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二巡法官会议纪要10则
1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认缴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但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登记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是否属于无权处分？
（二巡2020年第3次法官会议纪要）
甲说：有权处分说
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复合性权利。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但登记在夫或者妻一方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仅得由登记方行使，而非夫妻共同共有，故登记方对于该股权的处分系有权处分。如无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登记方应按合同约定协助办理股权变动手续，但基于该股权而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乙说：无权处分说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而取得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即使登记在夫或者妻一方名下，亦为夫妻共同共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故登记方未经配偶方同意擅自向第三人转让股权，属无权处分。因登记方不具有处分权，在配偶方不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形下，作为受让方的第三人不能取得该股权，仅可主张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
【法官会议意见】
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在公司中享有的权利，包含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属性。根据《公司法》规定，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应同时符合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这一实质要件和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等相关文件这一形式要件。换言之，出资并非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充分条件，不能仅因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共有。当股权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时，该股权的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股东有权单独处分该股权。如无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但根据原《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转让该股权而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中约定的“管理费”如何处理？
（二巡2020年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
甲说：参照合同约定说
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时，尽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工程价款仍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管理费”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故应参照约定处理。转包方、违法分包方、被挂靠方（以下统称转包方）向转承包人、挂靠人（以下统称施工方）主张“管理费”的，应予支持；施工方要求返还“管理费”的，不予支持。
乙说：无效返还说
题述情形下合同约定的“管理费”属于非法所得，合同中相关条款无效，应参照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转包方主张应从支付的工程价款中扣除“管理费”的，不予支持；施工方主张返还“管理费”或者工程价款不扣除“管理费”的，应予以支持。
丙说：实际参与管理说
题述情形下合同约定的“管理费”有的为建设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有的为转包方的转包牟利。对于前者，在查明转包方实际参与了施工管理服务的情况下，可参照合同约定处理；对于后者，因转包方并未进行管理亦无实际付出，故不存在对其投入折价返还的问题。在分配合同无效的后果时，应遵循诚信原则，不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获利。
【法官会议意见】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或挂靠行为无效时，对于该合同中约定的由转包方收取“管理费”的处理，应结合个案情形根据合同目的等具体判断。如该“管理费”属于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而转包方也实际参与了施工组织管理协调的，可参照合同约定处理；对于转包方纯粹通过转包牟利，未实际参与施工组织管理协调，合同无效后主张“管理费”的，应不予支持。合同当事人以作为合同价款的“管理费”应予收缴为由主张调整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基于合同的相对性，非合同当事人不能以转包方与转承包方之间有关“管理费”的约定主张调整应支付的工程款。
3
法定代表人以虚假公章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
（二巡2019年第12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官会议意见】
商事活动中的职务行为不同于一般自然人之间的代理行为。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授权，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其有权代理或者代表公司整体意志作出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代表公司所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职务行为。
一个有职务身份的人使用不真实的公司公章假意代表公司意志从事民事活动，该行为是否对公司产生效力，不能仅仅取决于合同所盖印章是否为公司承认的真实公章，亦应当结合行为人所为之行为是否属于其行使职权的范围即在假意代替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之时是否存在能够被善意相对人相信的权利外观。
即使未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亦或是合同订立者擅自加盖虚假公章的，只要是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理人代表公司而为的职务行为，并且其在合同书上的签章为真实的，仍应当视作公司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
类案文书
（2019）最高法民申864号、（2018）最高法民终896号
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最高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讨论过该问题。
4
违约方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是否属于行使合同解除权？人民法院对其主张是否应予支持？
（二巡2019年第13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官会议意见】
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除非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通常只赋予合同关系中的守约方，违约方并不享有解除权。违约方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属于行使诉权而非实体法上的合同解除权。人民法院应根据合同是否能够继续履行、当事人是否陷入合同僵局以及是否存在情势变更等情形，对合同是否解除作出裁判。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该判决为变更判决，守约方可以主张违约方赔偿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可得利益损失。
类案文书
（2017）最高法民申492号、（2016）最高法民终203号
5
民间借贷纠纷中，对于债务人主张将已清偿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抵充本息，应如何处理？
（二巡2019年第13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官会议意见】
依据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6条第2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参见《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020第二次修订）第25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由于该超限利息返还之债与民间借贷中债务人所负的欠款债务属于同类型的金钱之债，符合债的抵销制度的法律规定，债务人主张依法抵销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6
混合担保中，当事人约定“债权人有权决定担保的实现顺序”，当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质押担保时，保证人应否在债权人放弃质押担保范围内免责？
（二巡2019年第13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官会议意见】
在混合担保的司法审判实务中，虽然当事人约定“债权人有权决定担保权的行使顺序”，但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债务人本人提供质押担保与第三人提供保证时的担保实现顺序，更未明确在债务人提供质押担保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先于质押担保优先实现，因此，“债权人有权决定担保权的行使顺序”的相关约定，不能认定为关于债务人本人提供物的担保与第三人保证担保实现顺序的明确约定。
在当事人对担保实现顺序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债权人应当先以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优先受偿，尔后才能就未获得清偿部分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在债权人放弃了债务人提供的应收账款质押担保，且保证人未作出继续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情况下，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质权担保优先受偿权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7
最高额抵押财产在其他案件中被查封，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何时确定？
（二巡2019年第14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官会议意见】
最高额抵押权人的债权自抵押权人收到查封、扣押通知或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之时确定。最高额抵押权人收到查封、扣押通知或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后，再行发放的贷款，不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人民法院虽然向登记机关送达查封手续，但未通知最高额抵押权人，且最高额抵押权人不知道的，债权人在最高额限度内发放的贷款，仍属于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范围。
8
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请求是否与原裁判有关的认定
（二巡2019年第15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
前案判决主文确定债权人对案涉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在前案判决生效后，案外人从房屋登记所有人手中买受案涉房屋并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在前案债权人依据其享有的抵押权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屋时，买受案涉房屋的案外人可否以善意取得为由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
【法官会议意见】
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判断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而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是案外人认为作为执行依据的裁判文书本身存在错误。
本案梁某主张其有权排除法院对于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理由并非前案判决内容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而是主张其已通过合法受让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构成善意取得。
因此，对于梁某是否构成善意取得，是否有权排除法院针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应当通过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依法认定。
梁某在程序上享有诉权，其起诉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受理条件，受诉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类案文书
（2017）最高法民终514号、（2016）最高法民再326号
9
案外人在执行标的经执行程序发生权属变动后提出执行异议并被驳回，是否能够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二巡2019年第9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官会议意见】
执行异议之诉以“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为前提，目的在于阻却执行程序的继续进行，在执行法院已作出以房抵债的裁定并送达之后，执行程序已终结，案外人此后才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不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受理条件，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10
合同解除对预查封执行效力的影响
（二巡2019年第15次法官会议纪要）
【法律问题】
被执行人购买的房屋经过预告登记，并被人民法院预查封后，房屋出卖人以仲裁裁决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解除预查封并停止执行，应否予以支持？
【法官会议意见】
房屋预告登记保全的是预告登记权利人未来请求实现不动产物权的权利，是对预告登记期间预告登记义务人处分房屋效力的排斥。预查封的效力实为冻结不动产物权登记簿的登记，以限制预告登记人未来对标的物的处分。通过预查封固定的是预告登记本身以及本登记完成之后对房屋的查封，不包括通过执行程序对标的物进行拍卖、变卖折价等。预查封的执行效果取决于预告登记能否符合本登记的条件。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房屋买受人不再享有相应的物权期待权，预告登记的效力消灭。房屋出卖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预查封，排除执行。▼
来源：最高裁判指引、行政涉法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
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
2011年2月28日上午，黄振华董事长在公司302会议室主持召开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会议。会议纪要如下：
一、审议办公室提交的《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明确公司名称定为“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昶林科技集团”，控股子公司成员单位为：XXXX有限公司、XXXX有限公司、XXXX投资有限公司、XXXX有限公司、XXXX有限公司。
二、审议人事部提交的《关于聘请黄震栋为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请示》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聘请黄震栋为昶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请示》，请人事部尽快办理各项手续，自2011年3月起薪。
三、审议财务部提交的《关于购置土地建设昶林科技大厦（一期）项目的请示》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购置土地建设昶林科技大厦（一期）项目的请示》，所需费用8000万元，其中5000万元通过自有资金解决，3000万元向银行贷款解决。
主持：黄振华
出席：黄震栋（回避第二议题）、周哲、张玉平、黄萍萍、Li·Wi
记录：周丽娜
九民纪要｜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中利率问题的区别与适用
【编者按】公司纠纷，合同纠纷，证券纠纷，票据纠纷，民刑交叉。中国民商事审判最前沿、争议最集中的疑难问题，终于迎来了一把尺子。
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并即时生效。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第九个会议纪要，而且聚焦民商事审判工作，故被称为《九民纪要》。
《九民纪要》共计12部分130个问题，内容涉及公司、合同、担保、金融、破产等民商事审判的绝大部分领域，直面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疑难争议，密切关注正在制定修改过程中的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的最新动态，密切跟踪金融领域最新监管政策、民商法学最前沿理论研究成果。
《九民纪要》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理论界、实务界素有争议或分歧，因此，《九民纪要》的出台也历经磨练：从今年2月开始起草，到11月份出台，历时8个多月，期间多次专门调研，征求各方意见，为的就是争取最大公约数。
《九民纪要》的公布，对于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澎湃财经年终特别报道，此番聚焦《九民纪要》，全面解读12类问题，为的是进一步理解《九民纪要》的精神实质，也试图探究：它将如何影响分歧巨大的民商事纠纷，乃至相关各方的经济活动。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中提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根据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的精神，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我们通常理解，金融借贷指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金融业务。实践中，该等金融机构通常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不同于民间借贷，金融借贷业务是商业交易行为，更具有偿性等特点。因此，在利率问题上，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也有所区分。
严格意义上，金融借贷并没有明确的利率上限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民间借贷以24%、36%为标准划定了明确的利率区间，对于超出年利率24%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适用于金融借贷业务，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法律对金融借贷业务并没有明确的利率限制。早在200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就规定了“金融机构（城乡信用社除外）贷款利率不再设定上限。”在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该通知明确了“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因此，金融借贷利率更多由金融机构自主决定，理论上，金融借贷的年利率可以超过24%。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金融借贷年利率不设上限，可以超过24%；部分法院则认为应当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金融借贷年利率应当限制在24%范围内。
在部分司法案例中，法院认为金融借贷不同于民间借贷，不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金融借贷的年利率应当以贷款合同中的约定利率为准。我们举以下两个案例供参考：
但与此同时，在更多案件中，法院观点倾向于认为虽然金融借贷并不直接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相较于民间借贷，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更应收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应当参照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24%年利率上限。我们同样举以下两个案例供参考：
会议纪要要求区别对待金融借贷与民间借贷，并适用不同规则与利率标准。而在金融借贷利率问题适用规则上，会议纪要提出，如果金融机构存在以服务费等名义变相收取利息的情形，借款人提出相关主张时，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借款人应否支付或酌减相关费用。
会议纪要第51条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认为金融机构以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等为名变相收取利息，金融机构或者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关费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借款人应否支付或者酌减相关费用。”
除会议纪要外，早在2012年颁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就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以贷收费，不得要求客户接受不合理中间业务或其他金融服务而收取费用；不得浮利收费，不得将利息分解为费用收取，严禁变相提高利率。但金融借贷业务中，金融机构收取除贷款利息之外的费用并不鲜见。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消费金融业务的发展，各种名义的管理费、服务费层出不穷，实践中，也确实存在部分机构为规避利率上限，以各种费用名义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形。从切实贯彻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变相收取高息的情形予以规制。
会议纪要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中对于变相利息问题的观点基本一致，金融机构收费存在变相高息之嫌时，法院倾向于不支持该等费用，如以下两个案例：
是否构成会议纪要规定的变相高息，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角度，主要考虑两方面要点，一是借款人总计融资成本是否过高，《会议纪要》并未明确规定金融借贷融资成本的上限，实践中借款人融资成本是否过高的认定可能主要还是以年利率24%为标准；二是是否具备相应的服务内容，包括是否实际提供了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内容与收取的费用是否相符等。而对于借款人与金融机构之外的第三方签订合同，约定由第三方收取顾问费、服务费等费用，是否构成变相收取利息，法院同样应当结合前述两方面要点，审查该等收取顾问费合同签订的时间、费用收取方式、金额等因素，从而决定是否支持借款人要求酌减或不予支付的主张。
（本文为中伦律师事务所刘新宇律师团队独家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