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情况分析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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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刚、陈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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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初银保监会印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零售类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的试点期间各机构踊跃参与、试点项目均平稳成交，市场反应积极。但商业银行处在客户群日益多元化、合规监管要求显著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经营环境，开展批量转让业务仍面临多个挑战。预计未来政策将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支持力度，并通过出台新政策带动业务健康发展。2021年年初，为进一步防范化解不良贷款风险，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手段，银保监会正式印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1〕26号，以下简称《通知》），准予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试点开展零售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各试点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参与该项业务，试点工作呈现全面铺开、重点突破的现状。

一、试点的情况

目前，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和181家分支机构、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和222家分支机构都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独立开通了账户。同时，5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和109家分支机构以及49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也完成了开户。

根据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共有99个零售类批量转让资产包挂牌，债权金额合计181.62亿元，其中本金合计58.74亿元，涉及债务人32100户、资产72413笔。平均来看，单个资产包规模达到1.83亿元，但实际上各包规模差异较大，最大金额达到15.62亿元，最小的仅有55.6万元。从资产类别来看，涵盖了各类零售无抵（质）押贷款，近百个资产包中个人经营贷、个人消费贷、个人消费和经营混合以及信用卡透支资产4大类别分别有31、25、37和5个资产包；从转让债权总金额看，个人经营类贷款规模最大，合计85.39亿元，占比47.0%，而信用卡透支仅8150万元；从资产质量看，各资产包加权平均逾期天数为1961天，也即5.37年，整体属于逾期时间较久、清收难度较大的资产。借款人的加权平均年龄为45.14岁，从收入增长水平来看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借款人的加权平均授信额度高达33.92万元，从授信水平来看相对较高，户均欠款金额达到56.58万元，平均金额较大。已诉讼客户数为29674户，占全部借款人的92.44%，说明多数债务已进入司法催收流程。

根据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批量零售业务本金回收率从2021年年初的32.9%下降到8.2%，平均折扣率则从18.1%下降到2.6%，均值回归说明市场报价日趋理性。从意向受让方情况来看，各类不良贷款的报名意向确认方均为4个左右，说明市场受众范围差异不大；按总金额分类，金额较小（2亿以下）和金额较大（6亿以上）的资产包意向受让方相对较多，平均为5个，而金额处于中间水平的则为2.5个，说明小包和大包竞争更为激烈。

二、发展的动力

《通知》为商业银行打开了零售类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渠道，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存在两方面的动力。

第一，这是目前零售类不良资产最彻底的卖断途径。零售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包括核销、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或批量转让等方式。但核销和收益权转让均不构成法律层面的债权转让，因此卖断无从谈起。实际上转让收益权甚至还需要按原有风险加权资产占用水平计提资本，“会计出表”后不能实现“风险出表”，目前仅有极少量业务。而资产证券化虽然通过将资产转让给信托实现了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但鉴于信托公司缺乏不良处置能力，信托产品又存在法定期限约束，实际上不良资产证券化均安排了“清仓回购”条款，到期时一般由商业银行将剩余资产以公允价值再次购入，因此事实上也并非永久性卖断。而批量转让的模式，经过官方平台竞价、交割债权文件以及通知债务人等多个流程后，由受让方以新债权人身份对不良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商业银行也从此可以和不良资产“脱钩”。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将不再需要按照“账销案存”模式管理，避免了大量债权维护、资产清收、客户服务、投诉受理、系统运营等成本，对于一些清收回款率低的资产，通过此种方式处置后可以“轻装上阵”。

第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后，商业银行可直接改善报表。从批量转让业务成交情况来看，根据银登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2022年三季度末批量零售业务平均本金回收率为8.2%，2021年则在20%以上。如前所述，批量转让资产包账龄平均高达5年以上，和其他处置方式相比，上述转让对价对银行而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同时，由于批量转让完全卖断的特点可确认损失，从而可以起到税前抵扣的效果，考虑25%的税率，这一模式对改善净利润指标具有重要价值。此外，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范围还包括已核销资产，考虑目前各行普遍存在大量已核销但未能税前抵扣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其250%的风险权重，通过批量转让方式处置已核销资产，既可以在不增加损失的情况下回补拨备，又可以化解高风险权重的低效资产，减轻资本占用，一举两得。

三、面临的挑战

商业银行面临客户群日益多元化、合规监管要求显著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经营环境，开展批量转让业务仍面临多个挑战。

第一，批量转让面临如何满足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避免债务人投诉的难题。近年来，由于全社会对于消费者权益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信用卡持卡人也意识到自身债务人加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满足消保要求前提下合法合规转让是各行仍在探索的课题。例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由于资产转让后受让方出于管理和清收的需求，必须从出让方获取债务人个人信息。但鉴于不良客户中失联比例较高，且由于自我保护对于具备联系条件的客户也往往难以获得授权，实际上这一规则将影响大量前期贷款发放过程中未设置相关授权条款的资产。

第二，目前零售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存在多个操作环节，客观上会加剧银行操作风险。按现行司法解释，目前转让通知需要逐户以邮政专递的方式送达方为有效，考虑银行处置1个10亿元本金余额的资产包才能实质改善经营数据，对于目前无抵押的不良资产而言，件均多者如经营贷约20万元，少者如信用卡约3万元，也即件数在5000至3万的区间，而出让和受让双方需要逐一梳理填写债权人信息和债务信息，形成转让通知并联合用印，而后逐一邮寄，其间的工作量十分巨大。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企业移交的债权债务关系和产权关系的法律文件资料必须移交原件。同时按照现有监管规定，诸如信用卡等业务在办理过程中授信文件仍需要线下签署，后续如需交割文件，涉及抽调并归拢分散在全国各分支机构的已存档历史文件，程序繁琐。

第三，转让后处置仍面临多种技术问题，影响了交易双方积极性。对于受让方而言，因各种相关规定，后续债权主张存在一定的技术性困难；由于信贷业务本身的非标准化特点，受让方无法确保前期尽职调查中可全面有效掌握出让方贷款档案的齐备情况，后续受让方在债务管理时，在进件材料、交易信息、息费减免规则、账务核算模式等方面均可能面临挑战。

四、展望与建议

零售类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的试点期间各机构踊跃参与、试点项目均平稳成交，市场反应积极，预计未来政策将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支持力度，并通过出台新政策带动业务健康发展。

第一，未来可尝试将出让方的范围适度扩大，但暂时不宜扩大受让方的范围。目前出让方仅包括6家国有控股大型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建议考虑将治理规范、经营稳健、内控有效和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农商行、消费金融公司纳入范围。从各行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大型和股份制以外的商业银行不良率相对更高，同时还存在拨备不足、处置手段少等问题，更需要拓宽处置渠道。同时，此类机构由于聚焦地区性资产，和作为主要受让方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联系更加紧密，其集中于单一地区的资产包也更符合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偏好，从而更有利于后续的处置。但目前并不建议扩大具有受让资格的机构范围。从前期的成交情况来看，部分资产包竞价甚至达到数百轮，成交价格可高达本金5折以上，这一非正常的市场结果主要是供需关系失衡造成的。此外，由于零售类借款人相对特殊的自然人属性，在处置过程中首先需要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特别避免暴力催收等行为，因此将监管范围之外的非持牌机构纳入会存在较大风险。

第二，建议研究优化相关政策，调整当前适用性不强或具有更优技术方案的内容。建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考虑债务人违约属于过错在先且主观本能上会拒绝进行信息授权，因此对于债权债务关系清晰的不良资产，可将在此过程中向相关方按最小范围提供个人信息作为授权豁免项，从而为存量不良资产转让破除障碍；建议对交割时移交档案原件的要求进行灵活调整，考虑目前各行影像系统已十分发达，且电子资料的有效性已在大量业务实践领域被广泛接受，建议对交割要求不做过多限制，可由出让方和受让方按商业诉求，用合同约定档案材料的交割载体和交割时间等。

第三，建议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夯实基础。目前零售债权转让后为及时生效，主要依靠出让方和受让方联合向债务人发布转让通知，但通知生效存在成本高、接受度低的问题；且由于受让方身份确认过程复杂，在取信债务人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大量交易成本。建议可参考国外有关经验，建立官方统一的电子化债权登记平台，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另外，出让方和受让方在交割过程中，由于权利义务对等安排、信息安全要求、资金划款时间和资料交割时间等一系列复杂内容，加之各机构对于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审查往往格外审慎，导致双方达成交易意向后，合同迟迟无法签署。如果由现有登记竞价平台机构发布标准化合同范本，可有效节约各参与方时间成本。加强对受让方的资源扶持和政策支持，包括加快为其接入征信系统，提供债权管理和估值模型方面的系统和知识资源，允许具有受让资格机构相互之间对资产进行二次转让等。

（本文来源于2022年11月7日《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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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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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买低卖”骗取货款2400余万元，鞋企老板获刑十年

为实现“财富自由”，一名男子“借壳”办企，赊账经营、高买低卖，骗取多家供应商货款共计2400余万元。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刑事案件，以合同诈骗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刘宾（化名）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借壳”办企当鞋厂大老板

温州市鹿城区是“中国鞋都”的主阵地，拥有制鞋企业千余家。

2020年5月，刘宾不甘失败，怀着“老板梦”四处借钱用于租赁厂房、购买生产设备，并指使他人注册成立温州某鞋业有限公司，由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自己为实际控制人。“只要有一个爆款，我就能赢”，他一心想着翻盘，风风火火又做起了制鞋生意。

鹿城区是中国鞋产业链最齐全之地，一双鞋从设计、制作、包装，最快只需要7天。刘宾以“女鞋大厂”的幌子迅速吸引了多家供应商，他们纷纷与其开展合作，但谁也没料到，刘宾这一袭华袍下早已爬满虱子。

多家供应商被骗累计2400余万元

2021年4月，刘宾向一家供应商拿了价值十几万元的皮革作为制鞋原材料，约定付款方式是“一月一付”。5月，该供应商上门催收账款，“你再等我几天，我已经在安排了！”“已经在贷款了，马上！”“等我下一个大订单做好就给你！”刘宾总是这样“积极”答复。

“先交鞋材后付款”是制鞋行业惯例，鞋材供应商和制鞋企业通常以“三月一付”为付款方式。该供应商认为“一月一付”的付款方式，偶尔拖欠几天货款是可以容忍的，中断合作可能导致前期的货款都收不回来，于是他选择继续和刘宾合作。时至6月，刘宾将欠款累积到了40多万元，却仍交不出一分货款，该供应商才恍然大悟：被骗了！

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发现了蹊跷，不知不觉，刘宾的办公室每天都被催收货款的供应商挤得水泄不通。

“你5月份不是说卖出了120多万双鞋子，生意那么火爆，怎么会付不出货款？钱去哪里了？”被骗的供应商有十余家，被骗的材料款从1.9万元到600万元不等，共计2400余万元。

这次，面对供应商们的质问，刘宾怎么也搪塞不过去了。

“大老板”其实是“空螃蟹”

经法院查明，刘宾将骗取的鞋材制成成品鞋，其中绝大部分成品鞋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销售，从中获得的部分款项被用于个人消费、偿还个人债务、支付高息借款本息等。此外，刘宾在办企期间，明知法院裁判文书发生效力，未依法偿还法院立案执行的欠款本息。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无实际履约能力的情况下，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又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应予数罪并罚。鉴于被告人刘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对二罪均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轻处罚。综上，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当日，鹿城法院组织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园区企业代表旁听庭审，一名企业经营者在庭审结束后说：“刘宾根本没有经营企业的能力，他骗取货款、低卖套现的行为极其恶劣，严重影响‘中国鞋都’行业生态。宣判结果真是大快人心！对蓄意诈骗、恶意欠款的人有很大的震慑作用！”

法官提醒：企业应依法诚信经营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属于合同诈骗罪的情形之一。

这起案件中，表面上看属于被告人刘宾与供货商之间的货款拖欠民事纠纷，实际上被告人刘宾主客观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侵害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被告人刘宾不仅要面临十年以上的刑罚，还要承担2400余万元的退赔责任。

被告人刘宾开办的鞋企位于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园区，这是一个集皮革、鞋材、辅料、成品鞋等上下游产业链贸易、检测、生产等于一体、配套成龙的大型鞋业基地。其行为不仅侵犯上游鞋材企业财产权，更造成鞋业市场混乱。可以说，对园区产业链健康发展造成冲击，有损温州制鞋业树立的“中国鞋都”形象。

在此，法官提醒，企业经营应依法、诚信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若为一己私欲赚“快钱”牟“小利”，终将“害人害己”，受到法律严惩。

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来源：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曾刚：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情况分析及建议

曾刚，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陈晓，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来源：《金融时报》2022年11月7日

2021年年初，为进一步防范化解不良贷款风险，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手段，银保监会正式印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1〕26号，以下简称《通知》)，准予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试点开展零售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各试点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参与该项业务，试点工作呈现全面铺开、重点突破的现状。

一、试点的情况

目前，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和181家分支机构、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和222家分支机构都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独立开通了账户。同时，5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和109家分支机构以及49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也完成了开户。

根据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共有99个零售类批量转让资产包挂牌，债权金额合计181.62亿元，其中本金合计58.74亿元，涉及债务人32100户、资产72413笔。平均来看，单个资产包规模达到1.83亿元，但实际上各包规模差异较大，最大金额达到15.62亿元，最小的仅有55.6万元。从资产类别来看，涵盖了各类零售无抵(质)押贷款，近百个资产包中个人经营贷、个人消费贷、个人消费和经营混合以及信用卡透支资产4大类别分别有31、25、37和5个资产包从转让债权总金额看，个人经营类贷款规模最大，合计85.39亿元，占比47.0%，而信用卡透支仅8150万元从资产质量看，各资产包加权平均逾期天数为1961天，也即5.37年，整体属于逾期时间较久、清收难度较大的资产。借款人的加权平均年龄为45.14岁，从收入增长水平来看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借款人的加权平均授信额度高达33.92万元，从授信水平来看相对较高，户均欠款金额达到56.58万元，平均金额较大。已诉讼客户数为29674户，占全部借款人的92.44%，说明多数债务已进入司法催收流程。

根据银登中心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批量零售业务本金回收率从2021年年初的32.9%下降到8.2%，平均折扣率则从18.1%下降到2.6%，均值回归说明市场报价日趋理性。从意向受让方情况来看，各类不良贷款的报名意向确认方均为4个左右，说明市场受众范围差异不大按总金额分类，金额较小(2亿以下)和金额较大(6亿以上)的资产包意向受让方相对较多，平均为5个，而金额处于中间水平的则为2.5个，说明小包和大包竞争更为激烈。

二、发展的动力

《通知》为商业银行打开了零售类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渠道，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存在两方面的动力。

第一，这是目前零售类不良资产最彻底的卖断途径。零售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包括核销、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或批量转让等方式。但核销和收益权转让均不构成法律层面的债权转让，因此卖断无从谈起。实际上转让收益权甚至还需要按原有风险加权资产占用水平计提资本“，会计出表”后不能实现“风险出表”，目前仅有极少量业务。而资产证券化虽然通过将资产转让给信托实现了真实出售和风险隔离，但鉴于信托公司缺乏不良处置能力，信托产品又存在法定期限约束，实际上不良资产证券化均安排了“清仓回购”条款，到期时一般由商业银行将剩余资产以公允价值再次购入，因此事实上也并非永久性卖断。而批量转让的模式，经过官方平台竞价、交割债权文件以及通知债务人等多个流程后，由受让方以新债权人身份对不良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商业银行也从此可以和不良资产“脱钩”。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将不再需要按照“账销案存”模式管理，避免了大量债权维护、资产清收、客户服务、投诉受理、系统运营等成本，对于一些清收回款率低的资产，通过此种方式处置后可以“轻装上阵”。

第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后，商业银行可直接改善报表。从批量转让业务成交情况来看，根据银登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2022年三季度末批量零售业务平均本金回收率为8.2%，2021年则在20%以上。如前所述，批量转让资产包账龄平均高达5年以上，和其他处置方式相比，上述转让对价对银行而言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同时，由于批量转让完全卖断的特点可确认损失，从而可以起到税前抵扣的效果，考虑25%的税率，这一模式对改善净利润指标具有重要价值。此外，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范围还包括已核销资产，考虑目前各行普遍存在大量已核销但未能税前抵扣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其250%的风险权重，通过批量转让方式处置已核销资产，既可以在不增加损失的情况下回补拨备，又可以化解高风险权重的低效资产，减轻资本占用，一举两得。

三、面临的挑战

商业银行面临客户群日益多元化、合规监管要求显著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经营环境，开展批量转让业务仍面临多个挑战。

第一，批量转让面临如何满足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避免债务人投诉的难题。近年来，由于全社会对于消费者权益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信用卡持卡人也意识到自身债务人加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满足消保要求前提下合法合规转让是各行仍在探索的课题。例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应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由于资产转让后受让方出于管理和清收的需求，必须从出让方获取债务人个人信息。但鉴于不良客户中失联比例较高，且由于自我保护对于具备联系条件的客户也往往难以获得授权，实际上这一规则将影响大量前期贷款发放过程中未设置相关授权条款的资产。

第二，目前零售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存在多个操作环节，客观上会加剧银行操作风险。按现行司法解释，目前转让通知需要逐户以邮政专递的方式送达方为有效，考虑银行处置1个10亿元本金余额的资产包才能实质改善经营数据，对于目前无抵押的不良资产而言，件均多者如经营贷约20万元，少者如信用卡约3万元，也即件数在5000至3万的区间，而出让和受让双方需要逐一梳理填写债权人信息和债务信息，形成转让通知并联合用印，而后逐一邮寄，其间的工作量十分巨大。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金融企业移交的债权债务关系和产权关系的法律文件资料必须移交原件。同时按照现有监管规定，诸如信用卡等业务在办理过程中授信文件仍需要线下签署，后续如需交割文件，涉及抽调并归拢分散在全国各分支机构的已存档历史文件，程序繁琐。

第三，转让后处置仍面临多种技术问题，影响了交易双方积极性。对于受让方而言，因各种相关规定，后续债权主张存在一定的技术性困难由于信贷业务本身的非标准化特点，受让方无法确保前期尽职调查中可全面有效掌握出让方贷款档案的齐备情况，后续受让方在债务管理时，对于进件材料、交易信息、息费减免规则、账务核算模式等方面均可能面临挑战。

四、展望与建议

零售类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的试点期间各机构踊跃参与、试点项目均平稳成交，市场反应积极，预计未来政策将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支持力度，并通过出台新政策带动业务健康发展。

第一，未来可尝试将出让方的范围适度扩大，但暂时不宜扩大受让方的范围。目前出让方仅包括6家国有控股大型和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建议考虑将治理规范、经营稳健、内控有效和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农商行、消费金融公司纳入范围。从各行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有大型和股份制以外的商业银行不良率相对更高，同时还存在拨备不足、处置手段少等问题，更需要拓宽处置渠道。同时，此类机构由于聚焦地区性资产，和作为主要受让方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联系更加紧密，其集中于单一地区的资产包也更符合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偏好，从而更有利于后续的处置。但目前并不建议扩大具有受让资格的机构范围。从前期的成交情况来看，部分资产包竞价甚至达到数百轮，成交价格可高达本金5折以上，这一非正常的市场结果主要是因供需关系失衡造成的。此外，由于零售类借款人相对特殊的自然人属性，在处置过程中首先需要保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特别避免暴力催收等行为，因此将监管范围之外的非持牌机构纳入会存在较大风险。

第二，建议研究优化相关政策，调整当前适用性不强或具有更优技术方案的内容。建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不良资产批量转让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考虑债务人违约属于过错在先且主观本能上会拒绝进行信息授权，因此对于债权债务关系清晰的不良资产，可将在此过程中向相关方按最小范围提供个人信息作为授权豁免项，从而为存量不良资产转让破除障碍建议对交割时移交档案原件的要求进行灵活调整，考虑目前各行影像系统已十分发达，且电子资料的有效性已在大量业务实践领域被广泛接受，建议对交割要求不做过多限制，可由出让方和受让方按商业诉求，用合同约定档案材料的交割载体和交割时间等。

第三，建议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夯实基础。目前零售债权转让后为及时生效，主要依靠出让方和受让方联合向债务人发布转让通知，但通知生效存在成本高、接受度低的问题且由于受让方身份确认过程复杂，在取信债务人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大量交易成本。建议可参考国外有关经验，建立官方统一的电子化债权登记平台，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另外，出让方和受让方在交割过程中，由于权利义务对等安排、信息安全要求、资金划款时间和资料交割时间等一系列复杂内容，加之各机构对于不良资产转让合同审查往往格外审慎，导致双方达成交易意向后，合同迟迟无法签署。如果由现有登记竞价平台机构发布标准化合同范本，可有效节约各参与方时间成本。加强对受让方的资源扶持和政策支持，包括加快为其接入征信系统，提供债权管理和估值模型方面的系统和知识资源，允许具有受让资格机构相互之间对资产进行二次转让等。