使用支付宝绑定一张没钱的银行卡来支付，这样既能留下交易流水记录，账单又会因为余额不足无法支付成功。

三、杀鱼

杀鱼手找链接手根据鱼儿花呗额度量身打造付款链接。前两次，杀鱼手会让鱼儿用没钱的银行卡支付，一般显示支付失败，鱼儿这时候会放松警惕。到了第三次，杀鱼手就发来链接让鱼儿选择用花呗支付，鱼儿没有防备点击支付，钱就购买了一些虚拟商品。

四、分赃

杀鱼手、链接手马上变现分钱。通常，商家得到卡面金额的10%—20%，（链接手、杀鱼手和钓鱼手）分别得到总金额的30%左右。

这下你心里大概有数了吧！

所有正规金融机构

绝不会在放款前收取任何费用

凡是放款前先缴费的贷款都是诈骗

还有两种网络电信诈骗也请你了解一下！

杀猪盘

“杀猪盘”主要是指通过婚恋平台、社交软件等方式寻找潜在受害者，通过聊天发展感情取得信任，然后将受害者引入博彩、理财等诈骗平台进行充值，骗取受害者钱财的骗局。

“杀猪盘”的开始一般都是和“高富帅”“白富美”的“美好邂逅”。实际上……

交友工具—“猪槽”

聊天话术—“饲料”

恋爱交往—“养猪”

实施诈骗—“杀猪”

根据各地警方披露的情况以及媒体公开报道，“杀猪盘”诈骗金额数以亿计，受害者众多，案均损失是别类的近5倍。再高明的骗局，也会有漏洞。其实，一个个“杀猪盘”的骗局，其画皮往往不那么别致，只是太多的人被欲望蒙住了眼睛，即使将信将疑，诱惑之下，还是心甘情愿当了那只扑火的飞蛾。

杀鸟盘

“杀鸟盘”主要是指刷单诈骗、兼职诈骗，骗子通过发高薪兼职信息吸引受害者参与，再通过套路不断鼓动受害者投钱代刷，最终骗取所有投资钱财。

一、买饵料：

主要是购买一些公民的个人信息，为杀鸟做准备。买饵料讲究的是精准，大学生、待业人员、宝妈这些是主要诈骗对象，因为这些群体中傻白甜、呆萌闲的比较多，这样才能提高“杀鸟”的成功率。

二、挂鸟网：

就是通过群发短信，58同城、网页搜索、抖音、QQ群等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广告，骗“鸟”加QQ，并开展洗脑工作。

三、喂鸟：

让鸟拍第一单，比如付款120元，返款125元给鸟，让鸟赚5块钱，让鸟信以为真的可以赚钱，取得鸟的信任。

四、醉鸟：

让鸟再拍第二单，价格一般在200左右，一般是让鸟直接扫码付款，或者通过在微信群发红包的形式付款。杀鸟手

以返款需要时间为理由，诱骗鸟继续接单。

五、杀鸟：

鸟儿刷了几单后，因为已经投入了比较多的钱，杀鸟人或者诱骗或者直接威逼恐吓，称不按照任务刷单，之前的投资都会没有。很多鸟害怕后会一直刷单直到清醒，不少鸟儿被骗资金数以十万计。一旦鸟醒，杀鸟人就直接拉黑删除。

警方提示

目前，各类诈骗越来越精准和专业，独特的诈骗文化及话语体系已经形成，希望大家能不断学习最新防骗知识，认清套路，别妄图一夜暴富，别幻想天降奇缘，不要成为骗子的猪、鱼、鸟。

这位晋江企业家2.34亿元买下富贵鸟，昔日“一代鞋王”有望涅槃重生

富贵鸟正式入列“晋江系”！"

历经退市、破产重组等一系列风波之后的老牌中国驰名商标“富贵鸟”，由晋江企业家洪顶超在公开拍卖中竞得。

从辉煌到沉寂再到“重启”，曾经的福建一代“鞋王”富贵鸟的发展历程值得业界，特别是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相近的晋江企业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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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鸟是不幸的：从获评“中国鞋王”到赴港上市，好景不长，去年宣告破产并被取消上市地位；富贵鸟也是幸运的：破产拍卖虽历经两次流拍，但仍被厦门鑫东森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顶超以2.34亿元拿下。

此番，晋江企业家洪顶超接盘富贵鸟，在众多品牌找寻新路径的时候，或许有望为这些品牌的复兴提供更多方向，实现“老树开新枝”。

洪顶超是谁？

洪顶超，晋江金井人。现任厦门鑫东森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华诚高新纺织有限公司荣誉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香港晋江社团总会永远荣誉主席、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副主席、晋江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晋江市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会长、晋江市警察协会荣誉主席、晋江市金井镇慈善协会会长。

资料显示，洪顶超旗下拥有多家公司，涵盖纺织、金融、供应链等行业，将“富贵鸟”收入麾下并不算跨界。洪顶超希望将富贵鸟打造成“大众消费得起、质量过硬、审美时尚的中国民族品牌”。

洪顶超说：“2.34亿元，非常值，我们希望打造的是让大众都消费得起、质量过硬、审美时尚的中国民族品牌，这是一项百年基业。我们有信心，也愿意投时间、花精力，让市场和消费者认可”。

01富贵鸟“发展史”

1991年，富贵鸟品牌创立。

1995年，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整合成为集鞋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同年，夺得“1995全国畅销国产商品金桥奖”，被授予“中国真皮鞋王”称号。

2013年，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2016年9月1日，富贵鸟股票停牌。

2018年，因为“14富贵鸟”违约，爆出债务黑洞。同年，泉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富贵鸟重整一案。

2019年4月25日，管理人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至泉州中院。

2019年7月31日，富贵鸟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破产重整，将根据破产重整的进度安排复牌计划。

2019年8月24日，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2019年8月26日，富贵鸟股份上市地位被取消。

2019年10月29日，历经两次流拍后，富贵鸟终于迎来接盘方，以2.34亿元易主。

02晋江企业家接盘

5月28日，万众瞩目下，富贵鸟以“启腾”新姿归来。由晋江企业家洪顶超入主后，历经坎坷的富贵鸟以全新面貌重启。

易主的故事，要从2019年10月29日说起。

2019年10月29日上午，富贵鸟公司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开启第三次破产拍卖，起拍价为1.82亿元。当天上午9:50，虽然有6000多人围观富贵鸟公司的“三拍”，但9:53才相继有两人报名拍卖。

互不相让的两人不断竞价，最终，这场拍卖在中午12:31敲定，竞买号为“B9332”者以2.340808亿元拍得富贵鸟公司破产财产，其中包括约1.2亿的应收预付类债权，5268.12万元的原材料产品等存货，2697.59万元的长期股权投资，121.34万元的机器设备等，以及8214.11万元的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这个竞买号为“B9332”的买家就是晋江企业家洪顶超。

事实上，富贵鸟第三次破产拍卖的起拍价已是“折上折”。2019年10月8日，富贵鸟公司进行了首次破产拍卖，起拍价为2.84亿元，24小时后，首场拍卖以“流拍”告终。2019年10月17日，富贵鸟公司重启拍卖，这一次的起拍价下调至2.27亿元，相较第一次相当于打了“8折”，但仍以流拍告终。

第三次拍卖的价格则是第二次起拍价的“8折”，因此，第三次起拍价相当于在第一次起拍价的基础上打了“6.4折”。

历经三拍，富贵鸟终于迎来了接盘方，正式入列晋江系。对于富贵鸟的“新东家”洪顶超来说，其最为看中的是“富贵鸟”这个品牌。公开资料显示，富贵鸟主要商标使用权292个（富贵鸟系列154个、富贵小鸟系列88个、安尼沃克系列20个、其他系列30个），专利52项（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

03曾市值百亿

富贵鸟作为一代“鞋王”，其相关消息总能引发媒体、公众关注。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富贵鸟，当真“富贵”过。

1984年，家境贫寒的泉州人林和平借了4万块钱，拉上19个堂兄弟一起在石狮创立了一家旅游纪念品厂，成为富贵鸟的前身。1989年，4人组建董事会，注册“富贵鸟”商标，开始转向真皮皮鞋生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也许是名字带来了好运。1990年，富贵鸟接到了一笔一万多双鞋子的外贸订单，当年销量大开，卖出了10万多双休闲皮鞋。1995年，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成为国内第六大品牌鞋产品制造商。同年，富贵鸟的生产线从男鞋拓展至女鞋，品类还扩展至皮具、男装等。1998年-2012年间，富贵鸟先后荣获“首届中国鞋王”“中国真皮鞋王”“中国驰名商标”“福建省名牌产品”“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等称号和奖项。

彼时，“踏上富贵鸟，超越豪华人”的广告语传遍大街小巷。时任中国国家队女排主教练陈忠和、明星陆毅都曾担任富贵鸟品牌形象大使。巅峰时期，富贵鸟一度跻身国内第三大品牌商务休闲鞋产品制造商、第六大品牌鞋产品制造商及女鞋制造商，分别占据4.1%、2.3%的市场份额。截至2013年6月30日，富贵鸟在中国大陆的经销网点高达3195家、覆盖全国31个省份。

2013年12月20日，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赴港上市，迎来了高光时刻，上市第一天，其股价一度冲到了8.9港元/股，市值达百亿港元。

04从高处跌落至此，富贵鸟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业内人士认为，富贵鸟的衰落始于对时代的误判。富贵鸟遇到的问题许多企业都遇到过，尤其是明星企业，即主业遇到市场变化以后创新不力。主业鞋业市场变化以后，富贵鸟没有及时坚守主业，进行研发和创新，导致鞋业销售困难。2013年电商的迅速发展对富贵鸟传统的经营模式造成了剧烈冲击。富贵鸟在看到消费者喜好变化和电商给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库存压力时，并没有全力以赴去拥抱新潮流、新模式。虽然它在2011年就介入电商，并曾在2014年的财报中表示，电商销售额达1个多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为挽回昔日风光，富贵鸟曾尝试跨界转型进行“自救”，但却“病急乱投医”。

在主业下行的情况下，富贵鸟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眼光投向金融领域。因为董事会相信，利润相比鞋业，金融领域显然投资收益高且快。

2015年初，富贵鸟以1000万美元战略投资P2P平台“共赢社”。2015年10月，富贵鸟再次入主理财平台“叮咚钱包”，成为其大股东。此外，富贵鸟还投资石狮市富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然而这些都以失败告终。2017年4月，“共赢社”在发布最后一次还款公告后再无消息，而“叮咚钱包”也在2019年8月22日被厦门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投资的两大互金平台先后爆雷，对于资金高度紧张的富贵鸟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解决债务危机，2014年至2016年，富贵鸟共计发行21亿元的公司债和私募债券。但在2018年4月，规模为8亿元的“14富贵鸟”债券违约，成为揭开富贵鸟债务迷局的冰山一角。作为这只债券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曾在2018年2月发布风险性提示，富贵鸟至少存在49.09亿元的资产可能无法收回，包括货币资金1.65亿元、应收账款2亿元、存货2亿元、其他应收款42.29亿元、固定资产1.15亿元。

主业不振，投资失当，富贵鸟最终走向了破产深渊。其间，富贵鸟曾两度提交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第一稿为：重整投资人出资2.25亿元（其中1.65亿元为现金，6000万元为购物券）；重整计划草案第二稿的重整模式基本不变，清偿方式变更为全部现金清偿。由于两次草案均未获得表决通过，泉州中院裁定驳回富贵鸟管理人关于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申请，并终止重整程序。无奈之下，“一代鞋王”宣布破产，沦为“资本弃儿”。2019年8月26日上午9时，富贵鸟被取消上市地位。

此次富贵鸟走入“晋江系”，能否“涅槃重生”？我们将继续保持关注。

文章来源：台海网，晋江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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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消费红包”到底有没有用

来源:解放日报

——林毅夫、沈艳、司晓谈消费券

一些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为什么中国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

最近上海的“五五购物节”，就引入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参与其中。这种叠加起来的效应，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战疫进入“下半场”后，消费券成为社会热词，国内不少地方将此视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截至今年5月上旬，全国有190多个城市发放了190亿元消费券。这些券到底起没起作用，对企业和家庭的帮扶是否足够精准，要不要全国推广？就此热点话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沈艳教授和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请他们从各自角度作出分析评估。

现金还是消费券

高渊：上次采访中，你明确提出中国要直面大概率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与以往的几次重大危机相比，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究竟有何不同？

林毅夫：过去，无论是面对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一般采取的对策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维持经济增长。

但我认为，这次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冲击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但国内的生产和生活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要应对的是怎样增加国内的需求，弥补外需的不足。但这次疫情全球暴发，除了外需受影响外，我们采取了封城、社会隔离等措施，影响了国内的需求面和供给面，影响了城市和农村，影响了家庭和企业。

在这种状况下，过去应对危机的有效经验，比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现在说的新基建，不仅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这种措施当然还要用。但问题是，这些投资从创造就业到创造需求，有一段时间差，还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高渊：在你看来，能救“近火”的办法是什么？

林毅夫：现在必须要有保企业、保家庭的措施。全国就业的80%在民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但目前不少中小微企业很困难，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没法开工。

办法当然有不少。保企业可以延缓“五险一金”缴纳和贷款归还，以及减免租金等。保家庭可以发现金，也可以发消费券。对于农村低保户和失业困难群体，给现金或发失业救济会有用，关键是让他们不返贫。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我一直主张发消费券，这增加了家庭消费的可能，还能根据各地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类别来设计消费券的使用方向，直接帮助到中小微企业，可以说是一石双鸟。

高渊：究竟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更有效，业界一直有争议。疫情发生后，一些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为什么你认为中国应该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

林毅夫：确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即便是一向保守的德国，它们都在发现金，而且出台的救助计划金额都超过了GDP的10%。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大规模发现金的话，除了少数困难群体会马上去买生活必需品，大多数人拿到钱后很可能存进了银行，并不一定去消费，很难起到既保家庭又保企业的双重功效。

其实，发消费券有个前提，就是要有移动支付的大范围普及，老少都会用。这方面，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国外大多数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从3月份开始，就在几个会议上谈了这个想法，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到5月8日全国已经有190多个地市累计发放消费券超过190亿元。

高渊：这么多地方发了消费券，是否应该评估一下成效？

林毅夫：对，应该看一看理论和实际是否吻合。4月14日，我跟沈艳老师联系，我说你是研究计量经济学的，能不能做一个短平快的政策效果评估。沈老师马上答应，第二天就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昂副教授，组织了一个团队，并在不到一周时间里拿出了理论框架。

14日晚上，我还打电话给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我说知道腾讯也在做一个平台发消费券，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让我们更好地评估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举措。马化腾马上同意了，还在腾讯公司里建了工作小组，成员包括腾讯研究院的司晓院长，还有腾讯微信支付的辛建华等。

消费券到底有没有用

高渊：根据你们团队的研究，现在哪些地方政府倾向于发消费券？

沈艳：已经发券的190多个地市，一般具备三个特征：经济比较发达、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自身的财力比较强。也就是说，发不发券主要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而且这三方面越强，发券的金额就越高。总体上看，地方政府基本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是比较审时度势的。

高渊：发放消费券的效果好不好？

沈艳：我们的结论是，总体效果是好的。

先作行业对比，今年三四月间，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笔数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3.11倍，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金额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5.15倍。再作区域对比，发券地区总支付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出4.2个百分点，根据消费券支持行业在全行业支付笔数的比重，可以推算出在发放消费券一个月内，消费券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未发放地区同行业高约25%。

高渊：消费券对哪些行业、哪些人群最有用？

沈艳：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衣食住行游”这五大行业，今年2月份是谷底，像文化旅游和餐饮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都只有疫情前的20%左右。

这次消费券的发放，主要集中在百货超市、餐饮和文化旅游，现在恢复最快的也是这三个行业。地方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几个行业重度依赖线下消费，同时需要比较快的资金周转。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券要发挥撬动作用，就要避免将有限资金用在小额券撬不动的行业，比如房租、物业等，100元以内的消费券杯水车薪。

从被撬动的消费者年龄结构看，或许很多人会认为年轻人是使用线上消费券的主力。我们的分析认为，中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因为消费券而增加消费。比如武汉的数据显示，50岁以上人群的核销订单数大于20岁组人群。

高渊：在腾讯的平台上，消费券的发放规模有多大？

司晓：到5月初，我们在全国大约50个城市参与了消费券发放，总金额达到100亿元。其中5月1日到3日，这三天大概带动了9亿元的消费。另外在用券的数量上，中老年人至少跟年轻人是旗鼓相当的。其中40岁以上的消费人群，他们用券核销的占比大概是51%。

高渊：既然发消费券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大多数地方不发呢？因为这190多个发券城市，相比全国2000多个县级市、300多个地级市来说，还是个小数字。

沈艳：可能是两种原因。一是有些地方还在观望，要看看发了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真正刺激经济。第二种是想发，但算一算财政支出账，觉得发不起，这属于想发而不敢发。

高渊：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发放消费券是否都应该完全由地方财政埋单？

司晓：要做大消费券的盘子，确实要鼓励和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不能只靠地方政府。比如最近上海的“五五购物节”，就引入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参与其中。其中有拼多多、美团、苏宁、阿里，当然也包括微信支付，这种叠加起来的效应，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当然，商家也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这里面有商业上的策略，因为对于互联网获客、拉新，本来这些也是要投入的。所以，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结合，是更可持续的，也是把这个盘子做大的方向。

是否需要全国推广

高渊：在消费券的发放使用中，还会听到一些商榷意见。比如现在发的基本都是满减券，而不是抵用券。比如，买足100元可以减20元。不少网友半开玩笑地说，我缺的是100块钱里的20块吗？我缺的是80块。对此，你怎么看？

沈艳：现在发放的消费券，大多数都是七折以上的满减券。我觉得这还是合理的，既然是想刺激消费，最好能够让人们还是掏出一些自己的钱，这样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让整个经济流转起来。不过我的直觉是，七折以上的力度，还是有点不够的。

当然，那些真的缺“80块”的低收入人群，满减券可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些人群，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在发现金券，大约占到了总发券金额的近2%。

高渊：如果消费券都在线上发放，对于那些不使用手机的“数字困难户”来说，是否只能望梅止渴？

沈艳：根据我们的调查，所有发券城市的首选都是线上发放，这是与中国数字支付的全球领先地位相适应的。其中，还有8%的城市有线下的发放，但是发放金额很少。

司晓：目前，中国还有大概35%的人没有接入互联网，我们称之为“失联人群”，而全球范围的比例是接近50%。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券发放，都是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端进行的。而恰恰没联网是贫困人群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联网消费的能力。

高渊：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这些互联网“失联人员”？

司晓：现在我们希望帮助每个村建立村级公众号，实现村务线上管理，目前已经做了1.5万个村庄，比例还很低。然后给村级管理组织发放消费券，可以就地转化为实体券，在村里以及村周边的小店实现购物和非电子化核销，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当然，对于那些“失联人群”，最有效的还是发现金或者现金券，而不是消费券。我觉得，应该在发达地区、在城市发线上消费券，在村里可以发现金券。

高渊：根据你们的研究，对消费券的后续发放有什么建议？

沈艳：为了“保企业”，我建议尽快加大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对于自身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撑消费券的地方政府，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适度上升，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为了“保家庭”，应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费券发放。我们研究团队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总额，还不足1亿元，但这些资金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还有就是可以多策并举，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需要扶持的行业与人群，确保消费券发放透明、公正、高效。既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家庭，也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企业。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以及网络使用能力难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体，可以适当提高低保水平，或者增加现金的转移支付。

高渊：对于像消费券这种在疫情中取得实效的措施，是否应该从短期应急办法，转化为常规化的政策？

林毅夫：要不要把一些应急做法常规化，我觉得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个比方，过年和过日子是不一样的，救急和救贫也是不一样的。

发消费券是要扩大消费，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保家庭、保企业，这是救急。而要扶持困难人群，这是救贫。救贫的关键，还是要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的环境，其中有些因老、因残、因病致贫的困难人群，更需长期的救济和保障。

现在全球还处于疫情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靠国内。而发放消费券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办法，还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但全国化和常规化是两个概念，消费券毕竟是应急办法，是否要长期执行，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记者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