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故事：走投无路的他们，放手一搏，却做成了个1000亿的大产业

01男儿有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这回，当兵出身，38岁，身材壮硕的邓世奇再也扛不住，望着被房东丢到门外的锅盆，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妻子，泪水再也无法在眼眶里打转，任由两行清泪顺颊而下。

那一刻，他想死的心都有了。一个堂堂汉子，自己心爱的老婆没法照顾好，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也无法管顾，被甩在老家老丈人家里，而现在连这家店也没法开，要被房东驱离了。世界仿佛对他关上了所有的门，再也没有了去路。要知道仅在这3个月前的10多年里，他们小日子过得可滋润。对比现在，天上人间，不，是天上地狱之别。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先说说为何被房东赶路。

这家小吃店，邓世奇夫妇俩刚开不到2个多月，因位置不好，入不敷出，现在连下个月的房租，在房东最后通牒令的今天都交不出了。被逼走人，连押金也没得退，那可是他们带5000块到厦门后剩下的唯一本钱了。这下，该怎么办？擦干眼泪后的夫妻俩，甚至想到了，去附近的厦门筼筜湖一投了之算了。

到这里，大家一定会问，不就是小几千块钱的事吗？何至于会让这对年轻的夫妇想不开。

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他们俩是欠下巨款，逃债躲到厦门来的，所以对房东的无情还不敢声张，唯恐走漏信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那可是惊心动魄，感慨万千。

邓世奇，1954年出生于福建山区小县城沙县湖源泉乡锦街村，初中毕业先回家种地，后来入伍当兵。1978年退伍后，他在县城承包了一家照相馆，每个月有300多块的收入；而他老婆也在县城开店，卖鞋子和毛线。一个月下来，家里能收入一两千块，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

邓世奇的老丈人是沙县民间烹饪高手，他家几个孩子从小就学下了手艺。邓世奇结婚后，也对厨艺颇感兴趣。有了老丈人那边亲戚的帮忙，1985年，邓世奇转行经营一家小吃店，收入很不错。

1988年，邓世奇在沙县城关李纲路盖起了房子，并在自家楼下继续开小吃店。由于妻子姓原，加上小店采用原生态食材制作，烹饪出来的小吃原汁原味，因此取店名为“原家小吃”。

1990年，沙县县城搞“旧城改造”，邓世奇在县城的房子换来了一块地皮。这为后来事情的发展留下了伏笔。

02害人的标会

那时沙县地区十分流行标会，是民间借贷的一种。标会最早是互助会，谁家遇到难事、急事，手头缺钱，亲戚朋友、乡亲四邻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帮上一把，但帮也不白帮，还钱时要付点利息。往简单说，就是众人把钱凑到一块儿，然后需要钱的人参与投标，中标者拿钱，今后按期偿还，参与凑钱的拿利息。

后来一些互助会逐步发展成为赢利性质的“标会”，参与者更多。至于流行沿海各地百年的标会的具体情况，小编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内中机关密布，很有看点。

有标会传统的地方很多，为什么沙县那时的标会格外厉害？

1988年开始，沙县开始大规模旧城改造，一大批人拆掉旧房后要盖新房，手头缺钱，就去标会。做生意的个体户从银行贷不到款，从亲戚处借不到钱，也来标会。家里办红白喜事，钱不够，也来标会……。中标者，钱来得快。投标者，拿的利息比银行高得多。标会这种民间借贷，运气好时，会有很大的收益，但若运气不好，就会面临“倒会”的崩盘风险。

那时的沙县，从县里干部到普通百姓，几乎家家入会，人人要标。据当时一项调查，城镇90%以上、农村60%以上的成年人都入了标会，一个人一般会参加3-5个标会，最多的一人甚至同时参加了140个标会！

手头有点闲钱的邓世奇也参加了，想多赚点钱后，在空地皮上盖座大房子。尝到甜头后的邓世奇，投入标会的钱越来越多。到后来，投入标会的钱很多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妄想靠此一夜暴富，

1991年底，邓世奇第一次“叫标”，从一个“天天会”那里融资来了一万多块钱，准备扩大投标。可钱刚到手，就被会长以各种理由要走了九千。第二天，这个会长跑了，也就是说会长卷款逃了，这个会倒了。

这下多米诺骨牌发作了，没过几天，邓世奇参加的其他29个标会都出问题了，沙县的8个大会长都跑路了，邓世奇投进去的钱全打了水漂。邓世奇投在标会里的钱有20几万，扣掉本钱，外面还欠着亲戚朋友十二三万。邓世奇瞬间由一个小老板，变成背负大额债务的人。

03跑路

倒会后，形成的连环债务纠纷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年很多欠债的人跑掉后，家里的东西很快被人搬空，连他们的父母兄弟都受牵连，逼着他们代替还钱。有时追债的人急红了眼，把人抓去，用绳子捆牢，吊起来打……。沙县各乡镇中，又以夏茂镇“倒会”最为严重。

邓世奇也不例外，天天被债主上门逼讨，生活一塌糟糕，甚至有生命危险。那时，也快春节了，肯定是讨债高峰，邓世奇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也像其他人一样，赶紧跑路。

当时跑路的人大都是这么想的：三明、南平太近，怕被人找到抓回来。省内的福州、厦门距沙县200多公里，不远不近，且城市够大容易藏身。大多数人去了福州，小部分人去了厦门。当年跑路的沙县人，大多卷起铺盖就走。以后怎么办先不管，跑出去再说。

邓世奇把两家店超低价盘了出去，得到3万多块钱，还了一些最要紧的债，只给自己留下5千块。邓世奇和老婆原冬英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将三个孩子留给娘家，自己俩人带上仅余的5000块钱，赶在春节前，坐火车逃到厦门。

邓世奇他们是属于有备而逃的。除了铺盖卷，还带上了全套做饭家伙，菜刀、擀面杖、煮馄饨的鸳鸯锅、做扁肉的木锤……。带这么多家伙，当然是想到厦门重操旧业，开小吃店度日。

凄凄惶惶跑到厦门的邓世奇夫妇，倾尽所有租了一家小门面，由于选址不当，亏了本，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听了确实让人心酸不已。

男人，毕竟是男人，并且还是当过兵的男人，邓世奇把那闪过好几回的投湖念想，给强压了回去，转头安慰起老婆来：好死不如赖活着，毕竟沙县老家还有年幼的3个小孩和双方各自的父母呢，不能逃避，要坚强振作起来。

没钱租店，邓世奇夫妇俩就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架起锅灶，支块塑料布，摆起了地摊，边上立一块从工地上捡来的模板，写上“小吃“二字。然后，每天从天黑一直干到天亮。

干了两个多月，存下了几百块钱，但这马路摆摊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邓世奇趁着白天的空档时间，到处去找适合自己的门面房开店。

04起死回生

后来，在厦门湖里区找到了间位置不错的12平米小店，但押金就要7500元。到哪里去筹钱，真是个大问题，毕竟已经是欠一屁股债的人了。

夫妻俩想尽办法，最后找到一位在厦门工作多年的朋友。这义气的朋友一把借给他一万元，邓世奇不敢全要，只拿了九千，七千五百块交了房租，剩下钱添置了些简单的桌椅。

没钱做店招，只能扯块广告布，手写上“沙县原家小吃”的招牌。就这样，湖里工业区的小店开张了。碍于没本钱，他的小吃店只做三种食品：拌面、扁肉和茶叶蛋。馄饨一块一碗，拌面、茶叶蛋五毛。

那时的湖里工业区，工厂众多，工地不少，外来人口集中，很是热闹。邓世奇这回算是地方选对了，加上他们的热情好客、嘴巴甜，开张第一天，营业额就有380多元，一天收入快抵上人家1个月工资，邓世奇乐坏了。这比他预想中的50、60块一天，好太多了。因口味不错，价格低廉，再加上吃饭人的口口相传，接下来营业额逐日上涨，没多久就突破千元，利润很可观。

有了首店的成功，已经江湖历练过多年、头脑灵活的邓世奇，在随后的几年里，

邓世奇招来家人、亲戚们，在厦门的竹坑路等处相继开了4家沙县小吃店，家家生意火爆。当然，邓世奇也在那几年间，把10几万的债务全还清了，还赚下不少钱。

前头说了，沙县逃债的人很大一部分去的是福州，他们中很多人也像邓世奇一样，做起了小吃。

要知道，沙县自古以来都物饶民丰，人杰地灵，中原的面食，随着历朝历代的移民南迁，在沙县得到继承、发扬，再加上本土的物产丰富，使得沙县各类民间美食众多，尤以小吃出名。逢年过节，分布在各乡各村沙县人都会使出18班武艺，奉献出色香味俱佳种种美食来，小吃在沙县民间有着广泛、浓厚的基础，很多家庭都会做几种小吃。

05福州这边的表现

到福州做小吃的人中，以夏茂镇的人为做多，因为它那边参加标会的人最多，倒会后跑路的也多，同期约有1000多人逃债。这些人中，有个叫张福松的，他在福州开小吃店，卖的也是以扁肉、拌面为主。

不过，张福松出来开店，那时也是没钱，因此叫上了姐夫俞广清一起合伙开店。而俞广清刚在半年多前，当选为夏茂镇俞邦村村主任，面对村里因“倒会”而留下的烂摊子，头正大着呢，哪走得开，只好参股算了，其实更是出于帮小舅子一把，没指望分红。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小舅子张福松的福州小吃店，开得很成功，营业额从每日300多元做到了后来的1200多元。生意太好了，小舅子他们忙不过来，作为合伙人、姐夫俞广清也来到了福州一起经营。

俞广清（右一）再看新闻联播

后来，俞广清自己也在福州单独开起了店。从那时开始，来福州一时没有住宿的老乡们，就住在他自己租住的房子里；一时半会没有找到店面的，他不仅尽力为他们提供店铺信息，而且还抽时间陪他们一起去找；有遇到资金暂时周转不灵的，他倾力相助。多年里，俞广清在福州、沙县间来回奔波。看着自己和其他老乡的小吃店都能赚到钱，原正愁着如何收拾俞邦村残局的俞广清，不由心头一亮，心想：既然村民们信任我，选我当村主任，就有义务找路子，带领他们过上好生活，出去做小吃不就是现成一个好路子吗！

到1994年，厦门有九百多家沙县小吃，福州更多达两千多家。为了让大家对出去做沙县小吃有个具体、清楚的认识，以便树立起信心来，1995年，俞广清组织了村里的20多名党员干部，分组去福州、厦门等地考察老乡们开的沙县小吃，将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情况整理汇总后，发现做沙县小吃几乎个个都挣到了钱，而且还不少。

于是，在俞广清的帮助、鼓励下，更多的村民先后外出经营“沙县小吃”。他们创造性地打出了那句招牌口号：“一元进店、两元吃饱、五元吃好”。

这批出去的人当中，就有现任的村书记俞和法。

1995年，29岁的俞和法知道了外出做小吃每月能赚两三千元，在俞广清的鼓励下，便前往泉州开了家沙县小吃店。

5年后，他花11万多元，盖起了当时村里“最气派”的三层半楼房。2005年，他转战宁波，继续做小吃。2009年，他接俞广清的班，回村担任村主任，把店交给了女儿。前些年，他又入股与弟弟在上海开了家沙县小吃店。通过参股经营，在老家的他每月会分别收到女儿和弟弟支付的5000元、9000元不等的分红。。

到了1996年，像邓世奇、俞广清、张福松、俞和法这样出去做小吃的沙县人，就有一万多。

到如今，俞广清的俞邦村，外出经营沙县小吃业达236户、558人，占全村总户数的88.7%，小吃店遍布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10多个大中城市。小吃业主年人均纯收入达7万元。2020年，全村村财收入17.8万元，村民人均收入23560元。俞邦村成为全县最富有的村之一，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村”。

06全力支持

1996年起，务实的沙县政府看到了沙县小吃的发展大趋势，在政策、资金、培训等多方面发力，积极鼓励、支持该县村民外出做沙县小吃，靠勤劳的双手致富。

为了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从县到乡镇，沙县都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或任命专门的人员来推进小吃发展。1997年，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成立，1998年至今，都由县委书记或者县长担任小组组长。小吃业的发展工作也被列入县、乡两个文明建设考核目标，通过考核、检查、评比、奖惩来确保收效。

1997年到1999年期间，沙县政府针对小吃就设了三块牌子：沙县小吃同业公会、沙县小吃办和沙县小吃业发展服务中心。同时，沙县还每年举办“沙县小吃文化节”，至今已24届了。

这里随便举几个政府扶持沙县小吃的具体例子：

▲1997年开始，沙县每年免费培训一千到一千五百名沙县人学做小吃，当时有些人也不愿意来，就想办法，凡是报名参加培训，县里就给几百块钱。”

▲2004年，沙县小吃进入上海时，业主开一家店，县里就补贴1000元，很快就“占领”了上海滩。

▲2007年，沙县小吃一路北上进入北京，县里对前100家沙县小吃给予了3000元的补贴，北京市场迅速被攻下。

▲2008年沙县小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推进沙县小吃公司化运作、标准化实施、连锁化经营。

▲实施“一乡一城一队伍”的发展战略。即一个乡镇负责发展一支沙县小吃队伍，锁定一个目的地城市，有针对性地提高沙县小吃的市场占有率。

前有榜样的吸引，后有政府的助推。1996年在外做小吃的沙县人有1万多，1999年增长到2万多，2002年达到3万多。如今，在外做小吃的沙县人已经超过6万。原先仅仅是地方饮食习惯的代名词的沙县小吃，由最先的福州、厦门开始。到现在遍及祖国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成为了重量级的餐饮大品牌。

07名利双收

1997年，沙县为了更好地提升、规范大本营的众多杂乱无序的小吃店，建成小吃一条街，招引小吃经营者入驻，但很多人嫌租金贵，怕赔本，都不敢轻易尝试，于是小吃街有场无市，很是冷清。

在外面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沙县小吃，竟然在家乡遇冷。这如何是好？当时的县领导遂决定找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人，带头经营。

经过一番考察后，找到得远在厦门的邓世奇，动员他回沙县，做这个带头人。经过再三考量，邓世奇停掉了在厦门很火的生意，回到沙县。他在小吃街租下5间店铺，并对店面进行了一定的装修，一改以往小吃店简陋、杂乱的局面。同时，对沙县县城的小吃品种进行筛选、加工，在保留特色传统小吃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很多新品种，一下子使店里的小吃达到200多个种类。除了做小吃，邓世奇还将目光瞄准了“宴席”的路线。

2002年，邓世奇在三明市开了第一家直营店，又在南平、泉州发展加盟店。但在泉州尝试开的加盟店，因材料配送和管理等原因失败了，不过这为他日后的连锁化经营积累了宝贵经验。

2006年，邓世奇进军上海，开了两家“沙县原家小吃”冠名的连锁店。

2007年，邓世奇正式成立“沙县原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任董事长，妻子负责产品的核心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并成功注册了两个自有的品牌商标。正式开始走精品化、规模化、连锁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

之后的发展就顺风顺水了，如今邓世奇公司的沙县小吃加盟连锁店达几百家，遍布全国各地。不过，邓世奇选择加盟店很谨慎，大多分布在原先沙县小吃店较少的北方，并要求加盟店避开沙县人开店的辐射范围，以免落下“抢饭碗”的罪名。

经过多年的努力，邓世奇的“原家小吃”成了沙县小吃庞大队伍中的佼佼者。他也成了“沙县小吃”的领军人物之一，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名利双收。遥想1992年的厦门时刻，不禁感慨万千。

还有一点也说一下，邓世奇的儿子没上过大学，但却找到了一个北师大学毕业的老婆。邓世奇说：“小鬼聪明就去读书，不聪明就做小吃喽，我不强迫他考大学。”这也是当地人对教育的一个观念。

在福州的俞广清也没闲着，他看到随着小吃业的发展，劳动力大量外出，沙县很多村里的农田出现了闲置抛荒现象，作为农民的他很是心疼，着急。

后来，他干脆将店铺交给他人经营管理，自己回到村里，联合留守村民办起了合作社，逐步接管了镇里的各村各家田地，当起了“土地管家”，干的也不错。仅2014年，统防统治、代耕、代插、代防、代割等总服务面积达6.9万亩，水稻种植、杂交水稻制种、烟叶种植总面积5328亩，总收入1230万元，总利润170万元。

前几年，俞和法也效仿俞广清，回到了俞邦村，大力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实行规模化种植，为沙县小吃产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道地料材。

俞广清也是名利双收，20多年来，他先后被评为福建省致富带头人、三明市劳动模范、全国种粮大户、福建省劳动模范、三明最美乡村干部。

目前，沙县小吃遍布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有9万多家沙县小吃，其中连锁店3500多家，不仅吸纳沙县本地超过6万人外出经营餐饮，还辐射带动周边地区6万多人创业，全产业营收总额达1000多亿。

08结语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转变，互联网经济的冲击，对饮食的要求也越来越讲究，在要求经济实惠的同时，更注重消费体验、服务感受，这在新生代的年轻人身上体现的越发明显。沙县小吃似乎有点落伍、退化了。如何与时俱进，拥抱变化的变化，是一个饶过不去的现实、急迫解决的大问题。这也是所有传统饮食从业，者需共同面对、承担、思考的课题。

沙县小吃曾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美好、美味，大家肯定都不想让它成为日落黄昏，流年追忆。衷心希望“沙县小吃”能跟上形势，越办越好，对得住“天下第一餐”的光荣称号，在美食文化道路上走的更强更远。

试问下：1、您有多长时间没吃过沙县小吃了？

2、沙县小吃中，哪个是你喜欢的？

3、沙县小吃今后最大的对手竞争会是谁？

成年人崩溃，从缺钱开始

成年人崩溃，从缺钱开始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一名女子打算乘公交上班。司机见她一路走的跌跌撞撞，摔倒在地又爬起来赶车；好不容易上车，司机连忙去搀扶她，见她满脸通红，眼泪直流。

问她为何如此拼命，她说：

“我如果今天上班迟到，就要被扣掉300块钱的全勤奖！”

司机劝她回家休息，可她死活不听，最后不得不报警求助，才把这名女子送回家。

三百块钱，也许还不够很多人吃一顿火锅，却有人为了它带病去争取。让一个成年人崩溃有多简单？

也许是父母生大病的时候，因为没钱，你只能束手无策；

也许是人到中年事业受阻，因为没钱，只能低三下四地东求西借；

也许是孩子到了上学的时候，因为没钱，只能选择离家很远的普通学校，整日操心孩子和不良少年混在一起。

让一个人崩溃，缺一次钱就够了。

不用很有钱，但不能缺钱

毛姆说：“人追求的当然不是财富，但必须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的工作，能够慷慨，能够爽朗，能够独立。”

年轻时，很多人觉得钱财是身外之物。别人借钱来者不拒，生怕有一丝迟疑，让人家觉得自己小气；请客吃饭大包大揽，明明自己的工资卡余额只有两位数，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女人这一生追求的，是让自己活得开心幸福。但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去保驾护航才行。

有人说女人越来越拜金，其实不然。

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今天如胶似漆的感情，也许明天就会分道扬镳，今天还欢声笑语的朋友，也许明天就会反目成仇。

唯一不会背叛你的，是你辛辛苦苦工作，工资卡上殷实的余额；是不被别人挑选，有能力选择爱和不爱的潇洒和自由；是一次次失败后，依然咬牙坚持的“我一定可以”。

辛苦地赚钱，不是因为我多爱钱；而是因为不想因为缺钱，在遇到急事时到处求人低三下四。

我只希望在父母年老时，我能尽一份孝心，在孩子成长时，我不会囊中羞涩。

你不用赚到富可敌国盆丰钵满，但一定要有足够多的钱，去抵御那些潜在的风险和危机。

赚钱，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底气

因为缺钱，有的人在菜市场因为几毛钱和小贩们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缺钱，有的人只能在奢侈品店的橱窗前悄悄看一眼自己最爱的衣服，默默地走开。

作为女人，为什么要努力赚钱？

因为我不想因为缺钱而成为丈夫的附庸，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只能忍气吞声；

我不想在分手失恋时，只能躲在出租屋里以泪洗面，哭的天昏地暗；

我不想因为缺钱，在婆婆面前只能低三下四，像个免费的女佣一般终日忙碌。

金钱虽不是万能的，但却是我走投无路时最后一丝保障。也许有钱的人生并不是天天幸福，但一定可以过的自由独立，随心随性。

一个女人有了钱，也就有了对抗所有不公的武器和砝码。

爱上一个人，不再奢求他有房子和汽车，有爱就相处，不爱就离开；心情不好，包场一个人看部喜欢的电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生活中刺痛我们的，往往是那些无能为力的瞬间。一个人看够了没钱的苦，也就有了不断奋斗的动力。

这个世界不相信眼泪，只相信你的努力。

雪中送炭者少，锦上添花人多，只有自己强大，遇到困难时才有周旋的退路和底气。

越长大越发现，好的运气都深藏在你的努力里。当自己变得强大优秀时，其他事情自然会跟着好起来。

千万别在年轻时不爱钱，你应该不断努力，让自己的余生珍贵而丰满。

警惕网络“高薪招聘”成为青年运毒陷阱

26岁的张长林正在等待二审判决。2019年7月25日，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运输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张长林死刑。张长林不服，提起上诉。

两年前，张长林还是江苏某知名高校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在同学眼里，担任学生干部、学习认真，多次获得奖学金的张长林，“优秀，爱好广泛，热心公益”，“还会编一些小程序赚取生活费”。

然而，自从张长林交上女朋友后，花费增多。为了满足女友想买名牌包的愿望，他在多家不正规网络平台贷款，最终窟窿越来越大。

为还清债务，张长林在网络上认识了招募运毒人员的“网友”，成为其代理人，在网上招募人员运输毒品。2018年5月13日，张长林与他招募的两人，从西安来到昆明，在昆明一小区准备找“下线”出货，警方在云南曲靖胜境关将其抓获，查获毒品海洛因10495.7克。

“近年来，网络贩毒活动突出，犯罪集团利用境外特殊的区域和社会环境，通过网络招募运输毒品的人员，其中，参与运毒的年轻人日益增多。”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沈曙昆说。

虚假信息诱骗大批中国公民到境外运毒

两年前，22岁的张久朋被朋友杨跃乐骗到缅甸小勐拉，从此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那是2018年2月初，张久朋和杨跃乐通过网络招募，经人安排，一路乘飞机、汽车到达云南，从西双版纳州边境偷渡到缅甸小勐拉。当天，他们的手机和身份证被人收走，并被几个陌生人看守了起来。第二天，杨跃乐吞食毒品海洛因后离开。张久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却无法脱身。他不知道，两天后即2月6日，杨跃乐在昆明一家商务酒店被民警抓获，从体内排出毒品海洛因81颗，共402.3克。

杨跃乐失去联系后，看守张久朋的人认为杨跃乐吞了他们的货，要张久朋赔钱。张久朋给父亲、亲戚、同事打电话，都没有要到钱和借到钱。2月6日晚，3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用车将他带到山上捆绑在一棵大树上暴打，并用柴刀砍断他的左手小拇指，拍下视频发给他远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父亲，要求他父亲把10万元打到他们的账户上。

张久朋的父亲以凑钱为借口拖延时间，向派出所报了警。在山上等到第二天中午没拿到钱的几个人，挖坑将张久朋埋了起来，录下的视频发给张久朋的父亲。备受折磨的张久朋恳求与幕后的“大姐”通话，表示愿意为“大姐”做牛做马，把钱还上。眼看张久朋窒息晕了过去，几人把他刨了出来送到医院，把砍断的手指缝合好后带他回到小勐拉。

此后，张久朋就成为了“大姐”的“小弟”，刚开始是削萝卜，削好后拿给其他人练习吞食；之后，他参与了在QQ兼职群的招募并看守被诱骗到缅甸小勐拉运输毒品的人员。在这个团伙里，年龄最小的张久朋常常因为做错事或说错话被殴打，他一直在找机会逃离。

2018年5月的一天，他与两名被骗来运毒的人一起离开缅甸，一路辗转回到老家。同年11月9日下午，张久朋在北京一网吧被警方抓获。

张久朋所称的“大姐”，是贵州省都匀市人、现年51岁的刘永萍。2018年年初，刘永萍偷渡到缅甸小勐拉，在赌场里认识了比她大一岁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人邱梅，她比刘永萍较早偷渡到缅甸小勐拉，靠赌场的洗码费、返点费生活。赌输了钱的邱梅向刘永萍借，借来的钱又赌输。在刘永萍的提议下，邱梅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元人民币，两人开始合伙做毒品生意。她们购买毒品，联系毒品买家，安排毒品运输路线，招募纠集人员，每笔交易成功后利润一人一半。刘永萍对团伙内部人员的“奖励”方法是：“网上招募一人得3000元”，“招募来的人吞服毒品并带毒品成功，可再得1000元”；对成功带毒入境到国内的人员给予1万元报酬。

经法院审理查明，自2018年年初至2018年6月，刘永萍等1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在QQ、微信、贴吧等社交平台发布“高薪招聘”“带货快速赚钱”等虚假信息，组织、招募、诱骗大批中国公民经西双版纳州打洛、勐龙边境小镇偷渡至缅甸小勐拉、南板，从事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犯罪22起，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达31人，查获毒品海洛因7128.428克、甲基苯丙胺7714.33克。

据法院审理查明，就在刘永萍大肆招募运毒人员的同时，在与云南临沧市沧源县接壤的缅甸南邓特区，因在四川老家昭觉县新城镇赌博欠债，2018年年初偷渡至缅甸躲债，31岁的石扎阿发也纠集9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同样的方式，先后诱骗52名中国公民偷越国境，胁迫实施走私、运输毒品犯罪13起，被缴获毒品海洛因12768.44克。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雪松指出，这些犯罪集团长期依托境外特殊环境，多次组织多人偷越国境后又走私运输毒品入境，且部分毒品已流入社会，严重违反了国家毒品管制规定、扰乱国家边境管理秩序，对人民群众人身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今年5月6日和5月13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被告人石扎阿发、刘永萍、邱梅分别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绑架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3人的死刑裁定已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时，判处张久朋有期徒刑15年，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不等。

为找工作，深陷运毒泥沼

值得关注的是，被告人石扎阿发等9人黑社会性质组织诱骗、胁迫中国公民走私、运输毒品一案中，有4人为90后；被告人刘永萍、邱梅等1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偷越国境、绑架、敲诈勒索等罪一案中，有12人是90后、95后，1人是00后。而被招募的运毒人员也大多为90后、95后。

“近年来，毒品案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占比大。”李雪松分析指出，在这其中，无业、寻求就业的青年被网络上“高薪招聘”“快速赚钱”等信息诱骗，被犯罪集团安排偷越国境至缅甸后，遭到强行扣留手机和身份证、殴打、练习吞毒品、拍摄视频等威胁，以人体内藏毒、箱包带毒等方式走私、运输毒品进入中国境内的案件增多。

青年梁爱强就是其中一名。

2018年4月底，梁爱强在百度上输入“如何来钱快”的字样，很快，就有人联系他说“不杀人放火，保底2万元，可以给订票”。同年5月2日，在对方的安排下，梁爱强偷渡到缅甸南邓，与他联系的男子是石扎阿发犯罪集团的主要骨干，他和另外10余人把梁爱强带到一栋民房，两天后，要求他吞毒品，梁爱强拒绝，被对方殴打，被迫吞了57颗海洛因，在偷渡入境到云南凤庆县途中被警方抓获。

2018年5月，青年李雨（化名）在QQ群里认识了一个人，此人告诉李雨说云南有跟车的活儿，每月五六千元的收入。在对方的安排下，李雨从上海坐火车到昆明，之后偷渡到缅甸小勐拉。知道上当后的李雨坚持不吞毒品不带货，被刘永萍犯罪集团的人员捆绑在凳子上，砍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用微信视频和父亲通话，要求转款10万，并且不许报警，李雨的父亲先转5000元给他，加上李雨向苏州朋友借的3000元，对方才把李雨和另一名吞了毒品的人员送回中国。临行前还让他们对着手机录下视频说：“这是毒品海洛因，是自愿带回中国的。”

检察建议督促网络社交平台自律

“大量青年被诱骗到境外运毒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作为石扎阿发的二审辩护人，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云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春光指出，“赤裸裸的运毒信息出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暴露出网络监管的漏洞”。

根据多名被告人陈述，只要在QQ里输入“缺钱”“来钱快，快速上岸”等词，就可以加入到“贷款群”“兼职群”“带货签单”“走投无路”“借贷群”“缺钱干一票”等群内，群里发布的招募信息内容有：“急招出差人员，薪酬1万，没有胃病，肠炎，年龄20岁左右，体重不低于100斤”“到云南带货，每次1万元，报销车费”“要大胆、听话”。发布这些信息的网名各式各样，甚至还有“黄赌毒一条龙服务”的网名。

这些“月薪8000元至1万元”的信息，吸引了不少找工作、想赚钱青年的关注。他们中有吸毒人员、刑释人员、无业者、身患疾病者、怀孕哺乳期妇女、未成年人等。

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禁毒委禁毒专家库成员莫光耀看来，许多年轻人因生存压力大或其他原因铤而走险，陷入贩毒的泥沼。这些问题显示，毒品预防教育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在偏远农村针对流动青少年的教育还是空白；毒品教育措施不够有力，方法较为简单。他认为，在毒品预防教育的同时，还应该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生命安全和网络安全教育。

据不久前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目前，网络贩毒活动突出。2019年共破获网络涉毒案件695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万名，缴获毒品2.9吨。走私贩毒人员携带毒品、当面交易的接触式贩毒模式已越来越少，利用网络虚拟身份勾联、线上交易毒品，采用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等网络支付方式付款，通过寄递渠道运送毒品的网络贩毒模式已成新常态；为规避公安机关查处，一些吸毒人员利用网络社交软件建立“毒友群”，用虚拟身份、暗语交流，进群后要直播吸毒，不参与直播吸毒，或不购买毒品就被踢出群。

“网络贩毒的新情况已引起云南检察机关的重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沈曙昆说，目前，云南检察机关梳理出境内外不法分子引诱犯罪的惯用手段，在被招募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场所，结合普法教育，法治宣传进校园，运用“两微一端”新媒体，进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

同时，云南检察机关还运用检察建议督促网络社交平台、网络信息搜索发布平台、智能终端即时通信服务平台对其所登载的信息进行自律把关、筛查过滤，并定期向平台用户端推送禁毒、防毒相关法律政策，加速升级完善敏感信息监测及账户实名审核机制，尽可能清除冒用他人身份注册、一人多号、频繁换号的情况，以此来降低网络招募的风险。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