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改为4倍LPR！（附新修订的司法解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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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改为4倍LPR！（附新修订的司法解释全文）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修改为4倍LPR，大幅降低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8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备受关注的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修改为4倍LPR。
制图：程国维
《规定》要求，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了原《规定》中“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大幅度降低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
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贺小荣介绍，近几年每年约有两百余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在目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利率标准、人民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如何划定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呢？
发布会上，贺小荣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不是越低越好。”他表示，长期以来，关于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民间借贷问题时争论的焦点。利率保护上限过高不仅达不到保护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但利率保护上限过低也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
摄影：胥立鑫
“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吸引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贺小荣说。
在此次新修订的《规定》中，以下重要调整也值得关注：
出借人未取得放贷资格的借贷合同无效
《规定》明确，在人民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中增加一种，即第十二条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应当认定无效。
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行为无效
《规定》明确，对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合同无效情形，修改为《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合同无效情形，进一步强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的鲜明态度。
贯彻落实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原则精神
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在这次司法解释修改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条款作出对应调整。
一是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是当事人约定的逾期利率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三是当事人主张的逾期利率、违约金、其他费用之和也不得高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贺小荣表示，民间借贷作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既需要规范，也需要保护。我们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熊媛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20年8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9日
法释〔2020〕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决定，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五、将第七条修改为：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七、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八、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九、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十一、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十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十三、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十四、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十五、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七、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十八、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十九、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二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二十一、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二、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三、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四、将第三十一条删除。
二十五、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六、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
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八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编辑：任喆
最高法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工作情况暨典型案例答记者问
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媒体新闻发布厅举行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工作情况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马岩、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祝二军、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学勇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
图为发布会现场。胥立鑫摄
一、近年来，金融犯罪案件呈现哪些新情况、新特点？
答：金融犯罪案件主要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的案件。常见罪名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内幕交易、洗钱等罪名。从近年审理情况看，金融犯罪案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情况、新特点：一是案件数量多，非法集资案件占比大。2017至2021年受理金融犯罪一审刑事案件分别为22883件、20142件、21219件、21577件、22456件。其中非法集资案件数量多、占比大，每年均在5000件以上，约占全部金融犯罪案件的40%左右。金融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二是涉案金额大，社会危害严重。一些重大非法集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元，有的高达几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对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人民法院先后审判处置了北京“租宝”、“昆明泛亚”、江苏“钱宝”、上海“阜兴”等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以及“徐翔操纵证券市场案”“伊世顿操纵期货市场案”“远大石化操纵期货市场案”等一批重大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有力震慑了犯罪，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是犯罪手段网络化、专业化，隐蔽性强。这是金融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近五年来，线上非法集资案件比例分别占当年案件总量的20%左右，总体呈上升趋势。一些犯罪分子通过公司化“流水线作业”，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手段更加网络化、智能化；有的地下钱庄洗钱手法多样化、隐蔽性非常强，查处难度大，对案件审判处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近年来，刑法修改不断加大对金融犯罪刑事追究力度，最高人民法院相应出台了哪些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主要基于什么考虑？
答：近年来，金融犯罪刑事法律不断修改完善，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骗取贷款、欺诈发行证券、洗钱等刑法条文作了重大修改，为依法惩处金融证券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修订了妨害信用卡管理、非法集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刑事司法解释，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涉地下钱庄等刑事司法解释，“两高一部”联合制定了非法集资、洗钱、养老诈骗等业务指导文件，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操作性更强的依据。
制定出台这些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落实罪刑法定原则。主要是明确有关犯罪的认定标准和法律政策界限，防止将经济纠纷作为经济犯罪、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确保刑法得到正确实施，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处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二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贯彻从严惩处的立法修改精神，明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还要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从宽处罚情节，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三是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明确司法实践中有关法律适用争议问题，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和尺度，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处理，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次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的情况和特点。
答：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处置了一大批重大非法集资、证券期货、洗钱等金融犯罪案件。这次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案件类型多样化。这次发布的10件案例中，有非法集资犯罪案例5件，证券期货犯罪案例3件，洗钱犯罪案例2件。每类案例当中又涉及不同的行为手段：案例一和案例二是打着互联网金融、“金融创新”名义非法集资，案例三是以发行私募基金为名非法集资，案例四和案例五是以“养老投资”“养老服务”为名实施养老诈骗犯罪，案例六是全国首例财务造假而受到刑事处罚并被依法强制退市的案例，案例七和案例八是非法利用技术优势、囤积现货影响期货行情操纵期货市场，案例九是地下钱庄实施洗钱犯罪，案例十是跨境转移贪污公款进行洗钱。二是依法从严惩处。案例一至案例五是重大跨区域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及集资参与人众多；案例四是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的养老诈骗案件，严重侵害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案例七和案例八是操纵期货市场案件，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稳定。法院对这些案件被告人坚决依法从重处罚，同时对被告单位判处巨额罚金，充分体现了从严惩处的精神，有效惩治犯罪。三是打击追赃并重。在依法打击的同时，注重追赃挽损。一方面，对涉案财物依法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为后续财产执行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全力追赃挽损，最大限度维护受害群众合法权益。案例五就是人民法院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中全力追赃挽损的典型案例，已发放清退资金2.6亿余元，清退比例达51.8%，妥善化解涉众涉稳风险矛盾，有力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通过十个案例，人民法院提示各类市场主体要依法依规经营，牢牢守住法律底线，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人民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要谨慎投资，提高识骗防骗能力，避免陷入犯罪分子设计的圈套；有关部门要加强行业准入和市场监管，强化配合协作，共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稳定。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编辑：任喆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新修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附全文）
2021年12月31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何莉、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安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立新出席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图为发布会现场。胥立鑫摄
一、《解释》修订的背景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民生之所系就是司法责任之所在。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2013年至2021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案件3.8万余件，判决人数5.2万余人。此外，还依法审理大量涉危害食品安全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刑事案件。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强烈。201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解释》），该解释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以来，《食品安全法》3次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进行修订完善。此外，《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食品监管渎职罪作出修改。同时，随着犯罪分子作案手段不断翻新，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定性和处罚标准存在较大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解释》亟需进行相应修订完善，以便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衔接，适应司法实践需要。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有关部门启动《解释》修订工作，前后历时4年多时间，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经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研究论证，对解释稿多次进行修改完善。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解释》。
修订发布《解释》意义重大。修订《解释》是最高司法机关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和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现实要求。《解释》通过完善危害食品安全相关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一步严密了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为打击相关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将更加充分发挥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障作用。
二、《解释》修订的原则
1.坚持继承发展，适应实践需要。《解释》适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需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并与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等相关食品法律法规相衔接，在坚持《2013年解释》确定的定罪量刑处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完善。
2.严密刑事法网，依法从严惩处。《解释》体现从严惩处的政策导向，如通过规定在农药、兽药、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等危害食品安全上游犯罪的惩处，加大刑法对食品安全的全链条保护力度；通过规定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等行为的惩处，实现刑法对食品安全的全方位保护，为打击相关犯罪提供了更加明确的适用法律依据；通过修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等，加大从严惩处力度。
3.突出问题导向，破解司法难题。《解释》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司法实践中需要迫切解决的突出问题，如畜禽屠宰相关环节注水注药案件的定性和处罚标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和“明知”的认定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规范法律适用。
4.区分案件性质，实现精准打击。《解释》在坚持依法严惩的同时，强调精准打击，如对畜禽屠宰相关环节注水注药行为的惩处，充分考虑不同种类药物的差异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适用不同罪名打击此类犯罪，既满足打击此类犯罪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三、《解释》修订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计二十六条，主要对六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修订。
（一）加强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食品安全的保护力度。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基于生理特点，往往对食品安全有更高要求，也更容易受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侵害。为加大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解释》规定了多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食品安全特殊保护的条款，如第三条和第七条分别将“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在中小学校园、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及周边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销售的”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食品安全的特殊保护。
（二）依法惩治利用保健食品等骗取财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利用销售保健食品诈骗财物的现象较为突出。该类行为性质恶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实施的保健食品诈骗违法犯罪令人深恶痛绝。对此，《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销售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诈骗财物，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依法惩治食品相关产品造成食品被污染的行为。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是《食品安全法》明令禁止的行为，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对此，《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造成食品被污染的，分别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四）依法惩治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等行为。生产、销售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的食品，或者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均具有较高食品安全风险和社会危害性，因此被《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明令禁止。为依法惩处此类犯罪，《解释》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实施此类行为，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可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五）依法惩治在农药、兽药、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等行为。司法实践中，在农药、兽药、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等违法犯罪问题突出，此类行为属于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严重威胁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亟待规制。据此，《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实施此类行为，可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惩治畜禽屠宰相关环节注水注药行为。为有效破解注水肉案件打击难题，明确法律依据，统一法律适用，《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在畜禽屠宰相关环节，对畜禽使用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对畜禽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此外，《解释》还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和“明知”的认定等问题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2021年12月2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1年12月30日
法释〔2021〕24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1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6次会议、2021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的；
（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
（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五）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第二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一）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
（二）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
（三）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五）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六个月以上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在中小学校园、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及周边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销售的；
（五）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
（一）致人死亡的；
（二）造成重度残疾以上的；
（三）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四）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五）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六）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第五条
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六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第七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有毒、有害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六个月以上的；
（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
（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且在中小学校园、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及周边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销售的；
（五）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六）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八条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或者具有本解释第四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九条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因危害人体健康，被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因危害人体健康，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的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等名单上的物质；
（三）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质。
第十条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明知”，应当综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食品质量、进货或者销售的渠道及价格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明知”，但存在相反证据并经查证属实的除外：
（一）长期从事相关食品、食用农产品生产、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行业，不依法履行保障食品安全义务的；
（二）没有合法有效的购货凭证，且不能提供或者拒不提供销售的相关食品来源的；
（三）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且无合理原因的；
（四）在有关部门发出禁令或者食品安全预警的情况下继续销售的；
（五）因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又实施同种行为的；
（六）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第十一条
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造成食品被污染，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三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无证据证明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不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第十四条
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一）提供资金、贷款、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的；
（二）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贮存、保管、邮寄、销售渠道等便利条件的；
（三）提供生产技术或者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四）提供广告宣传的；
（五）提供其他帮助行为的。
第十五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的食品，或者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等方式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适用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六条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用农产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生产、销售国家禁用农药、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生产、销售添加上述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私设生猪屠宰厂（场），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等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在畜禽屠宰相关环节，对畜禽使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对畜禽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第十八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销售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诈骗财物，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十条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同时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前款规定的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十一条
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
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一般应当在生产、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
第二十二条
对实施本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应当依照刑法规定的条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于依法适用缓刑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宣告禁止令。
对于被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政务处分或者其他处分的，依法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规定的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处罚。
第二十四条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等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依据鉴定意见、检验报告、地市级以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出具的书面意见，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必要时，专门性问题由省级以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出具书面意见。
第二十五条
本解释所称“二年内”，以第一次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实施相应行为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解释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公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2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典型案例目录
案例一：张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用工业甲醛清洗净水设备致桶装饮用水含有甲醛成分
案例二：张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鹌鹑蛋致百余人食源性疾病
案例三：张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为非法牟利给待宰生猪打药注水
案例四：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刘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烘焙用乳制品200余吨
案例五：崔某等非法经营及陈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向食品生产企业销售工业明胶用于加工皮冻
案例六：陈某某诈骗案
——采用冒充专家诊疗、伪造体检报告、虚假宣传等手段针对老年人实施保健食品诈骗
案例一：张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用工业甲醛清洗净水设备致桶装饮用水含有甲醛成分
简要案情
2014年起，被告人张某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山东省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封闭院落内，用购进的两套净水设备生产桶装饮用水（纯净水）并对外销售。2015年3月6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执法检查时发现，张某某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而生产、销售桶装饮用水，且所生产的桶装饮用水经检测菌落总数超标，遂对张某某作出行政处罚。此后，张某某仍继续非法生产、销售桶装饮用水。因其中一套净水设备不带杀菌消毒功能，张某某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工业甲醛对净水设备进行清洗杀菌。2017年3月4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与市公安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张某某经营的水厂进行联合执法检查，在生产车间内提取1个甲醛溶液瓶。经鉴定，该甲醛溶液瓶内液体检出甲醛成分，含量为264350/L；该水厂水井内的原水未检出甲醛成分；抽检的两种桶装饮用水中甲醛含量分别为0.05/L和0.08/L。
裁判结果
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未按规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即擅自生产、销售桶装饮用水，且在生产过程中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消毒剂清洗净水设备造成桶装饮用水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鉴于本案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不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应对张某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典型意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桶装饮用水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桶装饮用水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健康安全。目前，因桶装饮用水市场高度分散，各种自产自销的小品牌充斥市场，且行业门槛和违法成本低，导致桶装饮用水质量良莠不齐。本案就是违法生产桶装饮用水乱象的一个缩影。工业甲醛俗称福尔马林，属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上的物质，被明令禁止用于食品生产，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被告人在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生产桶装饮用水，并使用工业甲醛作为消毒剂清洗净水设备，造成桶装饮用水中掺入甲醛成分。为惩治此类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洗涤剂、消毒剂造成食品被污染的危害行为，《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造成食品被污染，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鉴于本案桶装饮用水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故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二：张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鹌鹑蛋致百余人食源性疾病
简要案情
2019年6月，被告人张某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租赁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陕坝镇某小区车库加工鹌鹑蛋，并通过流动摊点对外销售。因张某在生产、贮存、销售鹌鹑蛋的各个环节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导致食用该鹌鹑蛋的123人出现不同程度的食源性疾病，其中被害人周某某被鉴定为轻伤二级。经检测，张某生产、销售的熏鹌鹑蛋、无壳鹌鹑蛋、带壳鹌鹑蛋中大肠菌群、沙门氏菌检验结果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根据流行性病学调查、杭锦后旗医院采集粪便检验结论、杭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事件调查和检验结论，认定此次事件为食用鹌鹑蛋引起的聚集性食源性疾病事件。
裁判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致使123人引发不同程度的食源性疾病，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张某的行为造成1人轻伤二级，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某经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谅解。据此，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决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典型意义
食品“三小行业”，即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在我国食品供应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其多样的品种供给和灵活的经营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便利的饮食服务。但与此同时，由于行业门槛低、流动性强、摊点分散、部分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漠等原因，给执法监管造成较大难度，导致食品“三小行业”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特别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推车售卖的流动摊贩，无证经营情况突出，食品安全状况令人堪忧。本案被告人即属于无证经营的流动摊贩，其生产、贮存、销售食品的各个环节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造成一百余人食源性疾病，其中1人轻伤二级的严重后果，应依法予以惩处。
案例三：张某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为非法牟利给待宰生猪打药注水
简要案情
被告人张某系辽宁省沈阳市某肉业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2017年8月，张某经人介绍结识被告人蒋某某，蒋某某称可通过给屠宰厂内待宰生猪打药注水，达到增加生猪出肉率的目的。张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同意雇佣蒋某某等人给其屠宰厂的待宰生猪打药注水，并约定每注水一头生猪向蒋某某支付报酬8元。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蒋某某先后雇佣被告人高某某等10余人到张某经营的肉业公司，通过给待宰生猪注射兽用肾上腺素和阿托品后再注水的方式达到非法获利目的，共计给5.5万余头待宰生猪打药注水。经审计鉴定，打药注水后的生猪及其肉制品销售金额达82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雇佣他人给待宰生猪打药注水，使被打药注水的猪肉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食品安全风险，属于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张某销售金额达200万元以上，应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据此，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二百万元；其他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十五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在生猪屠宰前给生猪注水的违法犯罪频发，导致大量注水肉流向百姓餐桌。更为恶劣的是，不法分子在注水的同时为了增强注水效果还同时给生猪打药。司法实践中，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不断更新换代药物配方，目前常见多发的是使用肾上腺素和阿托品等允许使用的兽药，生猪注药后往往检测不出药物残留，导致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因取证难、鉴定难、定性难，影响了惩治效果。对此，《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区分屠宰相关环节打药注水的不同情况，作出明确规定。对于给生猪等畜禽注入禁用药物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对于注入肾上腺素和阿托品等非禁用药物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虽不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但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张某雇佣人员向生猪注入肾上腺素和阿托品等非禁用药物，虽不能检测出药物残留，也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四：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刘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烘焙用乳制品200余吨
简要案情
2016年1月，时任被告单位上海某国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被告人刘某某在得知公司部分奶粉、奶酪已经过期后，将该批奶粉、奶酪销售给尚某某经营的公司。2016年1月15日，上海某国际有限公司将存放公司仓库内的超过保质期的新西兰恒天然全脂奶粉8330袋（25KG/袋），以及超过保质期的新西兰恒天然切达奶酪269箱（20KG/箱）交付给尚某某（另案处理）经营的公司，销售金额共计295万余元。2016年4月，上述部分超过保质期的奶粉及全部奶酪被执法部门查获。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单位上海某国际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刘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超过保质期的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销售，销售金额达295万余元，其行为均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依法惩处。据此，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典型意义
一些不法商家为了非法逐利，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生产食品，或者以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改换包装等方式继续出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此类行为因具有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因而被《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但实践中仍屡禁不止，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对此，《解释》第十五条对此类犯罪惩处作出明确规定。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生产的食品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回收食品，因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应认定为不合格产品。生产、销售上述食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无证据证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构成其他犯罪，故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案例五：崔某等非法经营及陈某某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向食品生产企业销售工业明胶用于加工皮冻
简要案情
2012年至2016年5月，被告人崔某指使他人从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购进工业明胶642.25吨，购进款共计1188.88万元。崔某指使被告人殷某某等人在辽宁省沈阳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设立销售点，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将购进的工业明胶销往黑龙江省、北京市等地，销售数量640.85吨，销售金额达1608.29万余元，违法所得达420万余元。其中，被告人陈某某从崔某处购买工业明胶6025公斤，将其中5970.23公斤工业明胶用于生产皮冻并销售，销售金额达63万余元。被告人高某等13人分别从殷某某等人处购买工业明胶用于制作皮冻并销售，销售金额从1.8万余元至53万余元不等。
裁判结果
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崔某等人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销售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崔某非法经营数额达1608万余元，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陈某某等2人销售金额达50万元以上，应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另有4名被告人销售金额达20万元以上，2名被告人销售金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数量大，且持续时间长，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据此，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崔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其他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十二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实践中，大量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都存在上下游不同参与者。只有既打市场，又打源头，才能有效遏制食品犯罪的发生。其中，生产、销售国家禁止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非食品原料，是典型的危害食品安全的上游犯罪。而将这些禁用物质用于食品生产、销售的行为，则是典型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工业明胶属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上的物质，被明令禁止用于食品生产。被告人崔某等人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销售食品为目的，销售工业明胶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陈某某等人在皮冻生产过程中故意添加工业明胶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应依法从严惩处。
案例六：陈某某诈骗案
——采用冒充专家诊疗、伪造体检报告、虚假宣传等手段针对老年人实施保健食品诈骗
简要案情
2011年5月，被告人陈某某在江苏省南京市注册成立多家公司，以老年人为主要对象进行保健食品销售。陈某某对公司人员统一管理，统称“金鹰团队”。陈某某通过“金鹰团队”掌控整个犯罪集团，并对该犯罪集团在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设立的几十个销售平台实行网格化管理。2016年，陈某某引入“平台旅游会销”模式，销售人员以免费旅游的名义将老年人骗至销售平台。陈某某通过安排员工冒充知名医学专家进行门诊咨询、假冒医务人员进行虚假检测、伪造检测报告，虚假宣传公司销售的免疫球蛋白等保健食品能够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癌症肿瘤、糖尿病等，以及购买产品享有国家补贴等方式，使被害人相信自己有高患癌风险，须服用该产品预防，从而使被害人高价购买保健食品。至2018年案发时，陈某某组织、领导“金鹰团队”犯罪集团实施诈骗活动，诈骗金额达1161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陈某某为达到敛财目的，创设“平台旅游会销”诈骗模式，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集团实施犯罪活动。陈某某是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陈某某诈骗数额达1161万余元，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百万元。其他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十二年六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保健食品俗称保健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花钱买健康”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一些不法分子抓住老年人有保健需求的心理，先采用免费体检、“专家”义诊、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与，再通过虚假诊疗、伪造检测报告、夸大宣传保健品功能等手段，向老年人高价销售保健品，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通过营销保健品诈骗财物，不仅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甚至还会延误正常诊疗，危害生命健康安全。对此，《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作虚假宣传，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销售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诈骗财物，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食品安全司法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
●全国首例！食品中非法添加缓泻药的行政处罚案件，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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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园园
排版：王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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