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随星借（原小米贷款）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线上信贷服务

近些年，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信贷模式越发成熟，衍生出越来越多种类的贷款产品。其中，小米随星借（原“小米贷款”）为广大用户提供了多元、优质的信贷产品和服务。

据了解，小米随星借为天星金融旗下信贷服务，基于成熟的大数据风控体系与业务规模，旨在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目前，小米随星借主要服务覆盖个人消费信用贷款、消费分期贷款、小微企业经营贷等，具体额度由系统根据用户的信用情况综合评估后给出。

与传统信贷相比，小米随星借具有线上申请、无需抵押、获贷速度快、还款方式灵活等优势。首先，在申请方式上，小米随星借采用纯线上形式，借款人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办理贷款，操作简便。其次，在贷款模式上，小米随星借采用纯信用贷款模式，无需抵押和担保，申请材料简单。再次，小米随星借审批快，用户最快一分钟可获取额度。最后，小米随星借还款方式很灵活，分为随借随还和按期还款，随星借额度可循环使用。

目前，小米随星借拥有随星借快贷、随星借优贷、随星借小微贷、小米分期等业务。其中，随星借快贷支持随借随还，提前还款不收手续费，适用于短期临时性资金应急需求；随星借优贷支持按期还款，让用户享受更优额度及利率，适用于长期资金周转需求；随星借小微贷为小微企业主提供专属贷款服务，主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小米分期适用于多种消费场景，借款期限最长可分24期。

此外，小米随星借极度重视资金安全，在对用户贷前、贷中、贷后的动态跟踪过程中，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对数据进行迭代、更新与分析，不断完善用户画像，最终形成对用户贷款服务准入、定价和授信额度的判断。

小米消费金融“被贷款”之谜

因“没有申请过贷款，征信报告上却莫名新增贷款记录”，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的持牌消金机构小米消费金融，近日引发不少消费者和舆论的关注。对于消费者反映的情况，记者6月20日向小米消费金融采访求证，并邀请了多位用户对小米消费金融旗下贷款产品进行了亲测，虽未在征信报告上无故新增贷款记录，但贷款过程中的一键授权操作，仍引发争议。

没有贷款却在征信报告新增记录

“我从来没有贷过款，不知道为什么就上了征信记录！”近两日，一位来自湖南的消费者李华（化名）告诉记者，近期在中国银行查到的一份个人征信报告让他大跌眼镜。

李华表示，自己并未在小米旗下任何金融A上进行过借款，且名下银行卡也从未有该笔贷款金额转入，征信报告却显示小米消费金融曾于2021年11月13日发放44425元个人消费贷款，于2024年11月12日到期，截至2022年4月，余额为0。

“这笔贷款至今还显示在贷款记录中，这样其他贷款机构也会感觉我的个人负债比较高，很影响我的个人信贷。”李华直言，对于为何征信报告会有这样一项“无中生有”的贷款，他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曾多次拨打小米官方客服询问，但电话却无人接听。

对于李华反映的问题，记者向小米消费金融采访求证，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应。

不过，记者注意到，李华这一情况并非孤例，例如在黑猫投诉等平台还有多位消费者也反映遇到了类似情况，其中就有人讲述于6月4日通过工商银行查询征信，同样发现在贷款明细中显示小米消费金融曾于2022年3月9日向其发放20900元其他个人消费贷款，截至2022年4月，余额为0。该人士称，经多次自查，其未通过小米消费金融进行借款，且当月所有名下银行卡流水未发现有此笔金额转入。

为何未曾贷款却上了贷款征信记录？究竟是何原因导致？虽然小米未对此给出回应，但北京商报记者多方尝试寻找答案。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未申请贷款却有相关记录，可能是消费者点击了某授权按钮。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也指出，消费者可能是在其他平台申请过，授权的时候一键授权了其他消费金融机构，这一商业模式主要体现在助贷或联合贷模式中。

记者以自身为例亲测查看了个人征信报告，报告仅在查询记录中显示小米消费金融有过贷款审批查询，并未发现在贷款一栏中有所记录。

在后续调查中，李华表示，在进行一系列交涉后，小米消费金融已经给出解决方案。“新增贷款主要因为联合贷，他们说是给别的贷款平台做的授信额度，要撤销这个贷款记录只要把账号注销就行了，我给他们发个邮件，他们直接帮我操作。”不过，对于何时注册的这一贷款账户，李华依然表示并不知情。

贷款申请过程一键授权惹争议

除了前述李华反映的联合贷问题外，记者亲测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费解操作。

例如，记者在天星金融申请贷款时，页面明确显示贷款机构为小米消费金融，但贷款申请过程中，却需一键授权至小米消费金融合作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中银消费金融、华夏银行、中邮消费金融等，所需授权资料包括个人信息、征信授权书、客户知情确认书、个人电子签名签署授权书。以中银消费金融个人征信信息查询及使用授权书为例，其中提到该授权用途主要为审核贷款申请以及对已发放个人信贷进行贷款风险管理等。

紧接着，记者在点击同意一揽子协议完成信息审核后，页面再次提示由小米消费金融提供本次借款服务。记者需要进一步点击同意小米消费金融委托扣款授权书以及小米消费金融个人消费性借款协议。从协议来看，记者此次贷款年化利率为21.6%。

为避免偶然性，记者另外还邀请了多位用户进行实测，但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已告知贷款机构为小米消费金融，但在贷款过程中碰到了一键授权操作，获取授权的机构包括光大银行、苏银消费金融等，贷款年化利率分别为18%、23.976%。

既然页面已告知由小米消费金融贷款，且最终审核贷款机构同样为该机构，那贷款过程中将用户贷款信息一键授权至合作机构主要为何？此举设置是否合理？对于这一操作，北京商报记者向小米消费金融采访，但未获得回应。

不过，记者从小米消费金融前述合作机构处了解到，这一贷款授权主要是出于联合贷操作考虑，一般出资比例按照70%和30%分配。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贷款申请过程中的一键授权，往往会发生在一些助贷或联合贷平台的协议中，因为最终的贷款机构是哪家可能具有不确定性，但此类做法容易形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今年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警惕过度借贷营销诱导的风险提示明确提醒，一些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在开展相关业务或合作业务时，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不到位，比如以默认同意、概括授权等方式获取授权，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权。“因此，在具体个人信息授权过程中，需要以合规为前提，比如明确提醒，细化授权内容，或者进行单独授权等，给予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于百程说道。

“另据《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信息控制者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一键授权多家机构征信授权书属于信息收集过度，属于不合理不合规操作。”李亚直言道。

业内认为，当前对信贷资金来源监管穿透是大方向，不少互联网巨头已在整改过程中落实品牌隔离，通过资金来源区分自营、联合贷和助贷业务，明确信贷权责。

“正常来说，应该是该笔业务需要哪家金融机构出资放款，再授权给哪家机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说道。

连续两年盈利

小米消费金融于2020年5月底开业，注册资本15亿元，是首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设立的消费金融公司。根据其官方披露，小米消费金融的愿景是做一家科技驱动型的消费金融公司，旗下包括大额消费贷款产品“星享贷”、小额线上消费贷款产品“随星借”，以及购物分期产品“星易购”，对应年化利率均在24%以内。

另据披露，小米消费金融也是目前少有的开业后连续两年盈利的消费金融公司，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63.16亿元，净资产15.05亿元，实现净利润368万元。

不过，置身持牌消金行业来看，小米消费金融年度业绩并不占优。

近一年来，在减费让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背景下，监管对于借贷市场也作出了诸多规范和要求，推动贷款利率的下行。金天指出，可以看到各家机构在定价上，除了由其客群选择策略决定外，还受到资金成本、获客成本、风险定价能力等因素制约，如果其成本端比较刚性，那么在客户端的定价就难以压降，这在同业普遍降息的市场环境下，可能客观上造成其目标客群趋于次级、资产质量有所滑坡的问题，这需要小米消费金融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苏筱芮则指出，从行业整体来看，小米消费金融并非老牌消金选手，在消费金融行业马太效应日益加剧的当下，多家消费金融公司采取客群上浮战略，对优质客户的争夺愈发激烈，在此背景下，后来者跻身头部的难度较大。

对于后续发展策略，北京商报记者同样向小米消费金融采访，但未获得回应。苏筱芮建议，后续展业上机构还需多方加强，例如在个人征信方面，需要遵循监管关于“断直连”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需要认真倾听消费者反馈的相关问题，建立健全客户沟通机制，不断提升客户服务及体验水平。（来源：北京商报金融调查小组）

那些身陷消费贷的年轻人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0期，原文标题《那些身陷消费贷的年轻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入不敷出的第一步是借贷，紧接着是“以贷养贷”，它就像破布上的洞，只会越来越大，也像沼泽地，一旦陷入，越挣扎，很可能会越陷越深。

记者/驳静

10月3日，某品牌在武汉的展览，两位年轻女士在展览前自拍

杨慈，美好生活

要问杨慈钱都花在哪儿了，她也感到很头痛。她在豆瓣上看别人讲负债的帖子，一五一十，一套贵的写真，一件奢侈品，钱起码有大的去向，可她看自己手机上的订单，都很零碎，“没买什么大件儿啊，都特别日常”。

杨慈今年24岁，“杭漂”，毕业三年，月薪4500元，仍在负债中。她借的第一个网贷，是小米贷款。她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栏里输入“网贷”，“小米贷款”排位挺靠前，“当时挺意外，小米也能借贷，对这个品牌又比较信任”。展示在杨慈眼前的3万多元额度，她都贷出来了，还掉一笔为学历升值交的2万多元学费后，还剩几千，本来想着留给下个月还别的贷款，“但钱在手里留不住，一直花花花，等到下个月才发现，啊，又要还很多钱”。

说是“不知道花哪儿了”，但仔细问，她还是能讲出来钱款的去处。“可能我租的房子不贵，但我还是要把它装饰得特别好。比如抱枕一个就100多块，我要买4个；地毯300多块，明明有凳子，但我要扔掉丑的，重新买一个好看的；烧水壶几十块也能用，可我要买那种好看的200多的。好看排第一位。”

工作日，早饭在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或者去麦当劳吃早餐，中午基本要吃七八十，有时会更贵，吃碗蟹黄面就得近百，间或还会光顾日料店。有时下午还要去甜品店，一块小蛋糕花去三四十，一天下来光是吃，就要花去二三百。如果每个工作日都这样吃，实际是超过月收入的，但杨慈不愿放弃这些，甚至她选择这份工作，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园区的“应有尽有”。她说现在这个公司特别让她高兴的是楼下有花店，不用出园区的门，就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咖啡馆，还有按摩店。“好像我特别依赖这些东西。比如我现在负债累累了，但还是会买花回家。有时候我都特别恨我自己，但又觉得好像没了这些就活不下去。”她说，“我也不后悔，我就是特别恨自己。”

我于是问：“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还会买吗？”她想了想说：“会的，因为我压根没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不管别人怎么说，说这种东西又不是实用性的，不买就不买了，电影不看就不看了，但我有时觉得这才是对我来说实用的东西，这才是生活必需品。”

杨慈的观点并不新奇，甚至，我感到非常熟悉。或许在某个鼓吹消费的公众号文章里看到过，或许因为经常听到“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这句话；又或者蚂蚁花呗那条广告深入人心——快递员王康说，“在我心中，什么都可以省，热爱的不能省”，他用花呗分期买了第一把萨克斯；毕业生林玉苹说，“工作前，我想去看看世界”，她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旅行；小磊说，“自由的感觉，永远比定居好”，他与女友用花呗换过4个城市……他们说：“活成我想要的样子。”

年轻一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杨慈举例说，生活在杭州这样的准一线城市，好处是晚上可以去Livh看演出，花几十块钱喝一杯，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去一两回。周末突然想去海边，可能买张机票“说走就走”。

杨慈以前有过一个室友，比她大七八岁，月薪小两万，每个月光是房贷就要还8000元，但她还是过那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参加舞会、品酒会，周末还要去滑雪，设备明明能租，却一定要购买。这位室友曾告诉杨慈，别人问她为啥要买装备，她的反应是反问对方“为什么不”，“享受型人格有什么不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苦兮兮的”。在杨慈心里，她认可室友的这个观念。

可这美好生活背后都是亏空。

2017年，杨慈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在爱奇艺上看《中国新说唱》时，经常看到“百度有钱花”的广告。那条广告的确拍得蛊惑人心，它说，“让你的梦想有钱花”，听上去很美。这句广告语促使她下载了它的APP。注册过程中，软件要求她填写父母的联系方式，她试图用假手机号蒙混，没通过，她当然不希望父母知情，于是卸载了APP。3年了，她还不断能接到“有钱花”打来的推销电话。

目前，杨慈总负债十来万，它们分布在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美团贷、小米贷、微博贷和一张信用卡上。才一张信用卡？杨慈其实曾向广发、兴业和交通三家银行提出申请，都失败了。跑去查征信，答案揭晓，竟然有整整14页，每从这些网贷借一次钱，征信就会以“贷款审批”为条目给她记上一笔。不过网贷平台大都不看这些，它们仍然“信任”杨慈，还在继续借钱给她。

杨慈最令我吃惊的一次借贷行为发生在收银台前。她跟几位朋友去吃饭，买单时朋友跟她说那你先去结账。到收银台前，杨慈发现账单有700多元，花呗额度不够。转头看了看朋友们，觉得如果跑回去说自己钱不够，挺不好意思的，就临时起意，那不如借一笔。她站在收银台边上，盘算了一下接下来要交的房租和要还的款项，大概是9000元，索性就一次性在微博上借了一笔。微博也能贷款？不只能贷，它甚至不用额外下载软件，直接在“新浪微博”APP上就能操作，而且手续非常简单。填完借款人身份信息后，杨慈惊喜地发现额度有5万多元。她借9000元，2分钟就到账了。

一个月前，她跟几位朋友吃饭，知道她债务情况的其中一位突然说：“你看，你点的奶茶是最贵的。”朋友接着说：“出来玩也不是说不让你喝，但尽量克制一下。”杨慈一面赌气说“那我要不然就不喝，要喝的话我肯定要喝自己想喝的那一款”，一面又意识到，朋友说得对。她的工资一到手，立刻全部拿去还贷款，身上根本没有一分钱，每花一分钱实际都是借的，都是超前消费。正是从这天起，她决心克制消费，搬到了便宜的房子里住，并且有一个月没有出去聚餐了——光是不聚餐这一点，已经困难重重。但她暂时并不打算向父母坦白，原因某种程度上也与“美好生活”相关。

“如果现在跟父母讲，他们也能帮我把钱都还上，但代价可能是，不要在杭州混了，回老家，介绍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不停地相亲，把你摁在那里，一定要结婚生子，没了自由——回家之后，可能连穿一条破洞牛仔裤的自由都没有了，整个生活都被控制住了。”她还心存念想，想靠自己把债还上。

在借贷“支撑”下，任何美好生活看上去都触手可及

何米，失控的大象

何米跟杨慈一般大，但还没参加工作，跟父母同住。

她的主要开销都是在满足自己买新衣服的渴望。她买衣服，不看直播，不听人推荐，就是刷淘宝。大数据了解她的习惯，有些人爱囤裙子，有人囤鞋，何米不是，“买一件上衣，我就相应配个外套，配条裤子，搭双鞋，一买就是全套”。

比如“双11”期间，不像有些人会提前规划趁机购买大件，何米不是，“双11”快到的时候，心中还是一片空白，并没有什么想买的，到了午夜0点，突然就买兴大发。0点抢一轮，第二天白天再买一轮。2019年的“双11”，2万多块钱就这样花了出去。

2018年，大肆买买买的势头刚起来，她曾狠心关掉过花呗——从借呗贷了一笔钱，把花呗全还上，然后停用它。大约停了一个月，又给打开了。有意思的是，重新启用的花呗，还给何米涨了额度，从原来的1万多，涨到了3万元，“额度上来了，我就越想买了”。此后两年，何米再没停过花呗，额度仿佛一只兽，借还频率是食粮，使用越多，养得越肥。到2020年11月何米停用它们的时候，借呗的额度达到了9.5万元，百度有钱花的额度有6万元，微粒贷与京东金条用得相对少，分别是1.5万元和1.4万元。

买了两年多，买来的衣服衣柜挂不下了，就装进箱子里，装满了7个整理箱，箱子有些塞在床底下，有些堆在门后，很多衣服吊牌都没摘掉——究竟有多少件，她到现在还没去清算。

当然，其他诱惑何米也难以抵挡。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娇兰、娇韵诗、兰蔻、倩碧等国际大牌的明星产品，何米都买过，通常是试一试，发现好像也不怎么样就搁在一边。“我属于满足好奇心，贵的东西看过了，发现也就那样，换汤不换药，同类东西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口红也有十几支，她现在回忆，好像就是突然有一天，到处都在讨论口红。2018年，口红营销在社交网络风靡，“迪奥裙子买不起，迪奥口红总买得起”，何米没能躲过这轮攻势，从小红书等地方不断地刷到口红，看到喜欢的就下单，有时同一款要囤两三个色号。由于连续几年辛勤参加“6·18”“双11”等电商购物节，她家里的卫生纸、洗手液两年都用不完。

25岁的何米3年前开始以贷养贷的时候，连“以贷养贷”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她说“还不上的时候，我就从其他平台‘倒’一下”。她没用过POS机，借贷以网络平台为主。

11月，蚂蚁金服上市计划暂被搁置的消息传播开来后，何米在网上看到一个传闻，说花呗和钱呗可能会关停一批账户，同时降低一些用户额度。她立刻想，要是轮到自己头上，那可真是悬了。何米大学毕业两年，一直没工作，在家准备考研。债务总量虽然越来越高，但截至11月，她没逾期过，因为平台“倒”平台，窟窿总能补上。但继续往前走，何米隐隐感觉，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她过了一年多忐忑的“倒来倒去”还款的日子，终于在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的消息传出之后，下定决心停，她说这是“大环境影响逼着你快刀斩乱麻”。

这把“快刀”就是何米的妈妈。这天傍晚，何米妈妈在厨房做鱼，趁炖汤的工夫到客厅，看女儿脸色不好，问她出了什么事，看她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就开始一个一个猜，猜到“欠人钱了”，何米点头称是，哭着把事情讲了一遍。坦白之前，何米在心中有大概预设，妈妈平常不是太严厉的人，平时闯点祸，也不会遭遇严重责难。果然，何米妈妈虽然感到惊讶，但也只是温和地教育她，以后花钱要有规划，不能这么花。坦白后的第二天，她母亲就转给她15万元，帮她一次性把债务全部偿还了。

高校快递点，向来是年轻人“买买买”的一个缩影。2018年某高校学生在开学季取快递（燕翔摄视觉中国供图）

瘾头实际是种习惯，让你习惯了借贷消费，大脑会促使你立刻做决定。

当一个人开始关注网贷，会发现网贷广告无处不在，比如有的说一天利息一瓶水、一月一杯奶茶钱。上腾讯视频，开屏就是网贷广告，话术格外诱人；点进腾讯首页，也有豆豆钱包的广告，说“日息低至0.027%”，听上去很美。网贷无非是取代了“那个朋友”的位置，从网贷借钱，在信用卡里走一圈，最后再还给网贷。但网贷有期限，到期之前，总有一两个月，这笔钱沉甸甸地在手上，使人无法平静。“既然没那么着急还，下个月又有工资会发，你的想法又是，这钱是自己的，网上看到一个想要的东西时，就会想，不如用这笔钱来买。”

手机屏幕上轻轻松松显示的额度，就像一顿大餐，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如何抵制这种诱惑？既然借贷可以解决这么多烦心事，似乎没有不借的道理。可是，明明已经负债累累，一个人为何不能节制？为什么做不到克制消费？没有陷入困境的人，是否可以站在岸上永远高枕无忧？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何米不过是一个“失控版的你和我”，在电商与社交媒体营销的两重夹击之下，人人都因为冲动买过几件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张红川是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研究行为经济学多年。他跟我提到一个“象与骑象人”理论：我们的理性好比一个骑在大象上的人，我们的行动如同那头大象。大象是不管不顾的，想走就走，只有恐惧和害怕能阻止它的脚步。具体到消费行为上，消费冲动就是那头大象，“支付痛苦”是它的阻碍。

张教授解释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与大象进行角力，实际上是非常疲惫的，骑象人因此很难胜过大象。人不是想控制自己就能控制的，我们必须在理解人性或人心的基础上，寻找更好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试图去抵抗那头大象，你抵抗不了它的，你只能让它走，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走得慢点，给它一点点缓冲，给它一点点障碍。”

从前，当人们使用现金时，人的大脑对支付痛苦有明显感知。现在，随着支付越来越便捷，借贷越来越容易，支付的痛感与消费的快感之间相隔很远，惩罚与即时满足之间打了一个时间差。这些都意味着，能让大象感到恐惧的东西愈发势弱。张红川说：“电商、平台等，它们做的一切东西都是在绕过骑象人，诉诸大象，（算法、支付的便捷性等）让大象感到无比快乐，让大象走起路来一点痛苦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大象才会那么轻易地做出了判断、做出了决定。”

虽然看上去我的采访对象当中年轻人居多，似乎还有学历普遍不高的共性，但在行为心理学领域，并没有研究表明，陷入消费借贷困境的人群有明显标识。比较常见的人群，反而是那些时间充裕的人。你打开淘宝或京东，心里以为只是看一看打发一下时间，但当你打开它，已经一只脚迈入它们的陷阱。“所有人都有可能掉进这样的陷阱。对于你来讲，也许是因为你今天在付出金钱时依然觉得很痛，也许是因为今天你的大象没有找到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更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还未碰到一个足够让我们付出所有的东西。”

“归根结底来讲，没有掉入消费陷阱，只是说明我们幸运。”

9月2日，山东省济南市一所高校南门，由于校园封闭管理，学生全部隔着校门取餐（易初摄/ICh供图）

方明，闯荡城市

方明的情况又有不同。他今年25岁，曾经闯荡重庆，正是在这座城市里，他陷入网贷深渊。

2018年，方明23岁，负债20万元。这个春天的早上，他睁开眼想的是另一个数字，2000块。他有张信用卡第二天到还款期限，已经跟朋友借了点，但还差2000。挨到下午，他还没弄到这2000块。百度有个“上岸吧”，方明不喜欢那里，广告遍野，鱼龙混杂，但这天正是在这个贴吧，他看到评论里一个图片回复，图上写“加V，花呗白条套现”，方明立刻加了那人的微信。

他只关心两件事，能不能马上套，能不能当时就给。对方都说能。他穿上鞋子立刻就出发了。他心想，要是能弄成，又逃过一劫。方明住在重庆西郊，对方在市里，距离有十多公里。虽然没钱，他还是打了个车，只想快点见到那个人。

地址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一个写字楼，楼下有家星巴克，方明跟对方在这里接上头。是个男的，30来岁，剃个寸头，身高也就一米七，看上去人畜无害。两个人在星巴克“交易”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方明，套现其实也简单，用蚂蚁花呗或京东白条买个电子产品，通常是手机，最好是国产手机，容易出货，收货地址填他的，他再把货款的钱转给方明，套现就算完成了。买手机，可以上淘宝，也可以上京东，等于是在“花呗”和“京东白条”之间二选一。方明心里盘算，平常时候，实在没钱吃饭，楼下小卖部也能套个一二百，用支付宝扫付款码，老板再把钱转给他就是。但京东没法这么干，支付宝的花呗额度，当然因此优先留着。

他用京东白条分期买了一部4000元出头的手机，大老远跑来套现，方明没怎么犹豫，紧贴着额度用，能套多少是多少。方明后来想，这人表面人畜无害，实则老奸巨猾，手续费微信都说定了，临到转账耍滑头，坚持要收到手机才能转账。方明当然不肯，二人讨价还价，最后方明让步，答应再少收200元。花掉4000元，套现到手实际才3500元，如果换算成1万元，利息高达1250元，按年利率算就是12.5%。不过当时方明根本没去算，只觉得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最后一天弄到钱，就是巨大的惊喜。

后来同样的套现方式他还操作过几次，头一回找了本地的，能面对面交易，后来找到个在广西的，手续费能便宜一点，但人家需要收到手机后才给转账。这法子听上去危险重重，一个在网上找到的搞套现的陌生人，竟然也能信？对方完全可以收到手机后立刻将方明拉黑。我问方明当时是否担心，他说：“我记不太清他说了什么话让我不担心，但确实这样去做了——最后确实钱也收到了。”

走到京东白条套现这一步，方明离山穷水尽已经不远了。这说明，他的4张信用卡都套不到现金了，几个借贷平台的借款额度也已经用完，除了冒险，他别无他法。如果真的被骗，对方明来说，或许窟窿又大一圈，破布撕得更破，但微弱的平衡仍能维系。

真正致命的打击来自民生银行。方明的民生银行信用卡本来有1.5万元额度，这一天，他还进去一笔钱后，额度突然清零，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1.5万元不能套，后面肯定要爆发。本来是环环相扣的以贷还贷链条，突然跳空一环，方明找不到地方补这1.5万元的缺口。他打电话给银行，得知自己“被风控了”。在此之前，尽管他一直想尽办法不产生逾期，但是频繁用POS机套现，银行终于将他的账户判为高风险账户。鞭炮投进火药库，不会有单个火药桶保全下来。一个月内，他的债务全面“拉爆”，最直观的表现是，亲友陆续接到催收人员毫不客气的催收电话，方明说：“那就好像一块石头完全压下来，把你钉在那个地方。”

债务火药库引爆后，方明打算离开重庆，回老家去。收拾残局，整理房间，光是POS机就翻出来7个，红红绿绿，堆在一起，仿佛遗骸，这是方明过去几年“自杀式借贷”的物理证据。

POS机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比我们日常消费刷卡的那种POS机小一号，体形如初中生用的计算器。能连蓝牙，在手机上相应地可以下载到APP。套1000块钱，手续费约30块。它还分两种模式，一种是“+1”，第二天到账，一种是“+0”，实时到账，后者要贵一点。最开始，这种POS机还要花钱买，几十块钱一个，后来逐渐免费了，推销员巴不得你去使用，背后的公司好吃高额手续费。

有时理智占上风，方明会把POS机藏起来或扔掉，发誓不再动信用卡额度。有时刚下完决心，隔天就有人上门推销，心理防线就此崩塌。有时明明没有POS机，想要用钱，就去借别人的刷。有时即便有，上门推销的人说，最好换着刷，他一听有道理，就再注册一个。

受到蛊惑、无法自控的过程中，窟窿越来越大。我问方明，人头脑里理智的声音还会有吗？

“你那种（理智）状态维持不了一两天。你会感觉好像赚钱好辛苦，还是花钱舒服，确确实实会有这样的念头。那个时候已经不会去想欠多少钱，虽然心里也知道这个钱到最后肯定会越来越多。我做二手房中介是靠提成，有的是几千，可能上万，但有时候做一个大单子，比方说写字楼、商铺、别墅这些，佣金就有好几万或者十来万，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就会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先用着，之后我万一做一个大单子，我的债务不就全销了吗？然后，你就会想，那些小单子，做起来好像杯水车薪，反正也不够，然后你就没有动力工作了。”

可大单子当然难做，方明干中介5年，最高一笔佣金也就2万元，这2万元还只是一个“天上掉的馅饼”。当时有个客人在网上看中一套房子，打电话给方明，他带客人去看，看后立刻签约，特别顺利，换作任何一位中介，几乎都能完成交易。可天上掉过一次馅饼，地上的人就会不时地抬头，看看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2014年，17岁的方明到重庆，想找份工作，找了很多，只有二手房中介要了他。没有基本工资，收入光靠提成。干了一段时间，方明发现同事里尽是像他这样没啥学历、从农村来的同龄人。“都是初、高中学历，刚进城，不成熟，还爱乱花钱。”方明买过山地车，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搞川藏骑行，觉得挺时髦，一应装备，一花就是七八千。网上看到有人钓鱼，也下单了一套钓鱼器具，花掉一两千。买得最贵、最多的东西当然是电子产品，游戏机、PS4、iP、苹果手机——手机用得不珍惜，不是进了水，就是摔碎了屏，一年得换两次。有时新款iPh没出来，就买新款三星，总体来说肯定买最新款。

有段时间，方明跟同事们经常去KTV、按摩店这样的消费场所。在那种商务KTV，会喊“包房公主”。一开始还蛮不好意思，都是别人叫着去，后来变为自己主动叫他们多一点，去一次，少则五六百，多则一两千。他周围的同事里，有很多人像他一样从农村进城，很多事物都只在电视上见过，城市里的新鲜玩意儿，他们想吃想看想尝试。

然而挣钱并不容易，只有那个可以快速到账的借贷额度看上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个钱既然能花，那何不先舒坦一下？方明说他克制过太多次，曾经无数次地想，不要再去动信用卡或那些平台的钱，以后加倍努力好好赚钱，但这种想法持续不了多久，有时击溃他的只是因为晚上躺在床上，饿了，身上没钱，那就借一笔。本来只是告诉自己，这钱只是为了点个外卖，但只要开始花了一笔，就会找各种理由要花掉这些钱。他头脑里的天人交战，总是“脆弱的人性”那一方获胜。

2020年，方明个人信用破产后，辞职回了老家，他找了一份“不违法，但也不体面”的夜班工作，以便较快还债。他又回到了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生活的环境里，时时想起少年往事。

他从小由外婆带大，每年只有春节，在外打工的父母才能回来几天。一年到头，他几乎没有零花钱。小学毕业那年，学校来了个摄影师，给每个人拍了照、洗出来，但是得花2块钱买。这2块钱，方明没有，也不敢跟外婆要，就这么拖着，拖到后来那位摄影师上家里来“讨债”。后来有一年春节，他得到了20块压岁钱，因为担心钱被没收，一口气全给花了。十多年后，方明看着自己的妹妹，也是放在外婆这里养，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己，生活在节俭与克制中，只能看别的孩子吃零食、玩弹子球。每天放学回家先把作业做了，然后去打猪草，煮好，喂猪，紧接着要帮忙做晚饭。只有夏天中午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不用出门干活儿，能在家里看电视——得把声音调到最小，因为其他人在午睡。

2012年，方明读高二，父亲去世，他就跟着父亲在世时的几个朋友到了工地。他在工地干了两年，身上总是很脏，总是碰到自私自利的“大人”，总感到低人一等，他决定到城市里碰碰运气。在城市里，他当然碰到了许多同龄人，包括女孩子。2016年，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孩子，像城里人一样，方明吸引她的法子是送她东西，花钱请吃饭，买那一年的新款iPh当礼物。这是借贷的起点吗？方明说他实在记不起来第一笔网贷是因为什么借的，但一定早于这个女孩子的出现。“那时候已经每个月找不到钱还信用卡了，只能去跟朋友借一笔钱，还进去后，（用POS机）刷出来新的钱，还另一张卡，然后把最后那笔钱再刷出来，还给借我钱的那个人。那时信用卡有4张，额度加起来也就3万。后来因为知道可以网贷，就感觉没有必要再跟朋友开口借了。”

李希希，越陷越深的坑

在北京工作的女生李希希，比何米大5岁，也是在3年前，当她发现每月收入连信用卡最低还款额都不够的时候，就想到那不如再办一张。申请到新卡后，李希希的使用方法跟方明一样，也是用POS机套现，说起来还比方明的便宜不少，1万块钱手续费是40块。

李希希从交通银行申请到第二张信用卡，额度1.6万元，相比后来浦发银行给她的十几万额度、微粒贷给的7万元额度，这是最少的，也是她后来最早还完销卡的。“额度低，反而更容易销卡。两个月、三个月，我就是省吃俭用，都给它还上。”第三张卡从浦发银行申请，她在网上填完资料，有业务员去公司找她。对方当时问她月薪多少，她回答说“最高可能七八千，低的时候五六千”。业务员挺干脆地说：“那你填（年薪）20万吧。”李希希问：“这样可以吗？”业务员说：“放心，没人查。”这张信用卡一开卡额度就高达13万元。没过多久，一个显示为上海地区的座机号码打来电话，向她推销（浦发）万用金，属于小额借贷，额度也有约15万元。

钱不够花时，她就从万用金借一笔，有时候她甚至会选最高分期36期还。2018年9月，自称是浦发银行业务员的人又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虽然额度已用完，但她是“优质客户”，还可以再添3万元额度，问李希希是否需要。“如果我是银行，看到我这样，都会认定我是高风险用户了，但他们还上赶着借钱给我，我就隐隐感到不对劲了。”这火热热的3万额度，李希希拒绝了。

信用卡套现总有尽头，李希希想再办一张。先是去了一家叫作“摩尔龙”的贷款中介，业务员告诉她，申请银行信用卡没成功，不过推荐她去“宜人贷”。一旦开始以贷养贷，负债者就会货比三家，看哪家平台划算，哪家平台额度高、利息低，哪家平台最“坑”。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敢碰宜人贷”，但李希希“勇敢”地去了。

摩尔龙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中关村，宜人贷离它不远，李希希当时听完中介推荐，立刻就过去了。她站在那栋大厦楼下张望，看到有两层楼都是宜人贷的办公区。贷款销售指导她“正确”填写申请表，比如贷款用途要填“装修”。他们也要求填写4个联络人的电话，既要有同事，也要有亲属，但打电话去确认身份的时候，会自称是保险公司，避免置借贷人于尴尬境地。

李希希计划借3万元。合同写明，年利率11%。李希希算了一下，这意味着一年只用交3300元利息，如果中间能还点本金进去，甚至3000元都不用，于是同意了。最后她拿到一份借贷合同，约定24个月，每月等额本息1967元，实际还款总额为47211元，而实际到账数目却只有2.95万元。年利率说是11%，实际一算，高达49.95%。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借贷双方约定年利率超过36%时，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此外，《民法典》规定，“禁止高利放贷”。

李希希在记账公司上班，说起来也是财务行业，却比我采访的其他人陷得更深。到她债务最后爆发时，总额高达50万元。也是直到此时，在朋友的帮助下，她才搞明白，原来她从宜人贷借到手的这3万块钱，年利率竟然比她最初以为的多了近4倍。借贷机构会将收益分布在所谓的“手续费”“咨询费”等名目中，或许正是这些让对数字不敏感的负债者产生混淆。就像李希希，她到现在仍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从一开始的一两万块钱，滚成后来的几十万的。

李希希在贷款数额逐渐逼近50万元时，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性失眠，有时几天都睡不着，一闭眼全是债务这些事儿。2020年疫情暴发前，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看精神科，医生告诉她需要住院，她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住院，还贷怎么办”。她当初胆子小，在债务还可控的时候没跟爸妈坦白。去年年末，李希希硬撑了几年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出来，为了陪她，也为了给她精神层面的支持，李希希的父母跑了一趟北京，他们安慰女儿，虽然家里不能一次性把钱都还上，但全家人可以一起努力上岸——她没想到能获得这么温暖的支持。

负债者们习惯将还清贷款叫作“上岸”，利滚利往往导致上岸非常困难。在“豆瓣负债者联盟”和我加的几个负债者互助群里，最常见的劝告是，早点向父母坦白，不要以贷养贷。劝告者大都苦口婆心，因为这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卷入洪流，真正能打捞他们的人几乎只有父母，同时，向父母坦白往往又是最难的，承担让父母失望的压力需要很大的勇气。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我，我爸妈的生活会更好”，抱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负债的年轻人会反问自己，自己的错，为什么要让一生勤俭的父母来买单？总有许多人，宁可自己扛着，也不选择去向父母坦白。

中学时，李希希每个月月初能领到一笔生活费，父母对她的要求是自己独立掌控这笔钱，如果前面花多了，到了月底，就算饿肚子，也没人会管她。高考后，她填了南方一所大学的景观设计专业，拿到的录取通知书，却是北方一所大学的会计专业。她傻了眼，这是父母篡改她志愿的结果。父母瞒着她，给她的老师打电话，将她的几个志愿都填向财务类别，学校也给改了，改在本省。因为这件事，成年后的李希希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密。大学毕业后，她急于证明自己能独立，才有了她那个刷信用卡交房租的借贷起源。初入社会的孩子，刚开头时父母接济一笔租房钱是常有的事，李希希没想过开这个口。利滚利之势态不可控制之前，她的想法都是，尽可能不去靠家里。

所幸父母还是爱她的。坦白之后，她振作了很多，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要把债还清，早日上岸，然后过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正常生活。

上岸之后，他们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有多大？张红川的答案并不乐观。他认为，归根结底要自己真正想改变，个体需要在大脑里获得足够多的疼痛感，才能对大象制造阻碍。“如同说，没有哪个人在吸毒之前会认为我会成为一个毒瘾上瘾者，进入到那种情况后，我们才会发现其实人控制自我的力量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而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个体需要用自己的力量，与强大的消费主义文化作对抗，而我们目前所能够诉诸的，只有我们的头脑，我们自己的理性”。

（应采访者要求，杨慈、何米、方明、李希希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