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女的悲喜半生：张玉环入狱后她独闯深圳谋生，患癌症曾想自杀

8月7日下午，时隔27年，张玉环一家12口人在家门口拍摄全家福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8月7日下午四点半，对宋小女来说是个极其隆重的时刻。

在江西进贤县张家村那栋二层红砖房的堂屋门口，宋小女、张玉环和佝偻着背的老母亲坐在褪色的长条木凳上，儿子儿媳四人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孙子孙女们或抱或站，倚靠在长辈身边——这个离散了27年的家庭，要在合影里完成团圆。

宋小女不到1米6的个子，头发在后脑束成低矮的发髻，夏日的江西暑气蒸腾，汗水浸湿了她的刘海和衣衫。心里感到紧张时，她会下意识地抿嘴、大口呼气或用力揉搓掌心。二儿子张保刚看出她的拘谨，轻拍母亲肩头几下，提醒她朝前看。怀抱着7岁的孙子，宋小女对着一排镜头咧开了嘴。

这样的相聚场景，宋小女过去想象过无数遍。张玉环入狱的20多年里，她总会特意带着孩子们去家附近的相馆拍照，“就是为了留下点照片，以后好拿给张玉环看”。

每隔一段时间，宋小女都会带着孩子们去拍照，是为了保留给张玉环看。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那一沓被她视为珍贵之物的照片记录着她的过往人生。年轻时，她烫着黄卷的短发，身边的几个孩子是稚气未脱的少年；再后来，头发长过了肩，儿子们长成壮实的男人模样，画面里也新增了儿媳和孙子，她做了奶奶。

在外人看来，51岁的宋小女，几乎经历了一个女人在传统世俗里最煎熬的半生：丈夫入狱、遭受非议、改嫁求生、抚养幼子、奔走鸣冤、身患恶疾。

跌到谷底的日子，她躲进被子里偷偷抹眼泪，也会跑到山上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但伤害和痛苦，终归没能击垮她，“我知道命运不公，”她转念又自我安慰，“但对张玉环，对孩子们更不公。”

张玉环无罪归来后，别人反复追问她，“有想过放弃的时候吗？”

她每次都答得干脆，“没有，从来没有。”末了，再笑着补上一句，“今天的这个结果，就是我最满意，最想要的。”

“我要给他完完整整的八个人”

回到江西的这些天，宋小女很疲惫。她大多在清晨五点多醒来，采访从上午排到深夜，电话、信息几乎从未间断。她不太会拒绝人，除了睡觉和上厕所，她全天都被陌生人和摄像机包围。儿子担心她的身体，干脆拿走了她的手机，替她应付各种杂事。

面对媒体，她总说，“1993年，张玉环给我留下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现在张玉环回来了，我要给他完完整整的八个人。”

这“八个人”是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四个孙子女。8月7日这天，宋小女要把这“八个人”带给张玉环。

为了中午的团圆饭，她与儿子儿媳钻进不太通风的厨房里，在土灶上烧出7道家常菜——家常煎豆腐、黄瓜炒肉片、清炒空心菜、油爆虾和猪蹄、卤蛋、鱼。

8月7日中午，宋小女提前与儿子儿媳做好的团圆饭菜。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还没等到张玉环回家，村里干部便传来话，要带着张家人去县里团聚。这与宋小女预想中的团聚不太一样。

宴席上，张玉环挨个抱抱几个孙子，听他们叫“爷爷”，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起来。他还没能完全适应这个角色，开心写在脸上，但也有些不好意思，“我舍不得他们走，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说是不是？”

宋小女没有哭，她全程都开心笑着。一直以来，宋小女的情绪都比张玉环更显露一些，她情感丰沛，高兴了就笑，难过了就哭出声。早在张玉环回家之前，她曾对着镜头动容说，只求张玉环能在无罪获释那天，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我非要他抱着我转”、“从1993年欠到今天他应该抱。”

网友们从这段视频里看到了宋小女“眼里的光”，说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后还仍然保持天真和善良。

但从张玉环回家至今，家里一直被热闹拥簇，两人很难得有机会说上几句话。两人交流最近的一次，是吃饭席间，张玉环走过来对她说的那句，“小女，吃饱没？多夹菜哈。”

宋小女很是心疼，看到牢狱生活对张玉环的改变，“不是以前的张玉环了，看起来笨笨的，对什么都很陌生，感受不到往日的热情，可能是在里面吃得苦太多了。”她给张玉环买了一部手机，但张玉环完全不会用，这对他来说，是个新鲜事物。

“我虽然没坐过牢，但是我看过电影。”她也说不上来那些苦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张玉环是怎么熬过那些日子的，只是觉得“看到电影里别人坐牢，就仿佛看到张玉环一样。”

现在，宋小女终于觉得身上的“石头”放下了，再也不用去想他在里面“吃饭了吗？”“在干吗？”让孩子们回来陪伴张玉环，也是她做的决定，“我忍痛割爱，主要就是为了他高兴，他现在最需要陪伴。”

张玉环拿着无罪的判决书与老宅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相隔27年的重逢

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出来后，宋小女哭了好几场。在法院旁听，她哭得手脚发麻，儿子们一个劲劝她别激动；7月9日得知张玉环可能出狱，她天没亮就起来梳头，编了个麻花辫打算见张玉环。

但最难抑制情绪的是8月4日——迎接张玉环回家。

那天张玉环回到村里时，已经是傍晚六点四十分。车门还没有打开，宋小女已经不能自已。“我不激动！我不激动！”嘴上喊着这句话，声音却已经因情绪失控而近乎失真，她哭着挣脱了两个儿子的手臂，在张玉环走出车门的一刹那，从数米外扑了上去。

但是，第一个抱住张玉环的是他的妹妹，宋小女只能和他的母亲在外围与二人相拥，抱头痛哭。哭声无法停下，张玉环和母亲、妹妹被人群搀扶进了屋里，门口被争相拍摄的记者堵住，宋小女和两个儿子也被堵在了外面。

宋小女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被两个儿子搀扶着坐在了门口，她时而痛哭，时而大笑，母子三人的头紧紧挨在一起。

“小女在哪儿呢？小女在哪儿？”情绪稍微稳定后，张玉环回过神来，拨开人群，找到了门口的宋小女，然而，大儿子保仁突然跳起，一把推开了他，冲他大吼，“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三母子？”张玉环愣住了，再次被架回屋里。

数分钟后，众人抬着宋小女坐到了屋里的躺椅上，她已几乎昏厥，鼓起腮帮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见张玉环之前，她已经吞下两倍于平时剂量的降压药，也没能抵消重逢时的激动。

8月4日，看到张玉环回家后，宋小女喜极而泣，险些晕倒，两个儿子搀扶住了她。新京报记者张胜坡摄

“低压60，高压187。”早已等候在门外的120医护人员为她测量了血压，旁边有人掐她的人中，有人为她扇扇子，有人给她按摩四肢。

19点17分，宋小女的血压仍居高不下，她被抬上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打了镇定剂。第一次和张玉环的重逢，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见面，是在次日的清晨。宋小女从进贤县人民医院出院后，就赶到张家村。两人靠墙面对面站着，张玉环穿着黑灰色的条纹上衣，右手握着宋小女的双手，左手扶着她的肘部。宋小女向他再次表达，“我一直等着你，每次去看你都想拥抱你，你不拥抱不要紧，但是你知道，你欠我一个拥抱就可以了。”

事后，当媒体问到为什么不拥抱？不善言辞的张玉环说，“是担心宋小女情绪激动再次昏倒”。

“我以前好幸福”

1993年那场变故之前，宋小女一直都被宠爱着。

她在家排行老七，是家中姐妹里最小的一个。幼时，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炎，她每十天半月就要住一次院，小学一年级，因为多次休病假，她上了四年，最终因此辍学。医生曾一度告诫她父母，尽量让女儿吃好喝好，不要让她结婚，没准儿哪一天她就会因为心脏病发作去世。

直到14岁，宋小女突然发现，自己的心脏病似乎好了。父母也发觉，一向胆儿小的小女儿，以前听到他们吵架都会吓得躲进被窝里，现在即使看着他们吵架，也不怕了。他们带女儿去医院检查，被告知，宋小女的心脏病确实已几乎痊愈，接下来，只要治好她的肾炎就可以了。宋小女18岁那年，医生说，她可以结婚了。

结婚前，母亲跟她说，“你是老实人，嫁人也要嫁个老实人。”母亲为她挑中了张玉环：一个性格老实、个子高、长相端正、离娘家两里地的男人。

1988年，宋小女和比自己大两岁的张玉环结婚，大儿子保仁和二儿子保刚在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相继出生。在她的记忆里，婚后的五年间，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左上：张保仁和张保刚幼年合影。右上：宋小女母子三人合影。左下：宋小女的结婚照。右下：宋小女和张玉环早年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和很多农村女孩儿不同，因为身子弱，宋小女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农活儿，结婚后，地里的活儿基本全归了张玉环，偶尔两人一起下地，她也是坐在田埂上看着张玉环耕作。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负责照顾两个儿子。

入狱多年以后，和宋小女一起下地的场景是张玉环对“家”留存为数不多的记忆。

农闲时，张玉环凭着一手木匠手艺，偶尔会去福建、上海接几单木工活儿，补贴家用。她平时不关心丈夫能挣多少钱，也不会操心家里要花多少钱，她只知道，婚前，两人没像村里很多年轻人那样，因为结婚欠下外债；结婚时，同龄新人多用旧家具布置新房，她已经能用上张玉环亲手打造的清一色新家具；婚后，丈夫一个人靠种田、做木工、打零工，足有能力养活一家四口。

有一次，她跟张玉环说，自己生完孩子就胖了，结婚时买的很多衣服穿不下了，张玉环听完之后，没有多说什么，过了几天，就给她从县城买了几套新衣服，尺寸都丝毫不差。她最喜欢一条紫色的松紧带长裙，胸前有一排竖着的扣子，连着穿了两年多。

那时，家里的几个姐姐都羡慕她嫁对了人，男人足够疼她，“每次吵完架也都是他来哄我，我俩的感情那是周围人里最好的一对，你想想，早上都是他做好了饭再来叫我起床，以前我真的好幸福，我得到他的爱太多了。”

在宋小女的眼里，张玉环是她的丈夫，也像她的父亲。她试图用这种评价告诉外人，张玉环曾是她最爱的人，也是最爱她的人。

突如其来的变故

张玉环被带走调查那天，宋小女正在家里给两个孩子喂饭。不久前村子里有两个男童遇害，宋小女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整个村子里的男性，只有张玉环一人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带走，终归不是好事。

宋小女慌了神，信仰基督教的婆婆劝她一起信教，两人一起替张玉环向神灵祈福。得知张玉环被定为凶手时，宋小女正在去教堂祷告的路上，她哭着瘫软在了路边。

直到今天，她回想当年听到“张玉环杀人”的第一反应时，仍然是“那是不可能的，你们不懂他那个人。他爱我们三母子，一个做了父亲的人会做那个事吗？”

她不断说服周边人去相信自己的丈夫，“别人做爸爸容易，等着生产的几个小时就好，张玉环做爸爸没那么容易啊，我有心脏病，还没生就口吐白沫，他不会做这种事啊。”

丈夫出事时，宋小女的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她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超过想象的复杂事”。为了张玉环的案子，那些年她跑过法院、公安局，每次进到看守所，见不到张玉环就哭，见到了也哭。从县里、市里，再到省里她都找了一遍，但都无功而返。

8月6日22时，宋小女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疲惫是她最近生活的常态。新京报记者杜雯雯摄

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更多地承担了为弟弟申诉的工作。他记得在监狱里会见张玉环时，每次都问，“是不是你杀的人？”得到的答复都非常肯定，“我没杀，我是被冤枉的。”

那时，每隔一两个月，张民强就会在礼拜五去探望张玉环，一次见面30分钟，每次见面又高兴又难过，两人交谈的内容也大多是关于家中母亲和两个儿子。

张民强也开导张玉环，让他尝试写申诉信寄往最高院、最高检等部门，他也帮着弟弟把信的内容打印出来，更换抬头地址，一封一封寄出去。寄信申诉的日子一直坚持到2008年。最高检控告厅回函，说已收到张玉环案件来信，转至江西省高院，请耐心等待。

“就宋小女来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她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张民强说，因为当年出事的时候，宋小女比其他亲友更清楚一点案情，因此当律师、媒体需要了解案情时，宋小女能做的，便是配合流程所需，从福建赶回江西讲述当年的事情。

“她一个女人只能做这么多，在她力所能及范围里，她做得很好了。”张民强说，对弟弟的家庭，宋小女算是尽了最大的责任。

阴影与非议

张玉环入狱后，宋小女感觉“天快塌了”。

起先，被害男孩父母的骚扰，同村人的冷眼接踵而来。“人家看到我们都绕道走，白眼太多了。”

当年的村医张幼铃回忆，案件侦破以后，警方在村子里公开宣读了破案经过，所有村民，包括他，都相信张玉环就是凶手。“事发以后，村里人对他家人看法很不好，没人再愿意和他家来往。”张家村村民张丁玲说。

宋小女不敢再带着两个儿子在张家村生活下去。张玉环被抓后的大半年里，她和两个儿子辗转于娘家和几位亲戚家，“这家待两个月，那家待两个月，过着一种流浪生活。”

那段时间，宋小女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默默流泪，张民强的妻子觉得母子三人这样生活不是办法，就建议宋小女摆摊卖菜，她负责帮宋小女进菜，宋小女只负责卖完就行，一是让她有些收入，维持生活，二是希望她有个生计忙着，不至于每天都胡思乱想。

张保仁（左）、宋小女（中）、张保刚（右）母子三人。受访者供图

但过了一段时间，她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宋小女每天卖完菜挣的钱居然还不够进菜的钱。带着疑惑，她在宋小女的菜摊旁观察了一天，才发现，宋小女卖菜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发呆，客人买多少菜，要找多少零钱，她都不清楚，找钱时常常把菜钱也找给客人。

卖菜不是办法，她又把宋小女介绍给一位在深圳开餐馆的老乡，让宋小女去做服务员。1994年下半年，宋小女把大儿子留给父亲照顾，把二儿子留给婆婆照顾，一个人去了深圳。

当时，宋小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服务员，去了之后那位老乡也才发现，宋小女不会写字，不能帮客人点菜，当不了服务员。碍于情面，他留下宋小女刷洗餐具，打点后厨。

在餐馆的工资一个月有三百块，为了多挣些钱寄回老家，宋小女揽下了清洗餐馆五六个厕所的活儿，这是一份其他员工都不愿意干的活儿，老板很高兴地给她每月加了一百块的工资。

打工期间，宋小女不想让身边人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每当别人问起，她丈夫为何让她一个人跑到深圳打工，她都谎称丈夫在上海打工，两个人要一起攒钱回老家盖房。

1997年的一天，家人打电话告诉宋小女，张玉环的案子有了进展，让她赶紧回家。当时正是下午，餐馆没有客人，很多员工坐在大厅休息，听到这个消息，她高兴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大声喊道：“我再也不会出来打工了，我丈夫出狱了……”

一时间，所有同事都知道了宋小女的秘密：她的丈夫正在坐牢。

回到老家的宋小女发现自己“被骗”了，等待她的不是即将出狱的丈夫，而是已经去世的父亲。家人怕她因为伤心，在路上碰到什么意外，才编了一个能让她安心回家的消息。

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宋小女又回了深圳，她想继续以前的工作，但是很快就发现，以前和她和睦相处的同事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一个先前对她颇为和善的男厨师甚至对她动手动脚，她警告对方，再有下次，自己就不客气了。

在把一个盘子砸向那位第二次非礼她的男厨师后，宋小女辞职了。这次，她决定要在南昌一边打工，一边为张玉环伸冤。找工作时，她告诉老板，自己可以少要一些工资，但有一个要求：老板要允许她每周一请一次假。

“因为周一找政府的人最好找。”宋小女说。

只会写拼音的她，对伸冤的概念就是跑到不同政府单位的窗口，和窗口工作人员说，张玉环是冤枉的。

一开始，她连一份伸冤材料都不知道带，直到有接待员告诉她，反映问题就留下材料。不会写字，就买本字典现学，用了将近四天的时间，宋小女才写出了一封自己满意的伸冤信。

从南昌市公安局，到政法委，再到法院……所有能打听到跟张玉环案子有关的单位，她都跑了个遍。有人告诉她一个北京的地址，说那里专为人伸冤，她也寄了一封信过去。到了邮政局，工作人员提醒她，她才知道寄信要贴邮票。

她一直相信，张玉环终有一天会被无罪释放，自己要养大两个儿子，等张玉环出来，“他什么都没有了，我要给他留住一个家。”

但父亲的缺位，也给两个儿子心里留下阴影。因为是“杀人凶手”的儿子，他们在学校常常被排挤。

“虽然他是被迫蒙冤，但他确实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这是不可推卸的。“二儿子张保刚感慨，”就算我能理解、我也敬佩他，因为设身处地我可能还不如他，我如果站在那个位置，也是对我的小孩满怀愧疚，有的东西不能改变。但这个失职这个必须得承认。”

患病改嫁

对宋小女而言，生活给她最沉重的一击来自于身体的病痛。这也成为她后来选择与张玉环结束婚姻，改嫁他人的最实际原因。

1999年，宋小女查出了子宫瘤，医生说只有做手术才能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她没有选择马上做手术，怕自己下不了手术台，两个儿子将无人照料。她动了改嫁的念头。

两年前，弟弟就给她介绍过一个人，对方是弟弟在福建打工认识的工友，老家也在江西，发妻在1994年因白血病去世，之后便一直单身，带着一个儿子。当时弟弟告诉她，这位朋友也出身普通农家，曾为了给妻子治病散尽家财，还欠了很多外债，他看重对方是个重情义的人，才介绍给姐姐。

一开始，宋小女拒绝了弟弟的好意，她想等张玉环回家。后来，她拨通了弟弟的电话，让弟弟帮忙约着见一次面。见面后，宋小女和现任丈夫吴国胜坦白了再婚的用意，并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要允许她心里装着张玉环，无论她何时想去探望张玉环，都不能阻拦；二、要真心对自己两个儿子好，自己也会对他的儿子好；三、不能阻拦她去看望张玉环的母亲。吴国胜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宋小女回到张家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儿子保仁，她拿出吴国胜的照片，想让儿子看一下。儿子没有说话，拿过照片，撕碎，扔进了正在煮饭的灶膛。“我当时还不理解我妈。”张保仁说。

1999年，宋小女和吴国胜去了福建。初到福建的日子里，宋小女对张玉环的思念充斥了她和吴国胜的生活。一次，吴国胜请朋友在家吃饭，宋小女在叫他时，脱口而出叫出了张玉环的小名，朋友走后，他和宋小女说，“小女，你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怎么能接受我？”宋小女则回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接受你，我也没有办法，我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不是有意要叫的，你不能怪我。”

晚上睡觉时，宋小女常常独自一人蜷缩在床角哭泣，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吴国胜发现了，劝她放下张玉环，好好过日子。

1999年，在福建生活两个月后，宋小女再次回到了南昌，一边打工，一边跑张玉环的案子。后来，她到监狱见到了张玉环，告诉了他自己改嫁的想法儿，但隐瞒了子宫瘤的事情，“和他说了也是给他增加负担。”

“他说自己是冤枉的，让我等他，说他没有勇气和我离婚，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宋小女说，那次见面，张玉环始终没有同意正式离婚，只是最后松口说，“只要他对你好，你们能好好带孩子就行。”

吴国胜还是想让宋小女能回福建和他一起生活。1999年春节，趁着回老家过年，他和宋小女说，自己一个人养活三个孩子压力太大，希望她能回去，两人一起挣钱养家。宋小女答应了。

2011年，宋小女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她被确诊为宫颈癌。

“不是治不好，那是不可能好，癌症哪个能活？”那一年，宋小女刚和丈夫在老家盖好新房，欠下了11万多的外债，“为什么要弄个人财两空呢？”

宋小女想自杀。趁着丈夫出海，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不吃饭，只喝水，“我把丈夫给我买的衣服都扔了，把我给他织得毛衣也扔了。”

三天后，她去找医生，开门就问“三天三夜不吃饭我怎么没死？”医生没反应过来，开玩笑说，喝了水还得等几天才能死。

没能死在家里，宋小女想去跳海。要到能跳海的地方，需要坐一路公交车，她没有想到，就在她低头上车的间隙，吴国胜从那辆车上下来了。

简单对话后，吴国胜便发现不对劲，此时的宋小女因为三天没吃饭，已有些站不稳，他知道妻子今天会去医院检查，想看她的报告单。

宋小女骗他说，检查结果只是有些炎症，自己已经把报告单撕了。吴国胜不再追问，立即把她推上了路边的出租三轮车，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吴国胜才从医生口中得知，妻子得了癌症。回到家后，宋小女直言，她不想活了。

一番争执后，吴国胜暂时稳住了她，“医生说开刀只要三万块钱，你现在自杀，我给你办丧礼都要花三万块，为什么不拿这三万块赌一把？”

两人决定回南昌做手术。手术后的化验结果显示，宋小女的宫颈癌尚处于早期，只要癌细胞不再扩散，她可以正常生活。

只是，那次手术，因为拔管时出了意外，宋小女的膀胱破了。这意味着，三个月之内，她都要垫着尿布生活，“走到外面，别人都嫌我身上味道太浓。”

宋小女的心态再次崩溃。这次，吴国胜一气之下让她去问张玉环，“张玉环让你死你就死，他不让你死你就别死。”

宋小女去了监狱，她告诉张玉环，自己或许时日无多，“你这次不能骗一个死人，要让我死得彻彻底底，那件事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张玉环给了她和以前一样的答复，劝她好好活下去，两人哭成一团。

不出吴国胜所料，从监狱回来后，宋小女再没闹过自杀。“我为什么要死？张玉环受了那么多苦都能挺过来！”

“我要加倍疼爱他”

在张家村时，有人问宋小女，“如何处理张玉环和现任丈夫的关系？”

原本平静的宋小女有些动容，她答，“两个人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张玉环曾经爱得我那么狠，我为了他不顾一切，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现在他回来了，我祝福他每一天都开开心心。我要回到我现在的老公身边去，因为他爱我、包容我、支持我，我谢谢我老公，我爱他，我要用最大的(心意)去喜欢他。”

宋小女还说，“等我把小孩托付给张玉环后，我就去找我老公，我要加倍去疼爱他。”

现在，属于宋小女的家在福建的漳州，吴国胜带着两人的三个儿子过着“讨海人”的生活，一年里接近九个月的时间都在海上。出海捕鱼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如果不抽烟不喝酒，基本没有额外的开销，与家人联系也大多依赖卫星电话。

8月8日，宋小女离开张家村。她最终也没能等到期待中的那个拥抱，她私下说，她内心有点委屈。她把这个拥抱看作是对过去几十年付出的一个交代。

但她不希望自己发自内心的一句话，被外界放大解读，也担心会对现在的丈夫造成困扰和误解。离开张家村的前一天下午，她笑着当着媒体的面解释，“那个抱不要也可以，握手也可以啊，就让张玉环想我吧，哈哈。”

文新京报记者杜雯雯张胜坡

编辑陈晓舒校对李项玲

哈尔滨一男子自己做“钱”花，被警方抓捕，还吹嘘“要多像有多像”

来源：新闻夜航

随着支付软件的普及，

现在使用纸币交易的人越来越少了，

最近哈尔滨幸福镇附近，

就有一个人喜欢用现金买东西，

但他的这个习惯，

也跟自己的一门“手艺”

有着很大关系。

4月10日下午3点多，李爽（化名）家的药店里，来了一个男子，说要买点儿烫伤药。

哈尔滨市香坊区某药店工作人员李爽（化名）

我家那块儿有个桌子，他就没进来，把钱给我小弟了，我小弟就把药给他拿去了，他给了104块钱，药是14块钱的。

说话间，李爽的弟弟就准备给男子找钱，可正当他准备把钱放到抽屉里时，突然发现，这钱好像不太对劲。

哈尔滨市香坊区某药店工作人员李爽（化名）

正面有两个掉白点儿的地方，他就感觉不对，就问我说，姐好像这钱有问题。我在他对面，我正好看到钱的反面，反面就特别假。

开药店之前，李爽做过财务工作，所以对人民币的外形了如指掌，当看到男子拿的钱后，李爽当时就起了疑心。

哈尔滨市香坊区某药店工作人员李爽（化名）

我就过来把这个钱拿走了，拿走他要换一张给我，就在门口，我说你不用换，咱俩上那屋验一下子，然后他就跟我过去了。

转身，李爽就带着男子去了旁边超市，想在验钞机上验一验，可还没等验钞结果出现，男子突然撒腿就跑。

哈尔滨市香坊区某药店工作人员李爽（化名）

他要往反方向走，我撵不上他，我就挺大声喊了一下，我老弟从桌子上跳过去，开始撵他，撵了一百多米，这些商贩也开始撵，就给他逮回来了。

追上男子后，几人赶紧向辖区派出所报了警。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幸福派出所民警巩明新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假币，也不能第一时间判断这就是假币，我们看这个当事人，神情恍惚，面部表情比较紧张，我们针对这几条疑点进行了细致地审讯工作。

经过几次验钞，民警发现男子使用的确实是假币。那这假币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面对民警的审讯，嫌疑人马某有些含糊。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幸福派出所副所长魏志北

（他说）假币是朋友还他钱给他的，然后他觉得可惜了，就进行了消费。

马某自己平常生活都很拮据，显然这样的借口并不成立。几次对峙下来，马某依然不松口，民警决定到他的家中进行搜捕。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幸福派出所副所长魏志北

我们到现场以后，当打开嫌疑人家的柜子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发现了大量的假币的成品和半成品。

在马某租住的房子里，民警找到了一万多张假币半成品、四千多张制作完成的假币和各种制造假币的工具。

民警介绍工具现场

这盒是嫌疑人的制作工具，其中有电烙铁，还有这种壁纸刀、镊子以及用于制作的胶水。（还有砂纸我看。）对，这一盒里边有精细的砂纸，还有香烟里的锡纸。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幸福派出所民警巩明新

从2021年年底至今四个月期间，购买大量的冥币和A4纸仿真的冥币，再用电烙铁、刮纸刀、胶水以及锡纸，制作成仿的人民币，用于花销。

马某说，自己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喜欢干体力活，平常就喜欢研究一些小玩意，但这一次，马某把自己的这门手艺用错了地方。

指认现场

这玩意得心静，像绣花一样，静下心以后仔细整，仔仔细细地，就能整得可好了，做出了以后要多像有多像。

自认为自己制作的假币是完美的复制品，可事实上还是被人一眼就认了出来。

四个月的时间，马某一共使用这些假币，购买价值四千多元的生活用品。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幸福派出所副所长魏志北

他将假币和真币掺杂在一起，到药店、烟店购买药品和烟，转卖给他人，挣取其中的差价。

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幸福派出所民警巩明新

这种方式制作出了四千元左右的假币，其实他的获利完全是低于四千元，他完全可以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去干一份正经的工作，并且得到的报酬会比这个多。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

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揭秘恶棍式打假！自带假货掉包超市正品，再以打假名义敲诈

假装顾客买东西，称店主不备，迅速把自己准备的假货和店主的真货掉包，回头再摇身一变成“打假英雄”向店主勒索……这些人太会玩了。

(更多新闻，请在微信搜索“新京报”，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

▲今年6月，北京某超市内，一中年男子提出要买香烟。监控拍下其调包过程。

6月26日，如常的日子，一男子走进了通州一家超市。

“给我拿条烟。”

“你要什么烟?”

“中华的。”

就在店主转身找钱时，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条一模一样的烟，熟练而迅速地做了调换。

▲男子将手伸进怀中去拿事先准备好的假烟。

▲男子拿出假烟准备调换，真烟被其藏在身后。

▲调包完成，将假烟放回柜台。而后，超市被投诉销售假烟。

“西凤酒给我拿一瓶。”

“这些230。”

“要230?”

男子表现出对价格的不满，拿回钱，离开超市。

这是通州超市行业协会会长陈辉(化名)提供给新京报(微信内搜索“新京报”可关注)记者的一段视频。调包者正是近期频繁出现在北京各中小超市所谓的“职业打假人”。他们专门拿假货调包商家的真货，隔天再从商家找出假货，然后以合法打假的名义进行敲诈。

数年内，活跃于北京中小超市的“恶意打假人”已形成了一个江湖。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的“新消法”实施一年后，2015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消费者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同期增长了10.3倍。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在严格遵守法律的职业打假行为之外，采用调包、自带假货等非法方式进行敲诈的案例屡见不鲜。合法打假的崛起，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净化市场的作用，而其中乱象，又激起了新的矛盾，导致了不同打假群体对立。

一位打假人表示，现在恶意打假越来越多，因为有利可图。

(更多新闻，请在微信搜索“新京报”，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

“打假英雄”还是“敲诈刁民”?

调包香烟是打假中最常见的套路。

在一段超市老板提供的监控中，有两男子进入超市买香烟，售货员拿出一条红色香烟放在柜台上，然后转身拿别的东西。

穿黑色外套的男子迅速将香烟揣到自己怀里，另一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样的香烟放在柜台上。随后黑衣男子离开超市，疑似出去放货，回来又要求再买一条。

然后，两人互换着重复调包、出门、回来再要货、再调包，就这样，短短的13分钟内，他们调包了六次，最后没买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超市。

这还没完，此后，两人再次出现在超市，买回之前调包的假烟，并向超市索赔。因有视频为证，当然索赔没有得逞。

不过，这种恶意打假现象，在北京的小超市内时有发生。

4月10日，昌平某镇超市突然来了食药所工作人员。称有消费者举报，在超市购买的价值10元的豆奶粉已经过期。

老板罗云(化名)一头雾水，她说“超市每天都会查验货架，不该有过期食品”。

4月19日，罗云接到通知前往食药所。她发现，被同一时间举报的还有其他8家超市。

与罗云一起被投诉的超市老板刘会(化名)，在被打假人以罚款10万的要挟下，被迫赔偿了2000元。刘会描述，举报人称从他家购买的冬虫夏草未标注不能给婴幼儿、孕妇食用，要求拿2000元了事儿。“这够不够罚你10万吧，有这一个就靠谱了”，在与打假人的会面中，打假人这样说道。

事后，9名老板组建了微信群。罗云将食药所给他的举报人号码发到了群里，发现9家超市的举报人是同一个人，在当地超市界颇有名气，遭遇过此人“打假”的大有人在。

罗云回忆，几位到场的超市老板都有些愤愤不平，认为遭遇了“敲诈”。但如果不接受调解，针对自身被抓住的“短处”，处罚金额又远远高于协调金额。

最终罗云选择“私了”。

“到超市里寻找快过期商品，找到后藏到犄角旮旯，过几天，产品一过期，再把它拿出来。”职业打假人陈陆(化名)透露，那些单独行动的打假人往往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挟超市，并且屡试不爽，只要能证明产品过期，超市至少要赔钱给“打假人”。

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发现过期产品，不足500元按500元赔偿，只要找出一点毛病，都是500元起。

在超市老板们的同行群里，有同一个打假人，以掩藏商品或调包等方式一天光顾十几个超市，不少超市因为货品众多，很难监控到产品被人恶意藏起来。

▲6月1日，密云警方在一打假人车中发现其准备调包的过期食品。

(更多新闻，请在微信搜索“新京报”，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

处罚之外的灰色地带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本是一条有利于约束商家的法规，现在却被某些打假人钻了空子，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杀手锏”。

“知假买假受法律保护。如果恶意打假，就有敲诈的味道了。”一位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这样形容。

某大型连锁超市的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单单是该超市今年上半年因打假人而接到的法院传票就有291张，索赔金额达50万元，这还不包括因为索赔金额不大而“私了”的数目。换句话说，上半年132个工作日内，每天该超市的法律顾问都得至少跑两趟法院。

与罗云一起接受调解的8位老板，均被举报出售的商品存在问题。如果不接受调解，都将面临处罚。

在与打假人几次电话接触中，罗云试图约对方见面，“最起码知道钱给了谁”。

几番催促后，对方有些急了，在电话里大声说：“你在我身上多耽误一个小时我就到你超市多去一趟!500块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屁钱，我是看在食药所的面子上给你撤诉。”

虽然挨了骂，但罗云还是坚持见面。对方指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7月6日，罗云在北京城东一处地铁站旁见到了打假人——一名骑着摩托的青年男子。

“以后小超市就不去逛了，要钱太麻烦。”青年男子拿了500元现金后当着罗云的面给食药所打电话，撤诉。事情了结。

有商家解释，“打假人就把食药所当枪把使，就拿这个压着超市，你这个按规定罚五万，跟打假人私了后，千八百元就能了事儿。”

“‘调解’有一个先决条件，需要双方同意。我们的原则是，能罚款一定罚款，既让超市长教训，又要控制恶意打假人收钱的意愿。”通州区马驹桥镇食药所所长栾辉告诉新京报(微信内搜索“新京报”可关注)记者。

不过，栾辉也承认，有些情况下他们还是倾向于调解的：“罚款额度太高，有的小超市一年就赚几万块，根本无法承受。”

对此，有消协人士介绍，确实有一部分打假人属于恶意的“混钱”行为。这些大家人在心里是有“底价”的，如果维权部门不能够满足他们的价位，他们就会进行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先关部门就要陪着复议，这极大地浪费了本应用于普通市民消费维权的行政资源。

(更多新闻，请在微信搜索“新京报”，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

对抗与冲突

在通州拥有一间大型连锁超市加盟店的陈辉(化名)表示，自己的超市一直以来都是打假人光顾的重灾区。对于相对专业程度较高的打假人来说，小超市索赔金额低，赔偿时间长，对他们已经失去吸引力。大型超市一般都是厂家赔付，有的考虑到企业形象，无论花多大代价都会把事情平息。

在栾辉看来，这些打假人掌握的法律法规有时候比食药监人员还要专业。这类打假人也更易引爆超市老板的情绪燃点。

目前，随着调包式的恶意打假日渐增多，超市行业与打假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超市行业地域性较强，同行、同乡抱团对抗，加剧了冲突的激烈性。

陈辉作为通州当地超市行业协会的会长，被同行认为是能“攒事儿”的人，其他店主在遇到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后，往往会找他求助。近一年来，他收到过北京各城区店主寄来的求助材料、视频及照片。

“如果碰上调包式打假的人，肯定要打架。”陈辉说，“现在老板们怨气很大，只要一家遇到恶意打假，当事老板就会把打假人的照片传到群里，供大家辨认。如果是碰到连续作案的人，大家很可能动手。”

5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路一白色现代轿车被多人截停后打砸。据报道，该事件原因为北京大量超市业主不满“恶意打假人”，以将过期商品藏入超市后再购买的方式进行勒索，后涉事的8名“打假人”被大屯路派出所带走。

警方表示，打假人在打假时，也需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索赔，更不能打着打假的幌子进行敲诈勒索，否则就会触犯法律。

在密云水库附近开超市的武刚(化名)与调包式打假人爆发过激烈的肢体冲突。

武刚回忆，6月1日中午，店内来了一个四五十岁、穿戴整齐的男子，来超市买了四包辣条和一包旺仔小馒头。该男子买完离开超市后十分钟返回，说小孩子吃完辣条大哭大闹，质疑其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而男子出示的辣条包装袋显示已过期。几番交涉无果后，直接威胁要5000元。

武刚随后拍照片发到同行群里，群内同行提醒武刚，此人是“惯犯”，有多次调包敲诈的前科。武刚当即把超市的门拉下来，随后与该男子发生肢体冲突。“我拿了胶棍把男子打到门口去，冲突持续几分钟。”

武刚回忆，他把男子堵在了超市内，随后报警。警方在男子车内发现了散装猪头肉、香肠、猪肚等过期食品。据警方通报称，该男子对自己以“打假”为名对武刚进行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供述了其他几起相同的违法行为，男子在次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难点在于没法判断对方是不是恶意打假。他就是来二十次，我也得把他当做正常消费者投诉对待。”通州区马驹桥镇食药所所长栾辉告诉新京报(微信内搜索“新京报”可关注)记者。

对于调包式打假，栾辉认为难点在于确认证据。对此，栾辉曾专门做过实验，拿一家超市的商品去另一家超市扫码，仍然能够正常扫出来。“难点就在于无法确认他是不是调包，除非超市老板有监控能抓个正着，那样可直接报警，交由警方处置。”

▲中间白衣打假人涉嫌采用调包方式对超市进行敲诈，目前已被刑拘。

(更多新闻，请在微信搜索“新京报”，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

敲诈与索赔的黑白之争

职业打假人陈陆从事打假已近10年。

这十年间，他看着北京职业打假团队发展壮大，但也多以单打独斗为主，偶尔各个打假团队之间还会有合作。

在团队内部，每个人会做好分工，有人专门负责进超市购买问题产品，有人专门负责投诉。目前陈陆的团队已经很少涉及线下超市的打假，而转向电商打假。

据其透露，除了通过恶意隐藏、调包等方式达到目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将事先准备好的过期食品带入超市，并“现场购买”现场举报。

据媒体报道，此前有举报人电话投诉在某购物广场购买的黑木耳和手剥杏仁均过期，要求10倍赔偿，后超市调取监控查证，为举报人栽赃，过期食品为其自行带入超市。

陈陆表示，这种案例多发生在生鲜或散装食品领域，大型超市一般防控较严，而中小超市防控偏弱，往往容易“中招”。

而对于高段位的职业打假人，关注的领域已不仅仅局限于食品领域。

陈陆的打假团队深知敲诈和索赔的界限在哪儿。“只要是双方协商同意的情况下，要多少钱都不算违法。”陈陆介绍，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起诉，然后法院进行调解，在调解的过程中，被举报方往往看重品牌声誉，而顺利赔偿打假人。

对于业内比较知名的打假人，通常会被厂家雇佣为保护人。陈陆透露，他的打假团队就曾被国内某大型制衣企业“包养”，每年发放红包，红包数额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除现金外还会奖励汽车。如果遇到其他打假人打到了他保护的企业，则由他出面协调，帮厂家解决麻烦，“打假人这行圈子都很小，是谁做的很快就能打听到。”

不过，这种看似正常的雇佣关系，却带有浓厚的“封口费”性质。陈陆透露，曾有数年时间他返回老家从事其他生意，该厂家便断绝了红包和奖励。随后，他重新拾起打假这一行，连续对这家企业进行起诉，又恢复了往日的“保护关系”，甚至有知名企业为安抚他，以百万级现金形式入股他的公司，目的就是不被“起诉”。

陈陆总结，现在打假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打假确实有利可图。

采写/新京报调查组记者卢通实习生施锦珍图片由北京某超市老板提供

(更多新闻，请在微信搜索“新京报”，关注新京报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