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码给谁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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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部分村镇银行储户在追讨存款时被河南有关部门赋红码的事件，引起社会热议。郑州市纪委监委已经对此启动了调查问责程序。

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甚至有些惊恐的是，健康码是防疫期间人们的通行证，涉及大数据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却被滥用了。健康码的作用是通过识别个人数据，对可能存在染疫风险的人群予以识别、管理。2020年2月出台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赋红码这一手段的杀伤力很强，红码意味着禁足，不能出行、上班和各种不便也就罢了，如果突发病情，会影响及时救治，甚至有生命危险。假如储户发生这种悲剧，该向谁追责？

而且不仅是进入河南地界的储户被赋了红码，尚未进入河南还在高铁上的储户也被赋了红码，还有的储户在广东、山东等地，“人在家中坐，红码天上来”。

既然健康码可以用于阻止银行储户维权，会不会也被用于阻止其他方面的维权呢？果不其然，没过两天就传出消息，郑州一楼盘的多名烂尾楼维权业主被赋红码。

这个头是万万开不得的，对于河南赋红码的决策者、实施者必须追责。

有关专家指出，河南有关方面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66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4条。根据《刑法》，相关公职人员涉嫌犯了“滥用职权罪”。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认为：“将健康码用于防疫之外的其他用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不仅破坏防疫大局，践踏个人基本权利，还会影响政府公信力。”

《经济观察报》在《追责郑州红码事件》一文中提出：“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并行动：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大数据时代的新课题。”文中说，大数据技术的能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捆绑起来，后果不可想象。

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最近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健康码管理办法”及健康码赋码转码规则，健康码仅用于疫情防控，服务人民身体健康，绝不允许在国家、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规定的情况以外应用，绝不允许在与疫情防控无关的场景使用，绝不允许超规则增加或删减健康码风险人员数据库。

在数字化年代，大数据系统越来越多，但对大数据的利用也让人越来越不适应，有的甚至匪夷所思。

早在2010年，江苏雎宁县建立了一套给市民信用打分的系统。这套系统征集了金融部门的个人信用信息，并汇集了公安、工商、法院等各部门信息。闯红灯、家暴会扣分，乱摆摊会扣分，甚至信访也会扣分，称为闹访、缠访。雎宁县果然不久就摘掉了“信访高发点”的帽子。但把征信系统作为达成其他社会治理目标的做法，当时引起了广泛讨论，涉嫌公权侵犯私权。特别是当要达成的某些社会治理目标本身就很不合理的时候，更让人心惊。

2019年，某地的人社厅负责人表示，为了解决企业“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要把换工作的信息也纳入征信系统，以约束员工频繁跳槽。

有的地方公布条例规定，不“常回家看看”会影响信用记录；有的地方规定，不做垃圾分类会影响信用记录。

疫情期间，很多地方把抗疫不力的行为纳入征信。吉林某市更规定，对于无故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赋黄码，两次以上依法行政拘留并罚款，且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正如所有技术进步一样，可以被用来促进人类的安全感、幸福感，也同样可以被用来达成相反的目的。

赫拉利在《今日简史》里讲到，我们现在正处于两次巨大革命的交汇中。一方面，生物学家正在揭开人体的种种奥秘，特别是大脑和人类感受方面的奥秘；另一方面，计算机科学让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能力。

《今日简史》里讲了一个悲哀而荒谬的故事。2017年10月，一个巴勒斯坦工人在脸书上发了一张他在工地的自拍照，站在一台推土机前面，还发了阿拉伯文的“早安”一词。结果立即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抓捕。以色列安全部队怀疑他是恐怖分子，打算用推土机冲撞轧碾人群。原来阿拉伯文字中“早安”这个词的拼法和“杀光他们”很相似，算法自动翻译阿拉伯文字时搞错了。

当然这是一国对外监控他国公民，以维护本国国家安全，以色列人民很可能为此觉得很自豪、欣慰。但是如果以色列政府对本国人民也这样监控呢？估计以色列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

今年4月18日，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等多家河南村镇银行公告称，该行将于4月18日8：30对系统进行升级维护，该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将暂停服务。此后，多家村镇银行出现“取款难”问题。

6月18日，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禹州新民生等村镇银行线上交易系统被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和利用的犯罪事实已初步查明，相关资金情况正在排查。

6月20日，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该行从即日起开展线上客户资金信息登记工作，凡该行线上交易系统关闭后不能正常办理业务的客户均需登记。

已经初步暴露的情况表明：有多家村镇银行的线上交易系统被一个犯罪集团操控，历时多年，涉及几十万储户的几百亿元存储，给我们的金融体系敲了一次极为沉重的警钟。银行原本都有存贷电子系统，这个犯罪集团是怎么构建起另一套系统，受骗者在该系统内可以存款、取款，甚至还能和其它金融系统连通，完成对外支付、转账，而且这套系统长期逃避了监管？

如果不是多方勾结，内外勾结，这可能做到吗？

截至2021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共计4602家，其中包括3886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农商行1596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村镇银行1651家、农信社577家、资金互助社39家）。银行业在我国是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银行支付系统的管理也极为严厉。一般认为，在村镇银行这样的级别，发生百万元、千万元的资金支付和收取，都会被作为“异常交易”直接上报，进行后台核查。而河南这几家村镇银行竟能做到两套账、两套系统，脱离金融管理系统，最后几百亿不翼而飞，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根据官方通告，2011年以来，以河南新财富集团实际控制人吕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

第一财经的调查表明，这个吕谋，真名吕奕，出生于1974年，最早做家电流通生意，2004年前后获得了兰考至尉氏高速公路的30年特许经营权。他通过这一项目，以收费权为抵押，从金融机构贷出高出投资预算的巨额资金，利用对巨量贷款的支配权，将一部分资金投向金融业。通过大量的马甲公司，先后参股了国内多家城商行、农商行，又以所持的部分金融机构股权为抵押进行投资。在金融监管日渐收紧后，他又盯上管理相对松散的村镇银行。

近年来，中国银保监会已经公布了五批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将他们清理出金融业。这些股东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或谋取不当利益；编制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关联股东持股超一定比例未经行政许可；入股资金来源不符合监管规定；单一股东持股超过监管比例限制；实际控制人存在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为。相比而言，吕奕的犯罪性质更为严重，他是赤裸裸地将其控制的村镇银行变成了储户的冰窟窿。目前，持塞浦路斯护照的吕奕已经逃亡境外。

河南村镇银行部分储户被赋红码事件敲响的警钟是多方面的，在金融防风险已经开展多年的今天，依然爆出这样的惊雷，教训极为沉痛，应该彻查并让整个金融系统引以为戒。

作者：曾在复旦学习、任教9年；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供职20年。微信个人公众号：无语2022。

「图片视觉中国」

内容合作、投稿交流：fi@hi.

村镇银行业务员：上岗先学方言，月入最多3千，称亲人也不信自己

河南村镇银行事件，让村镇银行这类金融机构进入大众视野。实际上，村镇银行这几年的日子越过越难，风险不断累积。一些在村镇银行工作的一线业务员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但他们身处其中，也很无奈：“与风险共舞”的，又何止是银行，还有存贷往来间无数的县乡普通人。

文饶桐语魏小雯

编辑赵磊

运营月弥

露脸傍晚，山西某个小县城的广场上，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一块幕布支起来，开始放映电影。

放电影的人，不是电影院的，而是来自当地一家村镇银行的年轻业务员翟金诺。放电影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信贷客户经理，他需要千方百计地吸引客户，而放电影，就是手段之一。

在和同事完成电影布置后，翟金诺开始仔细地观察往来人群，瞄准那些原本在乘凉的大爷大妈，然后快速走过去，自然地与他们攀谈起来，并顺势递出自己手里的存款广告单，这一回“露脸”，就算完成了。

对于村镇银行来说，这样的“露脸”，是在县城必不可少的生存法则——在这些地方，更有吸引力的还是国有四大行，乃至农村信用社，都有各自的稳定客户群。来自村镇银行的业务员们，要争取到自己的客户，就必须刷够存在感。

从2007年第一家村镇银行开业，15年来，村镇银行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开设了近1700家，作为正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是国家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在县城，人们也把村镇银行看成“私人银行”，觉得“不保险”，和有名气的大银行一比，有种李逵遇到李鬼的错觉。

这些年来，村镇银行显得有些悄无声息，在群众中间的知名度、影响力，都是有限的，直到今年上半年，河南村镇银行暴雷，才让大众的目光聚焦到这类金融机构身上。

为了打消客户疑虑，翟金诺这样的业务员们真是绞尽脑汁。除了放电影，还会组织营销抽奖活动，用电动车、冰箱等奖品“换来”存款；一旦打听到哪里有拆迁户、哪家厂子效益不错，或是谁家急需用钱，翟金诺都会去“坐一坐”，存钱是次要的，宣传要先做到位；甚至和他们无关的活动，也要“蹭到”，“不管什么活动，不管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只要人多，我们一律露脸”。最夸张的一次，是把宣传物料搬到了省青运会上。

在江苏某村镇银行工作的刘宏，同样有着“露脸”的任务，他需要定期去村委会、超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拉横幅，组织存款返现金、返礼品的活动。除了在县城活动，他还需要入户下村。每个月，刘宏都会下村七八次，发名片、讲业务。

不被允许待在办公室里，几乎是每一个村镇银行业务员的日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吐槽，领导们为了让大家都出去跑业务，甚至偷偷把空调遥控器藏了起来。

面对客户，业务员要足够热情，就连口音也要尽量和当地人亲近，为了做好当地的信贷业务，不少村镇银行规定，业务员必须得是本地人。

进入村镇银行之前，翟金诺对银行工作的想象是美好的，穿着西装，等着业务找上门，但村镇银行给了他下马威——由于听不懂当地方言，在进入银行的第一个月，翟金诺没有揽到任何存款。空闲时间，翟金诺只好费劲学口音，大家最羡慕又广为流传的案例是，一个同事，靠着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从小员工干到副行长，几乎全行的拆迁户存款，都是他拿下来的。

服务也得到位。在贵州，某村镇银行的业务经理吴双林，甚至会帮客户找工作。那是一位农村妇女，丈夫过世了，留下一个孩子，虽然在银行里的贷款不多，也就贷几万块钱来买一些肥料和种子，但实在是“还不上钱了”，打了好几回催收电话，对方也不接。后来，吴双林联系了另一个开厂子的客户，给她找了工作，在厂里踩缝纫机，一个月能赚个3000多块钱，时间久了，这钱也能还上了，毕竟，“贷款放出去，总要想办法收回来”。

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村镇银行的服务跨度也越拉越大。吴双林还曾经帮过世老人的子女找过公证员，方便他们把老人的存款取出来。他还听说，有一回，隔壁的一家村镇银行，为了帮一位做矿泉水生意的客户还钱，干脆把矿泉水都买下了，还让辖区内的兄弟行们都来这里买水。

▲图/视觉中国

存款至上业务员们使出浑身伎俩，都是为了拉到存款。

翟金诺的工资，和存款有直接联系，甚至能够占到工资收入的90%。最少的一回，他只拿到480元——因为拉存款的户数、日均存款量太低，被领导从早上催问到晚上。

刘宏也清晰地记得，他的日均存款额指标需要达到900万，“我们的任务就是存款”。原本，银行会给员工一些揽储费，作为奖励和补贴，但他们为了完成任务，揽储费也不要了，把钱让出来，作为存款福利送给储户。

行内的“规矩”也很直接，能带来存款的人，不管年龄多小，都可以直接上任营业部主任。但没了客户，工作也可能保不住。翟金诺记得，有一个同事的大客户，突然提着箱子把钱取走了，第二个月，这位同事也走人了。来取钱的豪车直接停到银行门口，看得大家提心吊胆，而那个装走钱的箱子，“特别大”。

事实上，尽管银行普遍奉行存款立行，但对于业务类别有限的村镇银行来说，这一特征尤为明显。从村镇银行开设之初就有规定，其只能在本区域内经营，主要的业务也仅仅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银行卡等基础业务，一系列金融和投资产品，都在村镇银行的辐射范围之外。

好在，相比大型国有和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的贷款利率较高，能吃到更多的利差，所以只要能揽到足够的存款，赚钱能力也不差。难就难在揽储上，老百姓很少会把存款放在村镇银行，更多的是机构存款，或者是做一些本地富商的业务，要靠关系才能拉来存款。

变化出现在互联网高速发展那几年。为了获得更多盈利，不少村镇银行开始和互联网公司合作，提供互联网存款产品，越过了本地经营的界限——它们提供的收益更高，在2020年，部分互联网存款的一年期利率最高可以达到4.125%，这给了村镇银行很强的竞争力，去吸纳外地储户的存款。

但很快，银监会就警惕起来，2020年底，包括蚂蚁集团在内，各大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各项互联网存款产品集体下架，村镇银行也重新回到了本地揽储的轨道。

盈利压力又回来了。陆遇山是川渝某家村镇银行的副经理，他所在的村镇银行，开行较早，每年能够吸收接近20亿存款，这在当地已经算一个非常漂亮的业绩，但他们的资金成本依旧很高。他说，在当地接近40家村镇银行里，真正盈利的不足一半。他所在的银行，在20亿的数额里，有90%都是定期存款，很难赚到钱。

这和村镇银行的主要客户群体有直接关系。陆遇山说，由于无法提供证券、基金等投资和理财产品，在他们银行里存钱的年轻客户占极少数。而九成的客户画像是这样的——来自县城、农村的中老年人，核心的诉求是本金安全和固定收益，三年、五年，乃至于存十年定期的都有。

村镇银行需要抓住这部分客户，因此，他们为定期存储提供的利率普遍较高，以一年期存款为例，前几年，部分村镇银行能做到3%以上，极少数甚至能到4%，比大型国有银行的三年期存款利率都高，而相较于活期存款的利率，更是高了十几倍。

存款利率高，还只是明面上的。在县乡，村镇银行名气不如大银行，只能用高息来揽储，但有时候竞争太激烈，银行还会拿出额外的奖励给储户，实际利率更高，加上各种存款营销活动的成本，比如业务员们各式各样的“露脸送温暖”活动，还有客户经理工资等，综合资金成本非常高，有的甚至能到5%。

以存贷业务为主，靠吃利差为生的村镇银行，资金成本一高，利润就少了，赚钱变得越来越难。

▲江苏某银行工作人员下乡讲授金融知识。图/视觉中国

“蛋糕就这么大”揽储难，一直是村镇银行的主要压力，资金成本肉眼可见地上涨。但这两年，连贷款也不好做了。比如贵州的业务经理吴双林，已经接近两年没有做房贷业务了。

其实，作为一种优质贷款，村镇银行也乐意提供房贷，但银保监会给出的指标额度却很固定——对于不同类别的银行，房贷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也是不同的。其中，村镇银行获得的贷款指标最低，根据2021年发布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新规，其所拥有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12.50%，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则为7.50%，相较于工、农、中、建、交、邮储这些大型银行，这的确是个有些尴尬的数字，后者的两个数据分别为40%和32.50%。

房贷达到这个指标之后，就不能再放款，吴双林所在的村镇银行，就是这种情况。这两年，也有很多客户找到他，想要通过村镇银行获得房贷，但都被拒绝了。吴双林说，总部一直在监测这个指标，管理严格，要继续放款，“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贷款总额度提起来”。

只是，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实现的难度却越来越大，最直接的，是这两年来贷款的人，明显少了。

早在2007年，在村镇银行建立之初，打出的招牌就是支持小微企业、三农产业，这是他们的主要客户群体。陆遇山正是因为觉得这一行“有前景”“有空间”，才选择转行，成为当地村镇银行的第一批员工。但在受到疫情影响的当下，小微企业面临的危机更大，要让他们稳住不倒闭已经实属不易，再让他们进行更多投资，借更多贷款，几乎是天方夜谭。

不仅如此，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起来。这几年，伴随着国家鼓励扶持小微企业，四大行的贷款业务也在逐渐下沉。而在县城，很少会有突然出现又突然成功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在这片有限的土地上，优质的客户数得过来，甚至来来回回都是熟人。

村镇银行不再是小微企业的唯一选择。陆遇山说，如今，同一个客户，往往就面临着几家银行的竞争，“我们找到他，其他银行也在跟他谈”，而这种情况放到以前，基本是不存在的。

一旦资金雄厚的大型银行参与到这场游戏，属于村镇银行的蛋糕就注定被分走了——他们能够提供更低的贷款利率。“我给人家5%，其他大行可能就给他4.8%，或者4.5%。”陆遇山说。

即便没有激励的竞争，村镇银行想要维持以往动辄7%-8%的贷款利率也不现实，金融政策变化也让村镇银行的综合贷款利率不断下降，比如“两增两控”，要求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和户数，以前是县乡的小微企业们求着银行贷款，利率相对比较高，现在银行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反而得求着小微企业来贷款了，贷款利率自然会下降。

村镇银行的生存压力再次变大。原本，他们的盈利压力就不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村镇银行的特征，该有的设备、人员安排，都不能缺少，放在以前，虽然揽储困难，但还可以通过更高的贷款利率来获得盈利，但显然，现在的一切都变了。

与此同时，村镇银行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和县域经济挂钩。

比如，在陆遇山的小城，房地产依旧冷清。前几年，当地建起了新城，楼盘刚刚拔地而起的时候，市场也火热得很，买房还要提前交保证金，才能拿到摇号的资格——陆遇山觉得，对于一个区县城市来说，这种情况已经“好疯狂”。

但现在，新城的房价，都掉下来了，村镇银行很快就嗅到了房地产的失落。陆遇山说，这几年，只要是牵扯到房子拍卖的，最终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无一例外。

前几年，有客户靠房子抵押贷款，房价高，每平米八九千，上万的也有，贷款自然就放得多。但现在，客户经营不善了，钱还不上了，到拍卖房子的时候，拍卖价格也上不去了，每平米价格也就只有五六千，“一百万的房子，只拍到五六十万”。

陆遇山的感觉是，这两年，这些出问题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做工程的”，不管是修商品房，还是做政府工程，收不到款的情况不在少数。

他对一个例子印象深刻。当初，一位客户做的就是房地产生意，贷款到期了却还不上。事实上，这位客户也打赢了官司，也有人欠着他的钱，但他就是收不到。最后银行只能把他抵押的房子拍卖掉，“哪怕我们都知道，只要资金链不断，他就能还上银行的钱”。

与此同时，一个有些诡异的局面出现了，客户收不到修房子的钱，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但他的房子也在贬值，银行因此产生了数万元的亏空——在这个循环里，并没有获益的一方。

当地人爱吃麻辣口味，陆遇山有一个大客户，做的就是花椒深加工生意，以前光景好，他从农民手里收来的几十吨花椒，今年收来，第二年年底前就能全部销售完。但这两年，餐饮业不好做，吃火锅的人少了，来买花椒的商户也少了，前年的花椒都还在囤积着，不再需要收花椒，也不需要找银行贷款了。陆遇山和这个客户合作接近十年，再见面时，客户只是对着他抱怨，“又没赚到钱”，他觉得，这些乡镇老板身上，那种曾经的风光没有了。

银行是经济的晴雨表，陆遇山的这些感受，和前几年形成鲜明对比。倒退回去2016年之前，他的工作要轻松得多，一切都顺风顺水的，也就是这两年，陆遇山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头发都白了”。

▲村镇银行业务员下村跑农户。图/受访者提供

自救和隐患日益收缩的空间里，村镇银行不得不寻找自己的出路。

最简单的竞争优势来自于降低资质门槛——这可以迅速扩大贷款客户的数量。要评估客户的资质，最简单的办法是提供抵押物，比如房产，四大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在贷款前期都会有这一要求，但对于村镇银行的客户群体来说，这一步就足够难了。

陆遇山所在的村镇银行，依旧想争取到这部分客户。最后，他们想出的办法是，允许三家客户签署一个“互保协议”，其中一家出了问题，另外的两家承担责任，名为“三家联保贷款”——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缺少抵押物的情况下，获得一些承诺和保障。

时间也是需要把握的优势。“说实话，其他银行放款放得很慢，因为它有个流程”，陆遇山说，如果是像那样层层审批再等到放款，少则需要十天半个月，长则一个月都拿不下来。但村镇银行是独立法人，“三天、五天就可以把钱给你搞出来”。有什么问题，那“解释一下就可以了”，缺少什么材料，“能够提供补充的东西来证明就可以了”。

就连征信报告，也同样可以有“谈的余地”。和别的银行一样，村镇银行在给客户贷款时，需要客户提供征信报告，上面会显示出贷款人在各类银行机构的所有贷款情况，其中，资产会被分成五类：正常、关注、不良、损失、可疑，除“正常”外，另外四类都属于异常情况。对于一些大银行来说，一旦某一笔贷款被分类在“关注”一类，就可能不会提供贷款，这是非常硬性的标准。

但村镇银行会更加灵活地处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了解这种‘关注’是怎么形成的”，陆遇山说，换句话说，一些非主观的违约记录，可以被村镇银行包容。有一回，征信报告显示某位客户存在法院未执行款项，他们虽然马上警惕起来，但客户本人解释，“已经结清了，只是征信上面还没有更正过来”，于是，在要求对方提供结清证明之后，贷款还是如期发放下去了。

然而，这样的灵活处理，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判断失误——银行大着胆子把钱贷出去，最后那笔贷款还是出了岔子，陆遇山反思，哪怕在前期解释得再清楚、情况再特殊，“毕竟被执行过，说明还是有问题的”。这样的次数多了，他们也不得不开始紧张，征信记录有问题的，“还是应该小心一点”。

翟金诺也有同样的遭遇。那是一个农场户贷款，当时，那个客户发来了流水，说自己的经营状况“特别好”，银行直接放了200多万，但后来，他们只得到一块荒地，甚至连愿意开发的房地产商都没有。

事实上，金融业本身是一门规避风险的艺术，对于重资质的银行业来说，这些自救手段，随时可以演变成隐患，给村镇银行带来潜在的危机，又随时随地爆发。

比如，“无法预料到的”的事情越来越多。如今，陆遇山常常遇到的情况是，明明前两个月，这家企业还看着活得好好的，“所有人都认为它没问题”，但两个月之后，就出问题了。最开始，听到哪家客户经营不善，陆遇山都是不相信，觉得“怎么可能嘛”，一了解具体情况之后，才知道真的出事了。

讲究人情世故，也成为隐患之一。知道翟金诺在村镇银行上班之后，甚至有熟人直接找上门来，开口就是，“我做生意赔了，贷款贷不下来，你给我推荐几个村镇银行，我去贷一贷”。翟金诺知道，他干着一份待遇优渥、旱涝保收的工作，哪怕在大行贷款，批得也快，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村镇银行缺少这样的优质客户，光凭他的工作，就能直接放款。

最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村镇银行产生过高的不良率。《2021年度村镇银行调研报告》显示，村镇银行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3.66%、3.7%、4%。而截至2020年末，国有大行的不良率仅为1%，股份行不良率为2%，城商行不良率为2%，农商行不良率为2.4%。

只是，这种不良率，被看做“必须付出的代价”，几乎所有的村镇银行，都要学会和高风险共舞——门槛就像一个筛子，让更优质的客户流向大型银行，但村镇银行还是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来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

▲业务员给路人发放宣传扇。图/受访者提供

信任之战河南村镇银行出事的那一天，吴双林感觉到紧张，也有些恐慌，“心里很不安”。

他知道，不管是揽储困难，还是竞争加剧，背后最为核心的原因，还是村镇银行没有得到大众的信任感。如今，这恐怕更难了。

村镇银行被当成“私人银行”，不是没有原因。按规定，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允许社会资本入股，只要主发起银行是最大股东就行。但实际上，参股的地方民营企业可能联合掌控，或者存在代持，导致村镇银行股权集中，实控人权力过大，各种关联交易层出不穷，成为最大的风险隐患。

当村镇银行被办成了民营企业的私人银行，就只为给企业提供各种便利，小到给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大到低息贷款、票据贴现赚利差，甚至发生河南村镇银行这样卷款跑路的恶劣事件，损害储户和公众利益。

几乎在每个村镇银行工作过的人，都被质疑过。2011年，陆遇山刚到这里工作的时候，还不是副经理，也得去发传单，夏天热，凌晨6点就出门，专门找人多的广场做宣传，但对方连银行的名字都念不顺，不知道“村镇银行”是个具体名词，倍感诧异地问他：“现在，随便哪个村儿都能开银行啦？”

吴双林把自己的状态形容为“孤军奋战”，哪怕是家人，也很难相信他们。吴双林说，他曾经对着亲人张口，想要拉存款，本以为这样会容易些，结果得到的还是质疑，这是他最伤心的时刻，“连你自己的亲人都不相信你”。

在县城跑业务时，翟金诺需要重复去解释的两个问题也与这些相似，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个银行到底是不是银行”，第二个问题则是“你们的利息可以给这么高，是正规和合法的吗”。在当地，村民们更加信任的是信用社，翟金诺随口都能背出信用社的“背包精神”——不管多远的山，多远的路，我都会把你的存款安全保存。

就连相亲也会被影响。在银行工作，听起来体面又稳定，翟金诺也因此在相亲市场上受欢迎，“能给自己加分”。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对方细问，一旦知道他是在村镇银行工作，“那就坏了”，作为“银行人”的身份会大打折扣。翟金诺很难形容这种别扭的感觉，好像是银行，又好像不是，“有点四不像”。

为了得到信任感，村镇银行想尽了办法。刘宏说，每年领导们都会花高价请来所谓的“营销导师”，指导和培训业务员如何推销，如何让群众相信他们，甚至每年的广告费，都能花上一两百万。

要么就是找“中介”帮忙。刘宏说，由于老百姓们不信任，他们还会去找“揽储员”，劝说群众愿意到村镇银行来存款，银行给的揽储费，分给揽储员一半，作为酬劳。而找揽储员的标准，就是要在当地足够有“公信力”，要么是每个村的村支书，要么就是老党员、退休老干部。

培育信任，显然会是个漫长的过程。更加残酷的现实是，如今，连村镇银行内部，也缺少信任感，这里的离职率一直很高，翟金诺说，如果走的人多，就一年招三回，走的人少，就一年招两回。没有员工真正地对这里有归属感，哪怕有了坏账，那“离职就好”，毕竟，第一责任人只是客户经理而已。

最后，翟金诺也辞职了。最开始，他选择到村镇银行上班，是觉得银行体面、工资高，希望能够靠丰厚的报酬，早日买房。结果，最多的一个月，也就收入了3000块。

后来，翟金诺去了北京一家商业银行工作，基本工资翻倍，销售业绩由“存款决定”，拓展到信用卡和各类理财产品，这让他能更轻松地完成业绩要求。相比于村镇银行，这份工作更有盼头，两年不到，他就买了房子。

陆遇山的压力则更大了。一直以来，他把自己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拓展客户、风险管控，如今，工作重心又多了一项——员工管理，他需要想办法，让员工信任村镇银行，也对工作负责。开会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向员工们灌输，“现在外面的就业压力很大，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有好大的能耐，或者在这里工作把你委屈了”。

谁也不知道，这种信任感还能不能建立起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深度管窥1600多家村镇银行：它们活得怎么样？21世纪经济报道

2.村镇银行何以至此？馨金融

3.互联网存款被取消，对你有什么影响？三联生活周刊

4.2021商业银行坏账报告：1.7万亿不良，工农中建四大行金额居首证券市场红周刊

5.央行收紧房贷，买房越来越难了？三联生活周刊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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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帮扶，贷“红”东坪“柿子村”——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衢州实践之二

衢江农商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金融监管单位关于稳经济的决策部署，结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件的指引及衢州银保监分局的部署，持续强化对农业产业的支持，不断优化涉农金融供给体制机制。

“村里都停满车子了，你们停村外吧。”10月14日，衢州市衢江区峡川镇以柿闻名的东坪村人声喧沸，前来拍摄柿子、体验晒秋的游人络绎不绝，村里的工作人员早早守在村口疏导车流。

2008年之前，东坪村因偏远且交通不便，是一个偶有游客观光的小山村，在政府号召下，先后有20多家农户获得农商行金融支持，开办了农家乐，走上了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共富路”。

“2004年左右，有游客来看柿子，没地方吃饭。因为我是杀猪匠，很多村民把游客介绍到我家里，说我家里有菜，那时有什么烧什么，一个人收2元钱，当是交朋友。”东坪村第一批农家乐业主李国华回忆，2008年，有区领导到村里调研，建议他开办农家乐，2009年他从衢江农商行贷款4万元，装修自家房子，采购了桌椅碗筷，生意越做越红火，2010年“十一”期间，他就尝到了乡村旅游产业带来的甜头，15张桌子时常客满，当年营业额有20多万元。

近年来，农商行持续“输血”东坪村，李国华从2015年至2020年先后贷款40万元扩大事业版图：一方面拆除猪栏建凉亭，改进基础设施，提升农家乐水平；另一方面，开发周边产品，从附近村落收购上万斤鲜柿晒成柿干售给游客，一年有四五万元销售额。

“今年，我又从农商行贷款12万元，除了收购柿子，还买了猪仔放农户家养，过年时游客就能在我家里吃上正宗土猪肉了。”李国华说，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他就赚到了2万多元的毛利润。红火的乡旅生意让村民们赚到了钱，也让部分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乡帮忙经营农家乐，给古村带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东坪村已有16户“农创客”从农商行拿到了351万元贷款，用于经营农家乐、家庭农场。

围绕提升乡村振兴服务质效，今年，农商行实施了“小额普惠足额工程”，截至9月末，全面完成279个行政村的授信评议，授信户数13.4万户，较年初新增5954户，授信金额达213亿元，较授信复评前增加84亿元。在此基础上，该行还为全区符合条件的农户提供免担保、纯信用、小额度、广覆盖、低门槛的小额普惠贷款服务，促进农民农村共富富裕。目前，农户小额普惠贷款用信新增995户、3.8亿元，用信覆盖率24.98%，较年初新增1.21个百分点。

来源：科技金融时报（通讯员姜华斌刘辉叶帆）

编辑：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